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文化圈层网络暴力（9篇）亚文化圈层网络暴力 网络直播亚文化：表征、症结与治理 作者：武豹 余建军 来源：《理论导刊》2021年第02期 摘要：网络直播亚文化是互联网时代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亚文化圈层网络暴力（9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亚文化圈层网络暴力
网络直播亚文化：表征、症结与治理作者：武豹
余建军
来源：《理论导刊》2021年第02期
摘要：网络直播亚文化是互联网时代的衍生物，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社会心理与社会文化建设，是必须加以重视的治理议题。网络直播亚文化表现为以流量变现为参与目的，通过礼物打赏、弹幕社交等行为引发异化消费心理和虚假的文化认同，掀起网络舆情，冲击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网络直播亚文化的症结在于监管漏洞、资本裹挟、情感缺失和话语争夺等。治理这一症结需要从多个方面着手：建构和完善网络直播监管制度、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正向弥合、培育网民的法律意识和媒介素养、占领互联网传播高地，牢牢掌握媒介话语权。
关键词：网络直播亚文化;监管制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媒介素养;媒介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G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21）02-0123-06基金项目：安徽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哲学语境中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研究”（AHSKY2017D1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武豹（1995-），男，安徽固镇人，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余建军（1979-），男，湖南辰溪人，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网络直播是指“发布者通过网络多媒体平台将事件发展进程以视频形式制作并发布的双向信息交流网络传媒方式”[1]，其显著特点在于主播与观众具有同一空间感和共同参与感。由于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市场准入门槛低等原因，网络直播已经成为一种寻常的文化现象。亚文化是一种与主流文化和传统文化相悖的文化形态。美国社会学家米尔顿·M.戈登认为：“亚文化是在不同的种族、经济、宗教和地区影响之下，而形成的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差异性文化。”[2]亚文化群体注重个性表达和现实参与，旨在表达反抗和寻求认同，其表现形态包括“佛系”心理、泛娱乐化、网络暴力倾向等等，这些现象正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主导文化的权威。而作为最富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青年尤其是网络青年，是这一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参与者和消费者。
网络直播亚文化是以直播技术为物理基础、以网络青年群体为参与主体、以“奇观”表达为主要卖点、以寻求社会价值认同和实现“自我理想”为根本目的的一种消极的文化样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已达56亿，占网民总数的620%，而其中的亚文化正给我国的文化安全带来挑战。尽管国家网信办在2016年就已出台《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但由于监管漏洞、资本裹挟、情感缺失、话语争夺等多方面原因，直播行业始终乱象丛生。因此，需要通过综合治理以引导这一行业的健康发展。
一、网络直播亚文化的表征
网络直播亚文化表征形式多样。网络主播以流量变现为参与目的，通过观众的礼物打赏获取实际收益，造成文化消费行为的异化现象。缺乏现实感的弹幕社交只会造成集体“在场”的虚假文化认同，而出于恶意掀起的网络舆情更是极大冲击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1流量变现：文化生产与传播内容的利益化导向。网络直播亞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主体往往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艺术教育，无法像科班出身的演员那样登上“大雅之堂”，而各式各样的直播平台“入场”门槛低，恰好满足了大量亚文化生产者的需求。无论他们有无才艺，但凡有意融入直播风口，就很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平台和受众。
然而，由于社会负面环境影响、网络主播自身审美情趣不高和法律意识淡薄等各方面原因，他们的直播往往呈现“三俗”化倾向，即生产与传播内容的庸俗化、低俗化和媚俗化。譬如，有的网络直播利用侥幸心理，主打“暧昧经济”，在表演内容上常常“剑走偏锋”，游走于法律边缘;有的网络直播利用人们的猎奇心理，主打“注意力经济”，传播虚虚实实、虎头蛇尾的内容;有的网络直播利用围观心理，主打“窥私经济”，严重侵害他人的隐私和尊严。更有甚者，一些网络直播背靠团队，公然制作和兜售含有虚假广告、暴力、色情等性质的内容，给广大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带来极大负面影响。尽管他们的贩卖形式各有千秋，但背后原因并不复杂，归根结底，都是网络主播为了满足自身物质利益或精神利益需要，通过不断生产和传播少数粉丝追求的恶俗内容以增强粉丝粘性和扩大粉丝数量，最终实现其流量变现的目的。
2礼物打赏：文化消费行为的狂欢化、虚拟化。不同于传统的文化消费模式，礼物打赏是网络交往背景下确立经济关系的重要标识，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释放双方的情感与建构多重身份”[3]。当然，这种情感释放往往是由网络主播主导的。也就是说，网络主播的自我展示、情感投入与互动模式会不同程度地激发和影响观众的打赏意愿和最终的打赏效果，双方在各取所需的经济互动中完成了各自身份的建构，一同演绎了打赏的共欢。
在利益驱使下，亚文化场域中的网络主播会不断突破伦理界限和法律界限，以各种方式诱导观众进行礼物打赏。直播环境中充斥的各种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乃至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不断误导观众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无形中给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广大受众灌输了不劳而获、急功近利的错误价值理念。受此侵蚀的观众会逐渐丧失主体性和能动性，一边躺在自我陶醉的温床上愉快地接受这些理念，另一边通过持续的礼物打赏寻求他人认同，以此找到自身价值，最终造成自我定位的错位。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青少年则更容易被这些虚幻本质遮蔽，沉迷其中而不能自拔，由此不断引发文化消费行为的狂欢化。同时，礼物打赏是一种虚拟型情感消费，这种消费模式无法满足观众的现实需要，其主要功能仅仅在于情感宣泄。一味的礼物打赏只会造成受众精神上的巨大消耗和消费心理的日渐异化，使现实的人逐渐沦为丧失反思意识的单向度的人和脱离日常生活的“抽象”的人。
3弹幕社交：集体“在场”的虚假文化认同。弹幕社交是一种互联网评论新模式和人际交往新方式。从积极的角度看，它既丰富了受众的观看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网络文化生产者与受众的界限。弹幕社交自被引进国内以来，深受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年网民的追捧，可以称得上是一次视觉革命。
但是，弹幕社交在亚文化视域下的网络直播中只会带来集体“在场”的虚假文化认同。首先，弹幕社交形成封闭的亚文化圈层。在网络直播过程中，网络主播与受众组成的是一个排除外在文化的封闭集体，无论他们在互动时使用的是“次元墙”内的习语、暗号，还是现实世界中的话术、言语，双方围绕的中心话题往往是对主流话语的颠覆。在这种环境中，社会主流文化被调侃和戏谑，权威声音被淹没和消解，他们不再从现实生活中寻求认同感，而只会迷信自己创造出来的小圈子文化。其次，弹幕社交缺乏现实感。作为现实生活的重要元素，现实感不会让人完全脱离大众和传统，过分离经叛道。而弹幕社交的对象是陌生人，交往的虚拟感不会带来归属感和安全感，反而会加剧个体的孤独感。尽管通过弹幕社交几乎可以与任何人对话，带来一种集体“在场”的假象，但这种脱离现实感的社交模式无法让参与者真正在心理认同乃至文化认同层面达成一致。最后，弹幕社交带来碎片化的文化体验。受字数限制等原因，观众发送的弹幕往往极为精简，带有强烈的碎片化色彩。碎片化和肤浅化的语言表达不利于其他观众对文本和语境的把握与解读，从而使得文化参与变得空洞和无意义。
4网络舆情：冲击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以微博“热搜”等为主要呈现方式的网络舆情具有影响力大、社会关注度高、共鸣性强等特点。一方面，它彰显了大众对社会的认知和关切;另一方面，它也在维系着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但同时，网络舆情又给网络治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作为时下最为流行的大众媒介之一，网络直播平台为热衷于生产和传播亚文化的网络主播提供了一个绝佳平台。为了能够触动大众神经，博得大众同情，引发社会关注和讨论，一些网络主播往往置法律与道德于不顾，通过掩盖真相、提供事件片段、炒作话题等噱头和方式掀起网络舆情，试图在快进快出中达到其流量变现的最终目的。这种“消费”大众善意的恶习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鸿沟，增加了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更严重的是，由于网络直播提供着全方位、全天候的价值观塑造环境，因此也成为争夺意识形态的阵地。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说：“每一项技术都在其物理形态中嵌入了一种倾向，即倾向于以某种方式使用。”[4]譬如，非实名制的网络直播平台就为言论的绝对自由提供了土壤，这就使得西方的价值理念有机可乘，在消解网民文化消费观念的同时弱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由于网络直播受众以青年学生居多，这还弱化了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效果。
二、网络直播亚文化的症结
网络直播亚文化的一系列表征有其症结所在。监管漏洞是其滋生的现实因素，资本裹挟是其存续的经济动因，情感缺失是其建构拥趸的心理基础，话语争夺是其固有的意识形态基因。
