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建设国际话语权提升14篇

时间:2022-11-25 14:00:05 公文范文 来源:网友投稿

中国文化建设国际话语权提升14篇中国文化建设国际话语权提升  提升国家文化话语权  文化话语权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把我国真正建设成为世界文化强国,应当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文化建设国际话语权提升14篇,供大家参考。

中国文化建设国际话语权提升14篇

篇一:中国文化建设国际话语权提升

  提升国家文化话语权

  文化话语权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把我国真正建设成为世界文化强国,应当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国家文化话语权,注重文化话语权的结构优化,大力提升我国的文化话语权。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条件下,国家的文化话语权已经成为表达、维护和实现国家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权益乃至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谁掌握了文化话语权,谁就能有效地维护自身的文化安全和国家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谁丧失了文化话语权,谁就会削弱自己的文化软实力,损害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甚至危及本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因此,应把提升我国文化话语权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有针对性地加强我国文化话语权建设,不断提高我国文化话语主导权。

  把握文化话语权的本质。所谓文化话语权就是国家主权在文化领域里的集中体现,是一个国家出于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需要,自主地提出、表达、传播、交流文化话语、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权益的权利,它包括文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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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语的创造权、文化话语的表达权、文化话语的传播权、文化议题的设置权和文化发展的自主权,本质上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主导权。文化话语权既是一种权利,又是一种权力,还是一种能力。文化话语权建设和主导的能力越强,越能增强自己的文化权力,行使自身的文化权利,维护自身的文化权益和国家利益。因此,应深入研究和把握文化话语权的内涵和本质,提高文化话语权的建设能力。

  优化文化话语权的结构。文化话语权由文化话语的创造权、文化话语的表达权、文化话语的传播权、文化议题的设置权和文化发展的自主权等构成,并以一定的方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结合。在文化话语权的内容结构中,文化话语的创造权最为重要。只有创造出具有广泛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的文化话语,才能牢牢掌握文化话语的主导权,为增强文化话语的表达权、文化话语的传播权、文化话语的议题设置权和文化发展的自主权创造条件。同时,文化话语的表达权、文化话语的传播权、文化议题的设置权和文化发展的自主权,对于扩大和辐射文化话语创造权的影响力、维护和彰显国家的文化话语主导权也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应通过深入研究文化话语权,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增强学术话语创造力,带动我国文化话语权的整体建设和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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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挥我国文化话语权建设优势。我国文化话语权建设的优势在于,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正在大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包括文化事业;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为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日益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我国能够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集中力量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但也要看到,我国的文化话语创新能力、传播能力特别是国际文化话语议题设置能力还有待提高,全球范围内文化话语权“西强我弱”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因此,我们必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际,提出增强我国文化话语权的科学思路与有效对策,借助文化传统、文化特色和文化优势,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开发、利用和整合文化资源,创新文化话语,不断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骆郁廷/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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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中国文化建设国际话语权提升

  话语权: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作者:陈

  华

  来源:《中外企业家·下半月》2013年第7期

  陈

  华

  (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话语权建设,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充分认识话语权对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重要性。我国话语权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问题。探索以经济活动为基础的话语权的争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话语权;建设

  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3)19-0-03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一项紧迫的、长期的任务。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诸多要素中,话语权是不可或缺的、至关重要的内容。充分认识话语权对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重要性,以及我国话语权建设面临的诸多挑战和问题,探索以经济活动为基础的话语权的争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话语权对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至关重要

  话语权是指舆论主导力,“国际话语权是指通过话语传播影响舆论,塑造国家形象和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话语权能力的高低反映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高低,注重国际话语权的能力提升,赢得国际话语主导权力,是后发国家维护自身国际权益的重要手段。话语权是同通过媒体的文化传播来实现的,拥有话语权,就意味着拥有了媒体舆论和文化传播的主动权和制高点,可以积极地引导舆论向对自身利益有益的方向发展,从而塑造自己的国际形象,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转变,一超多极的国际政治格局日益明晰。国际格局的变化导致了国家之间的依赖性增强,对话和合作成为主流。与此同时,国际利益的争夺更为加剧,国际力量博弈的触角已经延伸到了世界各地。在这种环境条件下,中国的快速发展无疑给国际竞争增添了无穷的变数。一方面,国际社会事务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参与,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国际政治地位也使很多国家不得不寻求中国的支持;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始终对中国心存芥蒂,疑惧重重,总是试图遏制、诋毁、打压中国,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损害。这就给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当今的国际竞争更为激烈,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的直接矛头对准了我国,我国文化传播力量薄弱,远没有形成具有国际公信力地国际传播战略,在文化传播、话语权方面的建设任重道远。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相互交流、冲突、渗透及融合,构成了生机勃勃的国际文化发展图景,为中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是,在不同文化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由于在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利益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分歧,自然成为某些霸权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颠覆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有个别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西方国家为了达到经济和政治上的目的,不断推行“文化殖民”政策,形成了日益严重的“文化帝国主义”倾向。与对外经济战略、对外军事战略以及国家整体发展意义上的大战略所受关注的程度相比,中国对外文化战略的研究显得相对弱。

  二、话语权争夺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

  1.发达国家对我国充满警惕和敌意,阻碍了我国话语权的争取

  资本主义文明率先在欧美开花结果,资本主义的发展给欧美带来强大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让欧美在精神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先行一步,引领了早期工业文明、现代文明的道路。文明的先行性造就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霸权地位,西方在文明上的先行性强化了欧美国家的种族、体制和文化的优越感,这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也加强了发达国家对话语霸权的占有欲。新兴的国家日益要求在国际事务中分享话语权。于是,发达国家的话语霸权和新兴国家的反霸权的矛盾不断激化。

  我国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形成了一个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经济发展模式影响越来越大的新兴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存在直接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形成挑战。在发达国家看来,中国是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系中难以控制的、与资本主义价值直接对立的因素。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的存在使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安排世界秩序,中国的快速发展造成了国际力量的失衡,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对他们自认为最完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道路的挑战和否定,中国的发展榜样给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挑战现有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勇气。这些都是发达国家难以容忍的。因此,发达国家始终抱着对中国的警惕、怀疑、敌意,总希望按照他们的模式改造、规范、遏制中国,用西方的价值观和民主制度作为标准来衡量和批判中国。围绕着人权、西藏、新疆、台湾、民主等等问题或是事件,西方媒体积极地争夺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先声夺人的用强大的国际话语权优势压制中国的声音,主导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和认知过程。这对我国的话语权的争取形成了极大地压力。

  2.以硬实力为基础的西方强势话语短期内不会改观

  话语权的背后是硬实力的基础。我国在国际社会上争夺话语权的对手是发达国家的群体所形成的话语霸权。我国的综合国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群体的综合国力相比有很大差距,甚至可以说不具有可比性。在文化软实力的比较上,西方国家依据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和磨合,已经形成了覆盖全球、无孔不入的庞大媒体网络,凭借这个媒体网络,可以轻而易举的掩盖掉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声音,可以完全左右国外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可以形成针对中国的、铺天盖地的话语攻势。因为负面文章长,正面文章短。这种强大的话语霸权是当今中国刚刚起步的文化软实力所难以应对的。从长期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军事、科技、文化优势还将持续下去,甚至部分领域还会进一步扩大,这也就决定了发达国家的话语霸权依然强大,短时间内不会改观,我国的话语权的建设依然步履维艰。

  回顾这些年来我国在国际话语权争夺战中的表现,可圈可点,也透露出了我国的诸多缺陷。无论是从硬件建设还是从软件发展,无论是从战略角度还是从策略角度来看,我国还称不上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我国的经济实力还不足以支撑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话语权争夺战。我国的人均GDP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文化产业也才刚刚起步,国内诸多事务都需要资金,不可能拿出大笔社会财富去和西方发达国家打话语权争夺战。第二,我国的国际关系战略思维尚未完全定型。这些年来我国的国际地位有了大幅提升,与此对应的是以往的国际关系战略已经初步显现出与当前的国际地位不相适应,需要在发展中作出调整,以适应新的国际形势。目前,正在进行这种调整,从“韬光隐晦”向更加有所作为的国际大国角色转变,但这种转变才刚刚起步,具体的战略部署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从我国掌握国内话语权的媒体来看,依然是立足于自身的视角、以宣传的角度来审视国际关系和设置国际议题,没有形成“他者”眼光和互动性的国际视野,缺乏战略性的思维,难以在国际话语权的争取过程中获得认同和支持。

  3.我国文化传播力量弱小,传播效果欠佳

  文化传播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对外文化传播是争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途径。我国的对外文化传播力量在国际上仍然属于弱势一方,在文化传播的议程设置方面始终被西方传播媒体牵着鼻子走,甚至在对自身形象的国际传播中也没有占据主导权。也就是说在国际社会中,中国的形象不是由中国来设计,而是由西方来设计。如此一来,连自身形象的话语权也被别人控制,更谈不上争取国际话语的主导权了。

  第一,我国的对外文化传播缺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媒体集团。尽管我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排名第7,综合国力中的国际传播力目前只有美国的40%,我国还没有出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媒体集团。回顾历史,美国在世界上超级大国的地位确立也基本上与美国的传媒国际舆论霸权的确立是同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化传播媒体有了快速发展,但是整体实力依然落后。目前我国的传播媒体的传播力分散,很难实现跨区域的合作和资源的集约效应;整体实力弱;整体规模小;我国文化传播媒体的粗放式发展和同质化竞争现象严重,我国的文化传播媒体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第二,我国的对外文化传播缺乏一个有效的国际传播战略。我国的目前的对外文化传播还没有形成清晰的发展思路,存在盲目性。首先,我国的对外文化传播对理念、内容、方式和对象还认识不清。在传播理念上,依然用传统的“宣传”理念来代替现代的“互动”理念,宣传理念往往在实际操作中变成了塑造正面形象的理念,最终形成了宣传好的方面,回避或者隐瞒消极的方面。如此一来国际公信力就会大大受损。在传播内容上,不善于根据国际受众关注内容、关注兴趣进行恰当的设置,依然秉持片面的、静止的、绝对的、形而上的

  “以我为主”的报道方针,结果传播的内容并不会在国际社会形成强大的关注力和吸引力。在传播对象上,只是简单区分国内和国外两部分受众,而没有针对不同的国外群体进行细分,文化传播缺乏针对性。在传播方式上,往往实效性、主动性、现场性不足,特别是在重大危机性事件中,还是习惯于先等待上级行政机关的批示,然后根据批示选择要不要报道,该怎么报道。往往在西方媒体抢先一步,早已形成强大传播攻势时,我国表现出“集体失声”的状况,严重损坏国家形象。

  第三,我国对外文化传播面临国际话语转换的困境。除了我国对外文化传播过程中自身存在的问题之外,还面临着诸多客观上的制约因素。首先是语言的转换问题。英语是国际文化传播的通用语言,在这个方面,西方国家具有着先天的优势,我国则具有语言转换所带来的话语困境。“在对外传播中,很多问题都出在语言转换和文化对接上,语言转换不到位,文化对接再有问题,对方就不容易理解你,这就是传播屏障。”[2]其次是文化对接问题。跨文化交流不仅仅是字面的翻译问题,更重要的是在于语言背后的文化背景、生活方式、思维模式等等整个社会系统的适应性问题。我国的对外文化传播要将本国文化转换成对方文化中的意义,还要符合对方的文化背景、表达习惯、思维模式,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比如《红楼梦》的英译文是永远不可能达到中文原文的意境。一旦文化对接不成功,就会使传播效果大打折扣,甚至起反作用。最后,我国对外文化传播媒体面临着西方意识形态的敌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西方主流媒体作为西方政府的喉舌,时刻也没有放松对我国的对外文化传播的戒备和警惕,会有意识的在中国媒体之前加上中共“喉舌”或官方媒体的标签,试图以此来抵消中国媒体的国际公信力。

  4.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效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近些年来,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开展的如火如荼。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增强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能力,使更多的人了解、熟悉中国。但是从文化交流的内容上看,范围狭窄,主要集中在器物和行为文化方面,而制度、精神理念等深层文化的交流较少。比如我国文化商品输出,多年来,主要输出的是中国功夫、花草虫鱼、丝绸、茶叶、瓷器、琴棋书画等内容,这些

  交流仅仅能够开阔国外受众的眼界,丰富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表面的知识,对更为深层的文化内核,难以真正感受到。20世纪80年代,一些在国际上获得较高评价的中国电影,其主题和基本内容往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的阴暗面以及扭曲人性的揭示。这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西方受众的猎奇心理,却远远未能真实反映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真实面貌,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文化的歪曲。这里面既有营销策略的原因,更在于的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创新能力不足,创新理念缺位等方面的原因。

