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变迁谈谈依附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有什么启示7篇结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变迁谈谈依附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有什么启示 后发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王文斌;苏洁 【期刊名称】《知识经济》 【年(卷),期】2010(000)021 【摘 要】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结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变迁谈谈依附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有什么启示7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结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变迁谈谈依附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有什么启示
后发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王文斌;苏洁
【期刊名称】《知识经济》
【年(卷),期】2010(000)021
【摘
要】30年的经济发展实践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后发优势.直接利用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成果来发展,少走许多了许多弯路.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也有很多改革不够彻底,甚至不到位.制度,产业结构,知识基础的薄弱,技术引入的吸收再创新成为我国今后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阐述后发理论的争议,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对我国今后的发展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总页数】1页(P6)
【作
者】王文斌;苏洁
【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正文语种】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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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结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变迁谈谈依附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有什么启示
【内容提要】从发展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依附理论是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中影响重大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经历了从悲观的“古典依附论”到具有乐观色彩的“依附发展论”的演变。霍布森、普雷维什、弗兰克和阿明对古典依附论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卡多索和埃文斯的观点则是“依附发展论”的代表。“依附发展论”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发展问题的理论视角。【英文摘要】fromtheperspectiveofdevelopmentsociology,thisessaygivesabriefreviewofthetheoryofdependency,emphasizingthatitevolvesfrompessimisticclassicaltheoryofdependencytonewoptimistictheoryofassociated-dependentdevelopment.underthebackgroundofglobalization,thejattercanbeusedasatheoreticalframeworkinchina"sdevelopmentresearch.【关键
词】依附理论/发展历程/中国发展问题dependenttheory/history/china"sdevelopmentissues【
正
文
】在世界体系论和全球化观点日益为人们所接受的今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经济格局和权力结构的影响。厘清依附理论的演变过程和新近发展成果，探讨其在中国发展中的应用，成为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依附的悲观看法
霍布森——普雷维什——弗兰克与阿明对依附理论进行分析，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比如，古典的依附状况是，外国控制的农业或矿业领地是主导经济部门，它们促成了长期的经济畸变。相反，在强有力的政府与国内工业化战略（既服务于跨国公司的利益，也服务于本地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谐一致的地方，多样化的经济增长得到了促进。弗兰克早期的著作在阐述第三世界的不发达问题时，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是停滞不前的，因为其经济剩余被发达国家吸走了，所以不可能发展。但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经验使一些激进的拉美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他们关于依附性的理论。卡多索把“发展”界定为“资本的积累及其对生产体制分化的效用和影响”。卡多索和法莱图看到，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国内市场和资产阶级的国际化。“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同时伴随的是私营民族产业、国外部门和公共部门三个经济部门的有分化的扩张。从政治上说，“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需要掌握这些经济部门的利益群体之间建构一种相互关系的系统。这些研究使得传统的“依附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把停滞模型建构（modelsofstagnation）推向对依附性发展（dependentdevelopment）的分析。
结合卡多索对“发展”与“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的
看法，埃文斯作了发挥，创造了“依附性发展（dependentdevelopment）”这个标签[5]（p10）。
认为“依附性发展”既包括资本的积累，同时也蕴涵着边缘地区的一定程度的工业化。“依附性发展”是依附的一种特例，其特征是国际资本和国内当地资本的联合或结合，国家也积极参与其中，三者的联合是依附性发展的基本因素。依附性发展早在传统的依附时期和“出口型增长”时期就已经在一些国家发生了。它不是依附的反动，而是依附和发展的结合。也并不是说所有的的边缘国家都能达到依附性发展的阶段[5]（p3132）。经过五年的调查研究，埃文斯以巴西为例，展示了“依附性发展”的一个案例。他把巴西50、60年代的经历放在长远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论述了巴西是怎样从20世纪初期“传统的依附”演化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依附性发展”的。在那里，60年代发展起来的跨国公司、地方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尽管存在一些冲突，但三者的联盟业已形成，从而提供了当地工业化的社会结构基础。在利益、权力和资本等方面存在差异的三方联盟，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化，参与其中的精英人物们受益很多，却把普通大众排除在增长带来的好处之外。[!--empirenews.page--]相对于古典的“依附理论”来说，“依附发展理论”促进了这一领域的更具开放性的经验研究。根据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看法，“核心—半边陲—边陲”的结构不会改变，但一个国家或社会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是可以改变的，边陲国家可以升为半边陲国家甚至核心国家，同样，核心国家也可能下降为半边陲甚至边陲国家。处于半边陲地位的少数国家就能够成功地实现依附性发展[6]。
但对于传统的依附理论的几个关键设想来说，它仍然是墨守成规的。依附的事实仍然被看作基本上是受到抑制的发展战略。在埃文斯关于巴西的讨论中，发展的外部限制谈得很清楚：依附发展只有从较大的帝国主义体系中获得支持才能存活。要知道依附发展是否总体上成功，必须根据跨国公司的投资意愿和国际银行家们扩大信贷的意愿，与古典依附相同，依附发展最终将达到极限，即如果没有来自中心国家的联盟，所谓的“巴西模式”是不可能存活下去的[5]（p329）。根据上述“依附理论”从“古典的依附论”到“依附性发展论”的演化过程，笔者鉴别出了60、70年代这一理论的几个主要原则：第一，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被纳入扩大了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促成了农业生产或原料交易出口的专门化，也促成了这些主要出口部门和外国资本及市场之间的协调性联系。第二，依附对于经济质量有不利的影响。第三，虽然这种纳入带来了短期发展（因为初期的生产和雇佣利润得到了实现），但从长远看，持续依赖中心地区的市场、资本和技术会造成抑制发展的力量，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面向中心地区市场的生产和对于中心地区技术、资本及生产要素输入的经常性依赖，会造成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畸变。第四，无论是“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还是“依附性发展”，有赖于第三世界政府和当地社会实力的增强。第五，“依附性发展”的受益者是跨国公司（或外国经济实体）、当地政府和地方工商界精英，而不是普通老百姓。“依附发展论”在中国的应用：结语和讨论相当多的研究者认为，依附理论主要适用于拉丁美洲国家，不具有普遍性。众所周知，依附理论者大部分是拉丁美洲学者，也有非洲国家的，如阿明，但没有一个是亚洲国家的。由此，国内有学者认为，依附理论是以拉丁美洲和部分非洲国家为蓝本而建立的，如果它对拉丁美洲还具有一定说服力的话，那么将它简单套用到不发达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是不合适的。日本学者小仓充夫批判依附理论忽视了地区差异：弗兰克为首的依附理论大都是以拉丁美洲为基础的，它将拉丁美洲的特点过于一般化了。但严立贤的论述和批评均没有涉及到依附理论的后期进展，小仓充夫的批评也仅仅是针对弗兰克而言，两者都没有提到卡多索、法莱图和埃文斯的“依附发展论”，更没有对后者做出评价。如果他们的立论成立，即“古典依附论”不具有普遍性，不能简单地套用到亚洲国家，“依附论”的新近发展——“依附发展论”则未必然。笔者认为，虽然“古典依附论”不能简单地应用到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实践中去，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可以为“依附发展论”提供新的经验，运用“依附发展论”观察受外资影响地区的发展历程有助于从理论层次上认识和把握亚洲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和前景。[!--empirenews.page--]关于中国发展的研究是
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要拓深这方面的研究，不仅需要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需要对支持这些研究及相关的具体研究范式的理论框架及其预设做出分析和批判，还需要客观的、冷静的怀疑眼光。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发展研究应否采用西方的概念及理论，对于这样一个严肃的学术论题，凭藉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态度随意论断都是不足取的，只有透过谨慎的知识学分析和中性的方法研究，才能期望获致知识上的自觉和认识上的拓深[7]（p76）。因而，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世界遗产，不应抱着有色眼光看待，某些意识形态的障蔽反倒阻碍了我们对事物发展规律的客观的、科学的认识。对依附论和依附发展论都应作如是观。改革开放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本、技术、信息、管理制度等等，伴随着国外公司的到来，在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基础较好、交通运输条件优越、享受优惠开放政策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形成了“外向型”或“外联型”的区域发展格局。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沿海毗邻资本主义世界的前沿的地区，通过大量的“海外关系”，引进外资和技术，兴办了一批“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目前更多的人在思考“引进资本主义”之后的发展问题。如果运用“依附发展论”的理论观点观察沿海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发展经验，对于理解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和未来，应当是一个十分有用的视角。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20多年来的经济大发展确实离不开外来企业家、资金和设备的引进，然而也造成了生态污染、环境恶化等影响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区、行政官员、外商等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他们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怎样？谁是受益者？这些都是深入的实证研究和实地调查才能回答的问题，也是“依附发展论”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参考文献】[1]priebisch,raul.1950.thee上一页[1][2][3]下一页conomicdevelopmentoflatinamericaanditsprincipalproblems.newyork:unitednations.[2]安德鲁·韦伯斯特，陈一筠译注。
篇三：结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变迁谈谈依附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有什么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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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理论的发展历程和新进展
【内容提要】从发展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依附理论是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中影响重大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经历了从悲观的“古典依附论”到具有乐观色彩的“依附发展论”的演变。霍布森、普雷维什、弗兰克和阿明对古典依附论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卡多索和埃文斯的观点则是“依附发展论”的代表。“依附发展论”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发展问题的理论视角。
