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这样评价一位学者20篇

有人这样评价一位学者20篇有人这样评价一位学者　　中国历史故事-如何评价元朝学者郭守敬？郭守敬有哪些成就和功绩？　　郭守敬生于公元1231年，去世于公元1316年，顺德邢台汉族人，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人这样评价一位学者20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有人这样评价一位学者

　　中国历史故事-如何评价元朝学者郭守敬？郭守敬有哪些成就和功绩？

　　郭守敬生于公元1231年，去世于公元1316年，顺德邢台汉族人，字若思，是元朝官员，同时也是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以及水利专家。

　　郭守敬的一生基本都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因为他孜孜不倦、刻苦钻研、勤奋实干，所以在天文学历法以及水利方面都有不小的成绩。

　　郭守敬自幼聪慧，小的时候跟随原本就是著名学者的郭荣身边学习，得到祖父真传，精通五经、算学、天文学、后来又拜师刘秉忠，在经学和天文学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但凡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学者，都要有耐得住寂寞的精神。科学研究工作，需要非常严谨细心，郭守敬曾经主持编写授时历，进行全国范围的天文测量。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郭守敬是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的科学成果不仅仅是在中国，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十分卓越的。

　　许衡曾经大肆夸赞郭守敬，毫不吝惜言语，言明大元有郭守敬是许衡之幸。许衡：“天佑我元，似此人世岂易得？”

　　元成宗也层级过夸赞：“郭太史神人也”

　　齐履谦赞：“公以纯德实学为世师法，然其不可及者有三，一曰水利之学，二曰历数之学，三曰仪象制度之学。”

　　郭守敬本人的历史成就，最出众的在于天文学和水利工程方面。特别是元朝著名的新历法《授时历》以及通惠河工程，是九年义务制教育中历史学科的知识。

　　至元十六年，在太史院工作的时候，上奏忽必烈，奏明想要重新编撰新历的想法。大意也就说元朝统一中国，并且不断开疆扩土，现在的疆域比之以前的疆土已经大了许多。不同的地区无论是日出日落以及昼夜长短都有所不同，所以旧的历法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国度了。所以需要在全国范围内重新进行天文测算，编制全新的历法。

　　元世祖忽必烈接受了郭守敬的建议，并派监候官十四人分道而出，分别在二十七个地方进行天文观测。这次测验由郭守敬全权负责，后世称之为“四海测验”。

　　——文章来源网，仅供分享学习参考

　　在这场测验中，郭守敬亲自参与其中，跋涉数千里，力争减小误差。在他的严格要求下，测定了夏至日的表影长度和昼、夜的时间长度；测出的北极出地高度平均误差只有0。35；新测二十八宿距度，平均误差还不到5‘；测定了黄赤交角新值，误差仅1’多；取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日。令人惊艳的是，郭守敬几百年前主持的侧颜工作，与今日通行的公历值完全一致。

　　完成四海测验之后，郭守敬又参考查找了大约有一千多年的天文资料，演算了七十多种历法，互相印证，得到最正确的答案，最终编成了《授时历》。

　　郭守敬晚年之时任督水监，从事水利工程建设。在此期间，元朝没你那都会从南方调运许多粮食到大都。但是依据的水利设施，只有隋朝开建的大运河。大运河的终点只在通县，要将粮食运送到大都，只能靠陆路运输，消耗很大。为了解决南北运粮问题，他建议至通县开挖一条新运河和大运河相连，使得粮食能由水路直运北京。

　　郭守敬所主持开凿的运河，就是由北京至通县的通惠河。通惠河通行后，从南方运粮可直达北京，对发展南北交通和漕运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

　　除了通惠河这个工程，早年郭守敬还曾经修缮了西夏一带，长达四百余里的唐来渠和长达二百五十余里的汉延渠以及正渠十余条、大小支渠六十八条。对当地的农业发展和经济恢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郭守敬还创造和设计了，包括简仪、高表、候极仪、玲珑仪、、立运仪、杨懿、窥几、日月食仪以及星晷定时仪等12种仪器，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文章来源网，仅供分享学习参考

篇二：有人这样评价一位学者

　　学者明星化是学术的普及的捷径

　　观点1历史不拒绝普及

　　易中天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把个《三国》讲得天花乱坠，一支“易粉”队伍也随之形成，而且大多是青年人。青年人爱着迷，时下的中国青年似乎更爱着迷。迷歌星、迷球星、迷影星，迷来迷去，迷的都是借传媒出头露脸的人物。易中天也正是借助央视的强势传播，才得如日中天的。与别的“粉丝”不同的是，“易粉”们迷的却是学问，而且是他们一向敬而远之的史学，这实在是件稀罕事。不管易中天采用了什么方式，插科打诨也罢，玩噱头也罢，对缺乏传统文化滋养的当代青年来说，这都是难能可贵的，是雪中送炭。

　　去年，笔者在某重点高中代语文，讲到《失街亭》一课，问讲台下的莘莘学子：“同学们看过《三国演义》吗？”哄然而答曰：“看过！”继而七嘴八舌补充道：“在电视上看过！”再问：“有看过原著的吗？”拭目以待，只看到孤零零一只手举起。又问：“为什么连《三国演义》也没看过？”回答乱纷纷，有说看不懂的，有说没时间的。笔者先是惊讶，继而一想，如今的中学生负担太重，学英语比学汉语用的工夫都大，对必读的古典名著也只能心向往之了。至于二十四史之一的《三国志》，不但绝大多数青年人没读过，中老年人读过的又有几个？这不能抱怨大家，因为这些史著太深奥了，距离现实生活也太远了。那就不得已而求其次，听人讲《三国》吧。听人讲和自己读当然是两码事，但听了总比没听强得多，不但对三国史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样还能汲取到历史的养料，激起对史学的兴趣。

　　易先生讲《三国》，自我标榜曰“品读”，这是对的，因为他的确是在深入浅出有滋有味地解读。普及史学知识的途径很多，比如电视剧，比如戏剧，比如连环画等，而品读无疑也是其中一种，而且是最接近阅读的一种，因而也是效果比较好的一种。

　　其实，历史知识的普及由来已久，至少从宋代开始，《三国志》的普及就开始了，那便是由社会最底层的艺人们演出的评书和戏剧。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三国演义》，从罗贯中的创作目的来讲，未必是在做普及，但客观上也确实是在做历史知识的普及。在当时，《三国演义》从情节结构到语言文字，都最大限度地通俗化了，是为文坛所不屑的，但正是因为《三国演义》的流行，才使三国故事家喻户晓，至今不衰。易中天算不上罗贯中的继承者，但从普及三国史这个角度讲，工作的性质有相同的一面；相同中又不同的是，易中天是站在万人瞩目的《百家讲坛》上，做着使无数学者眼热的名利双收的好事儿，较之罗贯中当年的处境不知好几万倍。

　　易中天之所以声名大噪，腰包鼓胀，固然是他有真学问真本事，却也和普及工作的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偌大中国，文史工作者数量庞大，有着易中天一样学问一样本事或者更高一筹的，应该大有人在；使学术走向大众的路子也决不止《百家讲坛》一种，还有很大的开拓与创新的余地。我们翘首以待。

　　观点2也看学者明星化

　　学术何必都在深闺

　　从孔子周游列国讲学，到传统书院开馆授徒，再到近代报刊开启民智……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放弃过向大众普及文化、传播新知的责任。与此同时，古往今来的这些先知硕儒、名士

　　方家也不乏追随者。从这层意义上说，学者明星并非今天才有。

　　与过去相比，现在只不过是传播媒介发生了改变，广播电视使学者可以面对更广阔的受众，思想传播得更迅速，寓教于乐，也更容易产生明星般的效应。本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不应只停留在书架上、图书馆的故纸堆里，也不应是少数人的专利。与大众对话，在教化民众的同时，也接受民众的甄别与评判，学术才更有生命力。反过来说，整个社会大众学术文化素养的提高，也会更好地推动学术的发展。

　　当然，学者在通过电视媒介进行文化普及的过程中，也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而不应一味迎合观众、迎合市场，更不能讲述未经学术和实践检验过的知识；作为电视媒体，不能只注重满足观众猎奇心理，为了提高收视率，过多选择权术谋略、宫廷争斗、稗官野史、揭私探秘等方面的内容。学科领域可以更广泛，角度选择可以更多样，从而能给公众展现更科学化、立体化的思想与知识谱系；作为观众，则应注意在学习中提高，不要迷信盲从专家学者的一家之言。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专家、媒体、大众在文化知识交流沟通方面的良性互动。

　　正如科技成果要完成向生产领域的转化一样，人文社会领域的学术成果也需要播种在大众的土壤中，当学者不再寂寞，当学术著作不再养在深闺无人识，当粗通文墨的观众也可以从妙趣横生的历史中汲取智慧时，文化或许才能真正与天不老。

　　观点3“学者明星化”，是今天多元社会还给学者尤其是学术的公平；而且，这种价值回归仍嫌迟了点。学者明星化，是对学术的社会张力的认可；也是学术本身不可抗拒的魅力使然。长期以来，“内敛、含蓄”一直是构成中国社会真正精英的知识分子的个性标签，学者似乎就该永远闭门读书、远离红尘，中矩中规。某些人脑中有一个定势思维：明星一定是，甚至只能是“歌星、舞星、影星、笑星”等娱乐圈名人。这实在是一种肤浅的认知偏差。“明星”这一概念的外延及内涵怎么也不应该排斥“学者”。学者明星化，凸现和佐证了“科学文化知识是有形资产”这一观念；是对长期以来脑力劳动者及其自身价值模糊定位的一种矫正；是对“读书无用”这一悖论的堂皇批驳。“学术明星”与“艺术明星”是等价的，甚至前者更胜一筹。

　　观点4你要是道德楷模，你就要循规蹈矩，衣衫破旧，挨饿受冻，吃苦在前，享乐没有；你要是劳动模范，你就要兢兢业业，脏累差活抢着干，还得任劳任怨，不能喊半声苦；你要是名人遗孀，你就得寂寞终老一生，不能再嫁，否则有暴风骤雨般的闲言碎语等着你。

　　仿佛易中天走出书房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学者嘛，必须杜门不出、穷经皓首。画家陈丹青说得好，“孔子要是活到今天，绝对霸占电视台；胡适、鲁迅、陈独秀活到今天，坦然上电视。”别再用老眼光看待人、物了。到底是一样的啊，要洪战辉处处小心翼翼，必须过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生活，不能爱，不能多说话，不能表达怨言，等等，这是不厚道的。

　　观点5时统宇

　　冷板凳是必须要坐的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是长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规则。不过在现代社会，我们仍旧把这句话当做唯一的标准来要求知识分子

　　的话，就不太客观了，难道你要禁止知识分子上网、看电视吗？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如果还说做学问不能用电脑、网络，只能用笔墨纸砚，那肯定是站不住脚的。我知道学术界的很多人对那些经常上电视上报纸的知识分子很不满，他们中的一部分可能觉得那些人的观点他并不能赞同，这很正常，但不能否认的是，这些人中肯定也有因为其他原因的，比如说嫉妒等等。不过作为一个学者，坐冷板凳是必须的，就是这些电视知识分子也是坐冷板凳坐出来的，该坐的时候你就得坐，这样才能有积淀。”