  我国的对外文化传播除了媒体之外,近些年来还产生了一个新的渠道,就是国家依托孔子学院等机构进行的“汉语国际推广”活动。根据统计,目前绝大多数进入海外孔子学院学习的人员是出于个人工作方便、更好的个人发展等实用的目的而学习汉语。孔子学院在推广我国的世界观、价值观等深层文化方面还有缺陷。不过,在实际层面,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形象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随着中国崛起,外界对中国的担忧越来越甚。”据有关学者一项对美国、泰国孔子学院学生的调查,国外青年在感知中国文化时,对中国物质文化如兵马俑、茶叶、中国菜等的了解愿望强烈,且认知更为正面;对中国行为文化如中国人的中庸之道等持较为中性的看法;而对中国的制度文化以及价值观等精神文化,则比较抵触。这一调查结果表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效果并不理想,中国文化的核心层次的内容并未得到认同。文化国际传播要担负起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的使命,还有赖于中国文化不断创新,彰显独特的价值,展示自身的魅力。

  三、开展以经济为基础的文化交流,争取国际话语权

  1.加强对外传播,促进文化认同

  中国是个文化大国,但就文化软实力而言,并不是一个文化强国。对于在中西跨文化交流中,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走进西方、得到认同是非常重要的。“外塑形象”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培养文明道德风尚。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旗帜鲜明地划清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明确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意义非常重大。二是培养守信意识,要深入开展“共铸诚信”活动。三是和谐文化建设,要广泛深入地开展和谐创建活动。

  在先进文化的宣传中,要突出其国际通约性。反对各色各样的差别、歧视、压迫,实现人人平等和每个人的全面发展等价值理论,具有全球性普遍意义,与国际公认准则、公德是一致的。在持续发展、生态文化、民主政治、保护人权等方面积极回应,并结合中国实际,逐步纳入先进文化的范畴,有计划、有步骤地付诸实现。在先进文化的宣传中,不宜过多提倡内外有别。在经济全球化、传媒全球化、对外宣传和对内宣传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越难以区别。

  2.抢占舆论阵地,拓展话语平台

  掌握有先进科学技术和强大综合国力的发达国家,把建立文化霸权作为谋求世界霸权的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新闻舆论和控制世界传媒市场,形成了这一平台的话语霸权。中国在对抗西方文化的渗透、防范信息霸权方面有不少工作要做。中国只能靠自己去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以让世界听懂其在国际舞台上可能有与西方国家不同的话语。要在报纸、广播、电视这些传统新闻媒体上除继续巩固、充实、提高已有的阵地外,要以开拓进入美、欧主流社会的阵地为重点,采取多种方式,通过多种渠道,稳定地进入西方各种媒体,特别是影响大的媒体,逐渐增加我国在西方主流社会的声音,同时打破西方对国际舆论的垄断。

  3.用中国话语应对全球文化挑战

  国际话语权就是对国际事务、国际事件的定义权、对各种国际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订权以及对是非曲直的评议权、裁判权。在国际社会当中,掌握国际话语权的一方尽可以利用话语权

  优势,按自己的利益和标准以及按自己的“话语”定义国际事务、事件,制订国际游戏规则并对事物的是非曲直按自己的利益和逻辑作解释、评议和裁决,从而获得在国际关系中的优势地位和主动权。从当前国内外政治与新闻话语看,西方的政治话语体系成为了国际政策和行为的主要判断标准,西方理论界和新闻界实际上操控着民主、自由和人权这些核心概念的解释权,中国的政治和新闻话语体系在国际传播体系中总体上处于防御状态。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的国际话语环境,中国要做的不是被动地通过迎合某些国外的媒体议程和一味的辩解,而是要积极主动地创新和创造符合自身核心利益的话语体系和政治正确性标准,从根本上改变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只有建立自己的话语权,才有可能在这场“包装在话语权背后的国家利益之争”中胜出或者成功捍卫自己的利益。

  4.民族精神是抵御文化霸权最有利的武器

  弘扬民族精神关键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教育,提高国人素质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这也是“中国心”的根脉所在。例如,语言是中国悠久文化的载体,语言的纯洁性关系到民族凝聚力,在重视普及外语教育的同时,应加强中文教育。

  5.重视学术对话交流,塑造学术话语优势

  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自然科学领域也作出了突出的成绩,但推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并引起世界关注的思想理念成果和艺术作品特别是原创性的成果还不是很多。对任何重大现实问题的关切与思考发出的“中国学派”的声音也不是很强,的学术前沿基本上是学习和传播西方的学术话语。而且,在与西方的对话当中总体上处于被动的境地,甚至于经常出现集体失语的现象。这就要求大力倡导中国意识,着力构建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和价值评判尺度。虽然不反对社会科学研究要学习和借鉴西方范式,但也要反对从学术概念、研究方法到评价标准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地步。

  (责任编辑:王兰爽)

篇三:中国文化建设国际话语权提升

  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李煜

  【期刊名称】《当代世界》

  【年(卷),期】2010(000)008

  【摘

  要】@@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内容,不仅仅是表达思想和描述事实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建构社会事实,建构思想,甚至建构人的身份.①由话语产生的权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话语权,就能通过议题设置(设计),占据舆论制高点,引导舆论,使之导向有利于己的方向,从而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

  【总页数】3页(P56-58)

  【作

  者】李煜

  【作者单位】武警工程学院外语教研室

  【正文语种】中

  文

  【相关文献】

  1.实然与应然:中国国际话语权面临的困境与提升策略[J],梁玉春

  2.中国国际学术话语权提升策略研究

  ——以我国英文社科期刊"走出去"为例[J],李冬青

  3.新时代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三维视角[J],周栋;储峰

  4.“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路径探析[J],安帅

  5.国际传播效能视角下的新时代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J],刘佳;文吉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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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四:中国文化建设国际话语权提升

  China'sInternationalDiscoursePower:History,ChallengesandPromotionStrategies

  作者:张新平;庄宏韬

  作者机构: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兰州730000出版物刊名: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1-10页

  年卷期:2017年

  第6期

  主题词:国际话语权

  中国国际话语

  软实力

  国家利益

  摘要:国际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地位和影响力的体现。近年来,中国国际话语权有了较大程度提升,但在国际话语格局中的弱势地位还没有根本改变。当前,中国国际话语权与国家实力不相匹配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国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和掣肘,包括西方官方话语的打压、西方媒体的歪曲、发展中国家的不信任、国际话语规则的制约、中国学术话语的乏力等。因此,通过明确话语定位、提升话语质量、改进传播手段、开展"特色外交"、寻求联合"发声"、拓展话语平台等方面的举措来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篇五:中国文化建设国际话语权提升

  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困境与出路

  摘要:国际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西方的国际话语权仍然占据主流强势地位,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地位亟待通过主动定位本国身份、推动人文社科领域研究、重塑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得以提升。

  关键词:国际话语权;权力关系;综合实力

  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推动着以国家硬实力带动话语软实力的进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际话语权却面临种种掣肘。针对这些问题,既要形成中国特色的国际话语,又要积极鼓励学术研究。同时,要以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基,在意识形态领域构建中国核心价值体系。

  一、国际话语权的基本问题概述

  (一)国际话语权的本质

  “国际话语权”是“话语权”的重要表现形式。国际话语权作为“权力话语”,本质是国际政治权力关系。它的主体是以主权国家为主的各国际行为体,背后则映射出各行为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实际就是国家利益的博弈。

  1.

  国际话语权的产生背景

  “国际话语权”这一概念出现在冷战后时期。冷战结束加快了全球化的步伐,知识经济、信息革命、文明冲突论等冷战后时代的概念,重新塑造着国际权力关系的新形态”。“国际话语权”这一概念就是产生于这种国际背景。

  中国真正开始探索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路径,是与改革开放后日益强大的国家力量息息相关的。中国的国家利益诉求亟待通过对国际话语权的有力把握来实现。如何向世界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对西方国家提出的质疑和挑战

  作出强有力的回应,如何在世界舞台上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都有赖于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中国对国际话语权的认知正处于持续高涨期。

  1.

  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困境

  从话语的影响力来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的话语势能远远超过我国。审视现阶段的国际话语权形势,我国面临的遭遇和挑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综合国力增强与国际话语权地位的下降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理应争得更多的国际话语权。然而对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冷战后时期两个阶段的国家话语权,却表现出了相悖的结论。

  新中国建国前三十年,中国的国际话语地位不容忽视。例如,我国于1953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在万隆会议中提出“求同存异”方针;1974年毛主席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理念;在冷战时期形成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占有重要发言权。

  相比之下,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冷战后时期,世界两极格局瓦解,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第三世界国家团结局面崩溃。此阶段的中国纵使发展实力迅速,也未能抵御消极的话语权状态。

  因此,国家硬实力的增强虽然是提升国际话语权的积极因素,但并不是决定话语权势能的唯一因素。

  (二)国际话语权的长期“西强中弱”状态

  国际话语权在未来较长时期内难以摆脱“西强中弱”状态。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具有强势的国际话语地位,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进一步主导了国际主流舆论,恶意宣扬“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话语,中国或其他国家难以与之抗衡。

  反观冷战后时期的中国,尽管通过改革开放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积极融入世界舞台,却仍然无法改变西方国家恶意诋毁中国的的“失败国家论”、“中国崩溃论”等谬论。此阶段,美国将中国作为威胁其霸主地位的打击目标,对中国进行一系列不实指控。冷战后的中国遭受着西方的种种抨击却无力抵抗,国际话语权处于明显弱势。

  1.

  “与世界接轨”未能建立中国特色的话语权

  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中国提出了极具特色与号召力的“一边倒”“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话语,保持了自己的立场和主张。

  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加快步入国际轨道。而在这个过程中,一系列的西方话语开始涌入影响我国。诸如“商品经济”“人权”“民主”“国家利益”“人道主义”等词汇,渗透在我国的话语体系中,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特色话语的产生,只能陷入别国给我国设的圈套中。

  三、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出路

  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世界性强国,就必须成为一个话语强国。在新的历史阶段,如何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地位已成为一个艰巨的课题。

  1.

  掌握话语的主动权

  一个国家的国际身份与其国际话语地位息息相关。国际身份的差异会影响一国国际话语权的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中国虽在国际上树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形象,但西方大国却试图制造“非民主国家”“霸权的挑战者”等话语来定义中国身份,中国的话语权将仍然被操控。因此,要塑造具有本国特色和影响力的重要话语,就要主动定位本国的国际身份和形象。

  1.

  推动人文社科研究,构筑中国特色学术体系

  话语权具有不可比拟的重要性,所以要从本质入手提高本国话语的内容和质量。高质量话语的塑造离不开深层次的人文社科研究。从“民主”“自由”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全球化”等话语,都是学术界思考和探究的产物。从中国自身人文社科研究状况而言,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差距,这就造成中西方话语传播上的“逆差”。由此可见,中国迫切需要大力鼓励人文社科研究,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三)完善话语传播技术,发展一流媒体

  在继续发挥报刊等传统媒体传播力的同时,要积极发展新兴媒体技术,扩大话语传播的广度和力度。中国要发展本国的国际性媒体,建构传播本国话语的介质。与此同时,要注重新闻信息的质量和时效性,争当重大事件的首发者;尽力贴合国际受众的兴趣偏好,将中国特色的国际话语为世界人民所认同,进而有效维护我国的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

  参考文献:

  1.

  李朝祥,韩璞庚:国际话语权的三重维度和基本构成,学习与探索,2019(05).

  2.

  [2]张志洲: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困局与出路,绿叶,2019(05).

  [3]赵静: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彰显中共“大党担当”,时代金融,2018(09).

  [4]贾兆义,张传泉:新时代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任务、理念和路径,云梦学刊,2019(02).