【英文摘要】fromtheperspectiveofdevelopmentsociology,thisessaygivesabriefreviewofthetheoryofdependency,emphasizingthatitevolvesfrompessimisticclassicaltheoryofdependencytonewoptimistictheoryofassociated-dependentdevelopment.underthebackgroundofglobalization,thejattercanbeusedasatheoreticalframeworkinchina"sdevelopmentresearch.【关
键
词】依附理论/发展历程/中国发展问题
dependenttheory/history/china"sdevelopmentissues【
正
文
】
在世界体系论和全球化观点日益为人们所接受的今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经济格局和权力结构的影响。厘清依附理论的演变过程和新近发展成果，探讨其在中国发展中的应用，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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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依附的悲观看法
霍布森——普雷维什——弗兰克与阿明
对依附理论进行分析，第一步就是检视20世纪初期霍布森的观点。霍布森坚持认为，发达国家通过向不发达地区输出资本、积累资本的制度，通过经济扩张和政治统治的结合，甚至通过使用军事资源来维护对不发达地区生产活动的控制，建立起了发达世界与不发达世界的不平等关系。这种观点把不发达国家置于被动、无望的境地，成为关于依附的悲观论的源头。在拉丁美洲，残酷的现实令当地一些学者警醒。1950年，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prebisch）认为，世界经济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由核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边陲（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两个部分构成，核心和边陲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不平等的，核心国家通过不公正的贸易条件剥削边陲国家。这正是导致不发达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1]（p50）。普雷维什的“核心—边陲”概念，后来通过弗兰克（）和阿明（samiramin）等人发展成为依附理论。在他的笔下，拉丁美洲成了一个处于依附地位的“边陲”地带，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关系中居于劣势地位。
依附论的著名学者、经济学家阿明博士和弗兰克看到，在拉丁美洲，到处都是大地产，无论是阿根廷的大牧场和小麦农场、巴西的咖啡种植园、中美洲的香蕉种植园，还是加勒比海地区的甘蔗种植园，都是核心与边缘不平等症状的反映。这种不平等导致墨西哥90％以上的农户一贫如洗。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哈林顿所说的“另一个美洲”。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美洲，电视和报刊的新闻和广告对它大肆宣扬，鼓吹那里的生活水平是世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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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冠。50年代时这个美洲就开始为自己的产品过剩而担忧；然而，同时也存在另一个美洲，那里生活着4千万至5千万过去和现在都在受穷的人口[2]（p2）。阿明对这样的“另一个美洲”描述到，传统社会被扭曲到无法辨认的程度；它失去了独立性，现在它的主要职能是为世界市场而生产，这种生产由于沦于贫困化而根本没有现代化的任何前景。所以，这种传统社会并不是过渡到现代化；它是完完全全的一种依附性的、外围的社会，因此处于绝路；它的前进路子都被堵塞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通过对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阿明发现，欧洲殖民者的殖民化总的逐渐形成了外围形态的一部分，在拉丁美洲，从一开始，它的作用就是建立外围结构，后来，其他地区的民族社会也趋向这种结构而形成了第三世界。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商业依附、金融依附和技术依附。
这种结构关系在弗兰克看来是“大都市”与“卫星城”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久已形成的资本主义体系中，作为“大都市”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夺、剥削着作为边缘的“卫星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剩余，造成了后者的欠发达[3]（p3）。弗兰克对智利的观察表明，智利的不发达不能归因于有些人设想的封建结构的延续，实际上这种结构从来没有存在过[3]（p115）。因为在智利，国内的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这个阶级一直和国外资本主义利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直主要投资于商业，一直从所有重要的部门搜刮经济剩余。智利的国家及其组织机构，充其量不过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是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弗兰克在智利的发现与阿明对外围地区特征的概括不谋而合，在阿明看来，所有的外围形态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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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共同的主要特点：（1）在国营部门中，农业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2）产生一个追随占统治地位的外国资本的当地资产阶级（主要是商业资产阶级）；（3）具有当代外围地区所特有的官僚主义发展的趋势；（4）无产阶级化的现象具有不完全的特点。这样，弗兰克就观察到了对理解智利和其他欠发达国家至关重要的一点，即“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国家”过去是，现在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是处于卫星城地位的欠发达的资产阶级和国家，因而总是依附于处于大都市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在民族国家层次还是在国际层次上，智利和整个世界的历史都在走向极化；同时，互相依赖，尤其是卫星国对核心国家的依赖也在增强，两者之间在权力、财富和收入，尤其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经济和技术能力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大。智利的商业、农业、采矿业乃至工业，也在经济上、技术上和组织体制上越来越依赖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并成为核心国家的卫星部门[3]（p117）。
对“依附的链条”的论述，是弗兰克对依附理论所做的重要贡献。弗兰克认为，在商业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时期，第三世界国家被迫接受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它们的生产首先是为了出口，主要是为了满足帝国主义对原材料的需求。第三世界国家的上层领导者加入了这种依附体系，他们不可能越雷池一步，去创造任何独立的经济活动方式，而是越来越心甘情愿地在富裕的消费者和贫困的生产者之间充当中介者。他们是上层买办阶级，这个阶级的财富与生活方式越来越有赖于中心地区的经济上层的活动，这种中心地区被弗兰克称之为“大都会”。这样一个“依附的链条”，从世界上高度发达的中心地区，通过附属于这些地区的大都会伸向贫困的城镇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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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剩余就沿着这个链条向外转移，最终由穷国转移到富国。“由中心城市和卫星地区组成的整个链条，从资本主义的世界的大都会延伸到卫星国的农场主或农村的商人，这些人既是当地商业中心的卫星，又有自己的卫星，那就是农民”[3]（p34）。
在弗兰克和其他依附论者看来，要阻止对经济剩余的剥削，唯一的办法是打碎转移这种剩余价值的依附链条。然而，由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出现，弗兰克呼唤的革命并未出现。跨国公司从经济上控制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它们就能通过各地的业务网去控制从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由于跨国公司代表着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日益集中和生产走向一体化的过程，它使拉丁美洲经济的“结构性危机”更加严重[4]（p36）。
从悲观的“古典依附论”到乐观的“依附发展论”
依附理论对于理解古典的依附是有用的。可是，很显然，需要重新考虑新兴工业国家的经济动力问题。作为对这种需求的反应，一种较新的知识传统在发展，这一传统特别集中在费尔南多·卡多索（femandocardoso）和恩佐·法莱图（enzofaletto）的著述中。
与较为宿命论的依附理论不同，这种“依附发展”学派承认在依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比如，古典的依附状况是，外国控制的农业或矿业领地是主导经济部门，它们促成了长期的经济畸变。相反，在强有力的政府与国内工业化战略（既服务于跨国公司的利益，也服务于本地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谐一致的地方，多样化的经济增长得到了促进。弗兰克早期的著作在阐述第三世界的不发达问题时，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是停滞不前的，因为其经济剩余被发达国家吸走了，所以不可能发展。但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经验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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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激进的拉美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他们关于依附性的理论。
卡多索把“发展”界定为“资本的积累及其对生产体制分化的效用和影响”。卡多索和法莱图看到，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国内市场和资产阶级的国际化。“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同时伴随的是私营民族产业、国外部门和公共部门三个经济部门的有分化的扩张。从政治上说，“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需要掌握这些经济部门的利益群体之间建构一种相互关系的系统。这些研究使得传统的“依附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把停滞模型建构（modelsofstagnation）推向对依附性发展（dependentdevelopment）的分析。
结合卡多索对“发展”与“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的看法，埃文斯作了发挥，创造了“依附性发展（dependentdevelopment）”这个标签[5]（p10）。
认为“依附性发展”既包括资本的积累，同时也蕴涵着边缘地区的一定程度的工业化。“依附性发展”是依附的一种特例，其特征是国际资本和国内当地资本的联合或结合，国家也积极参与其中，三者的联合是依附性发展的基本因素。依附性发展早在传统的依附时期和“出口型增长”时期就已经在一些国家发生了。它不是依附的反动，而是依附和发展的结合。也并不是说所有的的边缘国家都能达到依附性发展的阶段[5]（p3132）。经过五年的调查研究，埃文斯以巴西为例，展示了“依附性发展”的一个案例。他把巴西50、60年代的经历放在长远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论述了巴西是怎样从20世纪初期“传统的依附”演化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依附性发展”的。在那里，60年代发展起来的跨国公司、地方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尽管存在一些冲突，但三者的联盟业已形成，从而提供了当地工业化的社会结构基础。在利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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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和资本等方面存在差异的三方联盟，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化，参与其中的精英人物们受益很多，却把普通大众排除在增长带来的好处之外。
相对于古典的“依附理论”来说，“依附发展理论”促进了这一领域的更具开放性的经验研究。根据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看法，“核心—半边陲—边陲”的结构不会改变，但一个国家或社会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是可以改变的，边陲国家可以升为半边陲国家甚至核心国家，同样，核心国家也可能下降为半边陲甚至边陲国家。处于半边陲地位的少数国家就能够成功地实现依附性发展[6]。
但对于传统的依附理论的几个关键设想来说，它仍然是墨守成规的。依附的事实仍然被看作基本上是受到抑制的发展战略。在埃文斯关于巴西的讨论中，发展的外部限制谈得很清楚：依附发展只有从较大的帝国主义体系中获得支持才能存活。要知道依附发展是否总体上成功，必须根据跨国公司的投资意愿和国际银行家们扩大信贷的意愿，与古典依附相同，依附发展最终将达到极限，即如果没有来自中心国家的联盟，所谓的“巴西模式”是不可能存活下去的[5]（p329）。
根据上述“依附理论”从“古典的依附论”到“依附性发展论”的演化过程，笔者鉴别出了60、70年代这一理论的几个主要原则：第一，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被纳入扩大了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促成了农业生产或原料交易出口的专门化，也促成了这些主要出口部门和外国资本及市场之间的协调性联系。第二，依附对于经济质量有不利的影响。第三，虽然这种纳入带来了短期发展（因为初期的生产和雇佣利润得到了实现），但从长远看，持续依赖中心地区的市场、资本和技术会造成抑制发展的力量，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面向中心地区市场的生产和对于中心地区技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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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及生产要素输入的经常性依赖，会造成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畸变。第四，无论是“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还是“依附性发展”，有赖于第三世界政府和当地社会实力的增强。第五，“依附性发展”的受益者是跨国公司（或外国经济实体）、当地政府和地方工商界精英，而不是普通老百姓。
“依附发展论”在中国的应用：结语和讨论
