窑洞对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发展的意义4篇窑洞对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发展的意义 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保证(2)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中国共产党始简今巨，拥有近8800万党员。经过95年风雨历程，取得了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窑洞对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发展的意义4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窑洞对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发展的意义
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保证(2)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国共产党始简今巨，拥有近8800万党员。经过95年风雨历程，取得了举世惊羡的伟大成就。所以能如此，从宏观论，在于我们党义无反顾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以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党的根本宗旨、以坚持社会主义为立国制度、以实现共产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奋斗目标，是世界上努力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现代政党。中国共产党能长期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奥秘何在?这有多方面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
一、坚持思想建党，不断加强党性教育，强调理想信念的精神支柱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天然生就的，而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环境中锻炼出来的，执政之后又在不断与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
革命战争年代，党长期战斗在农村，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党员在党内占大多数。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毛泽东提出加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并努力推行思想建党。建国以后的整党整风运动，都是旨在加强思想建党。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中央都非常重视党的思想建设，持续不断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先进性教育。党的以来，同志进一步提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创新思想，以巩固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在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过程中，党的历届中央领导都特别强调加强党性教育，弘扬理想信念的精神支柱作用。毛泽东谆谆教导：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要学习白求恩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邓小平在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加强党的建设时，提出了建设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的要求。
他指出：在这四条里面，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搞革命就要团
结人，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也就没有一切。因此，他多次强调：要教育全党同志在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发扬大公无私、艰苦奋斗的精神。过去搞革命，靠这些精神取得了胜利。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大力发扬这些精神。
党的以来，新的党中央，面对新形势下国内国际的各种风险和挑战，更加强调以理想、信仰、信念为核心的党性教育，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同志指出：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之本，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本。没有了这些，就是无本之木。我们整个道路、理论、制度的逻辑关系就在这里。“立忠诚笃信之志，就是要坚定这个理想信念。”还说：这“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每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三年多来，党进行思想教育的一根红线，就是不断加强理想、信仰、信念教育，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变色。
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革命和建设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不仅需要有坚定的理想、信仰、信念，还需要正确的思想路线。光有前者，并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也不能使建设取得成功。只有兼具后者，革命和建设才能取得伟大成就，体现党的先进性。
党的95年历程，所以既波澜壮阔又艰难曲折，就是不断地反对脱离中国具体实际的错误路线，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政治路线。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坚持不懈地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为党首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从而使革命转危为安、由弱变强，最后取得了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出“第二次结合”，使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有了良好开端。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的伟大功绩也在于，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并与时俱进，进一步强调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实行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和封闭半封闭至全面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三大转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