篇六:中国文化建设国际话语权提升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如何增强中国媒体的国际话语权

  作者:张志洲

  来源:《对外传播》2011年第03期

  提升国际话语权是当今中国的一种战略性需求。而要增强中国媒体的国际话语权,涉及媒体的管理机制与自主性、话语质量与话语传播效率之间的关系,议题设置的主动性、适当性,国际社会价值结构,以及国家定位等等问题。当然,还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要明白话语之所以产生权力的机制问题。只有在这一前提下,增强媒体话语权的措施才能对症下药、有的放矢,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音量与质量

  近年来,中国媒体在增强国际话语权方面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如中央电视台更多外语频道的开播,国家网络电视台的创立,华文媒体联盟的构建,《求是》杂志与《环球时报》英文版的发行等等。一方面必须肯定,这是中国媒体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基础性手段,话语只有传播才能产生影响力,因而只有让更多的国外受众接收到我们中国媒体的话语才能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但另一方面必须指出,扩大中国媒体传播的覆盖面,实质上还只是一种提高“音量”的行为,而话语之所以产生权力,更在于话语的质量。

  具体而言,话语之所以产生权力,在于话语本身的一系列要素及其转化为权力的机制:

  话语所表达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含义被认同。认同是话语产生权力的重要基础。这又分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话语的含义与“受众”既有认知和观念的契合,实际上也是对共同价值观和“共有知识”的认同;二是话语有着极为强大的逻辑和思想说服力,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有着一种“领先性”,因而虽然与人们既有的认知和观念有出入,但人们乐意接受或由于被说服而予以认同。

  通过主动设置议题,引导人们观察事物的视角,造成他人的“先入之见”。

  话语的自我完善和系统性,对观点有严格的逻辑论证和深入的系统阐述,往往以学术的面貌提供给人们强大的说服力。这就要求话语以严谨、深入的学术研究和科学依据为基础,以及“说自己的话”。这一点有别于建立在共有价值和共有知识上的说服力。

  话语在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结构中的位置。通常,与主流相符合的话语就容易产生权力,而与主流有差别的话语就会被审视或否定,难以产生权力效果。但是一旦非主流的话语因为被认同而成为了主流话语,那么就将获得巨大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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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语的这些独特要素和产生权力的机制告诉我们,中国媒体要增强话语权,只追求扩大传播渠道和提高传播“音量”的做法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重视提高话语质量,这包括熟练运用共同价值和“共有知识”,概念创新,强化科学依据或人文思想的说服力,强化论证的逻辑性,引导他人观察问题的视角,提高设置议题的能力,提供能被受众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以及形成有强大说服力的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等。

  议题设置:主动性、适当性

  要增强中国媒体的话语权,必须在设置国际议题上下足功夫,起到引导国际舆论的作用。纵观冷战后时代一系列重要的国际议题,如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全球治理、人权与人道主义援助、反恐、反核扩散、妇女发展、公民社会建设、环境保护、气候变化与减排、互联网安全与信息自由、高科技风险和伦理禁忌、金融稳定与金融制度改革、区域一体化,等等,尽管从知识源头上说并非都是由媒体首先提出的,但西方媒体把它们设置成了国际主流议题,从而在这些议题上占据了主导权。虽然中国媒体也参与讨论这些议题,但基本上只是充当着追随者的角色。这种不对等状况的形成,固然主要的原因并不在中国媒体,但反映了中国媒体设置国际议题主动性的不足和能力上的欠缺。中国媒体需要增强国际议题设置的主动性。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西方媒体之所以对其设置的国际议题具有引导力,是因为赋予了这些议题以利益的人类共同性、伦理和道义上的正当性、责任的不可争辩性、科学、知识和逻辑上的说服力以及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等价值要素和知识要素,尽管其中不难辨认出某些西方中心主义的眉目。这对于中国媒体的启发是,设置和引导国际议题还须具有适当性,既要抓准议题和时机,又要体现某种国际社会的“共有价值”。

  媒体自主性与国家定位

  当前中国媒体的国际话语权弱势地位虽然与其话语质量和设置国际议题的能力偏弱等自身因素有关,但管理机制上的问题也是造成中国媒体自主性缺失的原因。这就需要政府在媒体管理上创造更加宽松的制度环境,使媒体的自主性得以增强。媒体可以通过与有关的管理机构之间形成良性的、互信的关系,增强自己的自主性。中国媒体的国际话语权既需要国家相关管理制度的支撑,但也必然受到相应的制度约束。

  中国对外媒体既然要在国际上代表国家的声音,媒体的话语要表达的是国家的意愿,那么就必须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定位有明确的认识。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的国际定位,决定了该国媒体争取什么样的国际话语权的努力方向。总体而言,中国对自身的国际定位是清晰的,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如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多极化世界中的一极,和平崛起的大国,市场化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等。但中国的国际身份也存在“被定位”的尴尬,如西方主要大国先后将中国认定为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者,战略伙伴,美国的“利益攸关者”、“G2”的一方,“负责任大国”等等。中国这种“被定位”的身份,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扭曲的,但都在一个阶段内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并转化为强势话语。对于中国媒体而言,中国国家身份的这种国际定位,无疑增加了其既要反映国家立场又要顾及国际认知的复杂性。因此,更完善、更明确的国家定位,是中国媒体增强国际话语权的一个基础。

篇七:中国文化建设国际话语权提升

  张国祚:提升文化软实力

  赢得国际话语权

  2011年10月20日13:10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10月20日电

  (记者

  赵健)

  今天上午,中宣部理论局原副局长、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做客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解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谈文化强国战略,与广大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网友问到:“这次全会特别提出要增强文化软实力。目前有一个判断,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和交融、交锋越来越明显,如何增强国家舆论引导话语权传播力,提升国家的软实力?”

  张国祚表示,软实力这一概念说起来好象很新鲜,实际上其内涵对于我们,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也不新奇,以往我们说以科学理论武装人、以政治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精神塑造人、以优秀作品鼓舞人,包括我们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以德治国等等,其实都是在进行文化软实力建设。我们要想真正把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做大做强,不断赢得国际话语权,占领国际舆论的制高点,我想这个问题就应当按照六中全会精神的要求去做。六中全会关于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指导分针、战略部署同样也适用于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包括前面讲到的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发展为主题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都对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指导作用,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要有自信心,也要有自强心。中国上下五千年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我们不否认传统文化当中也有一些糟粕,也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但总体来看,我们的传统确实是博大精深的,其中充满着很多的智慧,其中也充满着很深刻的伦理,有些东西非常适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比如说我们老祖宗讲的“礼义廉耻、忠孝节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我觉得这些东西在现时代仍然具有生命力。我们的传统当中毕竟有丰富的文化软实力要素,我们应该好好挖掘、梳理,丰富今天的文化。我们在世界有300多个孔子学院200多个孔子学堂,主要的任务是进行汉语国际传播。如果我们在汉语国际传播中能够复制中华传统的优秀文化,这个影响会更好。我前面也讲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当中,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也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也好,还有我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还是我们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些东西确确实实对于保障我们先进文化建设能够发挥非常积极、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东西本身都是在增强文化软实力。

  张国祚认为,我们的文化产业现在来看,就我们去看世界,文化产业和经济发展规模总体经济实力是不匹配的,我前面讲到一个国家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条是硬实力,一条是软实力,我们的硬实力已经不错了,仅次于美国了,但对于文化软实力相对硬实力来讲确实是一条短腿,需要集中加强做大,好在我们的六中全会的主题就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就是要大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其中包括我们如何按照正确发展文化的方向把文化产业做大做强,在这些方面我们也是有信心的,而且中国要想进一步成为世界强国的话,也必须把这块做大做强。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不仅仅是军事势力最强大,也包括文化产业,比如说美国,美国的广播和有线电视,它的收入占世界文化生产收入中大约56%,它的有线电视的收入占世界文化市场的85%,而它的电影票房的收入占世界电影业的收入大约50%。对于美国整个文化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的比例,一般的说法是达到25%,也有说法是达到百分之十几。这主要取决于对文化产业的界定,因为美国这样发展,它把制造业、金融业、旅游业、影视、动漫所有的都横跨、融合,这只是统计方法不一样,但总体来说,美国经济之所以强大,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文化产业,文化产业的收入已经普遍超过了它的军火收入。我们现在有了这样好的政策,我相信我们的文化产业也会沿着健康的道路越做越好、越做越大、越做越强,我们应该有信心,这对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张国祚说,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别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程,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前些年我们的一些高校教材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有用西方原版的东西,不加分析,不加批判地拿过来就用,显然它和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是相对立的。现在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进行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加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对于我们增强文化软实力,应当说更为重要。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的高校是什么地方?高校是培养未来中国各界精英的地方,我们的接班人都在高校里,他们按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去成长,追求什么样的理想理念,信奉什么样的人生信条价值,这是极为重要的。现在应当说近几年来,由于我们实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和过去相比这一形势有大大的好转,对此我们也充满信心。

篇八:中国文化建设国际话语权提升

  提升中国学生在国际交流中话语权论略

  摘

  要: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中国仍处于发展机遇期,而使中国声音“走出去”,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提高中国软实力已迫在眉睫。文章深刻剖析了中国学生在国际交流中的话语权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认为要主动适应当前的国际化趋势,积极提升我国学生的国际交流话语权,对内要提升学生教育国际化的质量,奠定人力资源基础,对外应对外主动出击,实行多样化的国际交流形式。

  关键词:中国学生

  国际交流

  话语权

  近些年来,话语权成了政治权力的一种越来越突出的表现方式,国际政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话语权政治”。纵观当今世界的话语权状况,大体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处于一种明显的优势地位,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则相当有限[1],处于“失语”状态,中国并不具备与之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强而有力的话语权。因而,中国越来越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抢抓先机,加紧国际话语体系的构建与重塑,而提升我国学生在国际交流中的话语权则是一重要渠道。通过增强我国学生的国际交流能力,可以传播中国的理念和文化,能够提升中国软实力,从而抢占国际话语权高地,重塑中国话语权。

  1.话语权的内涵

  话语权这一概念,直接脱胎于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关于话语与社会权力关系的理论[1],是目前学术领域出现频率甚高的一个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话语”解释为“言语,说的话”[2]。学者们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出发,对话语权的解释虽然各不相同,但又有共同的关注点,多数学者认为话语权就是说话权,其指的是一种“权力”,而非“权利”。换言之,话语权不是指有没有说话的权利,而是指话语背后体现着的权力关系,话语权决定了谈什么。掌握了对外话语权,就决定了社会舆论的走向,占据了对外交往的主动权。若我国学生掌握了在国际交流中的话语权,我国就能在国际人才培养、留学生教育、国际学术会议交流、国际合作等各方面占据主导地位,拥有主动权,能促进中华文化知识的传播,增强我国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2.我国学生在国际交流中话语权的现状分析

  客观冷静地分析认识当今我国学生在国际交流中所拥有的话语权的实际情况,是有针对性地加强学生国际交流话语权建设、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基本前提。

  2.1我国学生在国际交流中的话语权得到很大提升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学生培养的观念、制度、实践等多个层面都取得了明显突破,与国际化接轨,确立了国际化的教育观念,加强了课程设置的国际化,建立健全了2

  学生培养国际化的管理机构,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优秀人才,为我国学生在国际交流中话语权的提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还实施“走出去“和”引进来“并行的战略,拓宽了学生国际交流的网络和渠道,通过加入各类国际教育联盟,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学术联合会等国际组织,以及通过校际合作研究、参与国际会议、合作办学等进行了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学生数量增长迅速,国际交流形式日益多样[3],这不仅使中国学生的学术成果得到认可与重视,还很好地传播了我国的优秀文化、核心价值观、国家形象等,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使得中国学生在国际交流中的话语权得到极大提升。

  2.2西强东弱的基本格局没有根本改变

  在看到发展成就的同时,我们还应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今学生国际交流的话语权领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国际话语权的根基依然坚固,中国在此方面的话语分量依然有限。在学生教育国际化上,我国尚未确立清晰的教育国际化目标和路径,国内绝大多数大学的国际化战略都是形式上的,都是被国际化的,重经验借鉴,轻自主创新,缺少像西方大学那样涉及到核心价值体系的国际化实质,没有自己的特色,优秀的国际化人才极度缺乏,这大大影响了我国学生国际交流话语权的争取。同时,受诸多条件制约,我国学生3

  的国际交流仍然有限,呈现出机会少、数量小的特点,在当前重要的国际学术交流场合很难听到中国学生的声音,同时,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的国际化层次不高,尚未形成国际性育人氛围和环境,来华留学生的总体生源情况也不太理想,这些都与国外大学形成鲜明对比,限制了我国学生国际交流的话语权。

  2.3我国学生在国际交流话语权争取上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在提升学生的国际交流话语权上面临着全方位的挑战,问题众多,归纳起来,主要有:①学生教育国际化重形式,轻内容,没有特色。大多数高校只是简单移植国外的教育形式,没有自己的核心理念,没有与中国的国情、学校的校情相结合建立自身的特色,从而就影响了能够参与国际交流的国际化人才的质量。②教学质量评价盲从国外标准,缺乏自有评价体系。当今,我国教育国际化中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大多依赖外国的标准,没有建立一套本土的评价指标体系,这不仅影响了评价结果的合理性,也使得我国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国际交流中的话语权丧失。③国际交流的主动性不强。当前,在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中国学生发出的声音很少,大多学生因英文写作、演讲能力有限,很少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学术成果对国际学术界影响甚微,得不到了解与认可,这是限制中国学生国际交流话语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④国际交流形式化。目前,我国学生国际交流的形式4