相当多的研究者认为，依附理论主要适用于拉丁美洲国家，不具有普遍性。众所周知，依附理论者大部分是拉丁美洲学者，也有非洲国家的，如阿明，但没有一个是亚洲国家的。由此，国内有学者认为，依附理论是以拉丁美洲和部分非洲国家为蓝本而建立的，如果它对拉丁美洲还具有一定说服力的话，那么将它简单套用到不发达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是不合适的。日本学者小仓充夫批判依附理论忽视了地区差异：弗兰克为首的依附理论大都是以拉丁美洲为基础的，它将拉丁美洲的特点过于一般化了。但严立贤的论述和批评均没有涉及到依附理论的后期进展，小仓充夫的批评也仅仅是针对弗兰克而言，两者都没有提到卡多索、法莱图和埃文斯的“依附发展论”，更没有对后者做出评价。如果他们的立论成立，即“古典依附论”不具有普遍性，不能简单地套用到亚洲国家，“依附论”的新近发展——“依附发展论”则未必然。笔者认为，虽然“古典依附论”不能简单地应用到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实践中去，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可以为“依附发展论”提供新的经验，运用“依附发展论”观察受外资影响地区的发展历程有助于从理论层次上认识和把握亚洲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和前景。
关于中国发展的研究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要拓深这方面的研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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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需要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需要对支持这些研究及相关的具体研究范式的理论框架及其预设做出分析和批判，还需要客观的、冷静的怀疑眼光。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发展研究应否采用西方的概念及理论，对于这样一个严肃的学术论题，凭藉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态度随意论断都是不足取的，只有透过谨慎的知识学分析和中性的方法研究，才能期望获致知识上的自觉和认识上的拓深[7]（p76）。因而，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世界遗产，不应抱着有色眼光看待，某些意识形态的障蔽反倒阻碍了我们对事物发展规律的客观的、科学的认识。对依附论和依附发展论都应作如是观。
改革开放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本、技术、信息、管理制度等等，伴随着国外公司的到来，在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基础较好、交通运输条件优越、享受优惠开放政策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形成了“外向型”或“外联型”的区域发展格局。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沿海毗邻资本主义世界的前沿的地区，通过大量的“海外关系”，引进外资和技术，兴办了一批“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目前更多的人在思考“引进资本主义”之后的发展问题。如果运用“依附发展论”的理论观点观察沿海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发展经验，对于理解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和未来，应当是一个十分有用的视角。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20多年来的经济大发展确实离不开外来企业家、资金和设备的引进，然而也造成了生态污染、环境恶化等影响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区、行政官员、外商等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他们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怎样？谁是受益者？这些都是深入的实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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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实地调查才能回答的问题，也是“依附发展论”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参考文献】
[1]priebisch,raul.1950.theeconomicdevelopmentoflatinamericaanditsprincipalproblems.newyork:unitednations.[2]安德鲁·韦伯斯特，陈一筠译注。发展社会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3]frank,andregunder.1967.capitalismandunderdevelopmentinlatinamerica:historicalstudiesofchileandbrazil.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4]斯塔夫里亚诺斯，迟越等译注．
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5]evens,peter.1979.dependentdevelopment.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6]wallerstein,york:academicpress.[7]邓正来《中国发展研究的检视》［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夏季卷）：50—60．
immanuel.1974.themodernworld-10
篇四：结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变迁谈谈依附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有什么启示
依附理论姓名：郭星麟
专业：政治学与行政学
学号：1330020019摘要：依附论在战后非西方国家的道路选择上产生过重大影响，代表着一种对西方现代化发展理论的挑战和替代方案，其目标理论在于探索造成第三世界发展困境的原因和寻找摆脱不发达状态的最佳路径。依附论在思想渊源上与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他借助了结构主义发展学的“中心——外围”模式，提出了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导致的落后国家对外依附的基本假设，主张走激进或改良的非西方发展道路。在当下的全球化时代中，依附论过于强调外因作用的单项理论图式难以适应多元化发展的需要，悄然退出了主流的学术舞台，但是其理论本身和曾经有过的影响都给我们留下了广阔的反思空间。
关键词：依附论；现代化理论；中心-外围结构；世界体系
（一）：依附论的产生和理论渊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虽然先后摆脱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殖民统治，建立了拥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但是并未从此走上富裕富强之路，它们在经济上依然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依附论就是基于解释这种现状，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世界经济的中心，发展中国家处于其外围并受剥削与控制的现状而产生的。战后拉美经济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更为鲜明，因此，依附论首先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中期在拉丁美洲产生并发展起来是再自然不过了。
依附论的思想方法和理论渊源上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多数依附者认为，依附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思想源于马克思的著述。伊文斯不仅认为依附论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而且还强调依附论对边缘资本主义实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化做出贡献。
巴西学者多斯桑托斯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等分析，为探讨殖民问题开辟了一个内容丰富的领域，提供了分析问题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把劳动分工视为基本的社会现实，是推动其他一切事物变化的因素。依附论者吧这一社会分工学说引申到国际领域，把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看做是一种依附。马克思的政治活动阶级说也对依附论产生了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活动主要是由根据生产工具的所有制而划分的社会集团或阶级来进行，依附理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相勾结统治阶级的作用，根据在不同时期冲突与结盟的变化来描述历史。依附论的奠基人之一沃勒斯坦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理论出发，分析了国际生产价格形成的问题，从而论证了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换是一种不平等的交换。较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依附论来研究发展问题的是贡德弗兰克，他的《拉美的资本主义与欠
发达状态》吃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二）依附与资本主义生产体依附论的核心概念与假设。
依附理论的核心概念显然就是依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中，后被普遍使用于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第三世界国家的比较分析。在依附论学者中，多斯桑托斯对依附的定义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他认为依附是一种限定性状况，指的是某些国家的经济受到它们所依从的一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扩张的影响。当有些国家(主导国)能够扩展和自我发展，而另一些国家(依附国)只是这种经济扩展的一种反映时，这种扩展对依附国家的发展可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存在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经济形式之间以及这些国家和世界贸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就采取了依附的形式。那么,依附是如何造成的?依附论认为依附的基础是国际分工,这种国际分工使某些国家的工业获得发展,同时限制了另一些国家的工业发展,使后者受到由世界统治中心控制的增长条件的制约。国际依附格局是16世纪重商主义时代以来逐步形成的,边缘国家一旦被拉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由于其国内生产设备的发展刚刚起步,它们在国际市场中往往被迫处于严重依赖的地位。殖民主义的文化和政治影响,以及边缘国家相对于核心国家的军事劣势,都强化了这种对外的经济依赖由于依附格局是全方位和结构性的依附理论赋予它的核心概念以双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的,指的是国际领域中的经济依赖,一些国家国民经济的很大部分依赖于外贸,阿尔蒙德和小鲍威尔认为,吃经济依赖亏的正是世界上那些经济不发达的穷国二是政治意义上的指的是这种对外经济依赖对国内政治过程的影响，因为当国内制度所依重的资源从属于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时,政治上很可能也受它们操纵和控制。正是这种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使得依附论成为了比较政治学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之一。依附理论和其它旨在取代现代化理论而对第三世界发展进行解释与设计的理论一样,需要回答相同的问题,即,第三世界国家落后的基本原因是否在于本国的传统因素?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政治变迁与世界体系有何关系?如何说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政治变迁与世界体系的关系?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依附理论提出了它的核心假设:不发达和依附的形成与发展在于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及其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国际交换体系和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
（三）以中心-外围结构理论为立论框架
从范式构成的角度来看,结构主义发展理论为依附论提供了中心-外围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框架,某种意义上说,依附论既源于马克思主义又源于结构主义。20世纪50年代，以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为代表的拉美经委会对现代化发展理论提出了修正。现代化理论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具有示范效应,西方价值体系的扩散,能够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普雷维什领导的拉美经委会则认为,当欠发达国家的本国经济面临外来渗透时,新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将作为国家利益的支持者而崛起，为此，拉美经委会采取了民族主义的、反帝的立场，把世界分为工业化的中心和生产原料的外,世界经济体系呈现中心——外围的结构特征。这是一个排斥性的体系,“中心”是繁荣富足的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外围”是持续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中心“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是为了利用“外围”，而不是为了发展“外围”,它甚至限制和阻止外围的发展,正是这种“外围”对“中心的结构性经济依附，导致外围国家持续的不发达。
结构主义发展理论为“外围”国家提供了一条不同于新马克思主义激进社会革命的道路,即以改良的办法改变不合理的国内及国际经济结构。这种以“中心——外围”学说为核心的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得到了那些对现代化理论持批判态度的学者的重视,它最终成为依附理论的分析框架。也有学者将中心外围学说称为不发达理论、早期依附论或结构主义依附论。但是结构主义对于依附论来说更具有法论的意义,依附论正是从普雷维什那里拿来“中心—外围”结构理论,学会了在国际经济框架中阐述观点并推导出政策的开放性方法。在依附论者看来,世界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不同区域和国家,无论经济水平、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有多大差异,只要进入世界经济体系,都在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进行生产。所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实际上只能分为中心(主导)和外围(被支配)国家,也就是说,在世界经济中,只有中心和边缘、发达与欠发达的区,没有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传统和现代的区别。基于这一分析框架,依附学派解释了不发达与依附的逻辑因果关系,即外围国家的不发达是中心与外围国家所形成的经济依附结构造成的,而不是外围国家的不发达造就了依附结构。因为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建立起来的全球劳动分工是形成第三世界国家历史进程的主导力量,第三世界当前的不发达状态,根源在于第一世界所追求的增长方式,第三世界的不发达是第一世界发达的恶果。