党的以来，新的党中央，进一步强调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同志指出：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一劳永逸的，既要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又要善于对前进道路上面临的新课题从理论上作出新的科学回答。基于此，他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作为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与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总战略，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重要保障。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一系列新战略新政策新举措，表明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略的把握，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索，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将党和国家的发展推进到了新的历史阶段。
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不断开拓群众路线的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决定了它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将群众路线作为最重要的工作路线。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集中体现。
毛泽东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在实践中特别强调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在理论上科学概括了群众路线的内涵，并高度评价了群众路线的作用。他在中央苏区时就指出：只有“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广大群众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在延安时期，他深刻地阐述了党在长期斗争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群众路线内容和实质，将密切联系群众提升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强调它是检验党的政策的标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也非常强调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坚持群
众路线的作风。他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并且明确提出“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是全党想事情、做工作对不对好不好的基本尺度”。
党的以后，新的党中央根据面临的新形势，进一步强调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加强群众路线教育。从严治党的第一项重大举措，就是颁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从严治党的第一项重大活动，就是进行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同志指出：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靠什么?最重要的就是靠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我们党的宏伟奋斗目标，离开了人民支持就绝对无法实现。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对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随后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都是为了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作风方面特别是脱离群众的问题，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四、坚持严明纪律，不断增强党的战斗力和执政能力，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求。毛泽东始终重视加强党和军队的纪律。他说：像共产党这样的严肃性和纪律性，是任何其他阶级的政党没有的。无产阶级是被压迫的阶级，手里没有权力，要求得解放，非有严肃的纪律不可。必须坚持集中统一、思想行动一致，保持党的纯洁性。党成立以来的斗争经验证明，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今后，还必须坚持铁的纪律，才能团结全党，克服新的困难，争取新
的胜利。在解放战争夺取全国革命胜利最后关头，他特别强调“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晚年，他都告诫全党，要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党员和人民。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也非常强调纪律的重要性。他第一次将“有纪律”提到建设“四有新人”高度，指出：没有纪律可不行啦。同心同德、一心一意，没有纪律不行。我们过去革命，就是靠自觉的纪律。党成立后最好的风气就是这个。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现在搞四个现代化，使中国发展起来，就要有纪律、有秩序地进行建设。没有纪律，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的。
党的以来，新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更加强调严明党的纪律的重要性。同志指出：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严明纪律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必须执行。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对于加强纪律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作用，他强调说：我们这么大一个政党，靠什么来管好自己的队伍，靠什么来战胜风险挑战?除了正确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外，必须靠严明纪律。光靠觉悟不够，必须有刚性约束、强制推动，这就是纪律。全面从严治党，重在加强纪律建设。三年多来，累计有超过14万干部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被问责。这充分表明了党严明纪律的决心，也说明严明纪律是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法宝。