  多样,有合作办学、合作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国际间教育资源的互补等,但大多流于表面,成效不大,没有形成规模性的创新学术成果,也没能积极地传播中国的文化、价值理念,大大影响了中国学生国际交流话语权的争取。

  3.提升我国学生在国际交流中话语权的对策建议

  我国应基于理念和实践,从对内和对外两个角度出发,采取多种措施来改善现状,以提升我国学生在国际交流中的话语权,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进而提高我国的政治、文化地位。

  3.1对内提升学生教育国际化的质量,为我国学生国际交流话语权的提升奠定优秀的人力资源基础

  3.1.1树立教育国际化的理念,有针对性地制定国际化发展战略

  应顺应教育的“新国际化”趋势,确立国际化的办学理念,坚持开放式的、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国际化办学思想,将学生的培养工作置于整个世界的大背景中进行考虑,按照国际标准来培养人才,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能促进世界共同进步的高层次人才,加强国际理解教育,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使他们成为国际交流的中坚力量。同时,应注重制定教育国际化的长远战略,保持实践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有力推动教育国际化的进程。应在吸取和借鉴国外其它大学的先进管理理念、良好管理机制的5

  基础上突出自己的个性和特色,充分分析自身的现状和潜力,采取差异化战略,发挥比较优势。

  3.1.2注重课程设置的国际化,加强英语的教学和学习

  课程是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内容,应在国际化理念的指导下,实现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的国际化。应调整优化现有课程结构,淘汰陈旧落后的课程,增开具有国际化内容的课程,培养拥有国际知识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并根据世界前沿课题的研究,不断更新学科设置,使教学科研与国际接轨;也可与国外高校的交流、合作开办课程,或直接从国外引进;亦可设立海外学院,通过让学生赴海外创业或教育中心进行学习和工作;在经费允许时,还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与海外高校或机构开展网络课堂与网络研讨会[4]。

  英语是进行国际交流的必备条件之一,因此,在实行教育国际化时要特别注重学生英语的学习和使用。可引入全英文课程,也可建设双语课程,以加强英语的教学和学习,这样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外语交流应用能力,使他们能毫无障碍地直接吸收西方丰富的信息,学习和掌握先进的科技知识和管理经验,为国际交流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也有利于提升学生所在学校的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力,有利于吸引海外高校的交换学生和外国留学生,使学生在参与国际交流时拥有良好的学校背景。

  3.1.3加强师资队伍的国际化建设

  应通过实施“走出去、请进来、靠自己”的三步策略,建立一支国际化师资队伍,这样才能提高教育国际化的质量,真正培养出能够参与国际交流的国际化人才。一方面,应大力培养中青年科研教学人员的国际化水平,有计划地开展教师外语培训,重视教师的海外交流,可聘请国外著名学者前来讲学或选派一定数量的教师出国进修或攻读学位,并积极支持教师参加国际学术活动,进行国际科研合作。另一方面,应加强“引智”工作,用优质的工作条件如提供高薪高福利,建立科技研究所和国际一流的实验室等方式和途径,吸引国际知名学者、教授来华访问和讲学,聘请著名学者为名誉教授或客座教授等[4]。

  3.1.4建立本土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目前,我国大学教育尤其是国际化教育的评价大多是参照国外发达国家的标准,没有形成自身的评价体系。因此,为了提升我国的教育国际化水平,增强我国学生在国际交流中的话语权,应建立自己本土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减少对国外评价标准的依赖,促进我国自有评价体系的大力发展。可借鉴国际经验,实行双评制度,增加影响力。还可利用自己的评价体系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教学质量进行评价,增加外国对我国本土评价体系的认可和支持。

  3.1.5重视重大国际问题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

  西方的话语往往基于学术研究,而中国的话语则缺乏学7

  术理论支撑,因此,中国学生要想在国际交流有一定的话语权,就不能再继续只关心中国关心的问题,而必须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有更加深入和细致地了解,在关系中国的重大国际问题上,要作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要拿出自己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形成自己有力量的话语体系。我国高校应成立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站在全球的层次上研究世界问题,充分发挥高校国际关系学院和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的作用,争取在重点院校形成一批高水平智库[5],以为我国学生在国际交流中话语权的争取奠定理论基础。

  3.2对外主动出击,实行多样化的国际交流形式,加强对交流内容和实质的重视,争夺学生国际交流话语权

  应通过大力宣传,增强学生参与国际交流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通过多样化的国际交流渠道,将各方面的跨文化、跨国界交流整合起来,传播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先进的核心价值观,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将文化软实力优势转化为话语权优势。

  3.2.1加强留学生的“输入”和培养交流

  外国留学生是向世界传播中国理念和文化,开展国际交流的重要渠道之一。针对目前我国留学生“输出”远远超过

  “输入”的特点,应该采取各种措施,吸引留学生到中国来接受教育。各高校应加强宣传力度,健全留学生管理制度,挖掘本校特色课程和优势课程的潜力,给留学生提供充足的8

  奖学金和科研经费,逐步扩大留学生的规模。

  在培养留学生时,一方面应介绍外国优秀文化和科技知识,另一方面也应将本国的文化源源不断地介绍给外国,促进跨文化传播。本校学生也应利用机会加强与留学生的交流,传播中国先进的核心价值观、优秀的传统文化,并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这样随着留学生队伍的不断壮大,文化间学术交流的日益兴盛,能够使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学术成果等被外国所熟知,提升我国学生在国际交流中的影响力。

  3.2.2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和国际学术组织

  高校可设立国际学术会议专项,举办创办高层次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国际知名学者参与,为我国学生打造学术交流的高层次平台。我国学生应尽快提高英文写作、演讲水平,积极、广泛地参加相关国际学术会议,勇于在重要国际场合就相关国际问题,诸如文明对话、世界和平、科学发展、生态文明等等各种世界性的重大时代课题,发出中国学生的声音,积极占据世界思想文化制高点,以拓展国际视野,了解学科发展动向,增强国际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从而提升我国学生在国际交流中的话语权。

  高校还可成立固定的国际国内问题学术组织,吸引国内外优秀学者共同开展理论、学术交流活动,为我国学生参与国际交流活动提供另一个高质量平台。也可适时适当地加入相关国际学术组织,这既可以提高学校的国际知名度,发展9

  优质的国际合作伙伴,也可以显著提升学生国际交流活动的层次和效果,促进我国学生国际交流话语权的提升。

  3.2.3积极开展学术信息交流

  中国应改变重输入轻输出的现状,坚持“走出去”和“请进来”并行的方式,成立学术精品海外推介平台,积极向世界传播展示我国学生的优秀学术成果,在国际事务上发表自己的观点,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断概括出新理论,使我国学生在国际交流中更具说服力、感染力、影响力。可重点建设一批国际知名的外文学术期刊,打造若干大型国际性研究数据库和有影响力的外文学术网站,支持设立海外出版发行基地,鼓励高校学生加强学术成果的国际发表和出版,推出一批体现国际学术地位的标志性成果,以增强中国学生学术成果的国际影响力,向国外显示中国学生的能力,提升我国学生的国际交流话语权。

  3.2.4开展灵活多样的交流与培训计划

  高校可根据自身所具有的先进学科专业优势,有针对性、有目的性地加强与世界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企业公司等交流与合作,可开展学生海外交流、海外访学计划,开办各类短期非学历合作项目、学分制暑期课程班以及跨学科研究项目等,让学生学习国外先进知识和方法,了解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提升学生的国际交流能力[6]。

  同时,这也是我国学生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渠道。应树10

  立理性和成熟的话语体系,采用对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来宣传我国的核心价值观、传统文化、人权价值理念等,让对方对自己的态度发生改观的方法在于使对方认识到我们之间存在相同之处,而不是去强调彼此的不同,可强调与国际接轨,引入了诸如“全球化”等国际通行概念,适当淡化政治色彩,突出人文因素,另外,要敢于和对象国社会中的舆论权威进行竞争,提升中国价值观的国际吸引力和影响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为中国学生争取更多的国际交流话语权。

  本文得到2011年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高等教育调研及政策研究”课题:《国际教育中的跨文化管理研究》(课题批准号:2011GJB001)课题项目的资助。

  参考文献:

  [1]张志洲.话语质量: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关键[J].红旗文稿,2010,(14):22.

  [2]郭继文.从话语权视角谈和谐世界[J].前沿,2009,(10):30.[3]罗尧成、束义明.我国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9,(11):62-67.[4]李友文.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加坡经验——以新加坡国立大学及南洋理工大学为例[J].嘉应学院学报(哲学11

  社会科学),2012,30(1):89.[5]杨卫、王小奕等.发出中国的声音——进一步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问题的研究[J].新远见,2012,(1):18.[6]邹美旸.浅谈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高校的国际交流工作[J].科技创新导报,2011,(9):195.

  作者简介:

  王苏春(1964-),女,安徽安庆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跨文化管理。

  唐德才(1966-),男,江苏射阳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非洲国际合作办学办公室主任、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教育与管理、产业经济、气候变化与公共气象。

  仲凤霞(1989-),女,江苏东台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气候变化与公共气象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气候变化与能源产业发展、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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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九:中国文化建设国际话语权提升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文化强国: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和战略选择

  作者:程林辉

  张强

  来源:《桂海论丛》2012年第06期

  摘

  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和战略选择。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进程中,必须加快文化体制改革,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增强文化软实力,激发文化工作者的创新活力。

  关键词:文化强国;中国共产党人;文化使命;战略选择;文化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6-0001-052012年7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我们党把握时代和形势发展变化、积极回应各族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既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又是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选择,还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奋斗目标。

  一、文化强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文化工作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2]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和文化使命,显示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双重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打下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深深烙印。首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毛泽东指出:“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3]。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是中国共产党人责无旁贷的文化使命。其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优秀传统文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化的弘扬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弘扬包括三方面:一是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保护传承;二是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三是促进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创造积累的文明成果,是民族凝聚力的文化纽带,是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家园。因此,要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如整理出版古代文化典籍,加强对国家重大文化遗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建设,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但毋庸讳言,传统文化打上了自己的时代烙印,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与现代化有某些不相适应之处。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改造,赋予它们新的时代内涵,使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活力,才能更好地为现实服务。当今世界,各种文明既相互碰撞交锋,又相互融合吸收。中国共产党人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在广泛学习、吸收、借鉴世界其他国家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实行文化开放战略,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对外文化交流,不仅可以增强中国文化对世界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话语权,而且可以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国家形象。

  (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

  在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探索者和传播者,而且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实践者。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李大钊、陈独秀,在建党之初就大力宣传、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同各种攻击、诬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进行斗争,使这一先进文化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仅成功地探索了一条中国革命道路,而且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发展,培育“四有新人”等一系列论述,丰富发展了中国先进文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江泽民号召全党: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必须促进中国文化走向繁荣兴盛。中国文化的繁荣兴盛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精神动力。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提出并形成了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进一步强调要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充分体现出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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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当代中国的唯一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承担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使华夏文化重放异彩、走向世界就是这一崇高使命的重要内容。从历史来看,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华夏文化: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秦砖汉瓦,古朴沉雄;盛唐气象,雍容华贵;宋元戏曲,百花争艳;明清小说,各领风骚。涌现了一大批雄视古今、震撼世界的文化大师,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李白、杜甫、苏轼、关汉卿、汤显祖、曹雪芹,等等。近代以前中华文明一直居世界领先地位,这是中华民族引为自豪的文化遗产,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有责任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从现实来看,没有发达的文化,没有雄厚的文化实力,没有标志性的文化产品,没有享誉世界的文化大师,不能抢占现代文化的制高点;在国际文化体系中没有话语权,就谈不上现代化强国,甚至无法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竞争中生存。从国情来看,当代中国还没有任何一个党派团体,有能力承担起领导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历史使命。这一历史使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承担。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让中国文化重放异彩,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中国共产党人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这一崇高的历史使命。

  二、文化强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选择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外形势复杂深刻变化的历史背景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面临重大挑战的关键时刻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作出这一战略选择,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成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更加全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更加完善。

  (一)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我们党越来越认识到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认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并把文化建设放到更加重要的地位。党的十七大首次把“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一道,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战略部署。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4]33鉴于文化在当今社会生活的重要性,胡锦涛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4]33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必须抓紧抓好以下“四大工程”:第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第二,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第三,弘扬中国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第四,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全会把文化建设和文化的繁荣发展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高度,指出:“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2]之所以把文化的繁荣发展作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题中之义,是因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2]不仅如此,文化建设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既要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要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2]如此强调文化的地位作用和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它表明我们党在文化上的高度自觉和理论成熟。