1监管漏洞：网络直播亚文化滋生的现实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的经济。”[5]“有为政府”的标准之一，在于其能够维护经济秩序、稳定经
济发展。中国市场的有效发育离不开政府对市场风险的有力把控和对市场环境的严格监管。网络直播亚文化已经成为市场健康发展的一大阻碍，必须对其加以引导。
近年来，为了有效遏制直播亚文化的发展势头，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办法。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市场监管存在一些漏洞，网络直播的监管盲区依然存在，许多真空地带亟待填补。这些漏洞表现在：首先，“九龙治水”局面始终是难以化解的监管梗阻。由于监管主体较多，各职能部门之间存在明显的职能交叉和业务壁垒，一方面使得监管环节缺乏系统性和灵活性，另一方面也容易因为过度监管而遏制互联网直播行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在现阶段，我国网络监管主要采用的是“大规模依靠人工筛选模式”[6]，发现和阻断不良直播信息的技术尚不成熟，这就难免造成小范围内的不良传播后果，反映出监管的滞后性。最后，由于直播行业利润可观，监管者有可能成为被围猎的对象，监管行业依然存在寻租空间。监管方面这些漏洞难以在短时期被完全弥合，成为网络直播亚文化滋生的现实因素。
2资本裹挟：网络直播亚文化存续的经济动因。互联网是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资本竞相逐利的重点领域。“在全球主要工业化国家，包括处在市场化大潮中的中国……互联网的各种民用形式迅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是资本。”[7]作为一种互联网营销新渠道，以“粉丝经济”为主要盈利模式的网络直播平台备受资本青睐。
亚文化场域中的网络直播鲜明体现出“为资本代言”和“由资本策划”的双重属性。一方面，纷繁杂芜的亚文化在资本支持下入驻网络直播平台，通过打造和维护自己的文化阵地，成为了多元话语体系中的一个独特分支。然而，这一分支将蔑视主流价值观、反对理性和挑起争议奉为要义，竭力通过各种毫无底线的方式吸引大众眼球，以此获得生存空间，进而达到资本繁殖的目的。另一方面，当亚文化的存续受到威胁时，资本力量就会通过删帖、控评、引流等方式围剿不利于其商业发展的声音和言论。这样，不仅降低了普通民众的参与潜力和表达空间，还强化了手握资本的亚文化生产者的话语垄断权，进而形成了“强资本，弱道义”的网络生态逻辑。正是由于资本裹挟，生产和传播亚文化的网络直播平台不断沦为资本逻辑的附庸，慢慢陷入私人领域的范畴。
3情感缺失：网络直播亚文化建构的心理基础。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现代社会正不断打破以“关系本位”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人们逐渐由“熟人社会”踏入“陌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加剧了个体的孤独感、焦虑感和无助感，人与人之间出现越来越多的信任危机，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抽象。个体孤独的背后又隐藏着更为严重的群体性孤独，可以形象地称之为“共处时的独处”。人们一方面渴望亲密关系，另一方面却又在情感上有所缺失，缺乏安全感。
在这种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诉诸网络平台寻求安慰和关怀，网络直播平台也趁此培育和发挥自己的情感抚慰与心理建设功能，从而培养了一批忠实拥趸。当情感缺失的观众准备在选择和比较中确立自己的文化取向之时，往往容易成为网络直播亚文化的支持者和参与者。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知识水平不高、审美情趣低俗等原因，他們本身难以或者不愿意参与到主流文化的秩序中去;另一方面，形形色色的亚文化也在以其强烈的感官刺激性和高度
娱乐性吸引着这一类观众。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其代表作《娱乐至死》中说：“互联网时代正在构建这样一种娱乐化的大众媒介，其提供的肤浅甚至是恶俗的快乐是欲望发泄式的，是缺乏思索和精神参与的。”[8]正是在这种彼此需要的互动中，网络直播亚文化平台达到了其收益目的，情感缺失的观众也完成了自我诉求的表达和理想自我的建构。总之，这种情感上的缺失为网络直播亚文化的侵蚀打开了一个缺口，成为网络直播亚文化建构的心理基础。
但是，弹幕社交在亚文化视域下的网络直播中只会带来集体“在场”的虚假文化认同。首先，弹幕社交形成封闭的亚文化圈层。在网络直播过程中，网络主播与受众组成的是一个排除外在文化的封闭集体，无论他们在互动时使用的是“次元墙”内的习语、暗号，还是现实世界中的话术、言语，双方围绕的中心话题往往是对主流话语的颠覆。在这种环境中，社会主流文化被调侃和戏谑，权威声音被淹没和消解，他们不再从现实生活中寻求认同感，而只会迷信自己创造出来的小圈子文化。其次，弹幕社交缺乏现实感。作为现实生活的重要元素，现实感不会让人完全脱离大众和传统，过分离经叛道。而弹幕社交的对象是陌生人，交往的虚拟感不会带来归属感和安全感，反而会加剧个体的孤独感。尽管通过弹幕社交几乎可以与任何人对话，带来一种集体“在场”的假象，但这种脱离现实感的社交模式无法让参与者真正在心理认同乃至文化认同层面达成一致。最后，弹幕社交带来碎片化的文化体验。受字数限制等原因，观众发送的弹幕往往极为精简，带有强烈的碎片化色彩。碎片化和肤浅化的语言表达不利于其他观众对文本和语境的把握与解读，从而使得文化参与变得空洞和无意义。
4网络舆情：冲击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以微博“热搜”等为主要呈现方式的网络舆情具有影响力大、社会关注度高、共鸣性强等特点。一方面，它彰显了大众对社会的认知和关切;另一方面，它也在维系着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但同时，网络舆情又给网络治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作为时下最为流行的大众媒介之一，网络直播平台为热衷于生产和传播亚文化的网络主播提供了一个绝佳平台。为了能够触动大众神经，博得大众同情，引发社会关注和讨论，一些网络主播往往置法律与道德于不顾，通过掩盖真相、提供事件片段、炒作话题等噱头和方式掀起网络舆情，试图在快进快出中达到其流量变现的最终目的。这种“消费”大众善意的恶习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鸿沟，增加了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更严重的是，由于网络直播提供着全方位、全天候的价值观塑造环境，因此也成为争夺意识形态的阵地。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说：“每一项技术都在其物理形态中嵌入了一种倾向，即倾向于以某种方式使用。”[4]譬如，非实名制的网络直播平台就为言论的绝对自由提供了土壤，这就使得西方的价值理念有机可乘，在消解网民文化消费观念的同时弱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由于网络直播受众以青年学生居多，这还弱化了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效果。
二、网络直播亚文化的症结
网络直播亚文化的一系列表征有其症结所在。监管漏洞是其滋生的现实因素，资本裹挟是其存续的经济动因，情感缺失是其建构拥趸的心理基础，话语争夺是其固有的意识形态基因。
1监管漏洞：网络直播亚文化滋生的现实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的经济。”[5]“有为政府”的标准之一，在于其能够维护经济秩序、稳定经济发展。中国市场的有效发育离不开政府对市场风险的有力把控和对市场环境的严格监管。网络直播亚文化已经成为市场健康发展的一大阻碍，必须对其加以引导。
近年来，为了有效遏制直播亚文化的发展势头，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办法。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市场监管存在一些漏洞，网络直播的监管盲区依然存在，许多真空地带亟待填补。这些漏洞表现在：首先，“九龙治水”局面始终是难以化解的监管梗阻。由于监管主体较多，各职能部门之间存在明显的职能交叉和业务壁垒，一方面使得监管环节缺乏系统性和灵活性，另一方面也容易因为过度监管而遏制互联网直播行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在现阶段，我国网络监管主要采用的是“大规模依靠人工筛选模式”[6]，发现和阻断不良直播信息的技术尚不成熟，这就难免造成小范围内的不良传播后果，反映出监管的滞后性。最后，由于直播行业利润可观，监管者有可能成为被围猎的对象，监管行业依然存在寻租空间。监管方面这些漏洞难以在短时期被完全弥合，成为网络直播亚文化滋生的现实因素。
2资本裹挟：网络直播亚文化存续的经济动因。互联网是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资本竞相逐利的重点领域。“在全球主要工业化国家，包括处在市场化大潮中的中国……互联网的各种民用形式迅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是资本。”[7]作为一种互联网营销新渠道，以“粉丝经济”为主要盈利模式的网络直播平台备受资本青睐。
亚文化场域中的網络直播鲜明体现出“为资本代言”和“由资本策划”的双重属性。一方面，纷繁杂芜的亚文化在资本支持下入驻网络直播平台，通过打造和维护自己的文化阵地，成为了多元话语体系中的一个独特分支。然而，这一分支将蔑视主流价值观、反对理性和挑起争议奉为要义，竭力通过各种毫无底线的方式吸引大众眼球，以此获得生存空间，进而达到资本繁殖的目的。另一方面，当亚文化的存续受到威胁时，资本力量就会通过删帖、控评、引流等方式围剿不利于其商业发展的声音和言论。这样，不仅降低了普通民众的参与潜力和表达空间，还强化了手握资本的亚文化生产者的话语垄断权，进而形成了“强资本，弱道义”的网络生态逻辑。正是由于资本裹挟，生产和传播亚文化的网络直播平台不断沦为资本逻辑的附庸，慢慢陷入私人领域的范畴。
3情感缺失：网络直播亚文化建构的心理基础。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现代社会正不断打破以“关系本位”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人们逐渐由“熟人社会”踏入“陌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加剧了个体的孤独感、焦虑感和无助感，人与人之间出现越来越多的信任危机，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抽象。个体孤独的背后又隐藏着更为严重的群体性孤独，可以形象地称之为“共处时的独处”。人们一方面渴望亲密关系，另一方面却又在情感上有所缺失，缺乏安全感。
在这种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诉诸网络平台寻求安慰和关怀，网络直播平台也趁此培育和发挥自己的情感抚慰与心理建设功能，从而培养了一批忠实拥趸。当情感缺失的观众准备在选择和比较中确立自己的文化取向之时，往往容易成为网络直播亚文化的支持者和参与