　　电视知识分子有积极意义

　　电视知识分子有他的作用。法国有个很有名的学者名字叫布耳·迪厄，他对电视知识分子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但讽刺的是，他自己也是一个电视知识分子，而且他的一系列的批评都是在电视上完成的。所以说，对于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来说，他不可避免地要和现代传媒接触。知识分子必须坐冷板凳，但不是说就该一辈子都坐冷板凳，在学术上，你必须沉下心来，但当面对大众的时候，就应该充分利用传媒的作用，来达到知识的普及。我们说有很多大学问家不愿意和大众过于频繁地接触，但也有一些人愿意这样做。特别是在现代，这样的人正在增多，国外的许多大学者都经常在电视上演讲。”

　　媒体要求学术通俗化

　　电视、报纸并不是社会科学院，它们有它们自己的性质，学者在媒体上发表观点，不可能特别专业，那样的话没几个人能理解，也就等于白说了。所以媒体要求学术在传播过程中有一个通俗的、大众化的形式，这是必然的。如果在媒体上也和论文那么专业的话，还不如把电视台变成社科院呢！我们不能以传统的知识分子标准来衡量一个学者的全部，但也不能完全抛弃，像余秋雨、刘心武、易中天这样的明星知识分子的出现，作为一种现象，他们遭到那么多的非议，也是他们作为学术明星的一个必然，很正常。这两个现象并不是对立的，现在很多人把它们对立起来，我并不赞同。我觉得，否认电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一个很怪异的事情，因为其毕竟是有意义的，但反过来说，倘若把这个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学术理想或者唯一出路的话，那就更加错误了。”

　　易中天的自我评价：从社会效益来说，学者明星化应该是利大于弊。历史应该是鲜活的，不能像做八股文那样死板地面对历史。人文学科研究的目的就是人类的幸福，包括我们当下正在生活的人的幸福，作为我们，至少有一部分学者有这个义务，就是把人文研究的成果、有利于我们人类幸福的结论传播出去。学者和电视台的对接，做好了是?双赢?，学术扩大了传播范围，电视提高了文化品位；做坏了就是?双输?，学术失去了自身品质，电视失去了广大观众。

　　中国不乏满腹经纶的学者，只是读者少有所知。易中天认为过去的很多历史著作实在太艰深，一般的观众和读者很难接受。并直言历史学家担负学术的责任，他负责的对象是学术界。但是应该有一些人来向大众负责。

　　《百家讲坛》栏目制片人万卫：学者走红是好事，我们既需要书斋型的学者，也需要把学问普及到大众中去的学者。万卫认为易中天的飞速走红，与他以“平民立场，现代视角”解读历史人物和事件有很大关系，并称约易中天《汉代人物风云》前，就读过他著的书也听过他的讲座，感觉这位学者很有可能受到观众的认可和欢迎。社会非常需要他们这样的学者。“书斋型学者和易中天这种把学问普及到大众的学者没有主次之分，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万卫称。

　　辩论实例：

　　反方一辩从学术受众的层次性，学者明星化的产生、作用等诸多方面娓娓道来，层层剖析学者明星化是学术普及的捷径

　　正方从学术普及具有专业性、严谨性、社会性的角度出发，一一论证了学者明星化商业性的实质以及诸多负面影响，无法深层次的达到学术普及的要求，因此学术普及是歧途。反方则强调学者明星化是学术普及过程中一种更优的传播途径，因此是捷径。在自由辩论环节中，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学者明星化与学者明星的区分上，正方始终强调“学者明星化”的“化”字有大量、过度之意，反方对此没有进行有效的反击，而是重点强调学者明星化的诸多正面效应，对此正方也极力阐明学者明星化的众多负面效应，结果导致利弊比较，正方四辨不得不提问反方希望对方能给出量化的标准，自由辩论进入僵持阶段。

　　我方一辩就将明星所涵盖的范围清楚地介定了出来,并着重强调学者只有捍卫学术的权威才能体现学者的真正价值。反方则指出在这样一个多元社会下

　　学术不应该只停留在书架上,只有通过传媒向大众推广才能体现整个社会与时俱进的要求.接下来的质询阶段我方二辩三辩就明星所特有的娱乐性商业性等问题向对方发起了进攻,指出当今的学术明星是商业包装的结果,而真正的学者是没有功利性的,而且当今的学者不能把握自己学术普及的度。自由辩论阶段双方围绕"学者明星化和投机主义","学者明星化和商业化,娱乐化,庸俗化的关系"及"学者,明星,名人的差别"三个争锋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正方认为学者明星化只普及了学术知识而不是方法论，关注的是学者个人而不是学术本身，是一种商业化行为，助长了学术的浮躁之风乃至学术造假，是学术普及的歧途。而反方则认为学者明星化是学术普及所要求的学者、传播途径和大众的完美结合，是学术普及的内在要求，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

　　争议：1

　　是授业解惑还是误人子弟

　　“诺，相当于现在的OK”……易中天用非常通俗的语言品读着历史，但也正是这种极现代化的语言，遭到学术界的质疑。遭到质疑的还有刘心武。虽然他在“百家讲坛”中“揭秘红楼梦”取得很好的收视率，而且拥趸者众，但刘心武的学术观点遭到许多红学家的强烈抨击，他们不屑地称他为“红学”门外汉，当对《红楼梦》的感受上升到学问时，就要按照学术的规范，不然必定会走上歪路；而且刘心武的观点根本就没证据，显然在猜谜。甚至出现不少反驳刘心武观点的图书。

　　争议：2

　　是服务公众还是个人扬名

　　在最近这场愈演愈烈的学者明星化潮流中，央视“百家讲坛”栏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百家讲坛”负责人万卫称，打造自己的“学术演讲明星”是“百家讲坛”的追求宗旨，一位演讲明星本身就是栏目的标识。从阎崇年到刘心武，“百家讲坛”推出的主讲人基本上都火了，而这些人多年的学问积淀也随之走向了市场。一方面包装着自己的明星，又一方面让明星完全以自己的视角讲解，再将之广泛传播给受众。万卫认为这对栏目、学者和观众都是非常好的事情，一方面节目提高了收视率，而且学者的知名度以媒体为平台得到很大的提升，而观众喜欢听他们的讲解，必然会对某方面内容产生很大的兴趣，有利于知识的普及。

　　争议：3

　　对埋头研究的人是否公平

　　余秋雨、刘心武、易中天，他们的知名度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收益。而他们的名利双收对那些在书斋埋头研究学问的学者是否不公平？作为“学者明星”第一人，余秋雨表示，其实在他之前已经有很多学者参与电视节目录制了，他相信那些真正的学者参与这些影响力大的

　　文化活动的话，社会影响会很好。当然，也有人认为学者就应该取得很好的社会效应，这样才有利于学问的传播，但是前提是不能丢失学者的性质及风范。

　　争议：4

　　是为挣钱还是责任驱使

　　对于学者像明星一样地在电视、平面等各媒体频频露面，部分读者产生了逆反心理，认为他们的“传播学问”很明显是在做秀。“学者也是无法抵抗各种诱惑的，他们也感受到知名度已经给他们带来很大利益，试想他们还会安心研究学术吗？他们的学术更带有很强的商业色彩吧！”一个网友质问。而刘心武、易中天也都很坦诚地表示知名度的确给他们带来很丰厚的收益，但是对于传播学术仅限于追逐利益则并不赞同，并表现出很大的委屈。易中天称：“没有哪个节目是游刃有余的，只能是呕心沥血。所有无关的事都不能做。各种史书必须重读，还要确实。”而刘心武也认为自己“揭秘红楼梦”，只是因为想让更多的人去读而已。

　　体制转变催生学者出走

　　中国传统的学者一向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他们习惯于在自己的书斋和研究室里做学问，而不愿意走出去。但在现在，由于旧的学术体制在逐渐改变，学者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声望逐渐进入对一个学者的衡量体系，虽然这只是初露端倪，但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学者已经开始未雨绸缪，在市场完全进入学术之前，积极地和市场接触，以此取得领先于别人的声望优势。

　　另外，现在进入公众视野的学者还很少，这些得风气之先的人由于竞争对手的缺少，使他们几乎不用费什么力气就能够成为一个明星学者。而成为明星学者之后巨大的利益回报又使得他们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不能抽身。

　　从本质上来说，明星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消费需求，是大众消费的一种，娱乐明星如此，学者明星也是这样。不同的是，大众对于娱乐明星的消费仅仅是一种享受，而对于学者明星的消费却并不这么简单。

　　由于今天信息源的扩展，大众获取社会信息的渠道畅通，因此也就更加需要对这个社会种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加以了解，但这个事情并不是他们自己能够做到的，因此，他们需要一批专业的学者来给他们指导和解疑，这就是学术消费的根源。

　　由于这样的大众需求，自然就有一批能够适应于今天市场文化和高信息现代传播媒介的学者一举擢升为当代文化明星。

　　立论：

　　今天我方的观点是学者明星化是学术普及的捷径。明星一词往往容易被人为的娱乐化和媚俗化，认为其存在的全部价值不过是大众茶余饭后的消遣。但事实上明星本是对在某一领域内有所造诣有所成就的人的一种极大的肯定，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学者明星化就是学者不断具备知名度、影响力、话语权等特性的过程，我方认为，这对于学术普及而言，正是一条高效快捷的途径。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就是学术普及是必要的，这是一个前提，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去讨论具体的实现途径。对于那些不能被大众水平所深入理解，只能在小众范围内研究探讨的学术，普及本身已经失去价值，更不用提是否要靠学者明星来承担这一任务了。

　　作为一名学者，对自己所从事领域的学术潜心钻研，这无可非议，但无论人文社科或自然科学，其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必然是造福于社会，这样其学术成果才具有真正的现实意义。我们从来不乏可将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学者，但如果他们始终将自己辛苦所得只孤芳自赏，或只限于三尺讲台，试问其价值究竟实现了几分？我们人为的为那些走向大众来表述自己见解的学者加上了明星化的头衔，无

　　非是因为他们利用了现代的传媒手段，为自己开创了一个新的平台，增大了其言论的受众面，但随着文明的进步适时适当的选择需要的工具恰是人类作为高等动物的特征之一所在，而这样的工具也正为学术的普及提供了良好的介质。画家陈丹青说得好，孔子要是活到今天，绝对霸占电视台；胡适、鲁迅、陈独秀活到今天，坦然上电视。学者通过媒体自我表达，公众借由此得以学术的普及，如此双赢，何乐而不为？

　　学术普及的途径并不唯一，但通过学者明星对学术进行普及绝对是其中可取的一条。一名学者之所以可以被明星化其本身也是一种公众认可的体现，认可是接受的前提，而唯有接受才能更好让其讲述的内容更好的普及。我们说普及，绝非要每一个人都对明星学者所讲述的东西惟命是从，而是在其感染下对其所讲述的命题产生兴趣，产生关注，进而愿意去了解，这才是普及的真正精髓所在。我们承认明星化会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一过程中的主流所在，对于学术普及，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学者明星化都是利大于弊，如果仅因为不够完美就加以全盘否定，未免有因噎废食的嫌疑，而这种论述本身也已经陷入了歧途。

　　学术普及是学者与大众双向选择的过程，而学者明星化正是学者话语权与大众选择权充分表达的体现。学者明星化为学术的普及提供了更为畅通的渠道，为更广泛的受众带来了更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说，学者明星化是学术普及的捷径。