  (二)建设文化强国是提高国家综合实力的必由之路

  文化在促进国家强盛中具有重要作用:第一,凝聚人心,振奋精神。文化是一个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一个具有深厚强大文化的民族,可以极大地振奋民族精神,使全体社会成员产生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形成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向心力、意志力,从而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第二,引领思想,提高素质。先进文化具有引领社会思潮,更新思想观念,提高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作用。第三,促进经济发展,增强国家实力。文化产业具有成本低、消耗少、无污染、附加值高等特点,是国民经济的朝阳产业和支柱产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而且可以增加文化软实力,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正因为文化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强盛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世界各国尤其是那些发达的现代化国家,无不把文化建设作为国家战略,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用于文化传承、文化发展和文化创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综合国力得到了显著增强,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居于世界第二位。但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的综合实力仍不够强大,离世界文化强国还有一定的距离。加快文化建设步伐,打造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进一步增强文化软实力,提升民族文化素质和国民创造力,是我国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

  (三)建设文化强国是应对国内外复杂形势挑战的需要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从国际形势看,西方敌对势力采取各种手段遏制中国崛起,如利用经济、科技、军事上的优势地位打压中国;在我国周边煽风点火,制造事端,牵制阻碍中国的发展;打着教育、科技、宗教、文化交流的旗号,向青年一代灌输西方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对我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侵略和思想渗透,我们必须采取针锋相对的战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建设,用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青少年,培育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情怀,坚定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构筑起抵御西方“和平演变”的思想长城。同时,我们也应主动出击,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让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提高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从国内形势来说,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如何尽量化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震荡,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既需要加快经济建设和民生建设,又需要加强文化建设。我们要充分发挥文化的凝聚人心、抚慰心灵、振奋精神、引领思想的作用,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形成合力,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此外,随着人民群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更加渴望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要创造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食粮,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就必须加快文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基本方略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2]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既描绘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基本方略。

  (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我国的文化体制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长期以来,一直由政府包办。原因是人们思想深处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认为文化属意识形态领域,担心在文化领域引入市场机制,会改变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削弱党对文化的领导,甚至引起思想的混乱。因此,文化由政府大包大揽,管得过宽、统得过死,缺乏生机活力。具体表现为:公益性文化事业长期投入不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健全,覆盖面不宽;而经营性文化产业长期依赖政府,缺乏市场生存的本领和能力。文化体制的僵化,极大地阻碍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所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

  改革文化体制,本质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马克思早就指出:人类社会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生产力,一种是物质生产力,一种是精神生产力。如果说物质生产、经济发展属于物质生产力,那么文化创造、文化产品、文化传播则属于精神生产力。作为精神生产力的文化,确实有自己的特点,就是兼具意识形态和商品经济两种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效益。“两种属性”和“两个效益”理论的提出,为文化体制改革找到了突破口,就是把文化从单一的意识形态属性中解放出来,划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块:将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事关国家文化安全,为社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划归文化事业,由政府统一管理,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对属于商品经济范畴,以娱乐和消遣为主,可以进行产业经营的,划归文化产业,让它们走向市场,由市场优胜劣汰。可以预见,文化体制改革将极大解放发展文化生产力,使我国文化建设出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比翼齐飞、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的局面,迎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春天。

  在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如何既遵循文化发展规律,促进文化的发展繁荣,又坚持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处理“三对关系”,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与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文化需求的关系;“两种属性”与“两个效益”的关系;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的关系。重点把握以下三点:一是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上,要坚持“两手抓,两手硬”;二是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在处理“两种属性”与“两个效益”时,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三是在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中,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上述理论的提出,既是对文化体制改革实践经验的精辟概括,也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发展动力、发展目的、发展思路、发展格局的深刻认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

  (二)坚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指导方针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这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过程中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方针。首先,以科学发展为主题。要紧密结合文化改革发展的实际,转变文化发展方式,提高文化发展质量,不断提高文化发展科学化水平;要坚持以人为本,保障人民各项文化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统筹兼顾,妥善处理文化改革发展的重大关系,着力解决影响文化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协调文化改革发展的各个领域和环节,不断增强文化发展后劲,实现文化又好又快发展。其次,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要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增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广泛开展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宣传教育,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再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繁荣文化创作,创作出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高人们文化生活质量,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目的;加大城乡基层文化建设投入力度,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是文化改革发展的重大举措。第四,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要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文化管理体制和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的改革;要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不断提高公益性文化单位服务群众的能力水平。要提高文化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促进文化与经济、科技的融合,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要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三)抓住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关键环节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国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前提是坚持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和社会主义性质。因此,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支撑,就谈不上文化的真正发展;没有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自内心的认同,就谈不上文化的凝聚力。只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才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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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增强我国文化的软实力。当今世界,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这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表现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制度设计、文化模式、道德风尚、国民素质各方面。文化软实力的强弱,不仅表现在这个国家的文化实力,如文化的创造、生产、传播能力,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国民教育程度,而且表现在这个国家的文化魅力,比如是否占领世界文化高地,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是否对其他国家公民具有吸引力。目前国际文化软实力的总体状况是“西强中弱”,西方发达国家凭借自己在经济、科技、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利用其文化产品向我国青少年灌输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我国发动“和平演变”。我国的国家安全、文化安全受到严峻挑战。只有不断增强我国文化的软实力,尤其是提高我国文化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在国际文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为此,必须做好以下工作:一是造就高层次文化领军人物和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培养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大师,打造更多的世界级文化精品,才能增加我国在国际文化领域的话语权,提高我国的国际文化地位;二是提高文化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促进文化与经济、科技的融合,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既促进经济发展,又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三是加强对外文化宣传交流,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扩大中外文化交流,可以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情谊,维护世界和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第三,进一步激发文化创新活力。我国文化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文化消费市场广阔,这些奠定了我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的基础。但我国文化产业不发达,文化创造能力不强,具有国际声誉的文化品牌不多,制约了我国成为文化强国。要使我国从文化大国走向文化强国,就要研究文化创造规律,进一步激发文化创新活力,解决创新动力不足、创新活力不够、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文化是靠人创造的,文化工作者是文化创造的主体,只有调动文化工作者文化创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迸发他们的文化创造激情,创造出更多更好的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体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拓展国内外文化市场。一方面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品位和消费意愿,扩大国内的文化消费;另一方面加快文化走出去步伐,扩大中国文化的国际市场,展示中华文化魅力。要激发文化创新活力,创造出更多更好既有思想深度,又有艺术魅力的文化产品,还必须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形成一种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作环境。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奋勇前进[N].人民日报,2012-07-24.[2]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1-10-26.[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8.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任浩明

  CulturalPower:CulturalMissionandStrategicChoiceofChineseCommunists

  ——StudyofHuJintao"sImportantSpeechon23rd,JulyChengLinhuiZhangQiang

  (Guangxi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NanningGuangxi530006)

  Abstract:BuildingsocialismculturalpoweristheculturalmissionandthestrategicchoiceforChinesecommunistsincontemporarytimes.Inthisprocess,itisneededtospeeduptheculturalsystemreform,totakescientificdevelopmentasthethemeandthesocialismcorevaluesystemasbasictaskaswellastomeetpeople"sspiritualandculturalneedswhicharethestartingpointandthefoothold,anditisneededtotakethereformandinnovationdrivingforcetoenhanceculturalsoftpowerandmotivatetheculturalprofessions"innovativecreativity.

篇十:中国文化建设国际话语权提升

  中国国际话语权:实力与理念的协调并进

  左凤荣

  【期刊名称】《理论视野》

  【年(卷),期】2016(000)004

  【总页数】3页(P5-7)

  【作

  者】左凤荣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D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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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一:中国文化建设国际话语权提升

 我国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推进国际话语权提升的路径研究

  作者:赖雨倩

  来源:《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中旬刊》2021年第12期

  【摘

  要】在数字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数字文化产业成为各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对于提升我国经济水平和文化话语权具有战略性意义。论文基于发展数字文化产业对提升我国话语权的重要性,深入分析数字文化产业面临的挑战,并从3个层面提出解决措施。

  【Abstract】Underthebackgroundoftheglobalizationofthedigitaleconomyandtheglobalizationofculture,thedigitalcultureindustryhasbecomeanewgrowthpointintheeconomicdevelopmentofvariouscountries,whichisofstrategicsignificanceforimprovingChina"seconomiclevelandculturediscourseright.BasedontheimportanceofthedevelopmentofthedigitalcultureindustryinimprovingChina"sdiscourseright,thepaperdeeplyanalyzesthechallengesfacedbythedigitalcultureindustry,andproposessolutionsfromthreelevels.

  【关键词】数字文化产业;国际话语权;数字经济

  【Keywords】digitalcultureindustry;internationaldiscourseright;digitaleconomy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1069(2021)12-0063-031引言

  在全球贸易中拥有较高的话语权是一国跻身世界一流贸易强国的重要标志,是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体现。在数字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时代,兼具经济与文化双重属性的数字文化产业成为国与国之间话语权争夺的又一重要工具。数字经济浪潮驱动传统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与数字产业新业态兴起,使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与对外传播迎来了新机遇。以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带动国际话语传播,是推动跨文化传播和交流、提高国家文化贸易竞争力的关键之举,也是快速提升我国贸易话语权、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因此,探究如何通过推进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形成有效的国际话语传播媒介,让中国文化价值观借助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数字文化产业在国际话语权建设中的重要性

  数字文化产业是依托数字技术进行生产创作的以文化创意内容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具有经济、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多重属性。通过数字文化产业发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趋势所向。

  2.1数字文化产业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路径

  依托数字化打破时空边界的特性,具有“技术更迭快、生产数字化”特性的数字文化产业能够即时捕获消费者差异性、个性化的偏好,不断生产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并辅以多种新型数字媒介平台,即时向海外输出形态丰富的文化信息,对中华文化进行丰富展示和便捷传播。一方面,数字文化产业“传播网络化、消费个性化”的特性使得中华文化精神广泛渗透并传播在文化主体生产生活的所有足迹之中,经过数字文化消费潜移默化地影响国内外消费者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短视频、动漫、影视、游戏、直播、文学等多种业态在数字网络技术的支持下实现跨界联动,促进数字文化消费形态不断创新,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为代表的新基建拓展了数字文化消费新空间,推动了数字文化产品跨区域传播,扩大了数字文化产品的国际影响力。

  2.2数字文化产业已成为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主阵地

  加快发展数字文化产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文化贸易作为国家文化输出的主要载体,与文化话语权息息相关,承载着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任务,而数字文化产业在文化贸易发展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已成为国际文化市场的主流。数字经济为我国文化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推动了新媒体的发展,促进了自主研发和国际合作的融合,催生了数字文化产业新业态,突破了原有的国别文化贸易管制框架。数字文化产业在“软权力”中的力量不断增强,与国家战略、经济利益、文化政策等密切相关,对于拓展我国文化发展空间、提高对外贸易质量、提升“软实力”、继续扩大改革開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而提升综合实力、国际地位以及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必须抓住文化生产和贸易发展的数字化契机,大力发展数字文化产业,推动我国高度参与到文化贸易新格局的构建中,打破发达经济体主导世界文化贸易格局的态势,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

  3发展数字文化产业促进国际话语权提升面临的挑战

  3.1数字化诱发“数字文化安全”隐患

  随着5G、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兴数字技术市场化进度的加快,文化生产与数字技术的整合愈发深入,不断创造新资源、催生新业态、开发新模式。随着数字技术在各领域的深入渗透,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原有的文化生产方式、文化存在形态、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方式也产生数字化变革,社会文化生态的改变诱发了“数字文化安全”问题。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的兴起颠覆着现有的贸易范式,数据的无序跨境流动也导致了隐私

  保护、网络安全与监管以及“数字鸿沟”等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依托信息数据技术强大的发展潜力和竞争优势,数字文化产业因其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成为全球话语权博弈的新阵地和新领域,发展数字文化产业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文化安全必不可少的战略选择。

  3.2“数字鸿沟”和数字壁垒引发文化隔阂

  数字文化产业高速发展无可避免地为缺乏数字设备、技能、资源的地区和人群带来一道无形的信息文化壁垒,拥有不同信息接受与处理能力的人群之间形成了“数字鸿沟”。从国家层面上看,“数字鸿沟”最突出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数字技术应用水平的差异。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统计数据,2020年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互联网普及率分别为87%、65%,欠发达国家互联网普及率仅为25%。不断扩大的“数字鸿沟”限制了数字弱势地区和群体筛选和接收文化信息的能力,造成了不同区域和群体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的隔阂。除此之外,数字贸易壁垒的存在为数字文化企业和消费者设置了跨境交易的障碍,而我国早期对双边贸易协定中的数字贸易议题并没有足够重视,文化贸易和数字规则制定都相对滞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数字文化内容的输出。在我国文化输出和对外构建文化价值认同的过程中,“数字鸿沟”和数字壁垒将文化信息隔绝在文化供给端,难以到达文化消费端,因此,部分区域和受众难以接受我国文化价值观。