者。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知识水平不高、审美情趣低俗等原因，他们本身难以或者不愿意参与到主流文化的秩序中去;另一方面，形形色色的亚文化也在以其强烈的感官刺激性和高度娱乐性吸引着这一类观众。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其代表作《娱乐至死》中说：“互联网时代正在构建这样一种娱乐化的大众媒介，其提供的肤浅甚至是恶俗的快乐是欲望发泄式的，是缺乏思索和精神参与的。”[8]正是在这种彼此需要的互动中，网络直播亚文化平台达到了其收益目的，情感缺失的观众也完成了自我诉求的表达和理想自我的建构。总之，这种情感上的缺失为网络直播亚文化的侵蚀打开了一个缺口，成为网络直播亚文化建构的心理基础。
但是，弹幕社交在亚文化视域下的网络直播中只会带来集体“在场”的虚假文化认同。首先，弹幕社交形成封闭的亚文化圈层。在网络直播过程中，网络主播与受众组成的是一个排除外在文化的封闭集体，无论他们在互动时使用的是“次元墙”内的习语、暗号，还是现实世界中的话术、言语，双方围绕的中心话题往往是对主流话语的颠覆。在这种环境中，社会主流文化被调侃和戏谑，权威声音被淹没和消解，他们不再从现实生活中寻求认同感，而只会迷信自己创造出来的小圈子文化。其次，弹幕社交缺乏现实感。作为现实生活的重要元素，现实感不会让人完全脱离大众和传统，过分离经叛道。而弹幕社交的对象是陌生人，交往的虚拟感不会带来归属感和安全感，反而会加剧个体的孤独感。尽管通过弹幕社交几乎可以与任何人对话，带来一种集体“在场”的假象，但这种脱离现实感的社交模式无法让参与者真正在心理认同乃至文化认同层面达成一致。最后，弹幕社交带来碎片化的文化体验。受字数限制等原因，观众发送的弹幕往往极为精简，带有强烈的碎片化色彩。碎片化和肤浅化的语言表达不利于其他观众对文本和语境的把握与解读，从而使得文化参与变得空洞和无意义。
4网络舆情：冲击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以微博“热搜”等为主要呈现方式的网络舆情具有影响力大、社会关注度高、共鸣性强等特点。一方面，它彰显了大众对社会的认知和关切;另一方面，它也在维系着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但同时，网络舆情又给网络治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作为时下最为流行的大众媒介之一，网络直播平台为热衷于生产和传播亚文化的网络主播提供了一个绝佳平台。为了能够触动大众神经，博得大众同情，引发社会关注和讨论，一些网络主播往往置法律与道德于不顾，通过掩盖真相、提供事件片段、炒作话题等噱头和方式掀起网络舆情，试图在快进快出中达到其流量变现的最终目的。这种“消费”大众善意的恶习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鸿沟，增加了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更严重的是，由于网络直播提供着全方位、全天候的价值观塑造环境，因此也成为争夺意识形态的阵地。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说：“每一项技术都在其物理形态中嵌入了一种倾向，即倾向于以某种方式使用。”[4]譬如，非实名制的网络直播平台就为言论的绝对自由提供了土壤，这就使得西方的价值理念有机可乘，在消解网民文化消费观念的同时弱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由于网络直播受众以青年学生居多，这还弱化了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效果。
二、网络直播亚文化的症结
网络直播亚文化的一系列表征有其症结所在。监管漏洞是其滋生的现实因素，资本裹挟是其存续的经济动因，情感缺失是其建构拥趸的心理基础，话语争夺是其固有的意识形态基因。
1监管漏洞：网络直播亚文化滋生的现实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的经济。”[5]“有为政府”的标准之一，在于其能够维护经济秩序、稳定经济发展。中国市场的有效发育离不开政府对市场风险的有力把控和对市场环境的严格监管。网络直播亚文化已经成为市场健康发展的一大阻碍，必须对其加以引导。
近年来，为了有效遏制直播亚文化的发展势头，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办法。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市场监管存在一些漏洞，网络直播的监管盲区依然存在，许多真空地带亟待填补。这些漏洞表现在：首先，“九龙治水”局面始终是难以化解的监管梗阻。由于监管主体较多，各职能部门之间存在明显的职能交叉和业务壁垒，一方面使得监管环节缺乏系统性和灵活性，另一方面也容易因为过度监管而遏制互联网直播行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在现阶段，我国网络监管主要采用的是“大规模依靠人工筛选模式”[6]，发现和阻断不良直播信息的技术尚不成熟，这就难免造成小范围内的不良传播后果，反映出监管的滞后性。最后，由于直播行业利潤可观，监管者有可能成为被围猎的对象，监管行业依然存在寻租空间。监管方面这些漏洞难以在短时期被完全弥合，成为网络直播亚文化滋生的现实因素。
2资本裹挟：网络直播亚文化存续的经济动因。互联网是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资本竞相逐利的重点领域。“在全球主要工业化国家，包括处在市场化大潮中的中国……互联网的各种民用形式迅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是资本。”[7]作为一种互联网营销新渠道，以“粉丝经济”为主要盈利模式的网络直播平台备受资本青睐。
亚文化场域中的网络直播鲜明体现出“为资本代言”和“由资本策划”的双重属性。一方面，纷繁杂芜的亚文化在资本支持下入驻网络直播平台，通过打造和维护自己的文化阵地，成为了多元话语体系中的一个独特分支。然而，这一分支将蔑视主流价值观、反对理性和挑起争议奉为要义，竭力通过各种毫无底线的方式吸引大众眼球，以此获得生存空间，进而达到资本繁殖的目的。另一方面，当亚文化的存续受到威胁时，资本力量就会通过删帖、控评、引流等方式围剿不利于其商业发展的声音和言论。这样，不仅降低了普通民众的参与潜力和表达空间，还强化了手握资本的亚文化生产者的话语垄断权，进而形成了“强资本，弱道义”的网络生态逻辑。正是由于资本裹挟，生产和传播亚文化的网络直播平台不断沦为资本逻辑的附庸，慢慢陷入私人领域的范畴。
3情感缺失：网络直播亚文化建构的心理基础。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现代社会正不断打破以“关系本位”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人们逐渐由“熟人社会”踏入“陌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加剧了个体的孤独感、焦虑感和无助感，人与人之间出现越来越多的信任危机，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抽象。个体孤独的背后又隐藏着更为严重的群体性孤独，可以形象地称之为“共处时的独处”。人们一方面渴望亲密关系，另一方面却又在情感上有所缺失，缺乏安全感。
在这种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诉诸网络平台寻求安慰和关怀，网络直播平台也趁此培育和发挥自己的情感抚慰与心理建设功能，从而培养了一批忠实拥趸。当情感缺失的观众准备在选择和比较中确立自己的文化取向之时，往往容易成为网络直播亚文化的支持者和参与者。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知识水平不高、审美情趣低俗等原因，他们本身难以或者不愿意参与到主流文化的秩序中去;另一方面，形形色色的亚文化也在以其强烈的感官刺激性和高度娱乐性吸引着这一类观众。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其代表作《娱乐至死》中说：“互联网时代正在构建这样一种娱乐化的大众媒介，其提供的肤浅甚至是恶俗的快乐是欲望发泄式的，是缺乏思索和精神参与的。”[8]正是在这种彼此需要的互动中，网络直播亚文化平台达到了其收益目的，情感缺失的观众也完成了自我诉求的表达和理想自我的建构。总之，这种情感上的缺失为网络直播亚文化的侵蚀打开了一个缺口，成为网络直播亚文化建构的心理基础。
篇二：亚文化圈层网络暴力
青少年暴力犯罪与暴力亚文化论文文献综述一、国外学者对青少年暴力犯罪与暴力亚文化的相关理论研究
国外学者关于青少年暴力犯罪与暴力亚文化的研究已有多年历史,而且成果颇丰。现阶段关于暴力亚文化对青少年暴力犯罪影响的相关研究大多是以各种普查性资料为依据，加以分析或辅以其他类型的研究试验，得出暴力亚文化对青少年暴力犯罪的社会影响效应。他们提出的暴力亚文化影响青少年暴力犯罪理论主要有：
1、美国学者沃尔夫冈和费拉柯蒂所著《暴力亚文化》一书提出了暴力亚文化对暴力犯罪的诱发作用，其主要观点是阐述了暴力亚文化的表现形式，发展过程以及对人的影响。而暴力则是一些群体亚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已渗透到这些群体成员的心理品质之中，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在暴力亚文化氛围下生活的人群在遇到问题时，一般选择使用暴力作为手段来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理论证实了暴力犯罪与暴力亚文化有关，也成功的解释了暴力犯罪突出的现象。而且青少年作为特殊的群体，在暴力亚文化的影响下他们价值观、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们崇尚暴力，将暴力作为自己的价值观，且好奇心和模仿力强，易受此诱惑，为达到刺激的目的，不惜进行犯罪。此理论主要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2、科恩《少年犯罪：帮伙亚文化》一书中提出“亚文化理论”，认为少年犯罪是下层社会少年中亚文化发展的结果。下层社会的青少年渴望达到中上层社会的生活目标，但是由于本身种种条件的限制，使得他们在学校或社会上的竞争中经常遭到失败或挫折，但是又无法忍受或妥善处理这些挫折，因而逐渐形成了不同于普通社会的价值观念，以此来克服社会适应中的失败与挫折，并且逐渐认为他们不属于正常的社会。于是，这些青少年自己结合起来，形成亚文化群，共同用反社会的行为来应付社会适应中产生的问题，这样的亚文化群常常被称为“帮伙”。
3、在意大利犯罪学家龙勃罗梭所著的《犯罪人论》中，对暴力亚文化之一的大众传媒给青少年带来的影响进行论述。龙勃罗梭认为:报纸总是报道一些关
于犯罪的新闻，有时候这些新闻特别容易刺激对犯罪人的模仿，而且新闻媒介与犯罪相互作用、恶性循环，报刊对犯罪的报道扩大了发行量，也便使更多的人进行模仿，导致犯罪的发生。总而言之，大众媒介对犯罪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其产生的方式就是模仿。
4、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的模仿规律理论认为犯罪是通过学习获得的，而学习犯罪的具体形式或寄至就是模仿，即一种就其本来意义上的社会运动方式，借此一个人的思想传播给另一个人。他认为大众传媒缩小了人们心中的空间距离，为人民模仿犯罪创造了条件，对青少年的影响尤为显著。塔尔德的理论为后世研究暴力文化的另一种传播途径----人际传播提供了基础。
5、美国学者贝尔森对传媒与犯罪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实证研究，结论认为，暴力行为在电视上的频繁出现增大了孩子们卷入严重暴力活动的程度。学者c.格伯纳对电视画面上的凶杀和暴力内容与社会犯罪之间关系也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点是暴力对青少年暴力犯罪有明显的诱发效果，电视节目中充斥的暴力内容增大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环境危险程度（遭遇犯罪和暴力侵害的概率）的判断，而且电视媒介接触量越大的人，这种社会不安全感越强。强烈的不安全感直接影响了他们对事物、对社会的态度和行为的选择，有些青少年以暴力的方式去处理一切矛盾和纠纷。