　　要说的话：说起今天的辩题，其实关于学者明星化究竟是学术传播的捷径还是歧途也已经不是新鲜的话题了，关于这一话题引发的讨论也不计其数，相信对方辩友在准备今天的这一辩题时也不会只是单纯的几个人围坐一桌苦思冥想，而是充分利用起网络书刊等多种媒体资源来选择材料支持自己的观点，试问对方辩友在举出某条论据的时候是会选择一位广为大家熟悉的学者明星的言论还是举出某一不知名的人士的论断？哪一种选择更为有力恐怕不言自明吧。

　　我们讨论的对象始终是大众，我们讨论的过程始终是普及，而不是告诉学者们该怎样做学术，因为普及的过程本身就是如此的，可以通过传媒来高效达到目的。研究学术则完全不同，任何关于学术问题与学术本身的都可能是与辩题无关的。

　　那根本就不是学术，如他们受认可本身就代表他们的优秀

　　其他：

　　如今面对易中天现象的谈论，其中含义之一，以为这是知识分子不务正业的典型，更重要的是这种不务正业还能够获取如此近乎天价的收入。这样文化现象的讨论，除了有些许对易中天教授由“三国”而致富隐隐的“酸葡萄”心态之外，更从一个侧面反映我们的学术界的某种小圈子心态

　　易中天文化现象的讨论的某种偏颇，向我们说明的另一点，是刻意强调学者——读者——普通百姓关系的疏远。问题是，害怕如易中天这样的学者的僭越，甚至不允许这种的僭越，成为了某种公共心态之一，而在这种心态中，大部分并不是来自普通大众，而是来自某些知识分子自身

　　是教授不搞学术研究，而热衷大众传媒，这样的学者明星化到底应不应该；学术研究沦为常识的普及乃至通俗的演绎，甚至如易拉罐的快餐式文化特征、无厘头的轻松方式，是不是误人子弟，是不是学术的堕落。

　　早在罗素在世的时代，英国BBC电台就曾经邀请罗素做通俗哲学演讲的节目，每次40分钟左右，而且也是给予罗素一大笔报酬的。BBC不仅邀请罗素，同时还邀请许多当时的学术界的顶尖人物加盟，都一样给予很不错的报酬。

　　如果我们的学者能够将手中的学术作出这样通俗易懂的大众文化的样式，你就是一个很好的普及型的学者；如果你既能够作出这样大众文化的样式，又能够搞出你的学术研究成果，你就是一个如罗素一样的大师；如果你志趣并不在这样的大众文化的样式，却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默默耕耘，以求得最尖端的学术成就的话，那你同样能赢得社会的尊重。在一个多元文化存在的世界中，上述的三种人，都是需要的，都是可贵的。

　　最后立论：

　　今天我方的观点是学者明星化是学术普及的捷径。明星一词往往容易被人为的娱乐化和媚俗化，认为其存在的全部价值不过是大众茶余饭后的消遣。但事实上明星本是对在某一领域内有所造诣有所成就的人的一种极大的肯定，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学者明星化就是学者不断具备知名度、影响力、话语权等特性的过程，我方认为，这对于学术普及而言，正是一条高效快捷的途径。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就是学术普及是必要的，这是一个前提，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去讨论具体的实现途径。对于那些不能被大众水平所深入理解，只能在小众范围内研究探讨的学术，普及本身已经失去价值，更不用提是否要靠学者明星来承担这一任务了。

　　作为一名学者，对自己所从事领域的学术潜心钻研，这无可非议，但无论人文社科或自然科学，其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必然是造福于社会，这样其学术成果才具有真正的现实意义。我们从来不乏可将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学者，但如果他们始终将自己辛苦所得只孤芳自赏，或只限于三尺讲台，试问其价值究竟实现了几分？我们人为的为那些走向大众来表述自己见解的学者加上了明星化的头衔，无非是因为他们利用了现代的传媒手段，为自己开创了一个新的平台，增大了其言论的受众面，但随着文明的进步适时适当的选择需要的工具恰是人类作为高等动物的特征之一所在，而这样的工具也正为学术的普及提供了良好的介质。画家陈丹青说得好，孔子要是活到今天，绝对霸占电视台；胡适、鲁迅、陈独秀活到今天，坦然上电视。学者通过媒体自我表达，公众借由此得以学术的普及，如此双赢，何乐而不为？

　　学术普及的途径并不唯一，但通过学者明星对学术进行普及绝对是其中可取的一条。一名学者之所以可以被明星化其本身也是一种公众认可的体现，认可是接受的前提，而唯有接受才能更好让其讲述的内容更好的普及。我们说普及，绝非要每一个人都对明星学者所讲述的东西惟命是从，而是在其感染下对其所讲述的命题产生兴趣，产生关注，进而愿意去了解，这才是普及的真正精髓所在。我们承认明星化会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一过程中的主流所在，对于学术普及，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学者明星化都是利大于弊，如果仅因为不够完美就加以全盘否定，未免有因噎废食的嫌疑，而这种论述本身也已经陷入了歧

　　途。

　　说起今天的辩题，其实关于学者明星化究竟是学术传播的捷径还是歧途也已经不是新鲜的话题了，关于这一话题引发的讨论也不计其数，相信对方辩友在准备今天的这一辩题时也不会只是单纯的几个人围坐一桌苦思冥想，而是充分利用起网络书刊等多种媒体资源来选择材料支持自己的观点，试问对方辩友在举出某条论据的时候是会选择一位广为大家熟悉的学者明星的言论还是举出某一不知名的人士的论断？哪一种选择更为有力恐怕不言自明吧。

　　学术普及是学者与大众双向选择的过程，而学者明星化正是学者话语权与大众选择权充分表达的体现。学者明星化为学术的普及提供了更为畅通的渠道，为更广泛的受众带来了更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说，学者明星化是学术普及的捷径。

　　说到“学者明星”就不能避开央视的《百家讲坛》，作为打造学者明星的“梦工厂”，这档节目走红之后，各地电视台纷纷效仿。“学者明星化”现象正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或者潮流。余秋雨、刘心武、易中天、于丹……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簇拥着数不胜数的“粉丝”。与此同时，“历史热”、“国学热”等一浪高过一浪，无数人沉醉其中不亦乐乎。不过，现在学者讲坛类节目遍地开花，赢得高收视率的同时，也迎来了持续不断的争议。争论的焦点是：学者明星化的背后，到底是一种文化审视？还是文化媚俗？

　　其实，古今中外，学者明星屡见不鲜。新文化运动。从孔子周游列国讲学，到传统书院开馆授徒，再到近代报业开启民智。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放弃过向大众普及文化、传播新知的责任，同时也不乏追随者。然而，我们弘扬文化传统，却不能沉湎于故纸堆而且缺乏文化审视。目前，历史故事里的帝王意识、权术谋略、宫廷争斗、揭私探秘乃至明哲保身的庸俗哲学，在电视荧屏上得到大肆张扬。所谓的“百家讲坛”似乎成了“俗家讲坛”或者说“通俗演义”更准确。

　　“学者明星化”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隐藏在“学者明星化”背后的问题，如“知识阶层市侩化”，即学者明星屈从于商业模式迎合并制造一些虚假的大众文化需求。本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不应只停留在书架上、故纸堆里，也不应是少数人的专利。在与大众对话的同时，也应接受民众的审视与评判，学术才更有生命力。反过来说，整个社会大众学术文化素养的提高，也才会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让学术走向大众也是一种潮流，但在这股潮流中，一些传统文化在所谓的“普及”中早已面目全非，一些学者对文化的态度是“玩味”、“猎奇”，而不是审视。不少学者明星正越来越多地具备和娱乐明星一样的特征：出入媒体机构，到处演讲，出书、签名售书，担任各种社会职务，而学术含量越来越低，有时甚至打着文化的幌子追名逐利，误导大众。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学者、媒体、大众之间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在文化失范的状态下，大众对“文化”的需求日趋功利、浮躁，媒体把准这个“脉”并投其所好，把学者媚俗化无限放大，逐步“恶性循环”，而把符合时代进步的历史观、价值观抛到九霄云外。如此看来，要避免“娱乐至死”，防范“学术泡沫”，首要的就是力戒浮躁。学者无论是冷坐书斋还是走向大众，关键要做好真正的学问，给公众展现更科学化、立体化的思想与知识谱系，拒绝“学术失身”与“学术泡沫”；大众也不应以“娱乐精神”作为自己接受文化的惟一标准；而媒体，最重要的是如何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坚守正确的文化导向，而不是一味地迎合市场与消费。

　　学者明星化，也就是说本来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成为媒体企业广告商等追逐的对象。

　　那么，我们从内外两个角度分析一下。

　　对于学者而言，明星化最显著的好处仅仅就是知名度提高，收入暴增，坏处确是相当多。

　　首先，学者明星化会使学者们从事研究工作的时间以及精力减少，这对学者的本质，也就是从事研究工作造成了相当大的不便，如果一个学者整天忙着参加各种活动，那还能叫学者吗。其次，学者明星化会使学者陷入舆论的漩涡，对学者本人的生活以及心理会有巨大的影响。文化超女于丹就曾经说：“我要离开媒体的漩涡回归学者身份”，这充分说明学者明星化对学者本身是利大于弊。

　　再从学者明星化对外界的影响来看，学者明星化固然对文化的普及，增强群众学习兴趣又较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普及是普及某一个学者的学术思想，大家接触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学者的学术思想，那么很容易会形成文化垄断，也就是说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这个人的学术思想是正确的是正统的，即使这种学术思想是片面的。这很显然是不利于学术发展的。

　　因此，总的来说，学者明星化是弊大于利。

　　既然您6号就要比赛，我们也抓紧时间一起聊聊这个话题。

　　您是反方，反方的辩题是学者明星化弊大于利。刚刚接到这个题，感触还是蛮多的，因为这是我曾经打过的一场题。

　　好，废话少说，从反方立论，我把我的思路理了一下，既然今天的辩题讨论的是常见的弊大还是利大的问题，就很能看出无论是学者明星化和学者非明星化都应该有好处和不足。但对于辩手而言，若要把其中原由说清道明，就需要将讨论界定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现实发展趋势下来展开，就会得心应手的多，这也是胜负的关键。

　　从反方的观点来看：

　　第一、作为反方要把握的第一个背景出来了，就是何谓明星化，明星的定义是什么，我们说在当下万人追捧，前呼后拥的歌手、影星是明星的代名词，但同时我们也可以说周总理、钱学森是明星，明星在不同的个体看来基本是不同的。作为反方要赢得优势，建议在明星定义上以大众潮流思路取代客观价值取向。也就是说当下追星成为一种时尚，酷、炫、美往往成为明星的代名词被大众接受，而相对较少有人会从客观的价值角度去评定这个人在学术和社会上有多少贡献，取而代之的是对名气、人格魅力的判断。试问，在当下这样的氛围中，学者何以治学严谨，明星化对学者做学问，做研究不是推动作用，而是对学者治学严谨、潜心研究的影响，甚至是毁灭。由此，我们说当下的社会潮流，若让学者明星化，明显是弊多利少的。

　　第二、学者的定义，学者之所以称为学者，要求要思敏才学，在学术上有所目标，有所建树，在道德上作为高级知识份子，是社会的栋梁，应该为人师表，修身以德。无论是从社会角度，还是其自身角度。学者的责任是重大的。这样一个严要求，重责任的群体，若被明星化了，他们为俗世所粘，被烦事所扰。这对国家和社会的负面效应将是巨大的。