（四）依附理论的主要流派
在依附论学派内部,各流派在基本立场方面是一致的,即都持反帝的立场,反对外国渗透,主张非西方发展道路。但是在方法论、研究参数等方面存在争议,根据价值取向、分析方法和基本观点方面的异同,我们将依附论内部各学派分为三个部分。
(一)激进依附理论“不发达的发展”
激进依附理论认为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不平等关系是第三世界落后和不发达的总根源,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需要摆脱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控制,这一脱离可能需要通过革命才能完成。因此,这一理论又被称为“脱钩论”,主要代表人物是保罗?巴兰、弗兰克和萨米尔阿明等。巴兰在拉美经委会的“中心—外围”分析结构中,开创性地提出了“经济剩余”的概念,他认为不发达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潜在经济剩余被中心国家或跨国公司拿走,使得不发达国家无法实现生产性转化,因为经济的增长取决于剩余的多少及其利用途径。他的结论是,那种按照进步资本主义的方针来解决不发达国家现有经济和政治僵局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消失。巴兰的观点奠定了激进依附论的基础。激进依附理论认为只有脱离必须脱离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以摆脱外部的剥削与掠夺,他甚至提出不发达社会实现发展的可靠途径是进行社会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的这一理论又被称为“不发达的发展论”。阿明对依附论的贡献在于他通过对不平等交换的研究,分析了“中心—外围”结构是如何运行的。他认为“中心”既可以通过国际生产价格进行不等价交换也可以通过资本输出和跨国公司等来实现价值的转移。他和弗兰克一样主张“外围”国家要获得发展应该与“中心”国家“脱钩”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外围国家的发展最终要经过一个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进行必要的“决裂”(脱钩),即拒绝使本国的发展战略听命于全球化。
（二）正统依附论：“发展主义依附论”与“新依附“。
正统依附论学派的分析框架仍然是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结构,但与激进依附不同的是,它既注意到了世界体系中的宗主国与依附国之间的两极分化,也关注造成不发达的内部原因,这一学派的观点使得依附论对不发达成因的认识更加深化。墨西哥社会学家巴勃罗?萨诺瓦提出了“国内殖民主义理论”,认为在一些国家内部可以找到传统殖民主义的同样情况,他相信外部条件不再对墨西哥这样的国家有巨大影响,所以本国的解决办法是可能的。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和巴西学者安德拉德提出了“发展极理论”,他们认为不平等发展既存在于国与国之间,同样存在于一国内部的地区与地区之间,这一理论认为不发达经济社会的内部根源在于先进地区与自给自足地区之间的二元经济,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妨碍了国家的自主发展。仅从外部原因上即仅从“经济剩余”从“外围”流向“中心”来解释“不发达的发展”是不够的,如果拉美国家的内部结构和对外关系不发生质的变化的话,这些国家将无法摆脱对西方国家的依附。拉美等国的不发达状况,与其说是一种弗兰克所谓的“不发达的发展”,还不如说是一种“新的依附结构”。
（三）改良依附理论:“依附性发展”。
20世纪70年代后,巴西和东亚的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不管是强调外因的激进依附论还是强调内因的正统依附论都难以解释新的客观事实。在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巴西的卡多索和智利的法莱托等人提出了改良主义的依附论,他们认为在依附和发展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在资本主义扩张中，不发达地区也能够取得依附式发展,依附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成为垄断资本在第三世界扩张的新形式。要利用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来为本国的发展服务，而不是原先的那种脱离资本主义世界的做法。彼德?文斯进一步发展了卡多索的“依附性发展”理论，他更乐观地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相互联系、渗透的趋势下,存在着独特的优势,在积极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进行有力的政府宏观干预,实现国际资本和国内当地资本的联合,是实现自身发展的关键。
（五）依附论的理论局限及其历史命运
依附论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是,没有一种理论是天衣无缝的,依附论也有着自身的理论缺陷,同样,也没有一种理论能够恰到好处地永远适应时代的需要,依附论必须面对的历史命运是,时代的不断变迁超出了它的适应能力。从理论上看,首先,依附论在逻辑的严密性上存在缺陷。依附论采取的是一种单因论的论证逻辑。依附论对外在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关注实质上是强调某种单一变量的绝对作用,虽然改良主义依附论可能注意到了内部因素的重要影响,但也只是将其视为外部结构作用的结果,仍然是外因决定论，其次，依附论的分析框架局限。依附论以批判现代化理论为己任，它尤其强烈地批判了现代化理论“传统-现代”的线性二分法,但自己又落入了“中心-外围”的结构性二分法。在“中心-外围”的分析框架中，依附作为一种变量其实很难精确测量，因为依附论只强调了“中心”与“外围”的冲突关系，而忽略了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和谐和相互依存。而且，依附论的横向二分法无法把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依附
形式以及苏东社会主义中的依附关系包括进去，甚至对东亚地区的依附关系解释力也不够。这一缺陷使得它不能准确找到走出不发达的正确途径,不能主动应对周围环境的变化。第三,依附论对世界体系的复杂结构解释得过于片面和简单。依附论深受结构主义影响,它认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依附结构造成了不发达国家的贫穷，而不是不发达国家的落后造成了依附结构。这是一种结构决定论，它忽视了结构本身的变化。也忽视了作为发展主体的国家本身的能动性。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各不相同的民族文化与传统，现代化的道路自然各有不同,依附论如果只能提供一条发展道路的话,当然不能适应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依附论要摆脱日渐式微的命运，继续成为具有强大解释力的理论范式,就必须适应全球化时代经济发展的国际分工格局,同时关注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对立与相容,进行更加宽容而多元的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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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篇五：结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变迁谈谈依附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有什么启示
依附理论的发展历程和新进展【
内容
提要】从
发展
社会
学的观点来看，依附
理论
是国际
经济
和
政治
关系中
影响
重大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经历了从悲观的“古典依附论”到具有乐观色彩的“依附发展论”的演变。霍布森、普雷维什、弗兰克和阿明对古典依附论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卡多索和埃文斯的观点则是“依附发展论”的代表。“依附发展论”可以作为
研究
中国
发展
问题
的理论视角。
【
英文
摘要】fromtheperspectiveofdevelopmentsociology,thisessaygivesabriefreviewofthetheoryofdependency,emphasizingthatitevolvesfrompessimisticclassicaltheoryofdependencytonewoptimistictheoryofassociated-dependentdevelopment.underthebackgroundofglobalization,thejattercanbeusedasatheoretical
frameworkinchina‘sdevelopmentresearch.【关
键
词】依附理论/发展历程/中国发展问题
dependenttheory/history/china‘sdevelopmentissues【
正
文
】
在世界体系论和全球化观点日益为人们所接受的今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经济格局和权力结构的影响。厘清依附理论的演变过程和新近发展成果，探讨其在中国发展中的
应用，成为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依附的悲观看法
霍布森——普雷维什——弗兰克与阿明
对依附理论进行
分析，第一步就是检视20世纪初期霍布森的观点。霍布森坚持认为，发达国家通过向不发达地区输出资本、积累资本的制度，通过经济扩张和政治统治的结合，甚至通过使用军事资源来维护对不发达地区生产活动的控制，建立起了发达世界与
不发达世界的不平等关系。这种观点把不发达国家置于被动、无望的境地，成为关于依附的悲观论的源头。在拉丁美洲，残酷的现实令当地一些学者警醒。1950年，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认为，世界经济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由核心和边陲两个部分构成，核心和边陲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不平等的，核心国家通过不公正的贸易条件剥削边陲国家。这正是导致不发达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普雷维什的“核心—边陲”概念，后来通过弗兰克和阿明等人发展成为依附理论。在他的笔下，拉丁美洲成了一个处于依附地位的“边陲”地带，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关系中居于劣势地位。
依附论的着名学者、经济学家阿明博士和弗兰克看到，在拉丁美洲，到处都是大地产，无论是阿根廷的大牧场和小麦农场、巴西的咖啡种植园、中美洲的香蕉种植园，还是加勒比海地区的甘蔗种植园，都是核心与边缘不平等症状的反映。这种不平等导致墨西哥90％以上的农户一贫如洗。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哈林顿所说的“另一个美洲”。有一
个众所周知的美洲，电视和报刊的新闻和广告对它大肆宣扬，鼓吹那里的生活水平是世界之冠。50年代时这个美洲就开始为自己的产品过剩而担忧；然而，同时也存在另一个美洲，那里生活着4千万至5千万过去和现在都在受穷的人口。阿明对这样的“另一个美洲”描述到，传统社会被扭曲到无法辨认的程度；它失去了独立性，现在它的主要职能是为世界市场而生产，这种生产由于沦于贫困化而根本没有
现代
化的任何前景。所以，这种传统社会并不是过渡到现代化；它是完完全全的一种依附性的、外围的社会，因此处于绝路；它的前进路子都被堵塞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通过对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阿明发现，欧洲殖民者的殖民化总的逐渐形成了外围形态的一部分，在拉丁美洲，从一开始，它的作用就是建立外围结构，后来，其他地区的民族社会也趋向这种结构而形成了第三世界。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商业依附、金融
依附和技术依附。
这种结构关系在弗兰克看来是“大都市”与“卫星城”之间的关系：在
历史
上久已形成的资本主义体系中，作为“大都市”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夺、剥削着作为边缘的“卫星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剩余，造成了后者的欠发达。弗兰克对智利的观察表明，智利的不发达不能归因于有些人设想的封建结构的延续，实际上这种结构从来没有存在过。因为在智利，国内的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这个阶级一直和国外资本主义利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直主要投资于商业，一直从所有重要的部门搜刮经济剩余。智利的国家及其组织机构，充其量不过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是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弗兰克在智利的发现与阿明对外围地区特征的概括不谋而合，在阿明看来，所有的外围形态有四大共同的主要特点：在国营部门中，农业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产生一个追随占统治地位的外国资本的当地资产阶级；具有当代外围地区所特有的官僚主义发展的趋势；无产阶级化的现象具有不完全的特点。这样，弗兰克就观察到了对理解智
利和其他欠发达国家至关重要的一点，即“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国家”过去是，现在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是处于卫星城地位的欠发达的资产阶级和国家，因而总是依附于处于大都市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在民族国家层次还是在国际层次上，智利和整个世界的历史都在走向极化；同时，互相依赖，尤其是卫星国对核心国家的依赖也在增强，两者之间在权力、财富和收入，尤其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经济和技术能力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大。智利的商业、农业、采矿业乃至
工业，也在经济上、技术上和组织体制上越来越依赖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并成为核心国家的卫星部门。
对“依附的链条”的论述，是弗兰克对依附理论所做的重要贡献。弗兰克认为，在商业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时期，第三世界国家被迫接受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它们的生产首先是为了出口，主要是为了满足帝国主义对原材料的需求。第三世界国家的上层领导者加入了这种依附体系，他们不可能越雷池一步，去创造任何独立的经济活动方式，而是越来越心甘情愿地在富裕的消费者和贫困的生产者之间充当中介者。他们是上层买办阶级，这个阶级的财富与生活方式越来越有赖于中心地区的经济上层的活动，这种中心地区被弗兰克称之为“大都会”。这样一个“依附的链条”，从世界上高度发达的中心地区，通过附属于这些地区的大都会伸向贫困的城镇和
农村，经济剩余就沿着这个链条向外转移，最终由穷国转移到富国。“由中心城市和卫星地区组成的整个链条，从资本主义的世界的大都会延伸到卫星国的农场主或农村的商人，这些人既是当地商业中心的卫星，又有自己的卫星，那就是农民”。
在弗兰克和其他依附论者看来，要阻止对经济剩余的剥削，唯一的办法是打碎转移这种剩余价值的依附链条。然而，由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出现，弗兰克呼唤的革命并未出现。跨国公司从经济上控制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它们就能通过各地的业务网去控制从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由于跨国公司代表着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日益
