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历史决议的启示4篇三个历史决议的启示 两个《决议》学习心得体会精选多篇 两个《决议》学习心得体会精选8篇 两个《决议》学习心得体会一 两个《决议》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三个历史决议的启示4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三个历史决议的启示
两个《决议》学习心得体会精选多篇两个《决议》学习心得体会精选8篇
两个《决议》学习心得体会一
两个《决议》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做的自我反思、自我总结和自我批评，通过学习，深刻感受到我们党之所以能，也是因为它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正是因为我们党具有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强大能力，敢于直面问题，坚持修正错误，才得以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才有了100年的光辉历史。学史明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也要学习党的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反思业务工作中是否存在问题，发现问题并及时改正。
两个《决议》学习心得体会二
通过学习两个《决议》，我个人体会与认识有：两个《决议》出台背景都是处于中国共产党将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开启一段伟大的新的征程并最终都取得历史性伟大成绩的关键时刻。我们党对待党内错误的态度与思路清晰明确，即不针对个人，而是寻找错误的思想根源，从而达到纠正错误、团结同志的目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总是能从胜利不断走向新胜利的原因。
今天，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同志重新学习两个《决议》，我认为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中
提到的，中国共产党要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开始下一个新的百年伟大征程，并成为今天我们党员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的现实信仰，坚信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复兴，并为之奋斗。作为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党员要明确我们的责任、明确党的核心，才能坚定不移在党的带领下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同时，作为行业科技出版者，要明确我们的工作责任，就是围绕冶金行业未来智能化、低碳绿色发展主题，做好我们行业科技技术与知识传播的本职工作，而且一定要与时俱进，要利用新的数字化技术，在数字化信息服务上实现我们业务瓶颈的突破，成就出版社未来与国家复兴发展同步快速发展。按党的要求，发展的智慧来自人民群众、发展的力量要依靠人民群众、发展的成果要与人民群众共享，实现制定的“十四五”规划目标，使冶金工业出版社越好。
两个《决议》学习心得体会三
通过对“两个决议”的出台背景、形成过程和重要意义的认识和对原文内容的认真学习，感悟到《决议》是我们党第一次对党的历史经验做出的系统性总结，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对推动中国历史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既要学习其中的教训，又要在重大问题上跟党中央保持一致，树立正确的党史观，坚定理想信念和坚持实事求是。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在具体工作中应坚持真抓实干、求真务实、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各项工作，不断增强看问题的能力和谋事情的脑力，真正做到为职工群众办
实事、办好事。
两个《决议》学习心得体会四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纵观我党历史上的几次“左”倾、右倾路线，其产生的根本原因都是没有实事求是、没有将马列主义与当时的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没有密切联系群众，进而在不同时期出现了投降主义、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等思想路线。这些错误的思想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时间越长，给革命带来的危害就越大，造成的损失也越大，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右倾错误就越严重。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党经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和挫折，《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达到了高度的巩固和统一，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对若干党内历史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在我们现实工作中，同样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加强自身修养，学习新的知识、新的方法，提高自己的各方面能力，虚心听取不同意见，才能保持正确的工作方法、创新的思维模式。
两个《决议》学习心得体会五
通过学习“两个决议”总结有三点体会：一是“两个决议”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树立正确党史观的重要依据。坚持实事
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营销中心负责人，我将结合我社产品结构特点和所处行业情况，加强调查研究，提高深入分析的能力，对事物形成正确的认识，自觉做到实事求是；二是关于群众路线。要为人民服务，依靠群众，也包括与人民群众共同奋斗。尤其是对待身边的年轻人，需要努力促进提升其成长的质量和速度。作为党多年培养的干部，我将在学懂弄通做实上持续深化基础上，切实肩负起身上的担子，严守纪律，立足工作岗位，尽职尽责，为党和国家事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三是学习党史几个月来，感觉学习理解还有差距，还需要继续加强学习提高认识，今后的党史学习我将对照学习找差距，加强学习促提高，紧跟时代步伐，为公司发展献计献策。
两个《决议》学习心得体会六
通过这一段时间对两个《决议》原文的研读以及对历史资料的查阅，最深切的感受一是“反思”，二是“改革”。始终本着为过去负责的态度，直面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并对症下药，提出行之有效地克服错误的具体办法，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结合自身的业务工作来看，要对多年的工作经历不断反思总结，不断自我提升，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总体规划，才能认清今后努力的方向，努力创造更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辈的新业绩。
两个《决议》学习心得体会七