　　第三、我们说不赞成学者明星化，但并没说不赞成学者进行更加有效的学术讨论与交流，进行合理的宣传和推广，这是一种度的把握，我们既然说要有度，目标就肯定不是炙手可热的明星化，相反这是一种恬淡的朴实，是实实在在的收获和认可，是心与心的交流。

　　先说这些，今天有点心不在焉，楼主先看看，不妥之处，我们再做商榷。

　　第一，一个好的标准，让人感觉包含全面但又不重复的标准。往往，由于一个辩题太宽泛，我们无法简单地比较，所以将辩题切分为几个小战场，进而在这几个小战场上分别让人觉得己方观点成立，由此推论出整个己方观点的成立。那么，在切割战场的时候，需要注意一点：如果我们把整个辩题定义为全集，而将每一个小战场定义为一个子集，那么要求子集之间的交集尽可能趋近于空集，而所有子集的并集的补集也尽可能趋近于空集。

　　回到这个辩题中来，这个辩题并没有告诉我们，是在什么环境下针对哪些人来讨论这个问题的，那么我们只能把它当成一个全称命题来看。说到这里，我已经提到了一种切分战场的方式，即对不同的对象来说：学者本人和社会大众。这两点，楼上几位已经说了很多了，最重要的一点，是学者明星化之后使得学者对学术本身逐渐荒废，进而也使得社会的学术发展速度减缓，影响了社会大众的福祉。

　　第二，关于正方的理论。我初步可以想到两点：其一是学者明星化使得学术迅速向大众普及，其二是学者明星化未必影响学术研究，反而会促进。

　　对于第一个，反方可以指出，学者明星化之后普及的并不是学术，而是如同评书、相声一般的奇闻轶事，或者说充其量不过是一些哲理故事。这一点，从百家讲坛栏目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栏目为什么邀请的学者主要集中在人文社科类、甚至只是历史类？就是因为真正的学术是难以普及到专业基础知识不足的人群中来的。例如，医药专业中我们无法简单地告诉大家“肚子疼该吃什么药”，因为十位病人可能有十种不同的病因。那么，学者明星化之后，究竟向人们普及的是什么呢？或者说，这些人文社科类的专家们究竟给大家讲的是不是学术呢？实际上不是。如果他们真的能把文学或历史讲得深入浅出，那倒也好；但事实上百家讲坛是浅入浅出。从品三国、评红楼，再到于丹心语、唐宋八大家，主要讲的是一些小故事，充其量是一些人生感悟，根本不是史学或哲学的学术研究。所以说，这样的明星化的过程无法向社会大众普及学术。

　　至于第二个，正方会说，学术做得好的学者，被捧成明星，这会促使更多的学者加倍努力，也做出好成绩。这个逻辑看似很队，但是，这个逻辑成立的前提是：被捧成明星的学者的的确确是优秀学者。事实上是这样的吗？未必。还是一百家

　　讲坛为例，百家讲坛未必挑选各个专业领域中学术水平最优秀的，他们还考虑到了学者本人的气质形象、语言表达等等。这不是他们的错，因为电视节目必须考虑这个。但是，这在事实上说明了：被捧成明星的学者未必是学术研究很优秀的。这样一来，如果这个促进作用还存在，那也不是促进学者们去做好学术，而是促进他们去提升知名度、提升表达能力和个人形象等等，这与学术本身的发展并不在一条道上。

　　至于第三个问题，如何在攻辩、盘问或自由辩论中以问题形式确立标准。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可以等标准确立以后再做考虑。而且，事实上，如果标准值的是一种战场划分的方法的话，往往这种划分不需要太多的论证，因为对于战场划分的争议并不会很大；主要的碰撞会发生在双方对于每一个小战场里面的具体比较。

　　这个嘛，其实我在6楼的所有观点，正方都是可以反驳的。但是在这里，我不想玩儿左右互搏，所以这个工作就留给楼主您了。但我可以帮您补充一点正方可以用的观点。

　　明星不等于上电视。能够成为让学生、让其他学者尊敬的人，这也是明星化的一种。例如，诺贝尔奖得主就是很耀眼的明星。在国内，袁隆平、钟南山等等学者也因为他们的学术造诣及为社会做出的贡献而成为大家瞩目的明星嘛。这样的明星化，不是鼓励学者们努力提升自己的实际学术能力、造福社会的能力吗？

　　当然，如果有人把明星理解错了，把明星化给搞错了，那是他们的糊涂，不是“明星化”的错。

　　1、“明星化”意味着学者的涉足范围大大超出了本有的范围，再引申一点就是不再对本职工作花主要心力。

　　2、“明星化”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有媒体或者其他的什么力量对学者进行吹捧和刻意夸大，是一种人造偶像的行为。

　　3、“明星化”必然要有追星族，意即公众对学者的看法或态度已经发生质变。

　　这样的界定如果确立下来，对比赛应该会很有帮助。

　　“场论”版上《“学者明星化”不是洪水猛兽》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应该正视明星学者，应该看到这些学者的出现有进步意义，甚至认为“学者明星化”是一种趋势。（《深圳商报》12月6日）

　　“学者明星化”是一种趋势，或许在某些人看来的确是这样，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似乎

　　但是，社会角色的重新选择现象本身也反映出一些问题。一方面，使得学者内部由于经济利益所导致的巨大差异会在他们的心理上、行为上产生不平衡的状况。另一方面，不同领域的学者也存在自身的偏差。如进入市场的一些学者，他们在建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

　　社会理想和价值方面，缺乏超越意识和对社会的总体性的关怀，有的甚至完全被利益所驱使，放弃了作为知识分子的起码的良知和社会责任。而未进入市场部分的学者，其学院化的生存在强化了学者独立性和独特功能的同时，也使知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的距离加大。这些问题的解决，既需要学者的自觉，也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共同努力。

篇三：有人这样评价一位学者

　　西方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

　　●西方一些学者关于现时代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的论述：

　　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写道：“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远不是已经枯竭了，它还年轻，几乎还在童年；它好象刚刚在发展。所以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被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那些历史条件还没有被超越。我们的思想，无论如何只有在这块沃土上才能形成；我们的思想应当把自己约束在这块沃土所提供的范围以内，否则就会落空或者后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R·L·海尔布隆纳在《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中写道：“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需要’的哲学。……它不仅提供了一种历史观，同时，它也是作为历史创造的指南，尽管世态多变，但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的著作仍然不失其效用，……在我们时代和今后，世界的改变是肯定无疑的，而且大部分将是在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鼓舞和指导下进行的。……要探索人类发展的前景，就势必要求教于马克思主

　　义。”

　　西方一些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地位、作用、影响的评价：

　　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戈兰·泰尔博恩说：“在我们的时代，任何思想家的影响都不能与卡尔·马克思相比，只有这样讲才是正确的和适宜的。……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科学和历史编纂学的重要性是无与伦比的，这不仅表现在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上，而且表现在其影响的持续时间上。现在，哲学家、美学家以及研究艺术和文学的学者也需要大量地求助于他的著作。的确，若不充分地认识马克思的重要性，那么，就不能理解21世纪的思想史。”

　　联邦德国学者J·巴茨昂说：“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世界上的强大因素，是对我们世界命运发生决定性影响的政治力量。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历史作用确实巨大。”

　　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难以攻破和它的时代影响难以动摇的论述：

　　美籍奥地利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著名

　　学者约瑟夫·熊彼特说：“伟大这个词无疑适用于马克思的道理。……我们不必相信一个伟大的成就，必须是光明的源泉，或者在根本宗旨上在细节上必然都是无过失的。正相反，我们可以认为它是黑暗的动力；我们可以认为它是根本错误的，也可以在不论多少论点上不同意它，对于马克思理论来说，这种非难或甚至精确的反驳，由于不能致命地毁损它，只能起了显示这个理论力量的作用。”

　　美国著名经济学教授萨缪尔森在《经济学》教科书第九版《序言》中写道：“最近，就连专攻经济学的学生一提到马克思，除了说他是个不健全的人物之外，就说什么也学不到，这实在是不体面的事。……在这一版中，我将努力做到，既不是把马克思看成神，也不是把他看成恶魔，而是把他作为受到全世界人口半数的人重视的当代学者来看待。”

篇四：有人这样评价一位学者

　　XX老师资格考试作文评分标准及优秀范文

　　导语：你想知道中写作题的评分标准是什么吗?只有清楚理解写作的评分标准我们才知道该如何去作答才能拿高分。以下是为大家的关于老师资格证考试写作题的评分标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一类文(50-41)切合题意、中心突出、内容充实、感情真切、构造严谨、语言流畅、字迹工整。

　　二类文(40-31)符合题意、中心明确、内容较充实、感情真实、构造完好、语言通顺、字迹清楚。

　　三类文(30-21)根本符合题意、中心根本明确、内容薄弱、感情根本真实、构造根本完好、语言根本通顺、字迹潦草。

　　四类文(20-10)偏离题意、中心不明或立意不当、没什么内容、感情虚假、构造、语病多、字迹难辨。

　　五类文(10-0)没有写完作文、立意严重偏题、字迹难以识别、写背好的范文。

　　以下是几篇老师资格证考试写作的范文，欢迎参考学习!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作文。

　　戴维是英国皇家学院的爵士，在科学上做出过重大奉献。有人要戴维列举自己对科学的奉献时，戴维说“最大的奉献是发现法拉第”。法拉第原是一名书籍装订工，没有上过大学，戴维发现了他的才能，让他做了自己的助手。法拉第后来成为了著名的物理学家、化学家。

　　请根据上述材料给你的启示，联络实际，写一篇论说文。

　　要求：用标准的现代汉语写作。不要脱离材料内容或含义;题目自拟，立意自定;观点明确，分析详细，条理明晰，语言流畅。不少于1000字。

　　得人才者得天下，这是如今喊得震耳欲聋的一个口号。但人才的问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通常需要两方面的合力：一是人才自己拼命往外拱，争取脱颖而出;二是伯乐们的热情发现与提携。这个“发现”，除了狭义的发现外，还包括挖掘、扶持、使用、指导，四者缺一不可。

　　鲁迅无疑是现代文学史上的“超级人才”，可在被发现前，他自己其实也一直很郁闷，虽然学问很大，但始终没有展现的时机，整天靠抄古碑打发日子。1918年春天，时机来了。正在《新青年》杂志的钱玄同，与鲁迅交谈时，发现他谈吐非凡，思想激进，很有批判意识，就主动约他写一篇批判旧礼制的文章。一开场，鲁迅并不太积极，写写停停，在钱玄同一再催促下，文章才得以完成。钱玄同接到稿子后，连声叫好，即编即发，5月15日就以最快速度发表在《新青年》杂志四卷五号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真正的现代白话小说，第一篇彻底反封建的新文学作品就这样问世了。最重要的是，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从此正式登上文坛，一发而不可收。

　　1923年，作家郁达夫在北平编杂志，收到一个生疏文学青年的来稿，文章很有灵气，他一看就爱不释手，马上前去探访。只见那青年躺在一间破屋里，裹紧被褥仍旧寒战不已，被疾病和饥饿折磨得奄奄一息，房东还要将其扫地出门。他立即请青年吃了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莱，并且倾囊相赠，帮他治病、缴房租，还拿着青年的习作四处推荐，为他说项。那个青年就是后来誉满文坛的沈从文。没有郁达夫的发现，沈从文不要说当作家了，连命都难保得住，很可能会客死他乡。