集中和生产走向一体化的过程，它使拉丁美洲经济的“结构性危机”更加严重。
从悲观的“古典依附论”到乐观的“依附
发展
论”
依附
理论
对于理解古典的依附是有用的。可是，很显然，需要重新考虑新兴
工业
国家的
经济
动力
问题
。作为对这种需求的反应，一种较新的知识传统在发展，这一传统特别集中在费尔南多·卡多索和恩佐·法莱图的着述中。
与较为宿命论的依附理论不同，这种“依附发展”学派承认在依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比如，古典的依附状况是，外国控制的农业或矿业领地是主导经济部门，它们促成了长期的经济畸变。相反，在强有力的政府与国内工业化战略和谐一致的地方，多样化的经济增长得到了促进。弗兰克早期的着作在阐述第三世界的不发达问题时，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是停滞不前的，因为其经济剩余被发达国家吸走了，所以不可能发展。但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经验使一些激进的拉美学
者开始重新思考他们关于依附性的理论。
卡多索把“发展”界定为“资本的积累及其对生产体制分化的效用和
影响
”。卡多索和法莱图看到，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国内市场和资产阶级的国际化。“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同时伴随的是私营民族产业、国外部门和公共部门三个经济部门的有分化的扩张。从
政治
上说，“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需要掌握这些经济部门的利益群体之间建构一种相互关系的系统。这些
研究
使得传统的“依附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把停滞模型建构推向对依附性发展的
分析。结合卡多索对“发展”与“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的看法，埃文斯作了发挥，创造了“依附性发展”这个标签。
认为“依附性发展”既包括资本的积累，同时也蕴涵着边缘地区的一定程度的工业化。“依附性发展”是依附的一种特例，其特征是国际资本和国内当地资本的联合或结合，国家也积极参与其中，三者的联合是依附性发展的基本因素。依附性发展早在传统的依附时期和“出口型增长”时
期就已经在一些国家发生了。它不是依附的反动，而是依附和发展的结合。也并不是说所有的的边缘国家都能达到依附性发展的阶段。经过五年的调查研究，埃文斯以巴西为例，展示了“依附性发展”的一个案例。他把巴西50、60年代的经历放在长远的
历史
背景中加以考察，论述了巴西是怎样从20世纪初期“传统的依附”演化为他所处的那个
时代
的“依附性发展”的。在那里，60年代发展起来的跨国公司、地方私营
企业
和国有企业，尽管存在一些冲突，但三者的联盟业已形成，从而提供了当地工业化的
社会
结构基础。在利益、权力和资本等方面存在差异的三方联盟，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化，参与其中的精英人物们受益很多，却把普通大众排除在增长带来的好处之外。
相对于古典的“依附理论”来说，“依附发展理论”促进了这一领域的更具开放性的经验研究。根据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看法，“核心—半边陲—边陲”的结构不会改变，但一个国家或社会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是可以改变的，边陲国家可以升为半边陲国家
甚至核心国家，同样，核心国家也可能下降为半边陲甚至边陲国家。处于半边陲地位的少数国家就能够成功地实现依附性发展。
但对于传统的依附理论的几个关键设想来说，它仍然是墨守成规的。依附的事实仍然被看作基本上是受到抑制的发展战略。在埃文斯关于巴西的讨论中，发展的外部限制谈得很清楚：依附发展只有从较大的帝国主义体系中获得支持才能存活。要知道依附发展是否总体上成功，必须根据跨国公司的投资意愿和国际银行家们扩大信贷的意愿，与古典依附相同，依附发展最终将达到极限，即如果没有来自中心国家的联盟，所谓的“巴西模式”是不可能存活下去的。
根据上述“依附理论”从“古典的依附论”到“依附性发展论”的演化过程，笔者鉴别出了60、70年代这一理论的几个主要原则：第一，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被纳入扩大了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促成了农业生产或原料交易出口的专门化，也促成了这些主要出口部门和外国资本及市场之间的协调性联系。第二，依附对于经济质量有不利的影响。第三，虽然这种纳入带来了短期发展，但从长远看，持续依赖中心地区的市场、资本和技术会造成抑制发展的力量，使发展
中国
家处于不利地位。面向中心地区市场的生产和对于中心地区技术、资本及生产要素输入的经常性依赖，会造成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畸变。第四，无论是“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还是“依附性发展”，有赖于第三世界政府和当地社会实力的增强。第五，“依附性发展”的受益者是跨国公司、当地政府和地方工商界精英，而不是普通老百姓。
“依附发展论”在中国的
应用
：结语和讨论
相当多的研究者认为，依附理论主要适用于拉丁美洲国家，不具有普遍性。众所周知，依附理论者大部分是拉丁美洲学者，也有非洲国家的，如阿明，但没有一个是亚洲国家的。由此，国内有学者认为，依附理论是以拉丁美洲和部分非洲国家为蓝本而建立的，如果它对拉丁美洲还具有一定说服力的话，那么将它简单套用到不发达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是不合适的。日本学者小仓充夫批判
依附理论忽视了地区差异：弗兰克为首的依附理论大都是以拉丁美洲为基础的，它将拉丁美洲的特点过于一般化了。但严立贤的论述和批评均没有涉及到依附理论的后期进展，小仓充夫的批评也仅仅是针对弗兰克而言，两者都没有提到卡多索、法莱图和埃文斯的“依附发展论”，更没有对后者做出评价。如果他们的立论成立，即“古典依附论”不具有普遍性，不能简单地套用到亚洲国家，“依附论”的新近发展——“依附发展论”则未必然。笔者认为，虽然“古典依附论”不能简单地应用到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实践中去，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可以为“依附发展论”提供新的经验，运用“依附发展论”观察受外资影响地区的发展历程有助于从理论层次上认识和把握亚洲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和前景。
关于中国发展的研究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要拓深这方面的研究，不仅需要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需要对支持这些研究及相关的具体研究范式的理论框架及其预设做出分析和批判，还需要客观的、冷静的怀疑眼光。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发展研究应否采用西方的概念及理论，对于这样一个严肃的学术论题，凭藉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态度随意论断都是不足取的，只有透过谨慎的知识学分析和中性的
方法
研究，才能期望获致知识上的自觉和认识上的拓深。因而，对于社会
科学
研究的世界遗产，不应抱着有色眼光看待，某些意识形态的障蔽反倒阻碍了我们对事物发展
规律
的客观的、科学的认识。对依附论和依附发展论都应作如是观。
改革开放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本、技术、信息、管理制度等等，伴随着国外公司的到来，在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基础较好、交通
运输条件优越、享受优惠开放政策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形成了“外向型”或“外联型”的区域发展格局。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沿海毗邻资本主义世界的前沿的地区，通过大量的“海外关系”，引进外资和技术，兴办了一批“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
目前
更多的人在思考“引进资本主义”之后的发展问题。如果运
用“依附发展论”的理论观点观察沿海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发展经验，对于理解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和未来，应当是一个十分有用的视角。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20多年来的经济大发展确实离不开外来企业家、资金和设备的引进，然而也造成了生态污染、环境恶化等影响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区、行政官员、外商等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他们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怎样？谁是受益者？这些都是深入的实证研究和实地调查才能回答的问题，也是“依附发展论”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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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六：结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变迁谈谈依附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有什么启示
经典现代化理论、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简述现代化理论从萌芽至成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现代化理论的萌芽阶段，从18世纪至20世纪初。这一阶段以总结和探讨西欧国家自身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经验和面临的问题为主，其中主要的学者有圣西门、孔德、迪尔凯姆和韦伯等。第二个阶段是现代化理论的形成时期。从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60、70年代，以美国为中心，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经典现代化理论体系，主要学者有社会学家帕森斯、政治学家亨廷顿等。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60、7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一些学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想，瞩目于不发达国家不发达现象及其原因，提出了分析“中心-外围”结构产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如“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因此，研究现代化除了要重视经典现代化理论外，也不能忽视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
一、经典现代化理论
20世纪50年代，美国一批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相继开展了现代化研究。1951年6月，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经济增长委员会主办的学术刊物《文化变迁》杂志编辑部举办的学术讨论会上，大家讨论了贫困、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与会者认为，使用“现代化”一词来说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比较合适的。1958年，丹尼尔·勒纳出版《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现代化》一书，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就是现代化。1959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比较政治委员会召开了政治现代化讨论会，随后出版了《发展中地区的政治学》（阿尔蒙德和科尔曼，1960）。60年代西方陆续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现代化研究专著，现代化理论基本形成。例如，《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宣言》（罗斯托，1960），《日本和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沃德和拉斯托，1964），《现代化和社会结构》（列维，1966），《现代化的动力：比较历史研究》（布莱克，1966），《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埃森斯塔特，1966），《现代化：增长的动力》（维纳，1966）、《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亨廷顿，1968）等。在70～80年代，现代化理论面临诸多挑战，同时也得到全面发展，形成了五光十色的现代化理论。西方学者开展现代化研究，历时50年（50～90年代），最终形成了经典现代化理论体系。尽管这种理论存在许多固有的缺陷，并因此受到种种批评，例如，这种理论不能解释发达工业国家70年代以来的发展等，但是，它仍然被认为是用来阐述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的革命性变化的有力理论，其他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理论都不可能完全取代它，也因此被称为经典现代化理论。经典现代化理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而是不同领域、不同学
者关于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成果的统称。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现代化具有不同的特点。经典现代化理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而是不同领域、不同学者关于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成果的统称。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现代化具有不同的特点。
表1：不同领域经典现代化的主要特点
领
域
主
要
特
点
政治现代化
民主化、法治化、科层化（官僚化）
经济现代化
工业化、专业化、规模化
社会现代化
城市化、福利化、流动化、信息传播
个人现代化
开放性、参与性、独立性、平等性
文化现代化
宗教世俗化、观念理性化、经济主义、普及初中等教育
经典现代化理论研究，根据领域不同，可以分为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个人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理论等；根据研究特点不同，可以分为六个学派。经典现代化理论研究，根据领域不同，可以分为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个人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理论等；根据研究特点不同，可以分为六个学派。
政治现代化理论。代表人物：伊斯顿、阿尔蒙德、阿普特和亨廷顿等
经济现代化理论。代表人物：罗斯托、弗兰克、格尔申克隆和库兹涅茨等
社会现代化理论。代表人物：帕森斯、列维、勒纳和穆尔等
现代化心理理论。代表人物：英克尔斯和麦可勒兰德等
比较现代化理论。代表人物：布莱克和艾森斯塔特等）等
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等。在40～6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步入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发展中国家没有完成工业化进程，仍然处于传统农业社会，有些地区甚至处于原始社会。所以，在经典现代化理论中，现代化可以被概括为一句话：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过程就是现代化。