两个《决议》对历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了科学结论，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的高度，深刻回答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树立正确党史观，关键在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搞清楚党的历史“实事”基础上，探求党史发展的“是”，合乎实际地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中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从成功中寻求心理慰藉，更不是躺在功劳簿上沾沾自喜，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从中深刻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作为党务工作者，更要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自身党性修养，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让党旗在前方高高飘扬。
两个《决议》学习心得体会八
这两个历史决议是我们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重要历史文件，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要牢牢把握树立正确党史观这个关键，要通过“两个历史决议”的学习，提高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能力，提高克服困难、开创新局面的能力，深刻认识和理解“两个维护”，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继续推动出版社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推动出版社业务发展迈上新台阶。
篇二：三个历史决议的启示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与启示作者：李
波
来源：《党政干部学刊》2010年第05期
[摘要]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具有重大的意义: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问题的开始;提供了红军长征胜利的军事路线保证;提供了红军长征胜利的根本组织保证;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的起点。在新时期回顾遵义会议的伟大功绩,给我们以下启示: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原则;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必须坚持既防右又防“左”的思想路线;必须在实践中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加强民主集中制。
[关键词]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历史意义;启示
[中图分类号]D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5-0025-03
一、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1.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问题的开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这些指导有些是正确的,对中国革命作用很大;一些则是错误的,不符合中国实际,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在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解决了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确定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独立解决了党中央领导机关改组问题。改变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做法,实际上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革命全局上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政治上比较成熟的政党,完全可以独立的承担中国革命的重任。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我们党对在党内占统治地位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纠正乃至对整个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就是以这次会议为开端的。
2.遵义会议提供了红军长征胜利的军事路线保证。毛泽东在会议上“集中阐述了当时亟待解决的牵涉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马克思主义军事路线,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这是遵义会议的灵魂,是实现伟大转折的指针”[1]。由于当时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军事路线的错误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而且这些错误已为当时中央大多数领导同志所认识,也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为广大红军指战员十分不满,纠正的条件已经成熟。之前的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为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和张闻天、周恩来等形成共识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批评博古的错误时,毛泽东明确指出,军事领导上实行错误的战略战术,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他批评李德不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遵义会议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集中力量纠正军事路线的错误。遵义会议后,红军恢复了过去在毛泽东领导下作战的正确原则,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历时两个多月,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追截围剿,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全歼红军的计划。这是红军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运动战的光辉典范、是红军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3.遵义会议提供了红军长征胜利的根本组织保证。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的召开和会议作出的决定,体现了毛泽东在这次纠正党内重大错误的问题上,起着重要的核心作用。党的领导实质是指导思想、指导方针的领导,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是从指导思想、指导方针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3人军事指挥小组是当时革命战争环境下党中央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进入3人军事指挥小组,承担起长征途中处于中心的军事任务的领导工作,也表明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核心地位的逐步确立。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自此,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逐步形成,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