　　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的大放异彩，那么得益于戴维的发现。法拉第出身贫寒，没上过大学，可是热爱科学研究，很有灵性，还有一股韧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老科学家戴维慧眼识珠，看出他是个可造就之才，就破例收他当助手，一步步带他进入科学殿堂，精心指导，既传又帮，后来他的成就远远超过了老师。晚年时，有人要戴维填表列举自己对科学的奉献，他绝口不提自己发现的钠、钾、氯、氟等元素，而只写了一句话：“最大的奉献——发现法拉第。”

　　如何评价一个学生的优点与缺点?如何根据一个学生的个性进展适宜的培养?对教育工作者而言，更需要这种“发现”精神。老师应该擅长以开展的目光、客观的目光对待学生。对偏科的学生毛泽东，不同的老师就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说他最用功最聪明，有的说他很认真但也很一般，有的说他不认真也不聪明。我们今天的教育不也是面面俱到，有贪大求全之弊吗?在纪督学的眼里，像毛泽东这种只关心“出租汽车”，而不关心自己学业分数的学生是“不务正业”。但是我们想过没有，正是多少这样“不务正业”的人推动了我们社会的开展，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老师不仅要观察学生，更要扶持和指导学生。所谓“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老师对待学生，要全面和准确，更要理性和客观，尽量照顾到每个学生的个性和理想。根据个性和理想，继续挖掘他们的潜能，鼓励他们的学习欲望，指导他们做人做事，为他们显示才能创造条件，就像郁达夫对沈从文那样。老师更应无私扶持人才、有容许人才超过自已的宽阔胸怀，就像戴维提携法拉第那样。

　　当我们都以“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为荣时，人才才会真正源源不断而来，社会才会呈现人才荟萃的大好场面。

　　高尔基说：“书籍是青年人不可别离的生命伴侣和导师。”读书是和高尚的人在交谈。人需要博览群书，但是真正在人身上起作用的，一定是真正读懂、读通、读化的那几部书。对一个老师而言，更需要好读书、读好书，在掌握阅读方法根底上，不断增加知识储藏。

　　老师需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阅读书籍并不是多多益善，因为过多的阅读反而抓不住重点，老师需要明确自己阅读的重点和掌握一定的方法。毛泽东在读书的时候非常反对只图快而不讲效果的读书方法。对于一些文集，他都仔细钻研，反复诵读和咏唱。这种读书方法也可以指导老师日常的阅读，在书籍中抓重点，努力吸收取其精华。假如一味地贪多贪快，不要说可以全部吸收，可能连读得懂和读得通都难以到达。

　　老师需增加知识储藏，丰富阅读内容。一直以来人们头脑中都有误区，认为语言老师只需要仔细研读语文书本;物理老师只需要关注物理教科书;生物老师只需要专注生物教材。殊不知不同学科的老师跨学科阅读，增长不同学科的学科知识，可以更好增加授课内容。假如各个学科老师的专业知识过于单一，不仅造成思维局限，而且授课内容过于单一，不利于学生发散性思维的培养。

　　老师需将书本知识转化为教学理论。假如书本的知识没有经过理论，它永远是教条的、死板的、没有生气的。亚克敦一生读书多达7万卷，但却一篇像样的文章都没有问世。一位学者这样评价：“就像沙漠吸收流水，虽然喝了一江春水，最后却连一泓清泉也没有喷涌到地面上。”对于一个老师而言，这样的做法极不可取。书

　　本的知识永远是刻板的，如何将书本刻板的知识转换为对现实行动的指导，是一个老师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否那么，教诲出的学生永远不会有创新。

　　一个优秀的老师需要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需要増加知识储藏，丰富阅读内容;需要将书本知识转化为教学理论。只有不断进步阅读数量，才可以不断进步自身理论素养;只有不断増加阅读质量，才可以真正做到学高为师;只有将阅读知识转化为理论，才可以为学生树立真正的典范。

篇五：有人这样评价一位学者

　　导师对访问学者的评语

　　1.申请国家公派访问学者单位推举看法怎样写

　　常常有人要单位推举看法的模板，实际上按要求填写就可以，没有标准可言。

　　下面给大家发一个申请胜利的一个版本吧，请依据各自实际状况修改完善。祝大家胜利！（参考访问学者网fangwenxuezhe.com）单位推举看法：***博士为我校******学院老师，***年晋升为教授，是我校重点培育的学术骨干。

　　一直乐观地投入到教学和科研工作当中，科学态度端正，学术作风严谨，创新意识强。近五年来，担任担当和作为技术骨干参与了近***项课题的讨论工作，获得多项科技嘉奖和国家专利，并获*****等嘉奖和荣誉称号。

　　在******技术讨论等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声望。他身心健康，乐于奉献，具备独立科研的力量和良好的素养，有很好的进展潜力。

　　他外语水平好，提出的出国研修方案必要、可行。回国后，本单位将对其加大培育力度，对其所在学科和试验室赐予政策上的倾斜和资金支持，促进其所在重点学科的快速进展。

　　特此推举。

　　2.申请国家公派访问学者单位推举看法怎样写

　　常常有人要单位推举看法的模板，实际上按要求填写就可以，没有标准可言。下面给大家发一个申请胜利的一个版本吧，请依据各自

　　实际状况修改完善。祝大家胜利！（参考访问学者网fangwenxuezhe.com）

　　单位推举看法：

　　***博士为我校******学院老师，***年晋升为教授，是我校重点培育的学术骨干。一直乐观地投入到教学和科研工作当中，科学态度端正，学术作风严谨，创新意识强。近五年来，担任担当和作为技术骨干参与了近***项课题的讨论工作，获得多项科技嘉奖和国家专利，并获*****等嘉奖和荣誉称号。在******技术讨论等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声望。他身心健康，乐于奉献，具备独立科研的力量和良好的素养，有很好的进展潜力。他外语水平好，提出的出国研修方案必要、可行。回国后，本单位将对其加大培育力度，对其所在学科和试验室赐予政策上的倾斜和资金支持，促进其所在重点学科的快速进展。

　　特此推举。

　　3.访问学者工作成果考核表怎样填写

　　填写内容如下：

　　放上免冠一寸照片

　　1、姓名、2、性别

　　3、诞生年月

　　4、学历

　　5、学位

　　6、专业技术职务

　　7、推举学校及院系

　　8、访问院系（所）及专业

　　9、指点老师：xxx教授

　　10、讨论课题名称

　　11、访问时间

　　12、邮编及通讯地址

　　13、电话

　　14、email15、访问期间从事了哪些科研、教学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果和成果

　　16、导师评语：

　　17、院系看法

　　18、学校师资培训管理部门看法

　　网上都能找到表格的，下载下来就好了。给你推举一个参考资源----访问学者网，上面有许多访问学者申请信息和案例。

　　4.有关于访问学者的问题

　　1。取决于你去哪个国家，但是英语是通用语言，一般会英语的话，都可以申请访问学者或博士。

　　2。申请博士的话，依据你的专业选择学校，选择导师，各个学校要求材料不一样，有的会要求语言资历（如托福雅思之类）。申请访

　　问学者的话，你最好直接联系有倾向的系院和导师，或有导师伴侣推举，一般要求你有很强的工作阅历和专业背景，访问学者不许要花钱，胜利地化会有类似奖学金的经费。

　　3。看你时间长短了。短期的话，不需辞职，请个探亲假或寒暑假。长期的话的确要考虑了。与单位协商停薪留职。假如根本不准备再回来工作的话，直接辞了吧。

　　个人觉得要是呆个几年的话，就辞职申请博士吧。一样有奖学金，最终还能捞个学位。

　　5.导师对同学的评价100字左右

　　假如我们班的每位同学都是夜空的繁星，那么你就是其中刺眼的一颗。看着你俨然一位小老师，热心地关心每一位需要关心的同学；看着你成果如此优秀，仍孜孜不倦地努力学习；看到你悄悄地为班级付出本人的爱……老师真心为你傲慢！

　　你是一个聪慧，擅长开动脑筋，勇于探究，富有进取心的好同学。以坚韧的意志力和拼搏精神感染着每一个同学，不愧是班级同学的榜样。拼搏、追求、奋斗，是你学业胜利的保证。你有优秀的思维素养和力量，学习刻苦，成果优良。你要留意熬炼本人多方面的力量，全方位施展本人的聪慧才智，我想这对你今后的人生大有裨益。盼望你能戒骄戒躁、乐观进取，力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6.老师对同学的评语（200字以上,只多不少）

　　你是一名诚恳、进取、拼搏的好同学。

　　你能严格恪守班级和宿舍纪律，喜爱集体，关爱同学。课堂上，你发言积极，还总有独到的见解。

　　你能仔细完成作业，准时改错，严格要求本人。你懂得合理支配各门功课的学习时间，喜爱查找各门学科有效的学习方法，学习成果有明显的优势。

　　你品德优良，待人恳切，表里全都。老师永久在支持你，信任你肯定能击败困难，由于你是优秀的。

　　一点一滴，都是前进的脚印，愿你顺着这条路朝胜利走下去！不用去想能攀多高，即便路途遥远，只需一步一个脚印，目标一直如一，你的抱负肯定能实现。坚持住，以坚韧的毅力，在孜孜求索中完善自我。

　　我信任你将成为胸纳百川，恢宏大度的杰出人才。

　　7.怎样写一份好的访问学者研修方案

　　你好，厚

　　谱

　　教

　　育（访问学者申请领跑者）资深顾问为你解答。

　　国外导师在选取博士讨论生时，除调查申请者个人的专业学问、讨论水平外，大都倾向于选取英语水平相对高的同学进行指点。

　　把握以上重点，写出好的访问学者研修方案，你的国外访学之路也就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后续的申请工作也将愈加顺当。

　　访问学者研修方案要包含以下内容

　　1.选择申请该导师进行访学的缘由；

　　2.出国访学目的、预期目标、方案、实施方法及所需时间；

　　3.讨论课题在国内外讨论状况及水平和应用状况；

　　4.达到本次出国访学预期目标的可行性。

　　以上回答盼望对你有关心。，，

篇六：有人这样评价一位学者

　　九年级历史上册期中考前训练

　　姓名

　　班级

　　得分

　　一、选择题（每小题2分，共25个小题，共50分）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11

　　24

　　12

　　25

　　13

　　一、单项选择题（50分）

　　1.《剑桥古代史》对古代雅典有这样的描述：“（雅典公民）不仅可以享受到阿提卡的橄榄油和葡萄酒，而且可以食用黑海的谷物和干鱼??穿波斯的拖鞋，睡爱尔兰的床??”这表明雅典

　　A.物产丰富，人民富足

　　B.工商业非常发达

　　C.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

　　D.地中海霸主地位确立

　　2．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伯里克利当政期间，雅典在下列哪一方面发展到古代世界的高峰

　　A．经济B．民主政治C．军事D．外交

　　3.雅典的一个家庭要去参加公民大会，选举首席将军。这个家庭有一名男主人、一名女主人、一名小男孩、一名小女孩、一名成年男奴隶、一名成年女奴隶。具有选举权的合法公民，每人可投一票，这个家庭可以投