表2：经典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六个学派
学派
结构学派
主要观点或特点
代表人物
结构－功能主义。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帕森斯、列会的转变。重点研究现代性和传统性的比较和转维、穆尔等
换。
过程学派
现代化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这罗斯托等
个过程包括一系列阶段和深刻的变化。重点研究转变过程的特点和规律。
行为学派
现代化必然涉及个人心理和行为的改变，强调人英克尔斯等
的现代化。
实证学派
各国的现代化具有不同特点。开展现代化的实证亨廷顿、格研究。
尔申克隆等
综合学派
现代化涉及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深刻变化。比较布莱克等
研究、发展模式研究、定量指标研究等。
未来学派
研究未来的发展趋势，重点研究发达国家的发展贝尔、托夫趋势。
勒等
根据经典现代化理论，现代化不仅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种发展状态，可以指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后所处的状态（完成现代化进程后的状态），也可以指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的世界先进水平所处的状态。由于人们对世界先进水平有不同的认识，高度发达工业社会内部也存在许多弊端，而且社会是不断发展的。经典现代化理论遇到了这样一个难题：如何解释发达工业国家今后的发展？学者们发现，用经典现代化理论解释发达国家18世纪工业革命到20世纪中叶的发展过程是合适的，用它解释发展中国家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也是合适的，用它解释发达工业国家将来的发展就不合适了。可以肯定地说，工业社会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终点，而是一个驿站。那么，发达工业国家今后的发展过程是什么？
二、依附论
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拉丁美洲的依附论，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外围国家或地区的角度，研究西方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资本主义积累运动，和帝国主义扩张的严重后果——外围或边缘地区的不发达问题，因此可以把它视作马克思列宁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新的重要补充
和有机组成部分，甚至可以把它视作批判西方全球化的“新帝国主义理论”。从其阐释外围或边缘地区不发达问题的原因及其对策主张来说，可以把它视作全球化背景下植根于第三世界的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流派中，它尽管显得激进，然而却是非主流的。
依附论的中心议题是探讨不发达国家的根源和如何解决这些不平等的发展与依附问题。它在20世纪60年代取代结构主义理论，无疑表明了它对解释当时不发达国家情况的适应性。从方法论意义上来说，依附论为我们认识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广大第三世界的不发达问题，对于认识不发达国家在西方国家跨国公司投资中的地位，以及不发达国家的内部政治与经济关系，对于不发达国家如何利用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为“外围”国家实现工业化等等，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在价值取向上，大多数依附论者倾向于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反对全盘西化的政策，依附论提供的具有重要学术参考价值的某些基本结论等，都是值得肯定的理论贡献。至于依附论主要的也比较一致的观点，按照瑞典经济学家马格努斯?布鲁姆斯特鲁埃和比约恩?赫特内的意见，可以简要归结为4点：欠发达是同工业化国家的扩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发达与欠发达是同一世界进程的不同侧面；欠发达不能被视为一个进化进程的原始条件；依附不仅仅是一种外部现象，在内部结构（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中它也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但是，依附论的理论缺陷也是很明显的。比如美国学者拉西特批评依附论的研究方法过于简单，他指出，依附论只使用一个独立的变量——国际经济的运作——来解释第三世界出现的“不发达、边缘化和依附性发展”这3种不同现象是不科学的。而且，依附论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划分所谓“中心-外围”的世界，无疑犯了片面强调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矛盾，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全球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这一根本矛盾的错误，因而其求解外围或边缘地区不发达的出路的各种主张，都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在各种场合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口号的真实含意。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现实上分析，依附论似乎也遭到了挑战。苏联和东欧的变革无疑是对绝大多数依附论坚持者的一个动摇，而冷战后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舞台上力量的弱化以及处境的艰难更是让依附论似乎
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论。而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卡尔多索的联系性依附发展理论也受到怀疑。总之，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国际关系的现实都对依附论
提出了挑战和质疑。从另一方面说，对于现在所谓的不发达国家而言，不管是加入世界经济的过程还是与其隔离，这些都不能保证一国经济的发展，重要的是一国改
造自己国家经济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战略、财政体系以及经济和政治领导人是至关重要
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瑟尔瓦尔(A.P.Thirlwall)则强调发展中国家运用计划比市场机制更为重要。因此，尽管在其产生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不断地“修正”自身，但由于理论上的固有局限以及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发展变化，依附论的理论生命力不断遭到质疑和挑战，有的学者现在甚至开始讨论“依附论是否真的死亡了”的问题。关于依附论的发展方向，其著名代表人物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认为，有把它扩展为一种世界体系理论的必要性。
当然，谈及这些多对于依附论的批评和批判，并不说明依附论已经没有生命力了。我们应承认依附论作为一种理论，确实有它的历史局限性。然而，对于一种理论的认识，最为重要的是要认识
它所提供认识和论证问题的方法。如笔者认为依附论采用了一种结构主义手法，从埃及经济学家阿明的不平等的发展理论来说，其主要是强调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体系对于形成一种中心和外围国家之间不平等依附的意识，阿明认为中心国家是通过一种国际不平等的交换格局，实现和加剧了中心与外围这种国际经济关系。
从本质上看，依附理论的分析方法和分析范畴依然有效，对于认识不发达国家在西方国家跨国公司投资中的地位，以及不发达国家的内部政治与经济关系是有参考作用的；另一方面，对于不发达国家如何利用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为“外围”国家实现工业化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三、世界体系论
世界体系论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在借鉴和融合依附论和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企图实现对二者的超越的产物。这决定了它一方面批判西方中心论，反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家们主张的外围或边缘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全盘西化论；另一面分析世界体系的流动性，论证资本主义的长期性、稳定性和不可避免性。在学术思想的影响上，世界体系论整体性、宏观性、综合性的理论视野、“多学科一体化”的研究方法、注重相互借鉴与融合的理论特点，以及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动力、经济周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是一个最大的剩余价值的“吸收器”等一系列富有新意的观点，都使得它在西方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激起了巨大的反响。的确，凡是研究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史的学者，研究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发展学理论家，包括研究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和发展战略学的学者，对世界体系论的一些观点，不管是赞成还是不赞成，都得在他们的著作中加以引述和讨论。
需要指出的是，世界体系论与依附论存在一定理论渊源关系，同时，它在以下3个方面又明显比依附论更进一步。第一，它在采用依附论核心——边缘理论模型的同时，建构了半边缘地区这一攸关世界体系长期稳定的重要概念，而且，它不像依附论那样把国家作为研究
单位，而是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通过对政治、经济和文明3个层次的分析，深刻揭示“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发展变迁和运作机制；第二，它从一个更加明确的分析框架来观察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的静态结构和动态进程，因而比依附论在时空上更具整体性；第三，它从全球角度出发，强调依附的普遍性和边缘国家的共同性，因而克服了依附论拉美经验的局限性。尽管近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从某些方面论证了世界体系理论，尽管为着更全面地解读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矛盾、困境和发展趋势，更清晰地看到作为“反体系”力量的社会主义的世界发展前景，我们需要借鉴这一理论。
与依附理论者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或所谓“现代世界体系”描述为中心和外围两部分不同的是，沃勒斯坦以劳动分工为基础，根据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国家机器的实力以及文化的完整性等衡量标准，把它分为核心区、边缘区和半边缘区3个部分。在他那里，半边缘区是介于中心和外围之间的缓冲地带，起平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作用，没有这个半边缘区，资本主义将会遭受毁灭性的经济危机。这种“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式”的结构，从“现代世界体系”经济、政治和文化3个基本维度来看，都表现明显。
首先，从经济维度来看，驱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动力是“不等价交换”和“资本积累”。这种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不等价交换存在于该体系内的两组关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核心区和边缘区——之中。核心区生产技术含量高、资本密集、高工资产品，而边缘区则相反，生产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低工资产品，介于它们之间的地区就是半边缘地区。在沃勒斯坦那里，半边缘区或者说国家并不是一种“残余类型”，而是世界经济体不可缺少的结构性要素，因为它“将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的产品进口到核心国家，同时将核心国家的产品进口到边缘地区，并且是以大致同样的程度来进行这两种活动的”。
这种“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式”的层级结构决定了不平等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特征。也就是说，决定了拥有生产和交换双重优势的居于体系的“核心”的英、美等发达国家，对属于体系“半边缘”的一些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以及处于体系的“边缘”的某些东欧国家、大批落后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剥削，维持自己的优越地位。“半边缘”既受“核心”的剥削，反过来也剥削“边缘”，因而“边缘”则受到前两者的双重剥削。沃勒斯坦强调，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对“核心、边缘和半边缘”之间的不平等有很强的“自我维持之势”，同时市场的力量也会强化而不是削弱这种不平等。但是对特定的地区来说，它在体系内的角色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当技术进步带来世界经济体的范围扩大时，它们之间有可能出现角色的转换。
其次，从政治维度来看，独立国家的形成以及国家体系的出现，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
以前具有单一政治结构的世界帝国之间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在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的作用下，出现了“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式”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结构。在国家体系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往往也是世界经济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国家，边缘和半边缘国家的情况也基本一样。
沃勒斯坦认为，这种“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式”的国家体系结构，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或者说“现代世界体系”长期稳定的重要保证。在这种国家体系中，众多的国家不可能都同样强大，因为“如果是势均力敌的，它们就会阻碍位于别国的跨国经济实体有效运行。那样的话就会妨碍国际劳动分工，世界经济就会衰落，直至世界体系土崩瓦解”。这样在世界体系中就会形成金字塔形的权力机构，从而出现霸权。在沃勒斯坦那里，霸权就是指在大国竞争中，一个大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上的原则和意愿强加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因周期性变化而产生的霸权国家有这样一些共同特征：它们只有将自己的经济优势从农业——工业生产领域开始，逐步扩大到商业、金融业，并维持在此3个领域的全面优势时才能建立霸权；它们都力主门户开放的自由贸易；它们的军事力量主要体现在海上。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经历了3个霸权周期，相应地先后产生了3个霸权国家，即17世纪的“海上马车夫”荷兰、19世纪成为“世界工场”的英国以及20世纪中叶的美国。但是，在这种霸权稳定机制下，除了半边缘的强国对霸权国家的竞争和挑战，还有居于边缘的弱国对半边缘的强国和核心的霸权国家的不满，因此，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始终存在“反体系运动”。对居于核心的霸权国家来说，问题在于，称霸是短暂的，一个国家一旦成为霸权国，它也就开始衰落。