4.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重要关节点。遵义会议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的标志,同时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重要关节点。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可以看到,所谓理论飞跃,是对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丰富经验的总结和升华。这种升华,不是解决了个别理论问题,而是正确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遵义会议总结失败教训,正确解决了军事路线,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使得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有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由于领导集体的确立,正确思想的指导,中国革命逐步走上了健康的发展道路。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且写进了党章,这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已经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密切地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二、遵义会议的历史启示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不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对于今天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然有重要的启示。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1.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原则。一个国家的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必须首先立足于本国,从本国的实际出发,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把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好。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独立自主进行革命这一原则的光辉范例。这次会议是在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由我党独立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从思想酝酿、组织准备到组织领导,都把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排除在外。会议决定:“(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2]会议对远在苏联的王明和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左”倾教条错误路线进行了批判,取消了李德在我党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实际上就是对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左”倾错误思想指导的否定。因此,会议取得了成功,成为我党第一次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开端和在全党确立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原则的起点。从此,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原则的指导下,及时纠正了各种错误路线,克服了重要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遵义会议表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本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革命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既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
2.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强大思想武器。遵义会议表明,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党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才能在领导革命过程中,避免犯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错误,探索出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正确认识本国的国情。其次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不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并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把革命策略的制定基于主观臆想之上,那就必然犯错误,使革命事业遭受损失。而毛泽东则相反,他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国情,寻找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以此来教育帮助其他同志,从而促成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并取得了成功,最终实现了党的历史性转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认真研究和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扩展理论视野,不断作出理论概括。这既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紧迫任务,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
3.必须坚持既防右又防“左”的思想路线。中国革命曾经多次出现“左”倾和右倾两种机会主义错误,残酷的历史表明,在经济、社会、文化极端落后的中国,“左”倾和右倾一样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十分重视防右,但也要防止和克服“左”的错误倾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向。遵义会议是在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发展到极端,几乎使革命走向失败时召开的。遵义会议表明,要防止和克服革命队伍中“左”的错误倾向,就必须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开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彻底抛弃“左”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邓小平晚年针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3]的思想,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遵义会议后的几十年间,国内外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党内自身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江泽民明确提出:“现在明确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目的在于使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深刻吸取历史教训,密切结合当前实际,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解放思想,同心同德,把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搞上去。”[4]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提出,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他强调,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努力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