6、美国学家彼得森和瑟斯顿通过实验对电视暴力给儿童带来影响进行研究，认为电视暴力镜头与儿童寻衅行为存在一定关系，还可以改变他们对社会的态度，同时也对电视与青少年暴力行为的关系做了说明。在m.莱弗科维茨主持的研究中发现，一些爱看电视的青少年比一般的青少年更具有寻衅滋事的倾向，爱看电视的青少年更具有好斗的特点。
7、美国犯罪学家萨瑟兰的“不同交往理论”，认为犯罪行为不但可以通过直接接触，交往而获得，而且也可以通过对别人意见、态度及行为方式的认同获得。美国心理学家a.班杜拉提出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犯罪行为是通过观察学习、聆听周围社会环境中人们的言行或直接体验犯罪活动获得的。获得犯罪行为的外部条件是家庭成员的示范和鼓励，亚文化群的影响，大众传播媒
介中言语、文字、图像等符号的示范；犯罪行为由于得到外部强化而得以保持;犯罪行为由于模仿、不利处境的逼迫、诱因的作用、命令与强迫、妄想、酒精作用等因素而被激发。
英国作家伊冯.朱克斯所著《传媒与犯罪》一书，从传媒在犯罪原因系统的位置、传媒与犯罪的关系和传媒对犯罪发生作用的机制都有详细的论述，探讨关于传媒对犯罪和暴力的影响，探究包括文化犯罪在内的、总体上可以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正在形成的新理论。而且对传媒与犯罪的关系和传媒对犯罪发生作用的机制都有详细的论述。
二、国内学者对青少年暴力犯罪与暴力亚文化的相关理论研究
李锡海《暴力文化与暴力犯罪》一文，从暴力文化和暴力犯罪的表现形式及两者之间的联系来论证暴力文化对暴力犯罪的影响，证明暴力文化是诱发暴力犯罪的机制。从文章中知道暴力亚文化和暴力犯罪的概念，表现形式，两者的关系、发展趋势，最后提出遏制暴力犯罪与暴力文化的措施。
吴宗宪所著的《西方犯罪学》作为国内第一本西方犯罪学教材，本书不仅详尽介绍了西方犯罪学的基本问题，而且全面论述了西方犯罪学的主要理论流派和学说观点，还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西方犯罪学研究中最重要、最精彩的理论成果。从塞林的“文化冲突论”到巴伦的“犯因性社会理论”都是有关亚文化与犯罪的相关理论，除了表述学者的理论，同时也学除了学者理论所存在的缺陷，让读者可以根据所提出的理论或者对照理论中的缺陷来完善自己的观点。
吴鹏森《大众传媒与犯罪》一文中，对大众传媒诱发青少年暴力犯罪做出了分析，他认为，大众传媒中渲染暴力行为的内容不仅损害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还对青少年暴力犯罪具有重要的有因作用。
梁莉和甘泽华《暴力文化与青少年犯罪模仿》从青少年心理方面分析暴力文化对青少年暴力犯罪的影响。青少年由于人格尚未定型,思维批判性差,模仿性强.特别是对暴力文化中的黑道人物、犯罪方式、人物矛盾的暴力解决方式等,
进行有意或无意地模仿,酿成暴力犯罪行为，重视暴力文化对青少年的危害,也提出了相应的预防措施。
姜川的《美国暴力文化何时了》一文，他认为，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少年享受资讯带来的便利，他们在电脑、网络等环境下成长，但是在网络背后却是他们骚动的心态和浮躁的人生态度，并且养成了他们自我中心的孤傲，慢慢地缺乏同情的心理，无法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更注重于物质的追求和享受，而忽略了精神层面的需求。在今天的美国社会，大众传媒处处充斥着暴力，在耳闻目染间使青少年形成一种扭曲的价值体系，再加上美国的家庭暴力，校园暴力日益增多，把青少年推向暴力犯罪的边缘。
在国内既有的文献研究中，笔者发现目前，国内研究青少年暴力犯罪的文献，对家庭因素、社会因素、学校因素方面的研究比较丰富，在暴力亚文化方面的研究文献相对来说比较少，学者之间互相借鉴的现象比较突出，而且观点都大同小异，没有新的论点，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
篇三：亚文化圈层网络暴力
网络暴力的文化学思考高海建
咸阳师范学院
陕西省咸阳市
邮编:71２0０[内容摘要]
网络作为新兴的媒体得到迅猛发展,一个网络的社会已经形成。网络时代带给我们异常丰富咨讯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网络暴力现象就是其中一种。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出现的网络暴力现象的透析,总结网络暴力现象的特征,找寻现象背后的原因,并提出相应遏制网络暴力现象的措施，以对促进网络的健康发展有所裨益。
[关键词］
网络暴力
文化学
思考
网络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影响了我们的许多思维与观念。网络提供的平台让每一个人都有获取信息并自由表达自己言论的权利，在网上展示的是一个超脱于现实的虚拟世界，人们徜徉于网络中得到新的思想和启迪，但是过度自由化的信息洪流在有些时候会使网民的思维和行为异化,这样网络空间呈现出不和谐的音调，比如网络暴力现象。看似是善举和对网民权力的维护，但在很大程度上给当事人和利益相关者造成很大的伤害。本文尝试从文化学视角对网络暴力现象进行解析,以发现有益的线索和对策。
一、网络暴力现象
2008年１月9日，天涯论坛一位网友在浏览到姜岩的ＭＳN空间后,在天涯八卦义愤发帖，标题为《看到一个MM自杀前的博客
因为小三…她从24楼跳下去了好惨》，帖子全文转载了姜岩自杀前的博文。1月１0日晚，一个自称姜岩的朋友的朋友的网络友发了题为《哀莫大于心死，从２4楼跳下自杀MＭ最后的ＢLOＧ日记，是我朋友的朋友》的帖子。帖子中写到，“从张美然３377事件,到年底张斌胡紫薇事件，再到自杀的姜岩,小三的话题一次一次出现在视野里。而我们,除了谴责之外,其他,再也无能为力。”网友在漫骂谴责之后,动用了所谓的“人肉搜索”。公布了王菲和第三者的详细资料，在网上号召其所在行业驱逐他们,激动的网友甚至找到了王菲父母的家，在其门口用油漆写下了“逼死贤
妻”等字样。很多网友将此事闹到王菲的单位,王菲因此遭到辞退，其他单位一接到王菲求职也退避三舍。王菲父母的住宅被人多次骚扰，门口被贴满诬陷恐吓的标语。
２00７年12月27日，ＣCTＶ播出一则新闻《净化网络视听环境迫在眉睫》,报道中提到,“截止目前,我国提供视听节目服务的网站已达6万多家，在传播健康思想文化的同时,一些低俗不健康的内容也在蔓延。”“主要问题有:淫秽色情节目泛滥;暴力视频日渐增长;恶搞泛滥等等。”此处正好采访了北京市学生张殊凡，张殊凡在镜头里说道:“上次我查资料,突然蹦出一个窗口,很黄很暴力，我赶快给关了。”不过是短短几秒钟的出镜,张殊凡自己可能也没想到，会引起轩然大波。新闻一经播出,猫扑网站随即出现了多个帖子来攻击“很黄很暴力”这5个字，张殊凡的个人信息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全部曝光，网上还出现了大量“恶搞”其个人形象的视频片段……尚未成年的孩子在遭遇了“人肉搜索”的无妄之灾后,身心严重受伤。
２０0６年最红火的“铜须事件”,源自一名男性玩家在某著名论坛发布的一个帖子。他在帖子里痛陈其妻沉迷《魔兽世界》,并在一次玩家“同城聚会”后红杏出墙的行为,同时谴责ＩD为“铜须”的公会会长破坏了其原本美满的家庭。此事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不少玩家刷屏声讨“铜须”,致使当事人生活受到多方骚扰。[１]
“姜岩自杀事件”、“张殊凡事件”、“铜须事件”等一系列网络事件,让我们看到网络如同一个大众广场,能让一起平常的网络事件成为迅速波及全国的社会事件。因为网络对于某一件事情的评判，往往是诉诸于道德的正确,诉诸于激情的宣泄,只要多数人认可就能占据制高点。相应地，网络舆论也不仅仅局限于网上，而是直接延伸和投射到现实生活之中,可能演变为一场道德讨伐的群体事件。上述事件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在互联网时代出现的一种新型暴力——“网络暴力”。
二、网络暴力现象的特点
网络暴力现象是某些网友对一些事件发表的网络言论，已经超越了正常理性，不仅由此完成了虚拟空间中对当事人的声讨和道德审判,更严重的是通过网
络行为的现实延伸,当事人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了的处罚。而这些处罚的基础,也并不是社会上公开或确定的程序,而只是网络舆论的过分压力。
网络暴力现象因为存在网络这种新兴媒体中,具有以下特点:
１.偶然性和突发性
通常都是某一个偶然和突发事件被网友披露到了网上,迅速引起了网民的不满,继而形成了网民对当事人的集体性讨伐。比如最近引起巨大争议“雅阁女”事件，也是由于其言论被网友发现并转发后引起的。
２．非理性和不负责任性
网民们在匿名性外衣的保护之下,对网络事件发表的言论都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和非理性。网民会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志对并不清楚的事实情况进行无端夸张、扭曲和恶意推测，甚至不乏谣言。
3.暴力性和侵犯性
当网民的愤怒情绪被点燃之后，所发表观点都会伴随着暴力性的语言，往往会以以暴易暴的方式进行表达，具有极大的侵犯性。
三、文化学视角看网络暴力
网络暴力现象引起了相关部门、学界、广大网民的高度关注，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网络暴力的一度盛行呢，究竟网络暴力事件的发展为什么会如此迅速而无法控制呢?笔者认为，文化往往是深入到一个民族内心深处的更为本质的东西,我们的许多行为其实正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某种文化的外在表现，从文化视角来分析这一特定行为往往更具有其根源性和本质性。
１.暴力文化的延续
语言在“五四”时期成为新文化革旧文化的命的分战场,在“文革”中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可以认为当前网络话语暴力体系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文革”的暴力话语路线的延续。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巨大贡献及其积极意义不必在此赘述，但语言暴力成为运动衍生出来的负面效应却无可否认,“打倒”、“他妈的”等至今仍然盛行的语言就是在“五四”中产生。而在“文革”期间，暴力语言登峰造极,语言的暴力功用被发挥到了极致。“打”、“批”、“斗”、“砸”、“破”等暴力语言字眼席卷华夏大地，带有人身攻击,侮辱色彩的词语也以革命的名义堂而皇之地使用,如
“臭老九”、“黑五类”、“黑爪牙”、“牛鬼蛇神”等等。引发语言暴力的直接动因是“阶级斗争至上”的观点,语言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在“文革”当中，语言暴力所造成的伤害,丝毫不亚于身体暴力所造成的伤害。“五四”、“文革”已成过去,但它们的话语方式已经沉淀于集体无意识中,成为汉语的“隐疾”,时时复萌。当下出现的网络话语暴力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
2.网络文化环境与现实环境不协调
当前,网络暴力出现的社会环境因素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网络信息传播的丰富与快速,使人们对网络产生了生活的依赖和猎奇心理,虚拟角色与现实角色并存逐渐成为人们自我认可的一种生活方式;二是金钱崇拜、文化导向多元化、伦理道德模糊、暴力崇拜这些社会亚文化圈对人们的心理形成了不良刺激，进而影响着人们行为方式和心理结构的健康塑造，导致网络暴力现象；三是现实生活中长期形成的规范模式与网络社会中规范模式发育不足的矛盾，为人们在网络中释放在现实生活中受到规范和压抑的消极成分、升级需要结构提供了可能，在网络上会造成行为的失衡［2]。