再次，从文化或文明的维度来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式”的结构特点也很明显。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核心国家基于增进自己国家的政治凝聚力和提高经济生产的有效性，以及长期维持对边缘和半边缘国家进行经济剥削、政治控制的需要，通过“社会科学的制度化”、“意识形态的规范化”，竭力把欧美文化或西方文化这种本来只是欧美一隅的“特殊文化”，普遍化为一种所谓的“世界文化”。正如沃勒斯坦指出的：“一般的核心国家，以及作为一种特殊形态存在的霸权国家都在努力加强其生产者的优势，并且通过它们对世界的文化统治而使得它们在国家体系中的作用合法化。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是通过容易观察到的形式，诸如语言、宗教以及习俗来实现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霸权是通过其他形式来实现的，这些形式包括思维方式和分析方式，尤其是通过哲学和科学/社会科学的范式来实现的。”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内文化或文明演变中的这种霸权趋势，最终必然导致世界性的文化或所谓的文明冲突。在这种冲突中，边缘和半边缘国家处于两难境地，对西
方文化的霸权趋势很难作出有效的反应。
但是，也要看到，世界体系论有着自身的缺陷与不足。比如，它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方面最终陷入了历史悲观主义和怀疑论的误区，它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一个乌托邦。又如，它的“结构决定论”（外部因素决定论）显得过于僵化，明显与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的实际有差距，而且世界体系论的整体研究法忽略了不同国家不同历史对期的特殊发展过程，忽视了对具体的不同国家发展道路的探讨，因而缺乏实际应用性。再如，它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作用，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就认为，在以马克思主义的武器阐述世界经济时，在把科学技术革命引入“当代大辩论”的中心时，只有依附论才具备创造性地参与分析世界体系的能力。此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趋势，也对世界体系论的若干重要观点提出了质疑与挑战。世界体系”理论创立和传播的整个过程也充满各种争论，但其焦点在于如何认识“世界体系”，如何视人类历史为一个整体。这一焦点涉及到如何确定世界体系形成的时间。这里简要叙述世界体系理论家们在这一问题方面的有关观点。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发端于500年前，时至今日它一直是伴随着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的生产方式扩张而产生、发展的，也必将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被“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所取代。持反对立场的一些世界体系论者，如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吉尔斯等认为，沃勒斯坦视历史发展原动力的资本积累为所谓“现代世界体系”的特别之点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低估了古代世界体系中通过贸易和市场所进行的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因此，所谓的“现代世界体系”并非如他所言发端于500年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扩展的时期，它的年代应该再向上推，一直推到5000年前。关于现代世界体系发端于500年前还是5000年前，并非简单的年代数字之争。这里面牵涉到他们看待人类历史的不同方法论。沃勒斯坦断定世界体系发端于500年前，与他更多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问题有关，与他对于世界体系的认识是建立在物质决定论（用马克思主义表述则是“生产力决定一切”）的哲学观点上有关。而弗兰克和吉尔斯等人断言世界体系发端于5000年前，则表明他们的历史观，受汤因比的“文明决定论”的影响更大，因而他们的观点，正如威廉?H?麦克内尔所说，意味着“马克思的现代资本主义独特观点就站不住脚了”。
篇七：结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变迁谈谈依附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有什么启示
经典现代化理论、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简述现代化理论从萌芽至成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现代化理论的萌芽阶段，从18世纪至20世纪初。这一阶段以总结和探讨西欧国家自身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经验和面临的问题为主，其中主要的学者有圣西门、孔德、迪尔凯姆和韦伯等。第二个阶段是现代化理论的形成时期。从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60、70年代，以美国为中心，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经典现代化理论体系，主要学者有社会学家帕森斯、政治学家亨廷顿等。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60、7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一些学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想，瞩目于不发达国家不发达现象及其原因，提出了分析“中心-外围”结构产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如“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因此，研究现代化除了要重视经典现代化理论外，也不能忽视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
一、经典现代化理论
20世纪50年代，美国一批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相继开展了现代化研究。1951年6月，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经济增长委员会主办的学术刊物《文化变迁》杂志编辑部举办的学术讨论会上，大家讨论了贫困、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与会者认为，使用“现代化”一词来说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比较合适的。1958年，丹尼尔·勒纳出版《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现代化》一书，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就是现代化。1959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比较政治委员会召开了政治现代化讨论会，随后出版了《发展中地区的政治学》（阿尔蒙德和科尔曼，1960）。60年代西方陆续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现代化研究专著，现代化理论基本形成。例如，《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宣言》（罗斯托，1960），《日本和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沃德和拉斯托，1964），《现代化和社会结构》（列维，1966），《现代化的动力：比较历史研究》（布莱克，1966），《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埃森斯塔特，1966），《现代化：增长的动力》（维纳，1966）、《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亨廷顿，1968）等。在70～80年代，现代化理论面临诸多挑战，同时也得到全面发展，形成了五光十色的现代化理论。西方学者开展现代化研究，历时50年（50～90年代），最终形成了经典现代化理论体系。尽管这种理论存在许多固有的缺陷，并因此受到种种批评，例如，这种理论不能解释发达工业国家70年代以来的发展等，但是，它仍然被认为是用来阐述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的革命性变化的有力理论，其他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理论都不可能完全取代它，也因此被称为经典现代化理论。经典现代化理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而是不同领域、不同学
者关于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成果的统称。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现代化具有不同的特点。经典现代化理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而是不同领域、不同学者关于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成果的统称。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现代化具有不同的特点。
表1：不同领域经典现代化的主要特点
领
域
主
要
特
点
政治现代化
民主化、法治化、科层化（官僚化）
经济现代化
工业化、专业化、规模化
社会现代化
城市化、福利化、流动化、信息传播
个人现代化
开放性、参与性、独立性、平等性
文化现代化
宗教世俗化、观念理性化、经济主义、普及初中等教育
经典现代化理论研究，根据领域不同，可以分为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个人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理论等；根据研究特点不同，可以分为六个学派。经典现代化理论研究，根据领域不同，可以分为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个人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理论等；根据研究特点不同，可以分为六个学派。
政治现代化理论。代表人物：伊斯顿、阿尔蒙德、阿普特和亨廷顿等
经济现代化理论。代表人物：罗斯托、弗兰克、格尔申克隆和库兹涅茨等
社会现代化理论。代表人物：帕森斯、列维、勒纳和穆尔等
现代化心理理论。代表人物：英克尔斯和麦可勒兰德等
比较现代化理论。代表人物：布莱克和艾森斯塔特等）等
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等。在40～6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步入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发展中国家没有完成工业化进程，仍然处于传统农业社会，有些地区甚至处于原始社会。所以，在经典现代化理论中，现代化可以被概括为一句话：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过程就是现代化。
表2：经典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六个学派
学派
结构学派
主要观点或特点
代表人物
结构－功能主义。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帕森斯、列会的转变。重点研究现代性和传统性的比较和转维、穆尔等
换。
过程学派
现代化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这罗斯托等
个过程包括一系列阶段和深刻的变化。重点研究转变过程的特点和规律。
行为学派
现代化必然涉及个人心理和行为的改变，强调人英克尔斯等
的现代化。
实证学派
各国的现代化具有不同特点。开展现代化的实证亨廷顿、格研究。
尔申克隆等
综合学派
现代化涉及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深刻变化。比较布莱克等
研究、发展模式研究、定量指标研究等。
未来学派
研究未来的发展趋势，重点研究发达国家的发展贝尔、托夫趋势。
勒等
根据经典现代化理论，现代化不仅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种发展状态，可以指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后所处的状态（完成现代化进程后的状态），也可以指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的世界先进水平所处的状态。由于人们对世界先进水平有不同的认识，高度发达工业社会内部也存在许多弊端，而且社会是不断发展的。经典现代化理论遇到了这样一个难题：如何解释发达工业国家今后的发展？学者们发现，用经典现代化理论解释发达国家18世纪工业革命到20世纪中叶的发展过程是合适的，用它解释发展中国家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也是合适的，用它解释发达工业国家将来的发展就不合适了。可以肯定地说，工业社会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终点，而是一个驿站。那么，发达工业国家今后的发展过程是什么？
二、依附论
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拉丁美洲的依附论，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外围国家或地区的角度，研究西方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资本主义积累运动，和帝国主义扩张的严重后果——外围或边缘地区的不发达问题，因此可以把它视作马克思列宁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新的重要补充
和有机组成部分，甚至可以把它视作批判西方全球化的“新帝国主义理论”。从其阐释外围或边缘地区不发达问题的原因及其对策主张来说，可以把它视作全球化背景下植根于第三世界的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流派中，它尽管显得激进，然而却是非主流的。
依附论的中心议题是探讨不发达国家的根源和如何解决这些不平等的发展与依附问题。它在20世纪60年代取代结构主义理论，无疑表明了它对解释当时不发达国家情况的适应性。从方法论意义上来说，依附论为我们认识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广大第三世界的不发达问题，对于认识不发达国家在西方国家跨国公司投资中的地位，以及不发达国家的内部政治与经济关系，对于不发达国家如何利用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为“外围”国家实现工业化等等，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在价值取向上，大多数依附论者倾向于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反对全盘西化的政策，依附论提供的具有重要学术参考价值的某些基本结论等，都是值得肯定的理论贡献。至于依附论主要的也比较一致的观点，按照瑞典经济学家马格努斯?布鲁姆斯特鲁埃和比约恩?赫特内的意见，可以简要归结为4点：欠发达是同工业化国家的扩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发达与欠发达是同一世界进程的不同侧面；欠发达不能被视为一个进化进程的原始条件；依附不仅仅是一种外部现象，在内部结构（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中它也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但是，依附论的理论缺陷也是很明显的。比如美国学者拉西特批评依附论的研究方法过于简单，他指出，依附论只使用一个独立的变量——国际经济的运作——来解释第三世界出现的“不发达、边缘化和依附性发展”这3种不同现象是不科学的。而且，依附论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划分所谓“中心-外围”的世界，无疑犯了片面强调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矛盾，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全球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这一根本矛盾的错误，因而其求解外围或边缘地区不发达的出路的各种主张，都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在各种场合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口号的真实含意。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现实上分析，依附论似乎也遭到了挑战。苏联和东欧的变革无疑是对绝大多数依附论坚持者的一个动摇，而冷战后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舞台上力量的弱化以及处境的艰难更是让依附论似乎