  3.3泛娱乐性的加剧导致文化机制弱化

  在数字化的推动下,文化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在利润驱使下,大量缺乏内容的形式性、过度娱乐性文化产品充斥着文化消费市场。这种泛娱乐化在数字文化产业发展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身处数字网络世界的每个受众通过数字传播媒介不同程度地接受和传播碎片化、娱乐化信息,侵蚀着文化价值,限制了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另外,随着数字网络技术在文化领域的渗透,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日渐消弭,资本逐利性使得部分流行文化逐渐偏离正向价值轨道,打着文化娱乐的幌子扶植各类网络传播平台输出大量低质量数字文化产品,不断扭曲大众审美和价值观。然而,纯粹追逐市场和利润而完全偏离大众审美与社会现实需求的文化产品最终将被市场淘汰。因此,发展数字文化产业要统筹把握消费需求与市场供给,提升大众审美价值观,抵触低俗文化、反对恶俗文化,开发高质量文化IP产品,强调文化产品的社会责任和公共服务属性。

  4促进我国话语权提升的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对策

  4.1积极参与构建和完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

  4.1.1构建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国模板

  现存的数字贸易相关规则主要体现在由美欧主导的自由贸易协定中,聚焦在“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源代码非强制本地化(知识产权保护)”和“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缺少维护发展中

  国家利益的规则条款。因此,要打造关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首先,应明确中国在国际数字贸易规则领域的基本立场,提出有利于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的利益诉求,维护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权益;其次,依据现有数字贸易规则框架体系完善规则,尤其要参考“美式模板”和“欧式模板”中的先进内容,如“美式模板”中聚焦于数字货物、服务的跨境流动和信息通信技术设备及其技术标准的适用条款,“欧式模板”中关注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知识产权保护、视听例外和隐私保护等条款,从而打造具有科学性的中国模板。

  4.1.2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新规则谈判与制定

  由于数字经济仍未完全展示其最终形态,各国国内相关规则仍在摸索构建中,WTO框架中也并未就数字贸易特别定制条款,美欧等国家对数字贸易领域的规则谈判仍处于主导地位,因此,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全球标准制定,提升国际话语权。第一,增强议题引导能力。响应世贸组织积极参与有关数字贸易的电子商务议题谈判,构建适用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数字贸易合作的规则体系,探索制定与数字贸易有关的跨境电商无纸化贸易规则、推进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等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等,争取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动权。第二,协调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国际文本。提出符合中国立场的国际话语,与他国谈判过程中注重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稳定性,在实践中不断排除不符合中国利益和国际认同的文本内容。

  4.2提升数字文化产品传播力

  4.2.1打破信息壁垒,加强数字合作

  数字产业发展面临着愈发突出的“数字鸿沟”所带来的挑战,各国为追求数据安全诉诸“数据战”不断强化“数字疆界”,导致跨境数据流动成本持续增加,新兴非关税贸易壁垒层出不穷,数字文化企業出海面临更多困境。为此,应加强数据治理,力求打破信息孤岛壁垒,与更多国家展开数字经济产业投资合作,尤其是加大在发展中国家新基建投资力度,形成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数字经济产业优势,努力弥合“数字鸿沟”。第一,坚持多边主义,加快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加大投入建设数字基建,进一步融合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网络技术,推广软件应用服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区域利益共同体。第二,加强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合作,搭建数据交易联盟。在发展中国家推广中国电商在平台建设、物流管控等方面的技术和经验。第三,探索建设数字贸易港平台,参与全球数字分工体系。构建安全便利的因特网数据专用通道,建立健全数字贸易服务体系,打通上下游的产业链条,形成良好的数据供需关系和产业生态。

  3发展数字文化产业促进国际话语权提升面临的挑战

  3.1数字化诱发“数字文化安全”隐患

  随着5G、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兴数字技术市场化进度的加快,文化生产与数字技术的整合愈发深入,不断创造新资源、催生新业态、开发新模式。随着数字技术在各领域的深入渗透,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原有的文化生产方式、文化存在形态、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方式也产生数字化变革,社会文化生态的改变诱发了“数字文化安全”问题。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的兴起颠覆着现有的贸易范式,数据的无序跨境流动也导致了隐私保护、网络安全与监管以及“数字鸿沟”等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依托信息数据技术强大的发展潜力和竞争优势,数字文化产业因其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成为全球话语权博弈的新阵地和新领域,发展数字文化产业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文化安全必不可少的战略选择。

  3.2“数字鸿沟”和数字壁垒引发文化隔阂

  数字文化产业高速发展无可避免地为缺乏数字设备、技能、资源的地区和人群带来一道无形的信息文化壁垒,拥有不同信息接受与处理能力的人群之间形成了“数字鸿沟”。从国家层面上看,“数字鸿沟”最突出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数字技术应用水平的差异。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统计数据,2020年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互联网普及率分别为87%、65%,欠发达国家互联网普及率仅为25%。不断扩大的“数字鸿沟”限制了数字弱势地区和群体筛选和接收文化信息的能力,造成了不同區域和群体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的隔阂。除此之外,数字贸易壁垒的存在为数字文化企业和消费者设置了跨境交易的障碍,而我国早期对双边贸易协定中的数字贸易议题并没有足够重视,文化贸易和数字规则制定都相对滞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数字文化内容的输出。在我国文化输出和对外构建文化价值认同的过程中,“数字鸿沟”和数字壁垒将文化信息隔绝在文化供给端,难以到达文化消费端,因此,部分区域和受众难以接受我国文化价值观。

  3.3泛娱乐性的加剧导致文化机制弱化

  在数字化的推动下,文化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在利润驱使下,大量缺乏内容的形式性、过度娱乐性文化产品充斥着文化消费市场。这种泛娱乐化在数字文化产业发展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身处数字网络世界的每个受众通过数字传播媒介不同程度地接受和传播碎片化、娱乐化信息,侵蚀着文化价值,限制了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另外,随着数字网络技术在文化领域的渗透,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日渐消弭,资本逐利性使得部分流行文化逐渐偏离正向价值轨道,打着文化娱乐的幌子扶植各类网络传播平台输出大量低质量数字文化产品,不断扭曲大众审美和价值观。然而,纯粹追逐市场和利润而完全偏离大众审美与社会现实需求的文化产品最终将被市场淘汰。因此,发展数字文化产业要统筹把握消费需求与市场供给,提升大众审美价值观,抵触低俗文化、反对恶俗文化,开发高质量文化IP产品,强调文化产品的社会责任和公共服务属性。

  4促进我国话语权提升的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对策

  4.1积极参与构建和完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

  4.1.1构建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国模板

  现存的数字贸易相关规则主要体现在由美欧主导的自由贸易协定中,聚焦在“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源代码非强制本地化(知识产权保护)”和“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缺少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规则条款。因此,要打造关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首先,应明确中国在国际数字贸易规则领域的基本立场,提出有利于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的利益诉求,维护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权益;其次,依据现有数字贸易规则框架体系完善规则,尤其要参考“美式模板”和“欧式模板”中的先进内容,如“美式模板”中聚焦于数字货物、服务的跨境流动和信息通信技术设备及其技术标准的适用条款,“欧式模板”中关注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知识产权保护、视听例外和隐私保护等条款,从而打造具有科学性的中国模板。

  4.1.2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新规则谈判与制定

  由于数字经济仍未完全展示其最终形态,各国国内相关规则仍在摸索构建中,WTO框架中也并未就数字贸易特别定制条款,美欧等国家对数字贸易领域的规则谈判仍处于主导地位,因此,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全球标准制定,提升国际话语权。第一,增强议题引导能力。响应世贸组织积极参与有关数字贸易的电子商务议题谈判,构建适用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数字贸易合作的规则体系,探索制定与数字贸易有关的跨境电商无纸化贸易规则、推进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等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等,争取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动权。第二,协调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国际文本。提出符合中国立场的国际话语,与他国谈判过程中注重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稳定性,在实践中不断排除不符合中国利益和国际认同的文本内容。

  4.2提升数字文化产品传播力

  4.2.1打破信息壁垒,加强数字合作

  数字产业发展面临着愈发突出的“数字鸿沟”所带来的挑战,各国为追求数据安全诉诸“数据战”不断强化“数字疆界”,导致跨境数据流动成本持续增加,新兴非关税贸易壁垒层出不穷,数字文化企业出海面临更多困境。为此,应加强数据治理,力求打破信息孤岛壁垒,与更多国家展开数字经济产业投资合作,尤其是加大在发展中国家新基建投资力度,形成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数字经济产业优势,努力弥合“数字鸿沟”。第一,坚持多边主义,加快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加大投入建设数字基建,进一步融合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网络技术,推广软件应用服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区域利益共同体。第二,加强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合作,搭建数据交易联盟。在发展中国家推广中国电商在平台建设、物流管控等方面的技术和经验。第三,探索建设数字贸易港平台,参与全球数字分工体系。构建安全便利的因特网数据专用通道,建立健全数字贸易服务体系,打通上下游的产业链条,形成良好的数据供需关系和产业生态。

篇十二:中国文化建设国际话语权提升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推进外宣翻译工作

  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作者:黄书芳

  来源:《人民论坛》2014年第20期

  【摘要】国际话语权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而逐渐显露,维护国际话语权对一个国家捍卫国家权力变得日益重要。文章从介绍国际话语权的基本定义开始,阐述了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分析了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现状和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必要性,提出了外宣翻译在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过程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及其实现路径。

  【关键词】外宣翻译

  国际话语权

  路径

  对外传播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在今天多维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间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交融程度不断加深,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日趋频繁与活跃,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国际问题已成为普遍共识。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大。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在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大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主宰着国际话语权,不时损害中国的利益。中国要想成功崛起,发出世纪强音,就必须争夺国际话语权。在这一过程中,对外宣传任重而道远。

  国际话语权概述

  要厘清国际话语权的含义,得从话语的基本概念开始。话语是一种关于语言传达和交流的社会实践活动,它借助于语言、含义、符号等形式在言说者和受话人之间进行意义交流话语。①法国思想家福柯认为,话语是语言与言语结合而成的更丰富和复杂的具体社会形态,是指与社会权力关系密切相关的具体言语方式。话语权属于传播学概念,是一种说话的资格和权利,通过语言来运用和体现权力,也即舆论的主导力,往往体现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传媒等领域,目的在于争取地位和最大权益。国际话语权则是一国或国际组织在国际范围内控制舆论的权力。

  国际话语权的核心观点就是通过一定的传播途径和传播平台,传递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从而实现对其他国家的渗透,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同和支持,最终维护其根本利益。国际话语权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而逐渐显露,与经济、政治密切相关,它关系到资本、技术等在全球内的利益分配。因此维护国际话语权对一个国家的各方面利益获得变得日益重要。国际话语权是一个国家实力和意志力的体现,同时通过话语传播,影响舆论,塑造国家形象,从而在国际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

  一个国家国际传播媒体传播的信息和观念能否为国际社会接受,能否在国际舆论中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直接关系着国际话语权的强弱和影响力的大小。②由于国家间政治、经济、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文化、科技等的不均衡发展,不同国家的国际话语权也是不平等的。西方世界,主要是欧美等国占据着国际话语权的优势地位,甚至是霸权地位。而中东、非洲国家则处于弱势地位。西方国家利用自己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传播技术大肆渗透其政治意识形态,抢占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的有利地位。它们利用有利的传播媒体优势,将本国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传播到世界各地。为了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这些传播媒体在报道国际新闻时不肯如实反映问题,总以偏概全或扭曲事实,刻意影响其他国家的理解与判断,从而造出于己有利的声势。

  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必要性

  话语在构建社会事实,构建思想,构建人的身份,甚至组织和国家的身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③对一个人来说,拥有话语权意味着他(她)的声音能够得到有效传达,受众更容易接受他(她)的观点或提议。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国际话语权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声音被倾听,国家的文化得到了认同,国家的地位得到了充分尊重。在国际交往中,国际话语权是有效实现一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在相互交织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中,为了解决好利益冲突,加强国家间的顺利合作,各国需要通过特定的话语平台进行沟通和协商,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通过掌握话语权来维护并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具有主动话语权的国家往往通过掌控的国际组织,设置于己有利的国际话题,占据国际话语权的有利地位,影响并操控国际舆论,尽可能地把自己国家的利益达到最大化。