4.必须在实践中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既要最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又要最明确地维护党的领导集体的权威和作用,这是党的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对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来说,尤其需要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领导集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既犯过右倾机会主义也犯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革命经常出现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从遵义会议前后的历史比较和对我们党近90年实践的分析总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党正是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是在这样的领导集体的领导下,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的艰苦奋斗,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历史性成就。如果没有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没有党同人民的团结奋斗,党和人民的事业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衡量一个党是否成熟和有力量,关键的一条就是看这个党能否顺利解决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党中央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方面带了好头,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多年未解决的领导集体的形成和发展问题。自党的十六大,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组成以来,不断解放思想,注重发扬求真务实等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的前提和保证。
5.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加强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是党的根本政治制度,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遵义会议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和斗争,果断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但是并没有单纯地追究他们的个人责任,没有给他们什么严重的惩办,而是仍然分配给他们适当的领导职务,耐心地帮助和等待他们从思想上真正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吸取经验教训。开展党内思想斗争,解决党内矛盾的唯一正确的方针,正是始于遵义会议而在延安整风中找到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遵义会议以前的相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当一段时间,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不健全的,特别是党内流行家长制和惩办主义,动辄实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危害很大。遵义会议在通过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正确的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党内斗争,正确的对待犯错误的干部,为维护和加强党的团结,作出了一个榜样,为后来坚持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提供了宝贵经验。毛泽东多次强调,党内外都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5],把它作为克服困难、抵御风险的一个有效手段。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是保障党内民主发展的固本之策。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是新时期党的建设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之一。历史和现实表明,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不断发扬党内民主,正确理解和坚持民主集中制,对于加强执政党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证各级党组织思想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使每个党员、干部都成为自觉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模范。
参考文献:[1]伊胜利,孙艺年.毛泽东与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8,(6).[2]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邓小平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江泽民文选(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李秀华
篇三：三个历史决议的启示
美国三权分立制度的发展及其启示摘
要
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是1787年联邦宪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美国政治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三权分立是指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三权分工、相互独立、相互制衡。孟德斯鸠在其著作《论法的精神》里,主张必须建立三权分立政体,按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组建国家,以防止权力滥用而形成专制。这一思想在美国制宪者的努力下,成为1787年联邦宪法的内容之一。实践证明,这一制度对稳定美国政局,调节国家权力的运行,保障公民权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很多国家的政治制度中都能找到美国三权分立制度的影子。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本文对其在美国的确立、发展历程等进行了梳理,通过这些内容,希望对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评价,进而对完善我国的政治制度有所启发。
关键词：美国、三权分立制度、起源、确立、发展、意义、启示
一、美国三权分立制度的起源