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论。而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卡尔多索的联系性依附发展理论也受到怀疑。总之，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国际关系的现实都对依附论
提出了挑战和质疑。从另一方面说，对于现在所谓的不发达国家而言，不管是加入世界经济的过程还是与其隔离，这些都不能保证一国经济的发展，重要的是一国改
造自己国家经济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战略、财政体系以及经济和政治领导人是至关重要
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瑟尔瓦尔(A.P.Thirlwall)则强调发展中国家运用计划比市场机制更为重要。因此，尽管在其产生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不断地“修正”自身，但由于理论上的固有局限以及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发展变化，依附论的理论生命力不断遭到质疑和挑战，有的学者现在甚至开始讨论“依附论是否真的死亡了”的问题。关于依附论的发展方向，其著名代表人物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认为，有把它扩展为一种世界体系理论的必要性。
当然，谈及这些多对于依附论的批评和批判，并不说明依附论已经没有生命力了。我们应承认依附论作为一种理论，确实有它的历史局限性。然而，对于一种理论的认识，最为重要的是要认识
它所提供认识和论证问题的方法。如笔者认为依附论采用了一种结构主义手法，从埃及经济学家阿明的不平等的发展理论来说，其主要是强调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体系对于形成一种中心和外围国家之间不平等依附的意识，阿明认为中心国家是通过一种国际不平等的交换格局，实现和加剧了中心与外围这种国际经济关系。
从本质上看，依附理论的分析方法和分析范畴依然有效，对于认识不发达国家在西方国家跨国公司投资中的地位，以及不发达国家的内部政治与经济关系是有参考作用的；另一方面，对于不发达国家如何利用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为“外围”国家实现工业化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三、世界体系论
世界体系论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在借鉴和融合依附论和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企图实现对二者的超越的产物。这决定了它一方面批判西方中心论，反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家们主张的外围或边缘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全盘西化论；另一面分析世界体系的流动性，论证资本主义的长期性、稳定性和不可避免性。在学术思想的影响上，世界体系论整体性、宏观性、综合性的理论视野、“多学科一体化”的研究方法、注重相互借鉴与融合的理论特点，以及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动力、经济周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是一个最大的剩余价值的“吸收器”等一系列富有新意的观点，都使得它在西方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激起了巨大的反响。的确，凡是研究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史的学者，研究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发展学理论家，包括研究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和发展战略学的学者，对世界体系论的一些观点，不管是赞成还是不赞成，都得在他们的著作中加以引述和讨论。
需要指出的是，世界体系论与依附论存在一定理论渊源关系，同时，它在以下3个方面又明显比依附论更进一步。第一，它在采用依附论核心——边缘理论模型的同时，建构了半边缘地区这一攸关世界体系长期稳定的重要概念，而且，它不像依附论那样把国家作为研究
单位，而是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通过对政治、经济和文明3个层次的分析，深刻揭示“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发展变迁和运作机制；第二，它从一个更加明确的分析框架来观察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的静态结构和动态进程，因而比依附论在时空上更具整体性；第三，它从全球角度出发，强调依附的普遍性和边缘国家的共同性，因而克服了依附论拉美经验的局限性。尽管近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从某些方面论证了世界体系理论，尽管为着更全面地解读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矛盾、困境和发展趋势，更清晰地看到作为“反体系”力量的社会主义的世界发展前景，我们需要借鉴这一理论。
与依附理论者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或所谓“现代世界体系”描述为中心和外围两部分不同的是，沃勒斯坦以劳动分工为基础，根据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国家机器的实力以及文化的完整性等衡量标准，把它分为核心区、边缘区和半边缘区3个部分。在他那里，半边缘区是介于中心和外围之间的缓冲地带，起平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作用，没有这个半边缘区，资本主义将会遭受毁灭性的经济危机。这种“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式”的结构，从“现代世界体系”经济、政治和文化3个基本维度来看，都表现明显。
首先，从经济维度来看，驱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动力是“不等价交换”和“资本积累”。这种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不等价交换存在于该体系内的两组关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核心区和边缘区——之中。核心区生产技术含量高、资本密集、高工资产品，而边缘区则相反，生产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低工资产品，介于它们之间的地区就是半边缘地区。在沃勒斯坦那里，半边缘区或者说国家并不是一种“残余类型”，而是世界经济体不可缺少的结构性要素，因为它“将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的产品进口到核心国家，同时将核心国家的产品进口到边缘地区，并且是以大致同样的程度来进行这两种活动的”。
这种“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式”的层级结构决定了不平等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特征。也就是说，决定了拥有生产和交换双重优势的居于体系的“核心”的英、美等发达国家，对属于体系“半边缘”的一些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以及处于体系的“边缘”的某些东欧国家、大批落后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剥削，维持自己的优越地位。“半边缘”既受“核心”的剥削，反过来也剥削“边缘”，因而“边缘”则受到前两者的双重剥削。沃勒斯坦强调，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对“核心、边缘和半边缘”之间的不平等有很强的“自我维持之势”，同时市场的力量也会强化而不是削弱这种不平等。但是对特定的地区来说，它在体系内的角色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当技术进步带来世界经济体的范围扩大时，它们之间有可能出现角色的转换。
其次，从政治维度来看，独立国家的形成以及国家体系的出现，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
以前具有单一政治结构的世界帝国之间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在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的作用下，出现了“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式”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结构。在国家体系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往往也是世界经济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国家，边缘和半边缘国家的情况也基本一样。
沃勒斯坦认为，这种“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式”的国家体系结构，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或者说“现代世界体系”长期稳定的重要保证。在这种国家体系中，众多的国家不可能都同样强大，因为“如果是势均力敌的，它们就会阻碍位于别国的跨国经济实体有效运行。那样的话就会妨碍国际劳动分工，世界经济就会衰落，直至世界体系土崩瓦解”。这样在世界体系中就会形成金字塔形的权力机构，从而出现霸权。在沃勒斯坦那里，霸权就是指在大国竞争中，一个大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上的原则和意愿强加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因周期性变化而产生的霸权国家有这样一些共同特征：它们只有将自己的经济优势从农业——工业生产领域开始，逐步扩大到商业、金融业，并维持在此3个领域的全面优势时才能建立霸权；它们都力主门户开放的自由贸易；它们的军事力量主要体现在海上。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经历了3个霸权周期，相应地先后产生了3个霸权国家，即17世纪的“海上马车夫”荷兰、19世纪成为“世界工场”的英国以及20世纪中叶的美国。但是，在这种霸权稳定机制下，除了半边缘的强国对霸权国家的竞争和挑战，还有居于边缘的弱国对半边缘的强国和核心的霸权国家的不满，因此，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始终存在“反体系运动”。对居于核心的霸权国家来说，问题在于，称霸是短暂的，一个国家一旦成为霸权国，它也就开始衰落。
再次，从文化或文明的维度来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式”的结构特点也很明显。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核心国家基于增进自己国家的政治凝聚力和提高经济生产的有效性，以及长期维持对边缘和半边缘国家进行经济剥削、政治控制的需要，通过“社会科学的制度化”、“意识形态的规范化”，竭力把欧美文化或西方文化这种本来只是欧美一隅的“特殊文化”，普遍化为一种所谓的“世界文化”。正如沃勒斯坦指出的：“一般的核心国家，以及作为一种特殊形态存在的霸权国家都在努力加强其生产者的优势，并且通过它们对世界的文化统治而使得它们在国家体系中的作用合法化。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是通过容易观察到的形式，诸如语言、宗教以及习俗来实现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霸权是通过其他形式来实现的，这些形式包括思维方式和分析方式，尤其是通过哲学和科学/社会科学的范式来实现的。”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内文化或文明演变中的这种霸权趋势，最终必然导致世界性的文化或所谓的文明冲突。在这种冲突中，边缘和半边缘国家处于两难境地，对西
方文化的霸权趋势很难作出有效的反应。
但是，也要看到，世界体系论有着自身的缺陷与不足。比如，它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方面最终陷入了历史悲观主义和怀疑论的误区，它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一个乌托邦。又如，它的“结构决定论”（外部因素决定论）显得过于僵化，明显与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的实际有差距，而且世界体系论的整体研究法忽略了不同国家不同历史对期的特殊发展过程，忽视了对具体的不同国家发展道路的探讨，因而缺乏实际应用性。再如，它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作用，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就认为，在以马克思主义的武器阐述世界经济时，在把科学技术革命引入“当代大辩论”的中心时，只有依附论才具备创造性地参与分析世界体系的能力。此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趋势，也对世界体系论的若干重要观点提出了质疑与挑战。世界体系”理论创立和传播的整个过程也充满各种争论，但其焦点在于如何认识“世界体系”，如何视人类历史为一个整体。这一焦点涉及到如何确定世界体系形成的时间。这里简要叙述世界体系理论家们在这一问题方面的有关观点。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发端于500年前，时至今日它一直是伴随着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的生产方式扩张而产生、发展的，也必将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被“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所取代。持反对立场的一些世界体系论者，如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吉尔斯等认为，沃勒斯坦视历史发展原动力的资本积累为所谓“现代世界体系”的特别之点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低估了古代世界体系中通过贸易和市场所进行的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因此，所谓的“现代世界体系”并非如他所言发端于500年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扩展的时期，它的年代应该再向上推，一直推到5000年前。关于现代世界体系发端于500年前还是5000年前，并非简单的年代数字之争。这里面牵涉到他们看待人类历史的不同方法论。沃勒斯坦断定世界体系发端于500年前，与他更多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问题有关，与他对于世界体系的认识是建立在物质决定论（用马克思主义表述则是“生产力决定一切”）的哲学观点上有关。而弗兰克和吉尔斯等人断言世界体系发端于5000年前，则表明他们的历史观，受汤因比的“文明决定论”的影响更大，因而他们的观点，正如威廉?H?麦克内尔所说，意味着“马克思的现代资本主义独特观点就站不住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