３.公共话语的低俗化与焦虑心态
传统媒介的低俗化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众传播市场化、娱乐化蓬勃兴起后出现的现象，在收视率、发行量的驱动下，传媒市场遵循着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则,话语方式越来越娱乐化、粗鄙化,以迎合大多数人的口味。如最近在媒介上频繁出现的“ＰＫ”一词,“ＰK”原指网络游戏者互相残杀，一个游戏者要攻击并杀死对手才能得分,并获得对手的某个功夫。但因为“超女”的流行使“PK”一词在大众中耳熟能详。
另外，网络话语暴力还反应了社会转型期特有的一种焦虑。在转型过程中原有社会价值观念的损毁严重,人们的世界观与生产方式改变剧烈，传统纽带和社会关系断裂,社会急剧分化,所有这些都导致个体层面上的焦虑和认同危机。焦虑是暴力的驱动力之一，因此焦虑的网民在网络上便会出现相应的带有攻击行为的网络话语暴力以发泄焦虑的情绪。发泄掉攻击的冲动原本是为了减小日后发生攻击行为的压力,但不幸的是，心理学研究表明,大多数情况下,事物的发展并不总是按照我们设想的那样。实际上，攻击性行为似乎总是在增加人们进攻的倾向，而不是减少。[3］
因此，试图通过在网上骂人来减少自己焦虑和压力感的网民实
际上是增加了自己的焦虑感，于是，形成了焦虑和骂人强度不断增加的一种恶性循环。
4.网民的道德规范缺失
不管是陈易事件，还是铜须门事件，其中存在网民的道德规范的缺失是一个重要方面。铜须门事件中的网民都自认为掌握道德的尺度,对铜须作出的不道德行为给予批判,认为人人都应对其行为进行讨伐。但是,网络本身道德规范的混乱，使得他们在对铜须本人进行攻击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同样是对道德的践踏。还有就是网民都缺乏责任心和道德心。他们在网络上享受自由的权利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一种对社会的责任,对他人的尊重。当某个网络事件的出现，网民为了逞一时口舌之快就把这个责任和道德义务抛诸脑后了。
网民在发表他们的帖子的时候，字里行间都体现对当事人极大的愤慨,透露着对当事人的打击和训斥。主流情绪直接影响了阅贴者的情绪，网友们受到这种情绪的感染，都把矛头一致的指向了诸如陈易、铜须这样的网络事件的当事人。在这种主流情绪引导的网络暴力，在更多的人参与中，讨伐声占据了主要位置,一些理性的声音要么被淹没在骂声中,要么成为讨伐的对象。
四、网络暴力解决的路径
要从根本上解决网络暴力问题,除了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体制机制以外，我认为更主要的是要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健康、和谐的网络文化生态。
１.加强公民的媒介素养教育,有效遏制网络暴力现象的发生和蔓延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媒介与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密切，加强公民的媒介素养教育也变得越发重要和迫切。加强公民的媒介素养教育，主要是加强青少年对于媒体知识的了解和传媒环境的评价,以及个人对信息的获取、甄别、管理、使用、制造、发布的能力。另外，还包括加强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教育，提高媒体经营与管理人员素质，提升网站的品位和档次,努力为受众营造良好的媒介环境。
2.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和自律意识的培养,有效提高应对负面信息的免疫力
网络暴力的出现,从根本上说还要归到网民的道德素质上。如今，互联网作为一种普通的通讯工具已经深入千家万户,上网所需成本也越来越低,而网民的层次高低不同,有些网民口出恶言伤害他人，由此,“文明办网”“、文明上网”
的呼声日益高涨。20０7年4月19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了《文明上网自律公约》，号召互联网从业者和广大网民从自身做起,在以积极态度促进互联网健康发展的同时承担起应负的社会责任,始终把国家和公众利益放在首位,坚持文明办网、文明上网。
3、管理者应积极引导民众,构建和谐的网络文化生态
网络民意具有开放、民主、草根等诸多优点，随着受众文化素质水平的提高,公众越来越多地要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越来越多地借助网络寻求表达空间,所以社会管理者不能将网络民意视为洪水猛兽,打击压制,而要善于疏导公众意向,另外还要有广阔的心胸和宽容的心态,积极而冷静地剖析当今社会的文化生态,善意地应对民众的精神诉求,合情、合理、合法地疏导新媒体上出现的舆论暴力现象。其中最重要的是引导网民重建责任意识。应当让广大网民特别是涉世未深的青少年逐渐明白并自觉践行这样一些理念：从来就没有绝对的自由；通过侵害别人的合法权益而实现自己自由的行为，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不允许;任何自由、包括在网络上表达意志,都有一个底线,那就是法律和责任。一个有责任的人不能为了实现自己的新闻或者言论自由而去损坏他人的自由,侵犯他人的隐私权等人身权利。
参考文献：
[1]《铜须事件追踪当事人生活受到多方骚扰》,《京华时报》2006年4月29日
［2]强恩芳,新网络暴力的五大特点,青年参考,２006年８月26日
[3][美]帕特·华莱士，《互联网心理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０01年版
（作者介绍:高海建，男，汉族,１9８０年生，河北正定人，新闻学硕士，咸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陕西省新闻传播教育学会理事,联系方式:陕西省咸阳市文林路咸阳师范学院中文系，邮编：７1２００0，电话：)
篇四：亚文化圈层网络暴力
暴力文化与青少年犯罪【摘要】现代社会中，青少年犯罪层出不穷，已然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试从暴力文化的角度阐述暴力文化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预防措施。
【关键词】暴力文化；青少年；犯罪；预防
犯罪学总结了犯罪产生的原因，其中包括了文化原因。良好的文化能从一定程度上抵制犯罪，相反，一些“恶”的文化却成为了犯罪滋生的温床。针对这些“恶”的文化，有学者提出了“越轨亚文化”的概念。所谓亚文化，是指“一种社会性的行为和价值体系，它独立于社会上主导的行为和价值体系而存在，但仍然是这一主要体系的一部分。生活在亚文化中的群体分享主导文明的因素，但也保持某些独特的行为榜样和价值观念。”[1]而只有当亚文化沿着其负向走向极端，越出社会主导文化体系，并与之相对抗时，才形成越轨亚文化。越轨亚文化往往与犯罪有着直接关系。
暴力文化可以说是越轨亚文化中的一种，它是反映暴力行为发生过程、后果及暴力行为规范的文化。[2]其往往衍生出暴力型犯罪。暴力文化倡导的是一种非理性的、残忍的，用暴力的手段解决问题的理念，其所包含的暴力内容常常带有热血、刺激的因子，这些因子让人在实施暴力的过程中产生快意和成就感，这对于思想不成熟、易受引导的青少年来说，无疑极具吸引力。
一、暴力文化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
青少年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正处于人格形成的关键时
篇五：亚文化圈层网络暴力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正确认识亚文化现象,合理引导亚文化建设作者：姜金征
梁永朵
王爱玲
来源：《中国校外教育·理论》2011年第02期
摘要：大学生的“亚文化”活动在大学生活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对校风、学风、校园文化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从亚文化的内涵和校园亚文化现象入手，分析了校园亚文化的具体特征及产生的原因，并结合高校实际，提出了加强引导高校亚文化活动的几点措施。
关键词：高等学校
校园文化
亚文化
对策
一、亚文化及其内涵
亚文化（sub-culture）是指仅为社会上一部分成员所接受或为某一社会群体特有的文化，是与主文化相对而言的。亚文化通常具备以下几个特点：能够以其自身特征与主文化相区别；至少服从主文化的一部分规则；以与主文化的差异特征而拥有约束自己成员的行为规范；能够支持保持该文化的少数群体实现特定的目标而整体行动；其成员意识到自己与主文化的差异与距离。
二、高校校园亚文化现象
目前，高校校园亚文化出现了多样化现象，主要包括短信文化、网络文化、课桌文化、广告文化等。
1．短信文化。在当今的信息时代，手机短信大量充斥着校园，其中包括各种爱情短信、幽默短信、友情短信、节日祝福短信等。
2．网络文化。它是指以语言数字化为前提，以互联网络为基础，以电子化传输为依托，以创新和互动为核心，与现实文化密切联系的文化现象，其主要载体是博客、BBS、论坛、QQ等，主要内容是网络语言、网络歌曲、网络文学等。
3．课桌文化。所谓课桌文化，就是涂鸦文化的一种。涂鸦的内容复杂，主要包括对学校的一些不满或对一些现象的看法，亦或是一些打油诗，格调低下，粗俗不雅，文化格调不高。
4．广告文化。学校好多地方都贴满了各式小广告，其中包括考研辅导班、假日兼职、出售二手笔记本、社团活动、自考等信息，内容可谓种类繁多。
三、高校校园亚文化特征
篇六：亚文化圈层网络暴力
社区解放论关于亚文化和网络社区的观点当下，数字出版在移动互联与二进制技术的助推下拓展出了多种新兴业态，与此同时，数字出版领域中的亚文化现象也得以被人们关注。新兴的亚文化元素为数字内容的创新带来了更多的灵感，社交圈层的广泛互动、兴趣连接下的趣缘分享以及多元文化的深入碰撞使媒介社区中的互动关系更具活力。未来，主流文化同亚文化的交融共生是数字出版内容实现可持续创新的有效路径。而如何满足受众的多元兴趣，激发亚文化社群的参与式表达将成为数字出版时代内容变革的重要议题。
媒介社区中的亚文化互动
现如今，信息的表达从文字走向图像，以动漫、电影、剧集等为主的影像叙事方式进一步激发了有相同兴趣的群体之间的互动，且其中的亚文化元素也得到了诸多主流媒体的关注。比如，共青团中央在哔哩哔哩平台中关注了《那年那兔那些事兒》《请吃红小豆吧》《领风者》等多部动画，被剧迷们贴上了“亲民”“有共同话语的感觉”的标签。在追剧留言区中，“团团也在追番啊”“要跟上团团的脚步”等一系列评论也彰显了青年亚文化群体与主流媒体间情感交集的良性互动。
媒介社区中的分享互动
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费舍尔在《城市性的亚文化理论》中
提出社区解放论。他认为处在现代城市中的居民更有可能超出邻里范围和地域界线而建立更为广泛的人际关系，由此形成一个个的小圈子。移动互联网时代，不同网络社区中的“居民”就类同于各数字媒介平台的网民，他们“通过互动形成了一定的文化认同，具有相同认同感的受众的汇集让群体的同质化逐步显现，最终形成了一个以媒介为中心的具有相同兴趣和爱好的精神共同体——媒介社区”。“群体之间因为趣缘标签的隐性连接”而建立起更宽泛的媒介社区共同体。比如，在腾讯动漫平台上，网民通过在动漫作品下方的话题区发送留言，来实现与其他用户之间的意见交流。QQ阅读、起点读书上的读者通过评论和分享书评与他人建立圈内好友关系。这种“数字世界的分享，大多不像物质世界那样意味着利益的削减或割让，相反，这种分享基于数字化传播或复制，几乎不需要成本，但往往还能带来回报，例如，提高社会声望，改善人际关系，或者说可以带来社会资本”。
篇七：亚文化圈层网络暴力
网络与新媒体概论一、人类社会的四次传播革命
1.