  当今国际社会中,西方国家的强势国际话语权依然存在。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竭力遏制社会主义中国的强盛。西方国家要压制中国的发展,就先制造不利于中国的国际舆论声势。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授权下,西方媒体的恶意渲染中国威胁论、中国不确定论,歪曲中国形象等,陷中国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严重压制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正面形象。而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一直担着世界大国的责任与义务,面对冲突和矛盾时主持正义,坚决维护世界稳定,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要崛起,实现国家的振兴与富强,就必须做好对外宣传工作,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从而提升国际话语权。中国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大国,一旦掌握了国际话语权,就能影响国际舆论的走向,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动作用,发出中国的时代强音,重振中华雄风,为中国的持续发展建立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因此,加强国际话语权的建设,扭转话语弱势的不利地位,是我国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国际话语的提升不仅能够提升国家形象,也能够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因此,掌握国际话语权对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意义重大。随着国际传播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对国际话语权的争夺也越演越烈。如何打好这场无硝烟的战争,中国必须做好打艰苦仗、打长期仗的充分准备。

  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过程中外宣翻译的现状及作用

  外宣翻译的现状。实质上,我国的“对外宣传”其实是“对外传播”。但因“外宣”已是约定俗成,本文仍采用外宣这一说法。外宣翻译就是译者把大量的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的中文外宣材料准确、严谨而简洁地用外语表达,通过主要媒介向世界各国发表和传播以满足国外受众特定需求、树立和维护正确良好的中国国际形象、推动和促进社会、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的思维活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动和语言活动。我国的对外传播是指对中国情况的一般介绍,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历史等各个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在各方部门的努力下,我国外宣翻译工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国成功举办多次国际盛会,接待数十万外国游客;中央多次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收效甚大;政府开展加强双语标识语翻译活动,努力消除标识语的不规范现象;大部分城市都建立了城市双语网站;旅游景区的宣传册发行双语版等等。总的来说,我国的对外传播事业在向世界介绍中国、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我国对外传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如较大城市的外宣工作具有优厚的政策和资源优势,进行的较为全面,而中小城市的外宣材料的数量和质量尚处于起步阶段。最糟糕的是,我国的外宣往往采用中国式的宣传模式,即强调发言人与听众是上下级关系,措辞生硬,不考虑受众的心理需求。这不利于外宣工作的顺利开展。另外,我国对外传播使用的语言绝大部分是英语,汉英翻译是对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播效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目前,对外传播中的翻译质量还不尽人意,有的甚至存在着严重错误,有待改善和进一步提高。

  外宣翻译的作用。全球化进展的广度和深度凸显了外宣翻译的重大作用,它给外宣翻译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也给外宣翻译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我国的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虽然不乏有志之士为传播中国文化积极努力着,但相对于我国浩瀚的文化海洋,显得那么身单力薄,依然出现了“文化贸易逆差”这样的现象。另外,世界不少地区对中国缺乏了解,部分民众对我国的印象还停留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往往缺乏足够的社会背景,断章取义,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故意传播有关我国消极的信息,极力歪曲中国形象。因此,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必须靠我国的翻译工作者来进行,外宣翻译译者责无旁贷,任重道远。

  当前我国国家形象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严重失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话语权。拥有较强的国际话语权是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的标志。一方面综合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国家才会关注自己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国家才拥有较强的话语权。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坚定不移地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和义务。随着中国的日渐崛起,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总想方设法阻挡中国发展的脚步,破坏中国的形象,损害中国的利益,如渲造出中国威胁论,试图干扰中国的内部事务,削弱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等,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处于被动地位,以遏制中国的发展与崛起。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形象在内关系到对国内民众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在外则关系到在国际社会上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良好的国家形象对一个国家的外交活动极为重要,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等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逐渐被世界所了解。中国需要向国际社会传递关于中国的客观信息,同时需要向世界解释中国的理念、原则和政策。在此过程中,外宣翻译的作用越来越大,它肩负着把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及新世纪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介绍给国外等责任。对整个国家来说,外宣翻译的质量直接影响到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外资的投入和国际事务的顺利开展。

  近年来,国际上掀起了一股“汉语热”,将近三百所孔子学院遍布世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以美国和欧洲居多),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宣传,是中国软实力在国际上的展示。通过在海外建立汉语学校来传播中国文化是提高中国话语权的一条有效途径。但更重要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的是我们还需要提升自身的国际传播能力,通过强大的国际宣传来维护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正面形象,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国家间的形象认知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如果你不去表达自己,就必然由别人任意表达。恰当的外宣翻译能够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全面的中国,制造一个积极的舆论环境,赢得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我们必须制定外宣工作的长远规划,创新对外宣传的途径和方法,提高外宣材料的翻译质量,提升外宣的国际传播效果,从而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争取更多的话语主动权。

  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过程中外宣翻译的实现路径

  夯实对外宣传的翻译工作。对外宣传的效果如何直接取决于外宣材料的翻译文本是否得到了国外民众的理解和认可。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让其他国家了解我们,其对象是国外的受众。我们必须使用对方听得懂且听得进去的语言和方式来进行宣传,这样才能引起他们的共鸣,产生较好的宣传效果。因此,译者就需要加强自身素质,准确把握好文化差异,选择正确的翻译技巧,避开政治敏感性的字眼。另外,宣传的内容不但要真实反映中国的实际情况,还要根据国外受众的信息需求来选择恰当的宣传内容,同时也要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和表达习惯,尽量避免口号式、说教式的语言,而采用西方民众容易接受的朴实的语言表达。

  外宣译者除了必须具备一般翻译人员所需要的广博的知识、较强的双语驾驭能力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外,还必须具有较强的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一定要牢记内外有别,多考虑中西方历史、文化、社会背景、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尽可能处理好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方式,使译文既能够充分体现中国的国情,又能得到英语受众的接纳和认可。

  另外,我们还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外宣工作不是一年或几年就可以达到目的的。它需要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努力才能使外国人对中国产生一种相对比较固定的身份认同,形成中国的正确形象。我们必须调动各方力量,完善各个工作环节,增强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营造积极的国际舆论环境,掌控国内国际局面,赢得与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相应的国家话语权。

  加强对外宣传中互联网的传播。对外宣传也是传播的一种。与普通传播所不同的是,它需要通过翻译这个中间环节,但它依然符合新闻传播规律。大众传播是一个由媒介组织向观众提供和传播信息,由观众选择、使用、理解和影响信息的过程。④大众传播主要发源自西方发达国家,而且在西方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将西方国家先进的传播经验借来使用,使我们的外宣工作更有针对性,更具有效性,以便取得国外民众的理解和信任,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进而取得更多的话语权。

  近三十年来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瓦解了人们交流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加剧了国家地区间民族文化交流碰撞的机会,国际信息传播呈现出大众化的特点。由于互联网络的大众传播特性,使得信息传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互联网络的传播特点是受众广,扩散速度快,影响力强,因此互联网的有效运用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具有独特优势,若加以合理利用,即可在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战中,占据有利地位,赢得话语主动权。通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过互联网传播,发展中国家可以把互联网当作一种重要的争夺话语权的宣传阵地,把弱小的声音放大并成为挑战不合理传播秩序的新生力量,用于传递沟通信息、发起引导舆论、反击西方媒体不实言论等。

  坚持对外宣传中的社会主义导向。当代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思潮也日益多样化,各种思想此起彼伏。西方反华势力从未放弃对我国的渗透,在对外宣传过程中我们始终要保持高度警惕,调动积极因素,化解不利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维护社会主义的政治稳定。我们要有效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强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推广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国家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逐步获取国际话语权。为了实现国际利益的最大化,每个国家都渴望在国际社会中占据有利地位,争取更多的话语权。而赢得话语权,关键在于掌控有效的传播媒体。对我们来说,一方面不能松懈对传统传播媒体的掌握,另一方面应该加大对互联网的管理和引导,使其成为我们在网络时代的宣传武器,成功掌握国际舆论导向。总之,要想构建中国自己的话语权,在国际社会上占据有利形势,就必须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个新兴媒体的强大优势,加强对外宣传的脚步和力度,提升外宣翻译的质量,成功传播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和悠久历史,维护中国的良好形象,最终取得有利的国际话语权,维护国家的发展与稳定。

  (作者单位:南阳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本文为2013年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项目“跨文化交际视阈下的外宣英译规范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32400410609)

  【注释】

  ①阮建平:“话语权与国际秩序的建构”,《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5期。

  ②王庚年:“建设国际一流媒体积极争取国际话语权”,《中国记者》,2009年第5期。

  ③秦亚青编:《文化与国际社会:构建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

  ④孙永良:“充分运用新媒体争夺国际话语权”《中国记者》,2009年第8期。

  责编/张蕾

篇十三:中国文化建设国际话语权提升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中国文化强国战略

  作者:郭建宁

  来源:《中国德育》2013年第08期

  各位朋友,我们常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家园。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今天围绕着“中国文化强国战略”这个题目,我谈几点自己的想法与思考,并与大家交流。

  一、文化在大国崛起中具有重要的

  战略地位

  关于“文化”最早的记载大概在《周易》:“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自然界关于天的我们叫“天文”,关于水的我们叫“水文”,关于地的我们不叫“地文”叫“地质”,而我们把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叫“人文”。关于文化的产生和作用有两句表述:文化何来,有人化文;文化何用,有文化人。意思是,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又反过来熏陶人、提高人、塑造人、培养人。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这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它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而言也可以说是个机遇。在这之前,中国还是闭关锁国的,而在鸦片战争“西方列强不可一世,我们却不堪一击”这样一种令人痛心疾首的比较中,中国人觉醒了,于是像魏源这样的一批人开始“睁眼看世界”。那时,大多数人认为我们打不过西方是因为我们船不坚,炮不利,所以要学西方的船坚炮利,于是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一批人开始搞洋务运动。他们办枪炮局、办制造厂、办火药厂、造军舰等,还组建了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然而,随着1894年甲午海战的惨败,以及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这在一定意义上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人们认识到仅靠“变器物”的洋务运动救不了中国。

  这时,人们认为在船坚炮利之外,更重要的是制度,我们应当学习英国的君主立宪,或者学美国、法国的民主共和。于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措施,比如修铁路、办报纸、办翻译局,派留学生等,结果只搞了103天就以失败告终,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谭嗣同等六君子被处死。之后,1911年辛亥革命虽成功地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的政体,但是它只是推翻了一个皇帝,接下来还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内忧外患。可见,“变制度”也没能完成救国救民的任务。

  自那以后,人们开始意识到比器物、制度更重要的是文化。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已经落后了,不适应这个时代,所以要变革文化。于是就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动,它的起点标志是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期更名为《新青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是针对旧文化来说的。“五四”有两大主流思想:一是对外要学习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二是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持一种激进的、批判的否定态度。所以“五四”的两大口号是“民主与科学”和“打倒孔家店”。五四新文化运动在1917年到1920年期间完成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用白话取代了文言。当时的一批知识分子形成了这样一个理念:中国的落后最根本的不是器物的落后,也不是制度的落后,而是文化的落后。所以“五四”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中国的新文化,即“变文化”。

  回顾我国的二十世纪,几个重大事件都与文化问题有关。比如:刚才我们讲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文化;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与文化有关;到了上个世纪80、90年代以后,我们有持续不断的文化热、国学热、孔子热、儒学热,这些都与文化问题有关。可以说,文化的重要性在今天越来越凸显。

  再从世界范围内看:上个世纪前50年主要是军事冲突,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我们把它称为热战时期;而上个世纪后50年,特别是后40年,一直到1990年苏东巨变,主要是两个阵营意识形态的冲突,我们把它称为冷战时期。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主要是文化、文明和价值观的竞赛,就是看谁的文化和价值观更有影响力,更有穿透力。因此,必须要提升我们的软实力,增加我们的话语权,才能增加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可以说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名片、身份证和识别码。现在到国外去,看那些立交桥、五星级饭店、高速公路和我们的都差不多,最终能够区分开的还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文化立国、文化兴国、文化强国,已逐渐成为今天社会生活的常用语。在当代社会,文化的功能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内涵越来越丰富,文化的战略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就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我们现在经常会用到“软实力”这个概念,那么“软实力”究竟是什么呢?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奈教授最早提出了“软实力”这个概念,并于2004年出版了《软实力:国际政治致胜之道》。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包括政治、文化、外交三个方面,是相对于经济、军事、科技这三个硬实力而言的。美国还有一位学者布热津斯基,他在《大棋局》中提出大国崛起有四个标志:一是经济发达,二是军事强大,三是科技领先,四是文化有吸引力。前三个讲的都是硬实力,第四个讲的就是软实力。