三权分立的思想最早应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认为国家的职能分为议事、行政和审判三个方面，这就是他的“政体三要素”论，为分权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古希腊的波里比阿在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国家的这三种权力在分工的基础上又互相牵制，以维护政体的平衡，权力制衡的思想开始出现。17世纪，英国人洛克则创立了资产阶级分权思想的先河，他认为政治权力应分为立法、执行和外交三个方面。
对美国三权分立体制的产生有直接深远影响的应是孟德斯鸠。他在《论法的精神》中详细系统地阐释了三权分立思想，这个思想取得了反对封建专制政权的胜利。孟德斯鸠认为：“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①他把国家权力三分化：立法权是制定、修改或废止法律的权力，这项权力应体现公意，应由全体人民来行使；行政权是用以媾和或宣战，派遣或接受使节，维护公共安全，防御侵略，应当由国王行使；司法权是惩罚犯罪、解决私人争诉的权力，由法院行使。同时他进一步指出了分权的必要性：“当立法权力、行政权力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力不同立法权力行政权力分立，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力同立法权力合二为一，则将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权力。如果同一个人或者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权，执行公共决策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都完了。”②
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与洛克的分权理论相比有重大的发展，孟德斯鸠的三权划分比洛克更明确，且比较合理，更重要的是，他仅说明分权，而且进一步说明了权力行使过程中发生矛盾冲突时如何解决，不仅在政治上起到了鼓舞资产阶级革命的作用，而且对未来国家如何防止权力滥用，如何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提供了参考模式。
二、美国三权分立制度的确立
美国常用“一个国家”、“一部宪法”、“一种命运”来说明宪法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换而言之，就是美利坚合纵国是由《联邦宪法》所产生的。美国是最早将三权分立宪法化的国家。随后三权分立制度成为美国政治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何这项制度能够步入美国的政治生活？究其原因，一是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的影响，可以说是其思想渊源；二是在美国还处于英属殖民地时期，英国人的专制统治，给美国人带来了无尽灾难，从而美国人对权力的专制，尤其是行政专制产生了畏惧感。当美国人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时候，他们迫切地要把国家权力进行分化，三权分立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另外一个原因，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点，在联邦建立之前，对美国社会起承上启下的邦联时期，各州政府的立法专制是推动联邦宪法实行分权体制的直接原因。组成邦联的各州遵循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进行了分权，但基于对行政专制的恐惧，把政府的主要权力赋予立法机关，使得立法、行政、司法机关的权力配置极其不平衡。而且缺失了相互制约，造成了立法机关权力滥用、无所顾忌。人们认识到权力集中到立法机关依然会带来专制和权力滥用。1787年的费城会议上，通过了《联邦宪法》，即1787年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制度。从而开始了三权分立完善的过程，也是联邦宪法完善的过程。
（一）国会
立法权力机构。在现代政治体制下，它就是立法程序，通过指定某团体作为全体公众的规则制订者，最终正式通过法律。这就是美国国会作为立法机构的职能。美国国会的权力在《美国宪法》中给予了明确规定，包括确立税项及征收税款的权力，借款、调控商业的权力，铸造货币、确定重量和度量标准、建立邮政体系、创立司法体系的权力，划定联邦区域、管理版权和专利的权力，宣布参战、为美军筹资和提供资助常备民兵的权力。国会权力广泛，但也有限制。《美国宪法》专门指定了一些限制范围，比如国会不能通过任何剥夺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的法律、不能通过公民权力剥夺法案、不能追溯既往的法律等。
（二）总统及其权力
行政权力机构。美国行政部门的基本职能是执行法律和政策，担负政府的日常工作。行政部门实行总统负责制，各部部长、副部长、助理部长、署长、局长和管制委员会委员由总统任命，参议院批准；总统免除他们的职务则无须参议院批准。各部、署、局均实行部长、署长、局长负责制。在当今，总统是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和权力最大的人物。《美国宪法》规定：“行政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总统职位是单一的，独立于国会之外，由全国选民选举产生。总统在军事和外交上的权力是由宪法直接授予的。总统任期4年，连任总统职务不得超过两次。根据《美国宪法》规定，总统拥有监督法律执行权、政府官员任免权、缔结条约权、战争权(不含宣战权)等。宪法授予总统上述权力的同时，也给予了限制。比如，政府高级官员的任命需经参议院批准；对总统否决的议案，参众两院有权经2/3以上议员同意而重新通过；总统未经国会宣布在国外的用兵作战，时限不超过90天等等。对总统最致命的限制是《美国宪法》授予国会拥有罢免包括总统在内的政府官员的权力，众议院“独自拥有弹劾权”；参议院“独自拥有审判一切弹劾案的全权”。
（三）法院
司法权力机构。从体制上看,司法程序在某种意义上是政治制度的关键部分。不论司法制度采取哪种形式,它的基本政治作用是一致的，帮助社会控制冲突，对法律的尊重是政治秩序的生命。美国法院法官在司法权力和司法程序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由总统任命，参议院批准。法官任职终身制,薪金高于其他政府官员，而且任职期间不得减少。《美国宪法》对法官行为做出了明确限制，法官任职期间不得在某一政治组织中任职，不得参加竞选公职活动、不得为某一政治组织或其候选人演讲或公开捐款、参加政治集会等活动。国会对法官拥有独自的弹劾权。
在对权力进行分工的基础上，美国宪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运用了孟德斯鸠的“权力制约权力”理论，规定了三权之间的相互制衡，这种制衡强调相互性，而不是一种单向制约。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的制衡。美国宪法把司法权赋予法院，美国的法院包括联邦法院和州法院。根据亚里士多德最初的三权分立思想，司法权尤其是要独立于立法权和行政权的，这也是司法独立和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美国宪法为了保障法官能独立行使职权，规定法官只要能尽忠职守，应终身任职。另外在薪金方面，为了解除法官的后顾之忧，规定要高于政府官员，而且不得任意减少，即“按期接受俸给作为其服务之报酬，在其继续任职期间，该项
俸给不得削减”。同时，宪法还规定：在法官任职期间，不得担任政治组织的工作，不能参加竞选公职活动等。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由总统提名和任命，由参议院批准。这是美国宪法设定的立法权、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制约。除此之外，国会和各州如果不认可最高法院的裁决，可以联合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将其推翻，也可以重新通过被法院判定为违宪的法律。反观之，司法权对立法权、行政权的制约体现在最高法院对总统和国会的司法审查权上。这项权力虽然没有在1787年美国宪法及其后1789年《司法条例》中明确规定，但已经在实际中发挥了作用。至今，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判处100多项国会所制定的法律违背宪法。
三、美国三权分立制度的发展