　　A.1票B.2票C.3票D.4票

　　4．“AllroadsleadstoRome”（条条道路通罗马）反映了古罗马的繁荣。下列关于古代罗马说法正确的是

　　A．起源于意大利塞纳河畔B．恺撒大帝时进入帝国时期

　　C．最重要机构是公民大会D．共和国政权掌握在贵族奴隶主手中

　　5.学者认为，公元1500年前后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的历史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这里“分水岭”的含义是

　　A.资产阶级革命开启了一个新时代B.世界从封闭走向开放

　　C.人的注意力转移到现实生活中来D.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

　　6．在一节“文艺复兴艺术作品鉴赏课”上，同学们针对这些作品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你认为其中不正确的是

　　A．甲说，达·芬奇《蒙娜丽莎》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表达了对现实生活的追求

　　B．乙说，但丁的《神曲》揭露了教会的黑暗，批判了封建社会

　　C．丙说，我感受到了资产阶级对上帝的敬仰。

　　D．丁说，文艺复兴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运动

　　7．2010年世博会将在中国举办，其会徽以中国汉字“世”字书法创意为形，寓意三人合臂相拥，状似美满幸福、相携同乐的家庭，彰显用心

　　爱心

　　专心

　　出世博会“以人为本”的理念。这一理念源于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

　　A.浪漫主义

　　B.人文主义C.现实主义

　　D.自由主义

　　8．新航路的开辟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下列航线由哥伦布首先开辟的是

　　A．①

　　B．②

　　C．③

　　D．④

　　9.据新华社伦敦5月12日电：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任命保守党领袖卡梅伦为首相，并授权他组建新一届政府。伊丽莎白二世虽然是英国国家的象征，却不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这种政治制度源于

　　A．《权利法案》

　　B．《独立宣言》C．《人权宣言》

　　D．《人民宪章》

　　10．有人认为英国“革命前是国王的议会，革命后是议会的国王”。这表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确立了

　　A．君主专制制度B．民主共和制C．总统制D．君主立宪制

　　11.“他此时正在运送大批外国雇佣兵，用来从事其制造死亡、荒凉和暴政的勾当??，他已完全不配当一个文明国家的元首。”这句选自美国《独立宣言》的话表明北美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的性质是

　　A.维护奴隶制B.争取民族独立C.反对封建专制统治D.完成国家统一

　　12.美国独立战争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是

　　A．华盛顿当选了第一任总统B．制定了1787年宪法

　　C．取得了萨拉托加战役的胜利D．国家巩固了统一

　　13．有人这样评价一位美国总统：“他是战争时期的第一人，和平时期的第一人，他的同胞心中的第一人。”这位总统应是

　　A.华盛顿B.杰斐逊C.林肯D.奥巴马

　　14.1789年7月14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日记中写下“今日无事”。他认为无事的这一天却成为改写法国历史的最重要的日子。因为这一天

　　A．巴黎人民攻占了巴士底狱B．资产阶级颁布了《人权宣言》

　　C．拿破仑发动了政变D．反法联军开始攻打法国

　　15．某校历史兴趣学习小组的同学们对拿破仑的“功”与“过”展开了讨论。他们对拿破仑所作的下列评价正确的是①颁布法典，强化了国家机构；②多次打败欧洲反法同盟，解除了法国的外来威胁；③从未打过败仗，是卓越的军事家；④后期的对外战争具有侵略性质

　　A．①②③B．①②④C．①③④D．②③④

　　16.法国国旗从左向右的蓝、白、红三种颜色分别代表自由、平等、博爱。“自由、平等、博爱”三位一体的政治口号的提出源于

　　A．《权利法案）B．《1787年宪法》C．《拿破仑法典》D．《人权宣言》

　　用心

　　爱心

　　专心

　　17.17、18世纪先后发生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这三次革命的共同点不包括

　　A.都推翻了封建统治，处死了国王

　　B.都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

　　C.都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D.都建立了资产阶级统治

　　18．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他的父亲来自于非洲肯尼亚的一个小村庄。历史上与非洲黑人大批来到北美有关的史实是

　　A．美国独立战争B．三角贸易C．法国大革命D．《1787年宪法》的颁布

　　19．有人比喻英国“像海绵一样从恒河边上吸取财富，又挤出来倒在泰晤士河中”，这句话描述了下列哪一种情况？

　　A．欧洲殖民者在美洲疯狂屠杀印第安人B．英国在北美进行殖民统治

　　C．英国在印度进行殖民掠夺D．法国在印度进行殖民掠夺

　　20．下列历史人物中因为打击西班牙殖民者，使多个国家获得了独立，而被誉为“拉丁美洲解放者”的是

　　A．哥伦布B．华盛顿C．卡斯特罗D．玻利瓦尔

　　21．.某班历史兴趣小组在自主学习和探究《工业革命》一课之后，有四人分别写出了历史小论文。其中说法不正确的是

　　A．《工业革命加速了欧洲城市化进程》

　　B．《英国人富尔顿在交通运输领域率先取得新突破》

　　C．《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和产力》

　　D．《工业革命是从新兴的棉纺织业开始的》

　　22.仔细观察右图并分析，推动十九世纪初期英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是

　　A．新航路的开辟B．早期殖民掠夺

　　C．第一次工业革命D．第二次工业革命

　　23．2008年10月9日，中国自主设计和研制的国产新一代支线客机——新舟600飞机在西安成功首飞。飞机这一交通工具最早出现于

　　A．第一次工业革命B．第二次工业革命C．第三科技革命D．文艺复兴期间

　　24．有这样一段广告词：“一个苹果让牛顿吸引了世界，一壶沸水让瓦特转动了世界，一个元素让爱迪生点燃了世界??”。其中“爱迪生点燃世界”的创造是

　　A．改良蒸汽机B．研制汽车C．发明电灯D．发现万有引力定律

　　25.当你漫步街头，你会看到各种品牌的汽车行驶在大街上。如今汽车已越来越多的进入人们的家庭。请问世界上第一辆利用汽油内燃机驱动车轮的汽车是谁发明的？

　　A.史蒂芬孙B.爱迪生C.卡尔·本茨D.莱特兄弟

　　用心

　　爱心

　　专心

　　二、非选择题（50分）

　　26.阅读下列材料（13分）

　　材料一

　　我们的制度之所以成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

　　一一伯里克利

　　材料二

　　请回答：

　　⑴材料一中“民主政治”是由谁在何时开始建立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很什么？（3分）其所说的“平等”《人权宣言中》的平等是否一致？为什么（3分）

　　⑵你是如何理解伯里克利所说“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的?（3分）

　　⑶上图反映的是哪个国家的什么权力机构?该国的政权主要掌握在什么人手中?由此判断该国家的政权形式是怎么样的？（4分）

　　27．阅读下列材料（12分）

　　材料一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有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恩格斯

　　材料二

　　第一条

　　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

　　第十七条

　　财产神圣是不可侵犯的权利??

　　材料三

　　“我们以这些殖民地的善良人民的名义和权利，谨庄严宣告：这些联合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名正言顺的应当成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它们解除对英王的一切隶属关系，而它用心

　　爱心

　　专心

　　们与大不列颠王国之间的一切政治联系也应从此完全废止。”

　　材料四

　　请回答：

　　（1）材料一中恩格斯所说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指什么？这场变革中出现了什么新思潮？变革的实质是什么？（3分）

　　（2）材料二、三分别出自什么重要文献？这两部文献反映出法、美两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有何不同？（4分）

　　（3）图片一、二所示的成果分别反映了世界科技史上的什么重大事件？两项成果之间有何关系？（3分）

　　（4）结合上述四则材料中所反映的重大事件，请概括出欧美主要国家的时代特征。（2分）

　　28．阅读下列材料（10分）

　　材料一

　　凡未经国会同意，以国王权威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实施之僭越权力，为非法权力。凡未经过国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

　　除经国会同意外，不时在本王国内征募或维持常备军，皆属违法。

　　材料二

　　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建立起得到被统治者同意的政府。

　　材料三

　　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

　　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请回答：

　　（1）材料一从哪几个方面限制了王权？由此英国确立了什么政治体制？（3分）

　　用心

　　爱心

　　专心

　　（2）材料二的颁布有什么意义？（2分）

　　（3）材料三与哪一历史事件有关？该事件的重大历史意义是什么？（3分）

　　（4）概述材料二、三的相同主张。（2分）

　　29．阅读下列材料（5分）：

　　材料一

　　拿破仑个人的影响诚然是可贵的，但是只有顺应正在推进欧洲丈明的那些翻流，他的影响才能起作用。

　　——《拿破仑时代》

　　材料二

　　拿玻仑说：“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40次胜仗，滑铁卢之战抹去了这一切的记忆。但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忘却的，它将永垂不朽??”

　　——北师大版九上《历史》教材

　　材料三

　　一位意大利爱国者在1814年写到：“没有人比我更懂得湿润意大利土壤并使之恢复生气的每一滴慷慨的法国人鲜血的价值。但是，我必须说这样一句真实的话：看到法国人离开是一种巨大的、说不出的欢乐。”

　　――《全球通史》

　　请回答：

　　(1）材料一中作者说的“潮流”指的是什么？（1分）

　　(2）结合拿破仑的政策，你认为材料二中他自认为“永垂不朽”的是什么？（1分）

　　(3）依据材料三指出拿破仑对外战争的性质。（2分）

　　(4）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拿破仑活动的根本出发点。（1分）

　　30．阅读下列材料（10分）：

　　材料一

　　两百多年前，曾经发生过一场完全不同的革命。这场革命没有你死我活的拼杀，而是通过和平的变革，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材料三

　　观察下列图片

　　用心

　　爱心

　　专心

　　汽船

　　蒸汽机车

　　材料三

　　无论就其深度还是广度而言，第二次工业革命都远远超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就深度而言，第二次工业革命是19世纪的电磁学和热力学这两门新兴科学物化的技术成果；就广度而言，第二次工业革命遍及一切与功、电、磁、热、光相关的技术领域。时至今日，人们仍然时时刻刻地直接感受着它所带来的恩惠。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世界历史》

　　材料四

　　科学在铸造世界的未来上能起决定性的作用??没有科学，现代工业国家就一点也不能存在??一个国家若不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识资源来推进科学，并推广科学的运用，它就不能长久继续存在。

　　——英国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

　　请回答：

　　（1）材料一中的革命指的是什么？材料一所指革命的最基本（或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2分）

　　（2）材料二中的发明直接促进了哪个行业的飞速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了什么变化？（2分）

　　（3）材料三中电磁学理论的创立者是谁？结合所学知识，举出两例第二次革命给人类带来的恩惠？（3分）

　　（4）根据材料四概况说明科学的做用。（2分）

　　（5）根据上述四则材料你有何感想。（1分）

　　用心

　　爱心

　　专心

　　九年级历史上册期中考前训练参考答案

　　1B14A2B15B3A16D4D17A5D18B6C19C7B20D8A21B9A22C10D23B11B24C12B25C13A

　　26．⑴公元前594年，梭伦，公民大会。不一致，前者是奴隶主的民主，后者是资产阶级民主

　　⑵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左右国家政权雅典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奴隶主对奴隶专政的基础上的，（1分）奴隶和妇女没有政治权利，真正享有政治权利的只是拥有公民权的少数雅典人。