五、坚持反对腐败，不断加强制度治党，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自诞生之后，就对腐败采取零容忍态度。1926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是党颁布的第一个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毛泽东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严惩不贷。别的不说，大家熟悉的他在七届二中全会讲的“两个务必”，还有在此前后与郭沫若的“甲申对”(关于《甲申三百年祭》的二人笔谈)、与黄炎培的“窑洞对”(关于“周期率”的讨论)、与周恩来的“赶考对”(关于进京不当李自成的对谈)，都是
旨在防止腐败，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新中国成立后对号称共和国第一宗大腐败案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更是彰显了党惩治腐败的决心，开启了从严治党、清廉治国的善治篇章。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也一直强调反对腐败。在1980年代前期，他明确提出，一定要坚决刹住一部分干部日渐猖獗的经济犯罪活动和消极腐败现象，否则，我们的党和国家会发生“改变面貌”的问题。在1980年代后期1990年代前期，他对新的中央领导成员说：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一定要取信于民。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党的以来，新的党中央坚决贯彻要求，全面从严治党，雷厉风行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同志指出：我们必须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患感、顽强的意志品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查处腐败分子，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开弓没有回头箭，反腐败斗争，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必须决战决胜。为了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他在提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之后，还提出了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紧密结合，强调建立和完善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制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强化制约、强化监督、强化公开、强化责任追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三年多来，党中央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决正风肃纪，迅速查处，反腐败斗争取得显著成绩。已经查处的仅副省部级和军级等高层领导干部就达150多人。这既说明腐败问题严重到何等程度，也说明反腐败斗争何等深入!这是党风建设的一次拨乱反正，充分展现党为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巨大努力。
同志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事实上，不仅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如此，上述其他各项也如此。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远没有休止符，永远在路上。
篇二：窑洞对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发展的意义
面试题七十多年前毛泽东和黄炎培我们为什么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
70多年前，毛泽东主席和黄炎培先生在延安窑洞里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讨论有一段“窑洞对”的故事为人熟知。当时黄先生问毛主席，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主席鲜明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7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在中华大地上用民主实践的丰硕成果可以欣慰地告知前人、告知世界，我们跳出了历史周期率。解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摆脱国家治理治乱兴衰的历史循环，至少有三点历史的结论。
一是始终不渝坚持民主理念。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举的旗帜，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也贯穿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全过程。一百年来，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中艰苦卓绝地探索实现人民民主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
二是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创造性地形成确立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在我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全新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最大限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有效保证了国家治理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为党领导人民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三是紧扣时代脉搏不断深化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全过程人民民主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成为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实现了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理念、制度、道路的相伴相生，形成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强大合力，彰显了中国式民主政治的巨大优势。70多年来，我们党以民主开新路，及时总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正反两方面经验，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评判。一个国家民主
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制度选择是这样，发展民主政治亦是如此。走自己的路，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进入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有底气、有信心、有能力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质和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我们也完全有信心地回答，几千年来那种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在新时代的中国绝不会重演了。