文字的发明和使用
2.
印刷术发明
3.
电报发明
4.
互联网相关技术的推广使用以及由此带来的新媒体勃兴
二、新传播革命的本质
1.
信息源蜂窝式高速膨胀，保障知情权回归
2.
“自媒体”即时化传播，促进表达权回归
3.全面信息监管失效,“权利”上升为“权力”
三、新传播革命的基本特征
（一）去中心化（是指互联网技术本质上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传播技术，具有天然的反中心取向）
（二）再中心化（是指网络信息离散后又重聚的特征）
1.意见领袖阶层崛起，重塑思想中心
2.社会关系洗牌，重构行动中心
3.话语空间拓展，重建舆论中心
四、新传播革命的挑战
1.
新业态，新闻生产经营大变革
2.
双重舆论场争鸣，舆论极化难控制
3.
多元思潮涌现，主流意识形态受冲击
4.
全新执政环境，争夺传播主导权
五、互联网发展的两大支点：“全球化”“个人化”
时代背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杂糅
现代性特征：全球化（整体性的社会化大生产）
后现代性特征：个人化（个人对于体制的和个人生存状态的觉醒）
六、计算机诞生的标志
计算机诞生的标志是-阿帕网，1983年TCP/IP协议成为美国互联网的标准通信协议，整个世界开始普遍采用这一系统结构，这标志着全球互联网的正式诞生
七、新媒体的基本特征
1.
数字化（数字化是新媒体的显著技术特征）
2.
交互性（交互性是新媒体的本质传播特征）
3.
超时空（超时空是新媒体的外部效果特征）
1994年，世界上第一个门户Yahoo！，我国的三大门户新浪、搜狐、网易均在1998年前后相继成立。
web2.0时期的网络应用是“一对多”与“多对多”并立，出现了以个人为中心的传播形式，互动性加强，容生产包括信息交互与行为记录。
新技术的发展趋势
1.
数据化：数字技术走向大数据时代
2.
智能化：计算机网络技术从web1.0到web3.03.
移动化：移动通信技术从1G到3G（5G）
八、互联网的功能与应用
1.
信息传播的通道
2.
知识生产的平台
3.
人际交往的平台
4.
娱乐新天地
5.
商务活动的平台〈B2B（Business_Business）〉、〈B2C（Business_Customer）〉、〈C2C（Customer_Customer）〉
6.
意见自由市场
九、从受众到用户
1.
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获取
2.
从接收信息到传播信息
3.
从消费商品到生产容
4.
从匿名群体到真实个体
5.
从受众反馈到用户体验服
十、互联网用户的小众化、碎片化趋势
?
小众化的积极面向
1.
文化发展的新方向
2.
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
小众化的消极面向
1.
“信息茧房”的扩（信息茧房概念-公众往往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获取信息，因而信息结构是不完整、不全面的，久而久之，会置身蚕茧一般的狭隘的空间。-长期生活在信息茧房之中，容易使人
视野狭窄，偏执自负，盲目盲从。）
2.
社会粘性的丧失
新媒体带来格局变革
1.
新媒体产业加剧了市场竞争，传统媒体的市场空间越来越狭窄。
2.
新媒体产业逼迫传统媒体加强对新媒体技术的利用与融合，单一的传统媒体将无法生存。
3.
新媒体产业改变了传统受众的阅读习惯，将消费者由“受众”转变为“用户”，颠覆了传统媒体的游戏规则。
传统媒体的求生之路（传统媒体的转型需重视以下几点）
1.
保持容优势
2.
适应从“受众”到“用户”的转变
3.
创新盈利模式
十一、媒介融合
①狭义的媒介融合是不同形态的媒介相互“叠加”和“融合”，产生新的媒介形态
②广义的媒介融合不仅包括媒介形态融合，还包括媒介功能、媒介技术、媒介组织、所有权等所有媒介要素的整合与互融，是生产、发布、接收、消费等媒介产业各个层面的融合
（概念-综合而言，媒介融合是指各种媒介形态的边界逐渐消融，多功能复合型媒界逐渐占据优势的过程和趋势。）
十二、媒介融合的三大诱因
1.技术诱因：媒介融合的根本原因是数字技术的成熟
2、经济诱因：（1）规模化生产
（2）分工、合作与专业化
3、市场诱因：受众的信息需求
十三、媒介融合的主要形式
1.
容融合
2.
网络融合
3.
终端融合
4.
媒介融合实践
十四、新闻生产
新闻生产是指新近变动的事实经过加工形成新闻作品的过程。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事实经过采写、编辑、发表等业务流程,是新闻专业组织制造的过程及结果;二是指新闻生产者经过有意识地加工赋予新闻事实以意义从而建构了社会现实。
十五、新闻场域
场域是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的一个新闻社会学研究式。
新闻生产的场域是在新闻生产过程中，新闻生产者与社会方方面面的客观关系，是社会各种力量之间博弈的场所。新闻生产的直接和间接相关的影响因素隐喻了新闻生产背后的权力关系。
十六、新闻生产的新模式
1.
UGC新闻模式（即“用户生产容”）
2.
众包新闻模式（即“指的是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大众网络的做法。”）
3.
迭代新闻模式
迭代新闻生产在迭代过程中完善，满足用户参与定制的信息需求。新闻从快到深分为快讯、初稿、报道7个阶段、背景、分析、互动和定制
4.融合新闻模式
融合新闻模式是新旧媒体进行跨平台合作向目标受众进行新闻传播的一种创新性的新闻报道模式。
十七、新闻生产流程再造的关键点与具体步骤
1.
观念更新与流程再造（优化采编沟通，合理编排流程）
2.
全员参与与上下沟通（采编同步交流，扁平化操作）
3.
量化管理与机动应对
十八、网络与“四权”建设
1.
网络与知情权
2.
网络与参与权
3.
网络与表达权
4.
网络与监督权
十九、网络问政
1.政务公开与上情下达
2.参与决策与下情上达
（“网络问政”就是一系列以互联网为媒介的政治参与模式的统称，主要有三个方面：了解民意，问需于民；汇聚民智，问计于民；监督，问察于民。）
网络与协商
协商指在公共协商过程中，由自由、平等的公民通过对话、讨论、审视各种相关理由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合法性，实现公民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与公共决策。
二十、互联网:新的舆论场
1、网络舆论的萌芽期(1999——2002)网要特点是知识层次普遍较高,网络舆论多由精英主导。
2、网络舆论的成长期(2003——2008)两大特点:一是新老媒体互动是网络舆论真正影响大多数人乃至时间走向的重要因素;二是政府感受到网络舆论的强大力量,在舆论面前承认、纠正错误。
3、网络舆论的爆发期(2009——2013)二十一、网络舆论的成因
1.
权利意识觉醒推动公众表达
2.
网络传播催生虚拟表达群体
3.
社会转型重塑社会心理场
二十二、网络舆论的特点
1.
网络舆论形成的突发性
2.
网络舆论鲜明的指向性
3.
网络舆论传播的符号化
4.
网络中意见领袖的作用显著
5.
网络舆论依托新老媒体互动得以发酵
6.
网络舆论的“马太效应”（马太效应即指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指存在的两极分化现象。网络舆论中的“马太效应”其实就是从众心理。舆论占优的议题声调越来越高，浏览回复的人数在不断增加，而其他议题则越来越被漠视，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从而使得关注焦点越来越集中在某几个话题。）
7.