　　⑶古代罗马；元老院；奴隶主贵族，共和制。

　　27．（1）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资产阶级文化运动；（2）材料一出自《人权宣言》；材料二出自《独立宣言》；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等级制度，发展资本主义；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赢得国家独立，发展资本主义；（3）瓦特发明改良的蒸汽机；史蒂芬孙发明的火车；（4）时代特征：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代。

　　28．（1）①法律的实施、国家税收、常备军的设置。（写出两点即可）②君主立宪制

　　（2）宣告北美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或：美利坚合众国即美国诞生）

　　（3）①法国大革命②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法国的封建统治，传播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有着很大影响。

　　（4）①人生来是自由平等的②政府应当保护人的自然权利。（意思接近即可）

　　29．（1）巩固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推动资本主义发展。

　　（2）《法典》。

　　（3）拿破仑的对外战争前期是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后期是军事侵略战争。

　　（4）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30．（1）工业革命；大机器生产取代工场手工业；大机器代替手工业生产（答对一点即可。答到机器生产即可）（2）交通运输业（或陆上运输业和水上运输业，）；方便了人们的出行；货物的运输更快捷（答对一点即可。意思相近即可得分）；

　　（3）法拉第；电灯，电话，汽车，飞机（任举两例即可）（4）科学在铸造世界的未来上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一个国家要长久继续存在就必须推进科学、推广科学的运用。（5）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科学等。

　　用心

　　爱心

　　专心

篇七：有人这样评价一位学者

　　陈春声：学术评价与人文学者的职业生涯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325次

　　更新时间：2013-07-2421:24:42●陈春声

　　【内容提要】30余年来，中国学术研究的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真正可以在学术史上留下痕迹的思想发明似乎并未如预期般地同步增长，其更本质的理由在于学术从业者本身。在人文学科的各个学术领域中，出身“七七、七八级”者并未显示出更大的优势，或有更突出的贡献，在下一辈人文学者眼中，许多出身七七、七八级的所谓“大牌学者”，已渐渐被视为学术发展的绊脚石。经过加权的论著数量和写作的所谓“规范性”成为评价研究水准的不二法门，本应以学者间的“清议”为臧否标准的人文学科，所受冲击尤为严重。而后一辈学者成名较迟，除了各种社会性原因之外，由于成长在较为正常、从而也相对“平庸”的时代，导致学术上的“政治企图心”偏弱，也可能是值得考虑的重要因素。

　　30余年来，中国学术研究的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整体性的，不仅表现在高考制度、研究生培养制度、院系扩展、大学与科研机构转型等比较“内在”的方面，更重要的是，也包括了公共资源的投入与分配、出版发行、学术评价、公众对学术研究的态度等等似乎较为“外部”的内容。而令人深思的是，尽管有了如此巨大的制度性变化，但30年间真正可以在学术史上留下痕迹的思想发明似乎并未如预期般地同步增长，中国知识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信心似乎也并未同步增强。在改革开放已经30余年的今天，也许正是平心静气地讨论出现这种情形的缘由的时候了，除了可以从政治环境、文化氛围、意识形态、国民素质等等方面继续分析其缘由之外，可能更本质的理由，还是在学术从业者本身。

　　本文试图由此引申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时代，二是心灵。关于前者，值得关注的是，与“大学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的同时，学术评价的标准世俗化，大学从业者也庸俗化了，具有“公共知识分子”意识的大学教师数量锐减、质量锐降；关于后者，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大学实行教师职务聘任制之后，新一代大学教师普遍萌生了“打工仔”心态，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难以再成为职业生涯的目标，从而真正意义上的学者也锐减了。学术的世代交替迫在眉睫，但前景未必乐观。作者以为，现阶段也许应该很尖锐地把这类问题提出来，或许能唤醒一些有可能成为真正“学者”的年轻人心中隐藏的学术理想、使命感和宗教感。

　　一、七七、七八级已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绊脚石？

　　1978年因恢复高考而进入大学读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由于历史和时代的缘故，在国人的“历史记忆”中，已被形塑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社会群体。从与国家政策紧密相连的个人命运戏剧性转折及因此而产生的某种集体认同感来说，将所谓“七七、七八级”的存在视为一种社会现象，可能还是有理由的，但若因为这两个年级的本科生是从10年未能参加高考的1200万考生中，以约20：1的淘汰率被录取的，就以为这他们真的“天赋异禀”，期待在这个带有“虚拟性质”的社会群体中能产生更多优秀的学者，期待他们会有更多的具有传世价值的思想创造和学术贡献，时隔三十年后，再回首静思，就很可能觉得这样的期待过于理想化了。起码在人文学科的各个学术领域中，总体而言，出身“七七、七八级”者并未显示出更大的优势，或有更突出的贡献，平心而论，那些出身“工农兵学员”、而再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者，在许多领域里同样具有很大的影响，同样成绩斐然。

　　正如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如果把七七、七八级（或更广义一点，包括被称为“八〇学人”者）视为一个群体，那么，这一群人由于其生长、生活的社会背景的限制，在知识结构、科学素质、外语能力、国际观、品味和眼界等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先天的”不足，从而严重制约了他们后来从事学术工作时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此外，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就是因为大的时代背景，他们刚刚踏足学术领域时，经历过一个“反淘汰”的过程，最终能以学术为业者，以“中才者”居多。

　　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八十年代中期我们这一代人主动或被动地以学术作为职业选择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的情形，仍然历历在目。一方面，国内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条件、薪酬标准、人事制度和行政文化等等，在“拨乱反正”之后，仍然延续着在“前文革时代”就已被创造出来的对年轻学人不具吸引力的种种传统，结果，许多已经或可能“留校任教”者陆续离开学术，选择到更具吸引力的政府机关和公司商号任职；另一方面，国门打开后，出国留学的浪潮卷走了众多年轻的“潜在”知识精英，而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变动，为他们滞留海外提供了法律上的可能和在心理上说服自己的合法性凭据，其后果，是致使很多可能成名或已开始成名的学者因选择定居外国，而最终离开了学术界，真的令人扼腕。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在八十年代出国的数十万留学生中，能有一半“学成归国”，中国学术界或许也就不是目前这样的状况。

　　二十世纪五、六十大学毕业的学者，目前大多已经退休。由于文革十年间大学没有正常招生的缘故，八十年代开始学术生涯的年龄参差不齐的“一辈”学人，正执各大学、各研究

　　机构所谓“学科建设”之牛耳。总的看来，存在着明显年龄和心理断层的这一次学术的世代交替，基本上是平顺而自然的。但两代人之间学术传承的缺陷，却也逐渐显露出来。

　　无须讳言，目前在中国人文学科有较大影响的学者，以所谓“土鳖”为主，基本上是在国内大学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的。而中国学位制度的推行，采用了“大跃进”的方式，在本国的研究生教育传统和学术积累相当薄弱的情况下，学位授权点数量迅速增加，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几十年间就发展成为在读研究生人数世界第二的“研究生教育大国”，每年招收研究生40多万人，在读硕士研究生达90多万，在读博士研究生逾20万，规模之众，举世瞩目。回顾八十年代，其时当上“硕导”、“博导”的学者，不论其学术地位高低、学术功力厚薄，作为一个群体，有一个弱点是明显的，这就是，他们大多只是大学本科毕业，自己从未写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研究生教育的训练。文革前中国大陆研究生招生人数很少（文革前的17年间全国共计约13500人），又未实行学位制度，结果，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学毕业者，当上硕导、博导之后，大多对如何系统指导研究生的学习，如何顺序渐进地指导一篇学位论文的研究与写作，并无亲身体验，也就多少有些心中无数。结果，最初的几批“土鳖”硕士、博士，基本上可以说是“自学成才”。对其中的天才者，在这样的教育方式中，可能是“因祸得福”，他们因此得以彰显个性，崭露头角；而对于众多的“中才”之辈，则可能是悲剧一场，浑浑噩噩之中变成“博士”，还自以为得到名师真传，现在自己当上硕导、博导了，也就如法炮制，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无论如何，这些有其群体的结构性缺陷的所谓“八〇学人”，现已成为中国人文学科的中坚力量，几乎所有著名大学重要文科学院的院长都由他们出任，重要的全国性学术组织的领军人物，似乎也已非他们莫属。而且，由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人才断层”和下一辈学者学术的“政治企图心”偏弱（详见下文），也由于已成“既得利益者”的这一辈人直接参与了大变革时代学术游戏各种规则的建立与修订，因缘际会，这个人群占据学术舞台中心的时间，可能比前辈和后辈都要长一些。也正因如此，作者才深感“八〇学人”有必要理性反思，以期缩小社会期待与实际学术能力间的落差。

　　因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近期各地多举办七七、七八级大型聚会，大众传媒（其掌门人也大多为所谓“八〇学人”）竞相报道，成功人士侃侃而谈，七七、七八级“天赋异禀”之社会形象，有意无意之间又被浓妆重彩了一次。笔者也有机会多次参与这类活动，已是“老夫聊做少年狂”的同辈人握手言欢之时，随着年岁日长而越不加掩饰的群体心智的局限，也愈发明显。置身于“全球化”、“数码化”、“后现代”、“后国家”的学术语境，静心观察依然踌躇满志的同辈学人的言谈举止，某种悲凉之感，油然而生。

　　其实，在下一辈人文学者眼中，许多出身七七、七八级的所谓“大牌学者”，已渐渐被

　　视为学术发展的绊脚石。他们掌握了过多的学术资源，却未能生产出相应品质的学术产品；他们位高权重，却常常意气用事，做事有失公允、公平；他们制定的规则已经对自己有利，还不时“权力寻租”，超越规则谋取更多的好处；他们建构了似乎影响力无远弗届的国内、国际学术网络，所作所为却往往难掩人际关系庸俗的一面；他们手上指导着许多硕士生、博士生，却日益墨守常规，对新的学术进展和思想发明缺乏兴趣和敏感。更可怕的是，他们中有不少人遗传了当年打压过他们的某些上一辈学者的文化基因，开始带着酸溜溜的偏见，看不惯、看不起下一代学人。这些毛病，若大而化之，基本上可归结到人的“生命周期”一类的结论上去，人生苦短，过了50岁以后，人生的“价值危机”日益明显，内心煎熬日渐加剧，人性的许多弱点也就趁机释放得多了一些。但具体到这些自以为肩负着“民族文化”甚至“人类文化”传承重任的“知识精英”，要问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他们的“超越感”同样如此匮乏？本来，超越日常生活经验、超越个人利害得失、超越阶级和时代局限，乃是一个优秀人文学者应有的禀性。

　　二、“学”、“术”之间：人文学科的评价标准

　　正如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30年来，高等教育界和学术界逐渐将所谓“可操作性”引入学术评价体系，经过加权（考虑的权项仅包括刊物等级、引用指数等中专程度学生即可处理的简单内容）的论著数量和写作的规范性成为评价一个学者、一个学科、一个大学研究水准的不二法门，本应以学者间的“清议”为臧否标准的人文学科，所受冲击尤为严重。究其原因，在于混淆“学”与“术”的关系，误“术”为“学”，从而误导学人，耽误学业，为害学术。

　　众所周知，学术的本质在“学”，指的是知识积累、技术发明、理论创造和思想体系的建构，就是要有超越前辈学者的贡献，这是学术之所以存在的根本理由。而眼下许多治学者、治校者津津乐道的征引注释是否规范，杂志刊物是否“核心”，不同学科的“引用指数”是否可比，课题、成果、著作数量是否可以互相折算等等，则均属“术”的范畴。无须讳言，重“术”轻“学”甚至有“术”无“学”，已成妨碍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痼疾。