篇三：窑洞对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发展的意义
堪与千古《隆中对》媲美的《窑洞对》——“全国代表”考察延安作者：王清秀
来源：《公民与法治》2016年第7期
王清秀
一排排窑洞像一排排书架摆放在黄土高原上，一孔孔窑洞宛若一部部大书。
毛主席的窑洞是一部巨著，储藏着亿万热能和阳光，堪与千古“隆中对”媲美的“窑洞对”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窑洞对话不仅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震撼，至今对共产党人都具有极其远大的意义。
故事回溯到1945年夏天……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是著名职业教育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一。解放后，黄炎培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他早年始终以挽救国家危亡、民族苦难为己任。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四处奔波。他拜访过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
1945年抗战胜利，黄炎培认为，日寇八年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仗不能再打了。为恢复陷于停顿中的国共和谈，黄炎培等6名“全国代表”飞赴延安考察。
当时，国民参政会是全国代表机构，国民参议会是省以下代表机构。
国民参政会于1938年7月由国民政府成立，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内的全国最高咨询机关，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国民参政会共开过4届13次会议。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7人接受国民政府聘请，担任国民参政员。156名参政员出席了第一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毛泽东缺席，但发电文提出“三战”意见：“一日，坚持抗战；二日，坚持统一抗战；三日，坚持持久战。”武汉沦陷后，国民参政会移往重庆召开。
黄炎培一行乘飞机抵达延安，毛泽东率领在延安的几乎所有中共中央领导来机场迎接。黄炎培走下飞机，大步走到毛主席身边久久地握手。在机场，他还见到了不少昔日的学生和老朋友，如周扬、王明、张仲实等。范文澜向黄炎培深深地鞠躬，说自己是42年前浦东中学第一期学生，黄先生亲自教过他。陈毅说留法出国前夕，黄先生曾开欢送会送行。这些黄炎培早已记不起来了。
黄炎培来到下榻的地方，开始了为期6天的考察。他们目睹了解放区崭新的民主景象和军民团结的精神风貌，黄炎培深感延安是他追求的民主境界。此刻的黄炎培，考虑的不再是国共和谈，共产党执政的问题，而是共产党如何执政到永远的超前课题。
7月4日下午，毛主席邀请黄炎培到他的窑洞作客。
谈话中，当毛泽东问及黄炎培来延安的感受时，黄炎培直言相答：“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
力，无法扭转……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对黄炎培的这一席耿耿诤言，毛泽东坦诚而庄重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听了毛泽东睿智而深刻的回答，不无感动地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黄炎培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谈话，黄炎培认为，延安之行是他一生重大的抉择，也是他一生重大的转折。返回重庆后，由夫人姚维钧整理和执笔，迅速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该书记述了被人们称作“黄氏周期率”的“窑洞对”，以及延安观感、延安人物印象、延安政治作风、延安会谈等，从多个层面赞颂延安，让国统区读者读后耳目一新。
篇四：窑洞对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发展的意义
安立志：说点《国际歌》的前世今身一
《国际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列宁)，它又不仅是一首歌，它既是旗帜，也是哲学，是歌曲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在其作者逝世25周年时撰写了著名的《欧仁·鲍狄埃》。毛泽东同样重视《国际歌》，在战争年代就曾赋诗，“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蝶恋花》)多年来，虽然历史和现实的因素纷繁复杂，但在我国，每逢党和工会的代表大会、庆祝大会及其他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仍然要高奏(唱)《国际歌》。
二
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国际歌》曾经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列宁说，“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欧仁·鲍狄埃》)《国际歌》译成中文以后，在革命战争年代，《国际歌》始终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战歌。在和平建设时期，在我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中，《国际歌》也始终是与《国歌》并重的政治歌曲。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启动阶段，《国际歌》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众所周知，改革开放是从纠正“文革”的极“左”错误开始的，《国际歌》中所蕴含的思想力量也是否定极“左”思潮的精神武器，比如，“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之于否定个人崇拜;“让思想冲破牢笼”，之于坚持解放思想;“要为真理而斗争”，之于强调实践标准;“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之于劳动创造财富;“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之于历史创造主体??无不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光华。
三