（一）建国前的发展
三权分立原则作为一种学说，最先由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洛克提出。在封建专制独裁统治下，皇帝或国王的权力至高无上，总揽立法、行政、司法大权。17世纪，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1689年10月英王威廉接受了《权利法案》，1701年6月签署了《王位继承条例》。这两个法案确立了英国以三权分立为原则的君主立宪政体。洛克在已经存在的政治现实基础上，提出了立法权和执行权（行政权）的分立，并指出，立法权高于行政权，他讲的立法权和执行权分别指国会和英王。因此洛克所谓的分权，就是分掉代表封建贵族的国王特权，把立法权、司法权一项项夺过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分权理论在政治上具有显著的
进步意义。
孟德斯鸠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洛克的分权学说，主张必须建立三权分立的政体，按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组成国家。他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
。他还根据英国的政治制度说明各种权力之间的制衡关系，指明立法机关由两部分组成，可通过相互的反对权相互钳制，立法机关的两部分都受行政权的约束，而行政权亦受立法权的约束，彼此协调前进。
（二）建国后的发展
已有的三权分立理论、实施三权分立的经验以及英国专制统治的历史教训，是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建立的基础。美国的政治领袖们正是在充分总结英国历史和早期州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1787年制宪会议上提出了比较完善的三权分立原则。1780年至美国内战，是权力的相对平衡时期。其主要原因是：一、华盛顿总统不介入国会立法事务的表率作用，对维护立法与行政两个部门的平衡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二、早期美国为农业国家，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相对简单，导致行政与立法两个部门对抗的机会很少；三、奴隶制问题的发展使三权分立问题居次要地位。1865至1900年之间是国会居主导地位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三权分立原则的运行出现不平衡，权力中心向国会倾斜，国会成为三个部门中地位最高的机关，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国会迫使总统按照国会的意志行事。其主要原因是：一、共和党国会对民主党总统的斗争胜利。国会与总统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斗争。当时民主党处于分裂的不利地位，而共和党则长期控制着国会，特别是一直控制参议院，从而不断巩固了国会的优势；二、国会在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因而更能够顺应现实的需要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实
行调控，这进一步巩固了国会的权力和地位。1901年以后是总统占主导地位的时期。进入20世纪后，美国总统的权力开始不断扩大，国会的权力日趋削弱，到罗斯福执政时期，形成了总统居主导地位的三权关系新格局。这一格局一直保留下来，至今仍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形成总统权力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要求扩大政府的行政职能；二、20世纪，美国频繁出现的非常时期，助长了总统权力的扩张；三、进步运动为20世纪强化总统权力提供了舆论准备。
尽管在历史上，美国的三权关系不断变化，但是三权分立的格局并没有被打破。一方面是因为宪法对三权的平等独立地位的保障；另一方面是因为处于较弱地位的司法权在国会与总统的权力斗争中发挥了平衡的作用。就美国三权分立长期实施的后果来看，其防止出现专制暴政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世界近现代史上，专制统治都脱胎于行政部门，而在美国的宪政体制下，尽管总统被英国学者拉斯基称之为集“欧洲君主与首相”于一身的人，但是其权力受到严格限制，不可能形成专制暴政。所以美国学者普遍认为，“分权这一由精心构思的制约与平衡来履行的制度，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防止专制暴政的安全措施”。
四、美国三权分立制度的意义和启示
（一）意义
首先，从三权分立的目的看，无论对于该理论的创始人还是运用该理论的国家来讲，三权分立就是为了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防止某一国家机关或者个人的独裁和专制，从而保证国家政治上的稳定。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
“如果同一个人或者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制裁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而制约权力的终极目的是保障人民的权利。因此，无论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对权力的制约都是一种实在的需要，只是资本主义国家制约权力的本质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制约权力的本质是为了真正保障人民的权利。
其次，从三权分立的内容看，在英国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分享政权的事实已成为历史以后，按分权理论建立的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关，都根据国家权力的表现形式将其分为立法、行政、司法机关，这三种国家机关分别行使不同的国家权力，并使之存在相互制约关系。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行使国家权力，很难说这三种权力是分立的，就连代表民意的代议机关实际上也是有产者的论坛和表决器，但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仍然是资产阶级为维护其整体利益，为保证国家权力有效、正常运行而采取的一系列方法模式。
再次，从三权分立的功能来看，在国家生活中，它大体发挥了以下几种功能：1、区分功能。现代美国宪法学家柯尔文曾把三权分立总结为四个要点：（1）政府有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固有的独特的职能；（2）这些独特的职能应由三个分别配备人员的政府部门各自行使；（3）三个部门在宪法上应该是平等、互相独立的；（4）立法部门不能把权力委托给他人。此种说明为许多学者所接受，特别在美国这个说明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现代大多数国家在实践上都有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国家机关的设置（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使得国家职能得到合理的区分和实现，这的确是有目共睹的。2、平衡功能。国家权力在区分的前提下，根据其职能配置不同的权力机制，使得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部门的权力都是有限的，不致
使某一部门因权力过大而导致权力运行失衡。3、制约功能。立法、行政、司法职能的差异，机构的分离，职权的划分，相互间权力运行的牵制，使得三种权力能够达到有效的制约。4、补救功能。当三种机关中的某一机关在行使权力不当招致社会不满时，其他的机关可以行使权力，挽回影响和损失，从而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
（二）启示