网络舆论的“次生效应”
二十三、网络舆论的社会影响
积极影响：
1.网络舆论推动舆论监督的发展
2.网络舆论具有社会减压阀的功能
3.网络舆论促进政府信息公开
消极影响：
1.质量低、群体极化严重,出现网络暴力、人肉搜索等
2.虚拟空间影响现实空间：跟风严重
二十四、意见领袖
指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念或建议，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人物
（20世纪40年代，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中提出了“意见领袖”这一概念）
二十五、新意见领袖的概念和特征
大众媒体发达时代产生的区别于旧意见领袖的新群体。
拥有叱咤风云的力量;借助技术得以常态化地、在第一时间发表观点
二十六、新意见领袖的分类
1文体明星
2公共知识分子
3草根领袖
二十七、新意见领袖的影响力
1、新意见领袖——互联网催生的新权力层
（1）公众利用互联网为自己的各项权利作斗争
（2）聚合在一批人周围，听他们发表观点，在网上发出或支持或反对的声音，甚至延伸到网下，采取相应的行为。
2、舆论风暴——新意见领袖的能量所在
意见领袖们或直接提供信息或转发事件，从而为公众设置议程；或提供真相，揭示事件性质，引导舆论方向。
二十八、新意见领袖的产生
1、去中心化——再中心化
网民所寻找的信息处理的委托人，就是新意见领袖。
2、社会资本——新意见领袖的权力来源
成为意见领袖的权力都来自社会资本——以名望、声誉而获得公众的认可。
二十九、新意见领袖的新动向:商业化、职业化、群体化
1.对新意见领袖的争夺
2.新意见领袖的“圈子”
3.正确看待新意见领袖:新意见领袖容易引发的群体激化值得高度重视。
新意见领袖本身的是非对错也是值得关
三十、网络社会思潮及其特点
1、社会思潮与网络社会思潮
社会思潮是社会意识的产物,形成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基础之上。它因社会上出现的各种问题、现象、矛盾和冲突而触发,即可以表现为意识形态层面的思想理论,也是社会心理的反映。
网络社会思潮,就是在互联网上传播的社会思潮。网络社会思潮是现实社会思潮的延伸,与现实问题联系相当紧密,它反映和表达的依然是现实世界的不同意见、态度和倾向,以及话语和利益诉求。
2、网络社会思潮的涵与特点
网络社会思潮的主体是分散的、不确定的网民，并且以“草根”中青年群体为主，网络社会思潮主要体现的是中青年网民的群体意识。
网络社会思潮从根本上来说,依然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映,表达的是网民对自身利益、要求以及公共利益的诉求。
特点:(1)网络社会思潮的传播者趋于多元化、大众化。
(2)互联网扩充了传统媒体时代的传播途径和传播方式，社会思潮的生成、传播更为便捷、迅速,互动性强,思想共享的可能性得以提高。
(3)就传播效果来说，网络技术的便捷使得网络社会思潮的传播极为迅速，虚拟空间和现实场域的相互结合增加了对其把握的难度。
3、社会思潮的本质是一种民众评议机制
社会思潮体现出群体性、民间性、公共性、自主性、流动性等特征。
4、网络社会思潮是一种用户的解读框架
互联网上多种思潮激荡
1.
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主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预，认为私有制是自由最重要的保障；在全球贸易领域，主全球化，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在政治领域，主宪政。）
2.
新左派思潮（新左派的“新”在于反思传统社会主义，“左”在于批评资本主义和西化潮流。）
3.
民族主义思潮
4.
民粹主义思潮
5.
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6.
新消费主义思潮
三十一、传统媒体的责任
1.
主动担当，传播当代中国主导性思想
2.
积极介入，促进社会思潮“百家争鸣”
3.
打破禁忌，不回避、不打压某些社会思潮
4.
疏通渠道，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
三十二、“大众文化”是什么
1.
大众文化是草根的、原生的文化形态。2.大众文化是不断变化的,是一种意义的不断构建过程。3.大众文化还代表了一种自由的力量,这种大众文化的流行与传播的力量来自新的“技术赋权”。
三十三、网络形式的大众文化（互联网文化）的特征
1.
符号的生成速度远远大于中心化媒体
2.
小众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不断模糊
3.
用户参与流行文化生产
三十四、网络流行文化的独特式样
1.网络语言
2.网络文艺
3.网络恶搞
4.网络模仿
互联网传播主流文化
1.
转变传统宣传方式，积极利用新媒体平台
2.
转变话语方式，用“生动”取代“说教”
3.
传播网络正能量
三十五、亚文化
亚文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的。
三十六、亚文化的几种表现形式
1.
性别取向为区分的同性恋亚文化
2.
因年龄段的区分而形成的青年亚文化和老年亚文化
3.
由兴趣爱好所区分出的诸多亚文化
4.
由于阶层和种族、民族等的亚文化
篇八：亚文化圈层网络暴力
[摘要]网络暴力是指网民在网络上的暴力言行，是社会暴力在网络上的延伸和渗透。它借助网络的虚拟空间，用语言文字等对他人进行侵害攻击。在新信息时代下，网络暴力有哪些形式？它带给人们哪些危害？网络暴力产生的根源是什么？本文进行了解读和分析。[关键词]网络暴力
危害
根源
2016年10月11日，随着“亚洲一姐”张帅在中网比赛中惨败出局，微博上对她的质疑和攻击喷涌而出。正是苦于网络上大量负面言论的影响，张帅删除了全部微博信息，并表示结束微博生涯。张帅在粉丝群中表示：“所有人都应该彼此尊重，但是在微博里，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有这个觉悟和素质。既然这样，那我退出游戏。我不想跟那些肮脏的人在一个空间里。”
这些令张帅心力交瘁的负面言论，被央视网球评论员称之为“网络暴力”。那么究竟什么是网络暴力？笔者认为，网络暴力是指网民在网络上的暴力言行，是社会暴力在网络上的延伸。网络暴力不同于现实生活中拳脚相加的暴力行径，而是借助网络的虚拟空间，用语言文字等形式对他人进行伤害、诋毁。这些在网上无端谩骂、猜忌甚至侮辱他人的做法，会严重影响当事人的精神状态，破坏当事人的生活秩序，甚至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就目前的新闻事件而言，网络暴力大致可分为四种形式。以下笔者分别就这几种形式，来分析网络暴力的种种危害。
一、网络暴力带来的四种危害
1.道德绑架——谣言播种机和强制道歉术。
网络暴力最为常见的一种形式：道德绑架。打开朋友圈、QQ空间或是微博，我们经常会在图文结尾看到“不转不是中国人”“不转发死全家”等“诅咒帖”或是“绑架帖”。这种带有明显强迫性的帖子，往往夸大其词甚至成为谎言、谣言的播种机。
调查显示，类似的道德绑架现象在国外也层出不穷。毋庸讳言，道德绑架式的网络暴力，具有极强的散播性和传染力。当下微博上有一个特别火的账号，叫“锦鲤大王”。该微博通过宣扬“水逆”（即水星逆行会带来厄运）现象，蛊惑网友通过微博转发锦鲤图片来转运消灾。很多网友宁可信其有，不敢信其无，大量予以转发，而该微博博主仅仅依靠上传锦鲤图片即获得413万粉丝量。
造成一些网民沉迷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德国学者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在《沉默的螺旋》中提出：少数派会因为惧怕排挤，而不愿表达自己的真实看法，多数派则相反。媒体也通常会关注和传播多数派的观点（所谓主流意见），轻视少数派。于是少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小，这便是沉默的螺旋。[1]当初可能并没有什么人相信“水逆”说法，可是由于网民的大量转发，信息的多次洗脑，“迫使”很多原本不相信“水逆”的网民不得不相信它的存在，这是一种文化妄想症。
此外，还有不少道德绑架式的网络暴力，比如，要求被网络舆论所谴责的人公开认错。例如2015年陈赫离婚案，当时很多网友公开发表微博，给陈赫冠以“渣男”称号，并强令陈赫致歉。仔细翻看这些微博，不难看出其中的理性言论很少，网友们所谓的教育意义并未得以体现。
强制道歉带来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只是炒热了一个明星，其危害性更在于挫伤了其他无辜者。2016年9月，当红艺人王宝强在微博发表离婚声明。有很多网友搜出了其前妻马蓉以及马蓉出轨对象宋喆的微博，并在下方留下了大量攻击性言论。在该事件中，最无辜的受害者是马蓉的孩子。因为受到网友的迁怒，这些未成年儿童的生活可能会受到非同寻常的干扰。
2.舆论嘲讽——破坏力极强的人格歧视。
网络暴力，使得一些新媒体上的内容变得粗鄙不堪。例如芙蓉姐姐、罗玉凤等人，在网络曝光之前，她们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低调地“丑”着；可是在网络曝光之后，她们在太阳底下张扬地“丑”着。舆论嘲讽式的网络暴力从本质上看，其实是群体对个体、人数多的群体对人数少的群体的言论围剿，在网络上的表现即是一种人格歧视。
在罗玉凤“走红”事件中，其本人并没做出危害社会的事，而仅仅因为她的审美观和多数人不同就遭到了人身攻击。从中我们不难看到舆论嘲讽式网络暴力带来的破坏力。
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曾说过：“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是与众不同的，都具有属于自己的特点。换而言之，按照某些网民的逻辑，每个人也都有可能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如果这种舆论嘲讽得以盛行，今后必将有更多的人遭遇网络暴力的伤害。
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在其著作《乌合之众》里对群体做出如下论述：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他的个性便被湮没了，群体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而群体的行为有时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和低智商[2]。换句话而言，群体对个体的肆意否定，其影响力强大到足以破坏这个社会的公序良俗。例如乘坐一辆出租车：车上的四位乘客认为可以不买单，而只有司机一人觉得应该买单，如果少数服从多数，则司机利益会受到损害，原有的社会秩序，即打车付钱的规矩会被打破。
3.虚假信息——“部分真实报道”的危害更具隐蔽性。
2016年9月16日晚乔任梁去世一事轰动微博。当晚某八卦微博账号还爆出了乔任梁吸毒、乔任梁SM死亡等虚假新闻来夺人眼球。一个人的去世可以被大张旗鼓地炒作，这就是一种严重的精神暴力。这样的案例在网络上屡见不鲜。