《国际歌》原本是法国工人诗人、巴黎公社战士欧仁·鲍狄埃(1816-1887)于1871年公社失败时创作的一首长诗，他用艺术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巴黎公社历史经验进行了高度概括。在其去世的第二年，法国工人作曲家皮埃尔·狄盖特以满腔激情为其谱曲，从此，这首歌就越过千山万水，唱遍全世界。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国际歌》的原名，它的法文名字“Internationale”其实是《国际工人协会》。“国际工人协会”是以马克思为灵魂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当时简称“国际”(后被称为“第一国际”)。这首歌后来被称为《国际歌》，大抵与此有关。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在将《国际歌》译为中文时，出于音乐节拍的考虑，将歌中的“Internationale”音译为“英特纳雄耐尔”，是一个重要贡献。瞿秋白曾对曹靖华说：“‘国际(英特纳雄耐尔)’这个词，在西欧各国文字里几乎是同音的，现在汉语用了音译，不但能唱了，更重要的是唱时可以和各国的音一致，使中国劳动人民和世界无产者得以同声相应，收万口同声、情感交融的效果。”此后，不同译本也有将“英特纳雄耐尔”译为“国际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世界”的，但其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本义，后来人往往不甚留意。
四
大家知道，《国际歌》是鲍狄埃用法文创作的，在其传播过程中，曾被译为多种文字。翻译其实也是创作。由于历史、文化等等不同的因素，今天的《国际歌》，其中的用语和表达较之原文，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差异。比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在法文中，“热血”应为“理性”;再比如，“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在法文中，“一无所有”应为“一钱不值”;还比如，“让思想冲破牢笼”，在法文中，“思想”应为“精神”。在翻译过程中，这些词汇的改变，有的变得更加直观，有的变得更加贴切，有的变得更加符合中文的语境。《国际歌》在不同语文之间发生的此类改变，都在能够理解的范畴之内。然而，《国际歌》发生的最大改变，并不是不同语文的翻译问题，而是其版本是否完整的问题，而这却是许多歌唱者自身都不知道的。国人熟悉的中文版的《国际歌》，有三节歌词，这其实是照搬苏联的结果，而鲍狄埃的原版作品，却有六节歌词。1900年12月，正在从事秘密斗争的列宁，将《国际歌》的第一、二、六节和副歌歌词刊登在《火星报》上。苏维埃革命胜利后，《国际歌》不仅成为联共(布)的党歌，也曾在一个时期内作为苏联国歌。瞿秋白在将《国际歌》译为中文时，是参照俄文版、从法文版转译而来。作为联共(布)党歌和苏联国歌的《国际歌》，都只有三段，分别对应于法文原文的一、二、六节。早期的中共组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很大程度上受苏联影响。因此，《国际歌》也参照了俄文版的格局。瞿秋白在其译本说明中曾经披露过这一事实：“法文原稿，本有六节，然各国通行歌唱的只有三节，中国译文也暂限于此”。《国际歌》的歌词，由六节删减为三节，理由是什么呢?这需要从原歌词中找答案了。
五
被删减了的第三、四、五段歌词是什么内容呢?2000年3月24日《解放军报》“周末文化”版刊登了《人民文学》原副总编辑、著名文学翻译家绿原先生的文章——《译文改动真相》。由于《国际歌》在翻译过程中，文本与用语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对照，绿原先生用“公约数式的汉语”将鲍狄埃的法文原文翻译如下：
(第一节)起来/全世界的受苦人/起来/饥饿的囚犯们/这是最后的爆发/理性已从火山口发出轰鸣/把腐朽的一切扫除干净/奴隶们/起来/起来/世界将从根本改变/我们一文不值/但要成为全才/(第二节)没有至高无上的救世主/没有神仙皇帝和护民官/生产者们/我们要自己救自己/要把公共福利实现/为了让盗贼吐出赃物/为了把精神从牢笼解脱/要打铁趁热/要煽旺我们的炉火/(第三节)国家在压迫/法律在欺骗/赋税把倒霉人敲榨/富人不承担任何义务/穷人的权利是句空话/仰人鼻息的苦恼受够了/平等要讲另外的法律/没有义务就没有权利/它说/同样/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第四节)那些矿山和铁道的大王们/骑在人头上令人心惊/除了劫掠劳动果实/他们可曾干过别的事情/众人创造的一切都落进了/这些家伙们坚固的保险箱/人们宣布归还他们的一切/只希望享有他们所应享/(第五节)大王们用梦想麻醉我们/对自己人讲和平/对暴君要作战/要在军队中间鼓动罢工/朝空中挥舞枪托/把队伍解散/如果他们/那些吃人野兽/坚持要我们去当兵/他们很快会明白我们的子弹/属于我们自己的将军/(第六节)工人们/农民们/我们是劳动者的伟大的党/地球只属于工农大众/游手好闲者快滚到一旁/我们多少血肉被吃掉/可是/如果这些大乌鸦/座山雕/有朝一日消灭干净/太阳将永远照耀/(迭句)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将是全人类。欧仁·鲍狄埃，巴黎，1871年6月。
六
从鲍狄埃的原作来看，我们耳熟能详、广泛传唱的三节歌词，可以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与战斗口号，从它对于不同文化层次的群众集会的适应性来看，这样的剪辑是得到广泛认可的。而被删减的三节歌词可以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经济、军事纲领。比如，第三节反映了无产阶级的政治要求，针对的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法律和赋税;第四节反映了无产阶级的经济要求，针对的是财富的来源和资产阶级的剥削;第五节反映了无产阶级的军事要求，针对的是资产阶级的军队。它们之所以被删减，除了歌词全文太长，不适合群众演唱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呢?有人曾有这样的担心，这三段歌词，如果也像一、二、六节歌词那样广泛传播，是否会在少数工人中产生无政府主义、平均主义与和平主义思想。这样的顾虑，似乎与流行甚广的三段歌词的思想不相吻合。请看这几段歌词中的名言，“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而这不仅体现了鲍狄埃这个“先进战士”、“无产者诗人”的思想水平，而且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哲学光辉。后世的诠释者与删节者不及于此多矣!
七
《国际歌》并不为特定的政党和国家所专有，它是属于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政党的。这首歌在“二战”之前，曾在各国共产党人、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中广泛传唱。《国际歌》诞生于第一国际，并曾成为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会歌。第二国际后期分裂为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和欧洲社会民主党(包括工党、社会党等)为代表的社会党国际。虽然二者的政治主张与发展道路不同，但其追求的目标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有着共同的标志，那就是《国际歌》。经过百年变迁，追求暴力革命与科学社会主义(实质是专制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失败了，而主张“和平长入”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北欧模式倒是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应当指出的是，这种失败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失败，而是计划经济、专制政体的苏联模式的失败，这种发展则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发展。邓小平曾经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前者说的是经济基础，后者说的是上层建筑。从邓小平的立论可以得出理性的结论，从欧洲一些国家的社会治理可以得出实践的证据，从而说明，上述见解并非毫无道理。
八