将三权分立看作是制约权力的手段，在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三权分立的地位。第二，有利于我们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吸收和借鉴一切有益的经验。中国不搞三权分立，但可以吸收其合理的因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比较符合我国国情的根本制度，它直接反映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体现了我国政治生活的全貌，是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的基本形式和途径。但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有许多地方不够完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大课题。
目前，我国行政机关权力滥用的现象比较严重，因此，一方面要加强人大的监督；另一方面要提高司法机关的地位，深入进行司法体制改革，保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使司法机关能配合人大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对行政权进行有效的制约；同时，应配合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尽快制定完善的司法人员资格法，让高素质的人担任法官、检察官，并对司法人员的枉法行为以重惩，建立严格的错案追究制度，保证司法队伍的纯洁性。三权分立不应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我们要在观念上对其重新认识，摒弃偏见，吸收其合理成分，借鉴其经验，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使国家权力运行走上法治的轨道，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总之，三权分立学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历史中得到长足的发展和完善，其作用在政治体制中已经得到充分的体现。我国实行政行合一的政治体制，不搞三权分立，但可以吸收其合理的因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比较符合我国国情的根本制度，它直接反映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体现了我国政治生活的全貌，是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的基本形式和途径。但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有许多地方不够完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大课题。我们可以从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中吸取其长处来完善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注
释
①[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泽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②[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泽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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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四：三个历史决议的启示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何没有涉及抗战时期历史问题作者：穆兆勇
《光明日报》（
2015年04月11日
11版）
1945年4月，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这段历史作出郑重结论。《决议》是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关头作出的，却没有涉及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对此，《决议》已作了说明，指出：“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关于抗日时期党内的若干历史问题，因为抗日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0页）在《决议》通过第二天召开的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也指出：“至于抗战时期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成熟，所以不去解决它。”但此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并未对抗战时期历史问题作出结论。认真研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有关论述，就会发现上述说明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决议》之所以没有涉及抗战时期历史问题，关键还是由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决定的。
《决议》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揭露和批判三次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剖析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之所以要揭露和批判“左”倾错误路线，一方面是它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带来了严重损失；另一方面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的统治，但由于没有从思想上进行系统清算，这种错误的影响一直存在，在抗战初期发展成为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这成为当时全党正确认识和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最大障碍。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地提出了清算以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表现形式的“左”倾错误路线的任务。为完成这一任务，中共中央决定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讨论研究历史上的路线问题入手展开整风运动，教育全党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对讨论研究历史上的路线问题，1942年3月毛泽东强调，这个研究是必需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并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页）他指出，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决议》重要起草人之一胡乔木后来也指出，王明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搞的一套究竟是对还是错，“这就要算历史账，才能搞清楚”（《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三次“左”倾错误主要发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主要发生在中央领导层。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思想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起来。因此，《决议》强调：“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55页）