虚假信息更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叫做“部分真实报道”，即新闻报道的内容和场景看起来是真实的，但由于只展现了事物的一部分，往往使网民产生歧义，甚至挑起网民之间的争斗。例如2016年人民网报道了一则新闻：快递小哥好心扶老人，却被冤枉成肇事方。该微博下的热门评论中随即出现了“这种老人死了得了”等具有强烈攻击性的言辞。而在不久后又有爆料称，该老人患有中风，当时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才指认错了人。这才有网友站出来，谴责老人的子女没有尽到照顾责任。
虚假信息式的网络暴力层出不穷，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在于网络用户的匿名性。在网络世界，网络信息发送的时间、地点包括内容形式不计其数，增加了追溯信息源的难度。由此使得许多发送虚假信息的人难以被一一追责，为其行为所造成的伤害付出代价。在这样一个“法不责众”的语境里，网络成为了虚假信息泛滥的温床。
英国学者约翰·密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提出，不必担心有人发表错误的意见，在拥有充分言论自由的社会里，正确的观念迟早能够在讨论中“击败”错误的观念，并在此过程中让自己得到证明、彰显和强化。[3]或许大多数事件的真相会因时间的冲刷浮出水面，可是在正确和错误观念激荡的过程中，所带来的伤害是却是不容忽视的。“部分真实报道”产生的危害其实更具有隐蔽性。这意味着，在面临一些轰动的网络事件和报道时，网民需要的可能不是自居正义的狂妄，而是要学会在真相未明之前保持冷静。
4.侵犯隐私——人肉搜索经常伤及无辜者。
提到侵犯隐私，不得不提到的案例是十年前火爆娱乐圈的艳照门事件，以及去年微博上引起非议的北京三里屯优衣库视频事件。作为该事件中的一个个男女主角，在视频和照片爆出后，他们的隐私被大量外泄。以艳照门为例，难道那些一边骂着“伤风败俗”一边随手转发的网民也不应该被谴责吗？理性地看，类似事件中的照片视频不该被流传，并没有影响到公众的知情权。知情权和隐私权有严格的界线，正确划分知情权和隐私权后，会发现很多受到网民非议的主角，他们本身也是网络暴力的受害者。
侵犯隐私式的网络暴力，往往还出现在人肉搜索中。有网友单纯地认为，依靠人肉搜索来搜索证据、锁定嫌犯，能大大提高办案效率，哪怕它偶尔会抓错，最起码它没放过坏人。其实这是一种偏执的思维方式。人肉搜索在国外被当作是一种非理性的搜索方式受到禁止，正是由于它所伤及的无辜者太多。
二、造成网络暴力盛行的原因
以上仅仅对网络暴力的形式及其危害做出了分析，目前而言，要完全消除网络暴力还任重道远。
首先，网络实名制曾一度被认为是预防网络暴力、抑制虚假信息产生的有效途径之一，可是在实践过程中，它的作用被证明并非是万能的，甚至还会带来另外的风险，比如个人信息被大量外泄；其次，加强网站管理、净化网络环境的工程量巨大，虚假信息查处法办的成本较高；第三，道德常常是一种用来律己而不能用于律他的东西。如果仅仅是呼吁网民提高道德素质，期望以此减少网络暴力，估计最终很难奏效。
而造成网络暴力盛行的内在源头，恐怕是网民对网络暴力及其危害性还缺乏足够认识。网络暴力带给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危害令人痛心，我们翻看微博的时候不难发现，暴力言行不时在网络中发酵蔓延。有人打着爱国幌子对网民进行道德绑架；有人扒开别人的隐私，自称是为了维护公平；有人滥用私刑还受到一些人叫好。当一群人在实施暴力行为还自诩正义，笔者以为，这是非常可怕的。
人们许多时候渴望一种私刑。私刑带给人的快意恩仇、居高临下的快感让一些网民为之雀跃。同时，私刑带给网民极大的参与感。有的人在网络中自认为可以成为警察、法官，可以给别人定罪、判刑乃至行刑。
毋庸讳言，对和错的判断标准会因为私刑的存在不再掌握在法律手中，而是由私刑者自己判断，其惩戒程度也全靠私刑者自由发挥。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人们若按这样的逻辑行事，必将造成混乱不堪、人人自危的局面。所以网络暴力这种以暴制暴式的自我执法，与文明社会和法制社会倡导的制度格格不入，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虽然网络暴力暂时还无法得以根本消除，但它值得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在中世纪的西方，有众多类似于“猎女巫”的行为，它的本质也是私刑。它通过放大一个人的错误，让她跪在所有人面前忏悔。而如今在网络上，这样的暴力行径也不鲜见。
网络能带给人们便捷，相信随着未来科技的发展，它可以满足人们更多需求。可是网络暴力所造成的危害，也是不容忽视的。
篇九：亚文化圈层网络暴力
如何认知网络背后的亚文化20世纪
40年代,社会学领域的芝加哥学派最早提出了“亚
文化”的概念。
亚文化
,作为整体文化的一个分支
,是指与主流文
化相对应的那些非主流的、局部的现象
,在主流文化的背景下
,某一区域或某一集体所特有的观念和生活方式
,既包含着与主流
文化相通的价值与观念
,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与观念。亚文化是
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
,应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考虑和认知
不同的历史时期
,亚文化具有不同的特征
,但无论哪一个时期的亚文化
,它们也都有着共同特征
,即对主流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叛
逆和抵触。如何正确判断亚文化的发展态势
,并加以正确地引导
,是很值得思考的现实问题。
社会学领域中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们被称为新新人
类
,伴随着他们的成长
,新时代赋予了这一时期的人们所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网络时代的到来
,给他们提供了尽情发扬
“亚文化”的舞台
,一些“符号”、“火星文字”、“脑残体”现象的出现
,也就不足为奇。
近来,一张名为“贾君鹏你妈妈喊你
回家吃饭”的帖子
,在网络上迅速传开。
然而我们发现
,帖子本身
的内容并无任何的实际意义
,它何以在短时
间内引起这么大的关
注度
,引起众多网民的共鸣
?首先,社会心理学角度认为
,语言的流行更多的是一种从众
现象,这也反映出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社会变迁中
,中国人的社
会心理也在发生着变化
,传统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倾向于内敛、谨
慎,但上述流行语的流行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随着文化融合与现
代化的发展
,中国人的内敛、谨慎特点的弱化
,个性和自我表现等
特点的增强
,尤其在现代化转型期
,人们往往不再满足默默无闻
的生活方式
,取而代之的是在现代社会中勇于彰显自我
,展示个
性
,这逐渐成为一些人追求的生活方式。
其次,从文学语言的艺术性角度来看
,网络上新兴的词汇
,是
对具有文学性的口头语和反常语的创造性的想象和发挥
诞
生之初的独创性和新奇感进入大众的生活
,给人以美的享受
,并
逐渐地变成了日常用语
,彰显出文学语言的勃勃生机。这其中有
相当部分是有益于语言的丰富与发展
,益于个体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伦理观的形成
,但不可否认的是
,一些网络流行
语对个体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伦理观的形成具有负
面影响
,例如,某些个体的话语风格会造成交流的障,它以
碍
,很易形成
代沟。
再次,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
,“网络推手”作为幕后的推动
者,充分运用了网络媒体的平等性、公开性、快捷性、交互性等
特点,扮演着网络议程设置的主体角色
,一定程度上也引导着网
络舆论的发展。
“网络推手”可以传播一些并不广为人知的新闻
他们也可以对一些新闻事件发表自己的意见
,并以此影响他人对
这些事件的看法
,同时凭借这特殊的角色天然地赋予了他们在网
络世界的影响力
,通过这种影响力
,吸引网民注意力
,最后把这种
注意力卖给广告商
,变成商业利益。
最后,从对社会文化研究的角度来分析
,新的时代使得文化
研究者的阶级立场、文化态度发生了转变。
当代文化研究者从批
判主流文化的层面转向批判边缘文化这一层面上来
研
究模式进入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更加盛行
,这种研究模式走向了
分散性、符号性和边缘性
,但也体现了当代文化研究深度交叉、总分结合的状态。
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网络社会中出现的“流行语”现象
?个人
觉得
,网络流行语作为新时代、在我国网民尤其是青少年中间出
现的亚文化的一种表现
,它的出现有,这种文化
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体现
出辩证法中事物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
一。网络流行语
,作为一种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
,它必定存在于一
定的社会群体之中
,或者至少存在于一小部分群体之中
,在当前
尤其表现在存在于广大的青少年网民之中
,可以说,它的存在在
这种群体之中是具有普遍性的。
网络流行语所表现出来的亚文化
不同于主流文化
,它们的区别表现在
,它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与观
念,它反映了一部分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观念
,这种不同于主流
文化的特殊性
,代表了不同于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
,也正是基于
这样的原因
,使其成为文化研究者攻击的症结所在。
正如大家所了解的,网络流行语的使用对象主要是网民中的青少年
,他们还处在人生观、价值观不断树立的阶段
,过分的依赖
网络交往
,会造成青年人对现实生活的逃避
,也会产生社会中人
与人之间感情的疏离。
网络语言的交流又具有自由性、及时性等
特点,青少年在网络中使用虚拟的身份
,他们中的一些人信口开
河、随口谩骂、歪曲的信息
,这样一种语言污染与语言暴力的现
象也会随之发生
,他们善于隐匿自己的行为方式
,从而躲避现实
社会中道德的谴责。从深层次层面来看
,我们应该透过事物发展
表现出来的现象看
到它的本质所在
,正确认识网络流行语这一亚
文化表象
,加强对青少年的网络文化宣传教育
,正确引导他们行
为方式和生活处世的态度
,提升他们对主流文化的意识
,凝聚他
们的认同感
,不断推动社会文化的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