《国际歌》在我国可谓命运多舛，荒唐滑稽。《国际歌》所强调的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并从根本上否定了以神权、君权为代表的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力量与权力。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却出现了十分荒诞的社会现象。在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中，在党和国家的重大会议上，往往是开始曲或开幕式演奏《东方红》，结束曲或闭幕式演奏《国际歌》，前者刚刚唱完“他是人民大救星，他为人民谋幸福”，后者就接唱“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
仙皇帝”。这种极其荒唐的状况，直到“文革”谢幕才告结束。
1971年，以“九一三事件”为标志，“文革”开始由狂热走向没落。在这一年的八九月间，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泽东进行了一次著名的南方巡视，一路上他频繁“吹风”，为打倒林彪作舆论准备。他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为《国际歌》，列宁在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时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一百年了!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他还说，对《国际歌》，“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毛泽东在作上述谈话时，全国规模的“早请示”“晚汇报”的类宗教仪式尚然余绪未歇，“语录歌”“忠字舞”的狂热依旧遗风荡漾，“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的祝福仍在甚嚣尘上。群众的狂热、社会的畸形，是领袖制造出来的，领袖的谈话与社会的现实，竟然如此抵牾，大相径庭。
九
三年前，我写过一篇题为《假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文章，文章无处发表，后收入我的《工会组织与和谐社会》一书。文章的中心意思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直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始终以“亚非拉人民大团结”相号召，以第三世界的领头羊自居，同时，也确实赢得了亚非拉人民的信赖与支持。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为实施“走出去”战略，许多中国企业跨出国门，投资非洲、拉美和世界各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文革”中，中国政府谴责西方把发展中国家当作商品倾销市场、资本投资场所和原料供应产地。风水轮流转，不过20年的时间，国人在世界上竟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中国政府在亚非拉人民面前不再是过去的穷哥们，已经成了财大气粗的投资商。
在投资国，中国的投资商与外籍雇员构成了典型的雇佣关系。在国内，投资商与国内雇员，也同样构成了典型的劳资关系。国外的，前些年发生在秘鲁铁矿和赞比亚铜矿针对中国投资者的劳资纠纷;国内的，前两年发生的吉林通钢和河南林钢事件，以及近期日资、台资企业中的劳资纠纷，就是明显的例证。在经济快速崛起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在境内外的投资经营活动，使得中国本身似乎发生了角色变异，变成了劳资关系中的资方身份。
由于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作为投资者必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于是，在其投资和经营过程中，员工工资低下，劳动条件恶劣，环境保护缺失，以及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不力等情况，程度不同地发生了，而这并非全是西方媒体的挑拨与丑化。在我国这样一个把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国家里，其境外企业陷入了“工会陷阱”，境内企业陷入了劳资纠纷，从而构成了国际工运史上罕见的劳资博弈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中国的投资者似乎不自觉地或身不由己地处于自己企业里的中外雇员的对立面。有时我在想，假如有一天，当这些中外雇员，高喊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高唱着无产阶级的战歌——《国际歌》，把中国的投资者当作资本家，要求与之进行工资待遇、劳动条件等方面的谈判与斗争时，那该是多么大的角色倒置或历史讽刺呀!几天前发生的美国的最大工会组织督促奥巴马总统调查中国工人待遇的报道，就是最新的案例。(2010年6月17日凤凰网)
十
据报道，在南方某地，为了保障建设“和谐社会”的大局，当地出台了一条“新规定”，那就是凡有打工者参加的集会和活动，一律不准播放和演奏《国际歌》。我们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曾几何时，是带领劳苦大众，高唱《国际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从而取得革命胜利的。这使我想起了毛泽东与黄炎培1945年在延安的“窑洞对”。黄炎培在对话中谈到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并指出：“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何以如此呢?黄先生作了一些解释，“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工人阶级的政权建立60年来，作为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一个以工人运动起家的政党，何以竟然对体现了自己政党和阶级灵魂与精神的《国际歌》害怕起来，何以对作为自己阶级基础的工人群众害怕起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除了执政党内部分成员发生了角色变异和立场变异之外，这一现象无法得到合理解释。
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中的大批劳动者，他们的劳动报酬、劳动条件、生存状况，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容乐观的。不少职工工作、生活在如同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血汗工厂”之中。最近发生在沿海地区的职工接连坠楼和职工罢工事件已经说明，作为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他们不仅没有作为国家领导阶级的尊严，甚至没有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一些人甚至生活与生命都难以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执政党，如果不能保障职工的生命、健康和尊严，如果不能正确处理资本、劳动、政府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如果不能适当调整社会财富的分配格局与利益关系，势必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乃至社会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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