围绕核心问题的解决，《决议》内容的主体部分是详尽地揭露和剖析三次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发展过程、主要表现、危害和错误产生的根源，用大量篇幅从政治、军事、组织、思想四个方面对正确路线、错误路线进行了详细对比论证。这样，不仅有力揭露和批判了错误路线，而且系统论述和阐发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主要观点，勾勒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轮廓和基本内容，从而极大地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加强了全党的团结，为中共七大胜利召开在思想上作好了充分准备。对这种对比论证方式，邓力群指出：“对教条主义的危害需要彻底地揭露，需要系统地认识。用批判这样一种错误来更好地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地位，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使全党更好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使党的思想更好地统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上面，这是历史和当时的条件要求这样作的。从主要的意义上讲，一九四五年的《决议》确实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起过巨大的作用。”
（《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596页）
对《决议》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和其内容的主体部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讨论历史问题一开始，就是十分明确的。1941年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拉开了讨论历史问题、在中央领导层开展整风运动的大幕。而对历史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领导路线问题上。此前，毛泽东在审核中共六大以来文献资料、主持编辑《六大以来》过程中，看到了许多在中央苏区时没有看到的资料，对“左”倾错误路线的严重危害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中央领导所犯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并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进行了分析批判。根据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毛泽东起草了一个《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对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左”倾错误路线作了一个清理和总结。由于当时党内思想认识还不一致，这个草案被搁置起来，但它的主要思想观点和内容被后来起草的决议稿所吸收。1944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起草历史问题文件后，最早形成的草案稿题目是《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中间又改为《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1945年春，毛泽东对草案稿进行第一次修改时，将题目确定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既然是“若干历史问题”，就意味着不可能涉及全部历史问题。正如前几个草案题目显示的，《决议》内容的主体部分，从时间跨度看，主要是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时期；从内容看，主要是这一时期的中央领导路线问题。对《决议》这种内容详略处理和谋篇布局，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指出，在这个短短的历史议案中，要把24年的历史都写进去，是很不容易的，“自然我们还不是修党史，而是主要讲我们党历史上的‘左’倾错误，讲党史上一种比较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与一种有些适合但有些不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6页）基于这种考虑，《决议》对大革命时期的重大问题基本没有涉及，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其他重要事件、重要人物提及得也比较少。这也正是《决议》没有涉及抗战时期历史问题的重要原因。1991年，胡乔木在解答这个问题时指出：“讨论历史问题，本来就限于土地革命时期这一段。如果时间跨度延伸到抗日战争时期，整个文件的格局就要发生很大的变化。如果决议要写到遵义会议以后、写到瓦窑堡会议、西安事变、然后抗战爆发、那就涉及很多的问题。因为抗战时期的问题，有些在党内已经比较清楚，有些还要看看。但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不但向来没有这么说，而且还曾多次肯定四中全会是正确的，所以决议要集中力量写这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5页）胡乔木这一阐述，应该说很好地体现了《决议》的意图和思路。
对是否涉及抗战时期历史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起草《决议》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在1941年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中，毛泽东把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分为“四中全会及其以后”“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三个时期进行了分析。对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领导路线，毛泽东概括地列举了几项主要工作，没有展开详细论述，但涉及了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毛泽东最早提出不对抗战时期历史问题作结论，是在1944年3月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当时有关重要历史问题的争论作了系统回答，指出：“对抗战时期的问题也许不在七大上作结论，七大是做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的结论。”（《决议》原定提交中共七大讨论，后经毛泽东提议改由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笔者注）尽管如此，中共中央重新起草决议后的几个草案稿，还都涉及了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1945年3月底，毛泽东在对草案稿进行第三次修改时，作出一个重要修改，就是“加写了关于抗战时期党史路线问题不作结论的一段极为重要的话。??这样，以后稿上涉及抗战时期历史问题的内容统统删去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15页）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写《决议》不是“修党史”。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为肩负特定
历史使命的政治文件，《决议》写什么、不写什么、怎么写，都不是主观随意的，而是由历史的、现实的客观需要决定的。在当时条件下，《决议》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对抗战时期历史问题作出结论，或者说作不作出结论对当时现实的影响不大。如果对这些问题作出结论，反而会影响核心问题的解决。这启示我们，只有把《决议》放到它形成的特定历史环境中，放到党的整个发展历程中来考察研究，才能深刻领会和准确认识其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对重大历史问题的结论，充分认识其重大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