  可见,软实力的理论核心是文化魅力。它最基本的要义是靠自身的吸引力发挥作用,它是一种吸引力,而不是强制力。它通过同化和感化的力量来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因此,软实力具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从性质上来看,它具有创造力,如果完全照搬别人,这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个软实力是极为有限的,甚至都不值一提;第二,软实力对外具有竞争力,它能提升我们的话语权;第三,软实力对内具有凝聚力;第四,软实力在表现方式上具有亲和力,其作用的发挥是靠吸引而不是靠强制。

  有时,我们一提到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脑子里就会想到“国学”“儒学”“孔子”这些传统文化,它们的确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和资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软实力不能和传统文化画等号。软实力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传统文化,一个是当代中国的新文化。后者既包括“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也包括我们今天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如果一讲软实力就是传统,就是孔子、老子,那是远远不够的。要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起来,而不能当文化问题上的“啃老族”。

  那么,软实力与硬实力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我认为,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软实力是硬实力的体现。我们要重视软实力,但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在近代历史上,由于我们国力衰微,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没有硬实力,才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以说软实力是一定是要有硬实力作为支撑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综合国力极大地提升了,于是,西方国家在重视我们硬实力的同时,才会关注我们的软实力。所以说,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发展是硬道理”,还是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提升我们的硬实力,在硬实力的基础上提升我们的软实力。

  美国的文化软实力在国际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具体表现,我从三个方面给大家阐述。

  第一,美国提出了三个影响世界的理论。第一个理论是“文明冲突论”,就是说苏联解体之后,主要冲突不再是意识形态和军事的冲突,而是三大文明的冲突。这三大文明是以基督教为主的西方文明、以伊斯兰教为主的中东阿拉伯文明和以儒教为主的东亚文明。“9·11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就体现了阿拉伯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第二个理论是“历史终结论”。第三个就是刚才讲的“文化软实力”。

  第二,美国的媒体有很强的对外宣传功能,在国际上有很广泛的影响力。而我们的广播电视也有很多报道,但往往没有走出国门,多在我们内部消化,没有对西方主流媒体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所以现在我们强调,一定要走出去,加强对外宣传,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特别是对西方的主流媒体和主流社会产生影响。

  第三,美国的商业文化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说,美国的好莱坞大片、美国的NBA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还有美国的商业文化引申出的具体商品,比如说麦当劳、肯德基、米老鼠、唐老鸭、迪斯尼、芭比娃娃等。这种商业文化当然包含着美国的文化信息和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我们中国有很多传统文化,有很多小吃。如果有一天我们能让我们的传统小吃像麦当劳、肯德基那样走向世界,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那我们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就必然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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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提高我们国家文化软实力呢?首先,我们的文化要具有自主能力和调试能力,使文化认同感增加。其次,我们的文化应当更加多姿多彩,使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加。最后,我们的文化要具有辐射力和竞争力,使话语权增加。

  想要增强我们文化的整体竞争力和影响力,就需要让中华文化走出去,不仅能够拓展对外文化交流的渠道、形式和层次,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促进文化相互借鉴,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共同维护文化多样性,而且有利于创新对外宣传的方式方法,增强国际话语权,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认识和了解。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就是和西方文化正面地交流、对话、碰撞,在这个过程中提升影响力和话语权。这需要在两方面创新。首先在表现形式上,要努力争取用西方人容易接受的表现方式,这样他们就能够听你讲中国故事、中国道路,感受到中国的自觉和自信。其次在表现内容上,要实现三个转换。一是从语言到文化的转换。中国文化年等活动主要还是讲汉语,我们要从语言到文化,要讲中国文化。二是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的转换。我们现在的孔子学院,主要讲的还是传统文化,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讲今天新的创造、新的辉煌。三是从文化到思想的转换,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这样中华文化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一定会加强,而且会在全世界有更大的影响力。

  三、弘扬中华文化,要在传承的基础上推进创新

  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个精神家园包括文化认同、文化包容、文化传承三个要点。因此,要建设好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关键是处理好传承和创新的关系,要在传承与创新的结合中弘扬中华文化。文化建设贵在积累,重在创新。传承是基础,是前提,创新是方向,是生命,两者不能偏废。

  我们一起看看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是“看不起”。知识精英大多以反传统的面貌出现,他们对外要引进科学民主,对内要打倒孔家店,批判儒学。

  “文革”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是“看不到”。当时有两个著名口号:一个叫“打倒帝修反”,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另一个叫“批判封资修”,就是要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那个时期把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主义了。《毛主席语录》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但是“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是传统文化对人最基本的要求。还有一个例子更典型。当时有一个样板戏叫《白毛女》,其中有两个大坏蛋,一个叫黄世仁,一个叫穆仁智。这两个人的名字里有“仁”和“智”,取之于“仁义礼智信”,这本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那时候却用来当大坏蛋的名字,足以看出我们在“文革”时期对传统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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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很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成了“看不懂”,传承遇到了困难。由于国学的功底不怎么样,看线装书、文言文、繁体字就很困难。近年来,出版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但是青年人以及许多中年人读起来都很吃力,远不如对西学熟悉。这一点,我在北大感受比较深。我们北大的学生常有机会到台湾,与台湾的学生交流。交流的时候我们这些学生感到压力特别大,因为如果讲国学讲不过台湾的学生会很难堪。可以说,在总体水平上,台湾学生的国学功底要好于大陆学生,他们开的国学课比我们多得多,而且没有间断,一直传承下来。可见,传承是第一位的,只有传承了才能谈得上具体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果不能传承,不管是糟粕还是精华就都没有了。无法传承就谈不上吸取,更谈不上创新了,所以传承是个前提。

  1958年现代新儒家有一个宣言说:“每一个中国人都要体现一点中国文化,体现一点儒者气象。”比如说你对《红楼梦》有研究,或对唐诗宋词有研究,或对古汉语有研究,或对昆曲有研究,或你会一些书法,或会一些武术等。总之,就是在你身上能反映一点文化传承,对文化传统有一种了解,怀有敬意。如果你都不会,而且繁体字、文言文、线装书都看不懂,那么这样的人还是中国人吗?不能说不是中国人,但是这样的人“只能是人种学意义上的中国人,而不是文化学意义上的中国人”。我体会他们的意思是说,如果在文化传承方面起不到任何作用,你就只在人种学上有意义,而在文化学上没有意义。因此,文化认同与传承是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和继续发展的前提。现在我们开始重视文化传承了,但很多人“看不懂”了。我觉得,“看不懂”比“五四”时候的“看不起”、“文革”时候的“看不到”更危险。所以我们现在要着重强调文化传承,它是创新的基础。

  但是仅仅讲传承是不够的,还要讲今天的创造和创新。人类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如何应对全球化的冲击,如何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生存与发展,核心是文化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标志,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种文化生生不息的源头。即使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也需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实现现代性的、创造性的转化,同时融入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市场精神、法治精神、竞争精神、公平精神。只有永远保持创新的精神,才能谱写新时代民族文化的新篇章,赋予它新的内涵与活力。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推进文化创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共同任务。要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并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

  责任编辑/程

  曦

篇十四:中国文化建设国际话语权提升

 张立文:让中国文化拥有话语权

  作者:暂无

  来源:《中华儿女》2016年第11期

  白姜江

  他率先建构了化解人类五大冲突与危机的和合学哲学体系,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播推波助澜

  2016年5月5日,张立文的铜像落成仪式在北戴河圆梦园落幕,河北省和谐文化研究会会长王殿明主持落成典礼并致辞,在他看来,张立文作为和合学文化的创始人,率先建构了化解人类五大冲突与危机的和合学哲学体系,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播推波助澜。

  张立文1935年出生在浙江温州,今年已是81岁高龄的他,依然精神矍铄、神采奕奕。自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8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批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学术论文500多篇,著有《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周易思想研究》、《朱熹思想研究》等40多本专著。

  和合学“五和”理论

  在谈到和合学的创立时,张立文这样说:“点中国哲学思想资料之‘石’,而成科学的中国哲学史‘金’,从范畴逻辑结构网络上自家体贴出“和合”二字,随即创立和合学,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生找到了落脚点和安顿处。”张立文认为,“‘和合’二字虽是自家体贴出来,但实实在在地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人文精神,是民族精神的活生生的灵魂。”

  进入21世纪,由于面临着人与自然的冲突而造成生态危机,人与社会的冲突而产生人文危机,人与人的冲突而构成道德危机,人的心灵的冲突而产生精神危机,文明之间的冲突而造成价值危机。危机和冲突之下和谐发展尤为重要,依照中国哲学传统,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提出“一切矛盾的解决要归于‘和’,对立面之间不是‘仇必仇到底’,而是‘仇必和而解’。”的观点,这一观点和张立文提出的“冲突只有融合,才有生存、意义和可能”不谋而合。

  和合学的“五和”理论: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亦即五大中心价值,合理地、道德地、审美地化解五大冲突和危机。和合学不仅融合和发掘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最具有价值和生命活力的文化精神,而且代表了现代社会一种新的儒家仁学的当代形态。和合学的“和合”,既包含了“和生”,也包含了“仁生”,仁爱才是和合学的“大本”、“大原”,和合学同时也被称为是一种新儒学。

  “和合学的‘五和’原理,具有特定内涵,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拓展具有促进作用,为当代人提供了一个解决社会各种危机的视角和方法,十分难得,万分可贵。张立文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资深学者,我在十年前就已经拜读了张立文的《和合学》,获益匪浅。”王殿明深受和合学文化影响,同时又是“和”文化的信仰者、创新者、建设者、传播者。为了让更多的人来学习和传播和文化,王殿明自己出资数十万元,为张立文铸造青铜塑像,不仅在自己的家乡兴建万和宫,成立河北省和谐文化研究会,并筹建了张立文和文化馆。

  和实力的话语权

  “所谓传统文化,就是历史上沿传下来的民族文化。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加强认识和重塑。”王殿明研习和文化对当下我国的传统文化的发展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和实力是什么呢?就是军事力、经济力、制度力的融通跟和合,并且融通实践过程当中和合产生了一种新的实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面来说,我们可以说和实力是以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内涵,自己的一种话语来回应当前思维力量的一种表述。和实力在沟通‘一带一路’过程当中,作为一个方向性的选择,它具有自己本身的实力。”在2016年文化与“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张立文如此阐述和实力所代表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五千年文化传承,在文化、思想、价值观、伦理道德、思维方式等方面影响了很多国家,这种影响力也就是软实力的一种影响力。由此可以看出,“和”的力量在中国的历史上,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随着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和合学的“五和”理论所蕴含的巨大价值便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

  哲学家的“匠人”精神

  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推进,“工匠精神”从以“硬实力”为代表的制造业一路延伸到以“软实力”为主的文化业。文化作为整个软实力体系的源流和根基,更需要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聪明才智,发扬“匠人”精神。张立文深入探寻和合之道50余年,为和合学的创建夯实了基础,是我国学术界的“匠人”表率。

  谈及治学甘苦,张立文坦言:“其间有神交的愉悦,有遭害的悲愤,亦有闪光的启迪,有精神的激励。”在他看来,理论思维的“酸甜苦辣”、价值世界的“悲欢离合”、理想境域的“水花镜月”,都是人生奋进必遇的“故事情节”。1984年,国家学术委员会特批张立文为教授后,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人生就在于奋进,生命就在于创造。只要是认定了目标,就要不断地追求,以达真、善、美的境界。”

  张立文人如其创立的“和合学”一样气质卓然、慈眉善目,问及治学之道,他谈到五点,一是清心寡欲,甘于寂寞;二是勤奋和坚持不懈是成功的基础;三是做学问求真精神必不可少,惟有求真,掌握本原;四是创新是学术的生命,只有创新才能使学术发展繁荣,只有创新才能使中华文化在世界之林有一席之地。最后,他强调,做学问要有全球化观念,高屋建瓴地从学术高度看待问题。王殿明追随张立文治学步伐,潜心研习“和”文化多年,践行文人的“匠人”精神,致力于“和”文化弘扬和发展,在万和宫的基础上,筹划创建中华尚和园、修建圆梦园、创办戴河书院,主编出版了《中国和学年鉴》、《和之说》、《史伯研究文献辑要》等一系列和文化著作,搭建起沟通和文化与和文化大众普及的桥梁,积极地实践和文化的经世致用的功能与作用。

  在谈及“和合学”的未来,张立文呼吁,“和文化可以是推向世界的。和平,合作,共赢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只有顺应时代潮流,才能应对世界上面临的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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