　　当然，教育和学术行政主管当局强调所谓“学术规范”，重视所谓研究成果的定量分析，也实有其不得已之处。由于学术职称泛滥、学位授予宽松、学术评审流于形式，剽窃、抄袭等等不端行为层出不穷，学术底线一再被深度撕裂，为首者中不时听到院士、资深教授、知名学者的大名，事关国家和大学颜面，对学术规范自然得高度关注。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平庸化自然也影响到学者的学术生涯，谋职、升职、评审等等学术环节，日益浸淫在人际关

　　系庸俗的一面之中，学术共同体的所谓“清议”和所谓“权威学者”的判断，其公信力越来越被怀疑，相对而言，刊物等级、引用指数、论著数量等可以定量计算的指标没有多少“人情味”，较少模糊性，且便于不同学科之间“不伤感情”地相互比较，也就在一片指谪之声中被广泛接受。在大学和学术机构中常常见到的尴尬是，许多在学理上力陈“定量评价”之非的学者，遇到与个人利益相关的场合，仍不得不以刊物等级、引用指数、论著数量等等来“据理力争”。

　　在这样的场景之下，个人学术生涯的晋升之梯，似乎与合乎“规范”的经过加权的论著数目，以及项目、获奖之类可以计量的若干要素，有了直接的对价关系。过去常常与良知、公义、人类未来等充满宗教和理想色彩的辞语联系在一起，其神圣的终极目标似乎永远不可企及的学术研究，一下子蜕变为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的谋生工具和经营手段。

　　与此同时，近二十年大学教师的实际薪酬水平不断上升，在大学里取得一个职位，已经成为这个社会令人羡慕的事业成功的新起点。第六次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显示，中国公众认为教师的职业声望最高，公众在期望子女从事最好职业的选择中，教师职业的期望值也是最高的。大学为其从业者提供了空气清新、绿树成荫的校园，相对宽松且有人情味的工作环境，比较稳定、可能逐步上升且有较好福利保障的收入，还有一年两次、每次长达数周的有薪假期。更妨论大学教师的孩子们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环境中，对将孩子的成长视为最重要人生目标的中国父母来说，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而这一切的获得，是与可计量的、具有很强可操作性和可经营性的、越来越世俗化的学术评价标准直接“对价”的。

　　毋需讳言，许多所谓“八〇学人”作为既得利益者，在这样的对价关系中获益甚丰，还被一些不明就里者视为成功的榜样。而他们培养出来的许多年轻学人亦视追求数量增长为学术正途，亦步亦趋地奋力攀爬学术生涯的晋升之阶。

　　对于追求“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要求其从业者要“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的人文学科来说，这样的情势，更是某种动摇根本的威胁。已有无数学者论述过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差别，举其要者，人文学科具有以下诸方面的特质：

　　——人文学科存在的理由，源于人性最深层面上非理性的需求。哲学、宗教、文学、历史、艺术等学科的最初萌芽，都可追溯到混沌初开时原始人的日常生活，反映的是人的本性，而非功利的目的；

　　——思想发明重于知识的创造。人文学科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功能，主要是改变世界观和价值观，而非提供实用性的知识，在本质上，人文学科是“没有用”的学问；

　　——有价值的思想基本上源于学者个人的“孤独思考”。有史以来，所有伟大的思想家

　　都是独立特行的，“团队”和“工程”对思想发明毫无用处；

　　——讲究“家法”和“学有所本”。人文学科的价值标准，更多地以本学科最优秀学者活生生的榜样为准绳，学术更重要的是一种思想与生活的方式，而主要不是表现在看得见、可计量的论著上；

　　——学术成果的检验方式是多种理论并存、竞争与相互批判。一种思想被同行和公众接受，依靠的主要是“共鸣”，而非理性的“证明”或者“说服”；

　　——学术的发展不是因为经验知识或逻辑意义上的“取代”，而是艺术史意义上的“超越”；

　　——人文的研究难免有其“本土化”色彩。在这里，“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之类的表述，确有其贴切之处。

　　强调人文学科的这些特质，并非要否认理性分析和理论归纳对于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就像马林诺斯基在《科学的文化理论》一书中所指出的：“一种真正的科学方法早内在于所有的历史学著作、所有的编年史写作，以及法学、经济学、语言学的每一个论点之中；也不存在完全没有理论的描述这回事”，承认逻辑、理性和理论对于本学科的重要性，是近代以后所有学术研究证明其存在合理性的必要条件。但是，如果从事人文研究者缺乏学科的自觉，缺乏超越现行学术评价标准的自主精神，以为学术生活就是沿着那些“规范”划定的“晋升之路”，狗苟蝇营，一步一步往上爬，那他应该离人文学科更远一些。因为强调思想、价值、精神、文化的人文学科，较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更容易受到“世俗化”的学术评价标准的伤害。

　　近年国家用于学术研究的资源投入成倍增加，而投入的方式大多以大规模的“工程建设”的形式进行，招标、中介、评标、中标之类原流行于基建工地的术语，堂而皇之地成为人文学者（特别是学术行政负责人）也要去操弄的语言工具和办事程序，与此相适应，公众和官员要求人文学者证明将大量公共资源投入本学科“建设”的合理性，而还要在“投入”与“产出”之间获取更高的“效益”。面对着学术外部环境的这种变化，人文学者要不厌其烦，反复强调学科的特质和“无用方为大用”的道理，努力说服公众和官员理解人文科学的发展对于维系、守护民族文化的意义。但更重要是的，人文学者自己要心存定见，无论如何迁就、适应环境的要求，都要保持学科的自觉，守护人文的精神，超越个人的日常经验。因为人文的研究毕竟对设备、经费、研究空间的要求不是太高，其学术成果主要是用“心”做出来的，只要人文学者怀有一颗人文之心，不管环境如何，其作品总是不至于太俗、太差的。这样的从业者越多，人文学科自然就越成气候，其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就越强。

　　三、新一轮世代交替：大道自然

　　无论如何，当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渐渐把出身于七七、七八级的所谓“大牌学者”视为学术发展的绊脚石时，新一轮学术的世代交替，也就自然而然地在进行着了。

　　回想起来，这些所谓“八〇学人”中,有许多人在30岁前后就已崭露头角，与之相比，似乎新一辈人文学者成名的年龄，显得“滞后”了不少。“八〇学人”成名较早的原因，除了一再被提起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人才断层”之外，那一代人因接受理想主义教育而培养起来的某种不畏权威、敢于反叛的集体人格特质，可能对他们后来的职业生涯有深刻的影响。而后一辈学者成名较迟，除了各种社会性原因之外，由于成长在较为正常、从而也相对“平庸”的时代，导致学术上的“政治企图心”偏弱，也可能是值得考虑的重要因素。

　　现在中国每年有50000多名博士学位获得者进入就业市场，取得博士学位已经成为年轻学者取得大学教职，从而能够以学术为业的必要条件。就人文学科而言，这样大批量生产博士的后果之一，就是博士论文的选题出现了明显的“碎片化”趋势。在短短的三年期间，要完成一篇博士论文的选题、资料收集、理论分析、写作、修改和答辩，还要到处去找工作，时间着实不够。而且这么多人同时研究一个很专门的领域，论文选题就难免会有“撞车”的危险。例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就有“三十年、六个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三千人研究大军”的说法，而这所谓“三千人研究大军”，指的是大学教师，还不包括每年数以百计的博士生和数以千计的硕士生。为了规避选题“撞车”的风险，就只好尽量选择没有人注意的相当具体的地域、人物、事件作为研究对象。本来“小题大做”是好的学术态度的体现，也是博士论文选题的一般规矩，但因为导师指导不善，加之读书和思考时间不足，结果，大多数人文学科的博士论文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这就是“小题”的背后没有大的问题意识，也未有与前人对话的冲动，大多数论文都在自言自语。真实的情况是，由于年青一代学者步入学术之门时，大都在从事这样的缺乏问题意识的个案的、地域的、微观的研究，目前中国人文学科的发展，带有“终极关怀”意义的方向感实际上已经相当薄弱。新的学术世代如何在博士论文选题的“碎片化”趋势之下，拥有超越学科、地域和个人生活经验的共同的问题意识，如何通过这种解构的、碎片的研究，辩证地培养起把握整体的“中国文明”的意识和雄心，是他们这一代人终究要直接面对的沉重的问题。在学术与社会一同“平庸化”的时代，真正怀有这种学术的“政治企图心”者，总是凤毛麟角。

　　由于时代和学术研究条件的变化，更大的学术关怀和超越具体研究课题的问题意识，对于新一代人文学者来说，更是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传统时代的人文学者皓首穷经，有时可依赖对冷僻资料的占有、对新资料的发现、对浩瀚文献中某个词句的挖掘或解读而对学术有

　　所贡献，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由于海内外公私藏的善本、古籍和其它文献的大量翻印出版，由于以往较为冷僻的地方文献和民间文书的大规模搜集和公开发表，由于各级各类档案对公众开放，也由于到国外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机构阅读资料越来越便利，占有所谓冷僻资料或发现新资料这类具有“学术积累”意义的工作，已经越来越成为普通人文学者日常研究过程的一部分，毫无惊喜可言。更为重要的是，在数字化时代，由于海量的资料文献可以“全文检索”之类的方式便利地查询，传统条件下一位学者需要花费数月、数年光阴，甚至要花费毕生精力进行比对、校勘、辑佚、考订，才得以解决的问题，现在可能在计算机网络上花费数秒钟、数分钟就可以有相当确切的结果。数字化时代人文学者的功力，可能更多地表现在眼界和通识方面。新一代人文学者的工作，若要引起同行的重视，更重要的是要有深厚学术史背景的思想建构。

　　数字化时代还使研究成果的发表和知识的传播，变得便捷、多元和更加不确定，对于新一代人文学者来说，这样的情势使自己有更多的机会摆脱既有学术行政架构的约束，在国际性的学术共同体中寻求认同和交流；但与此同时，由于大量的“非专业研究者”也有更多的发表意见的机会，也由于多元的传播方式使所谓“学术权威”难以形成，在群龙混杂、良莠难分的环境中，要用什么样的机制，才能让下一代优秀的人文学者脱颖而出，仍然是有待解决的难题。也许，“大道自然”和“举重若轻”仍是真正有效的因应之道。

　　作为人文学者，我们应该深深地庆幸自己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过去30年间，我们所经历和体验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学术领域的巨大变化，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亲历这样的历史，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研究者来说，真是可遇而不可求。正是由于社会的迅速转型，人们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正日益多元化，人文学者的职业生涯也因此有了更多、更深刻的矛盾和困惑。真正的解决之道，还是要让视野更加博大，思想更加深刻，心灵能够容纳更多的矛盾，是自我的超越。

　　来源:《开放时代》

篇八：有人这样评价一位学者

　　俄国学者对斯大林的最新评价

　　俄国学者对斯大林的最新评价

　　王丽华

　　斯大林是20世纪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大的人物之一。在苏联，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到现在，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近几年来，尤其是在纪念斯大林50周年之际，俄罗斯又掀起了有关斯大林是非功过的热烈讨论。

　　一

　　2003年2月，俄罗斯“舆论基金会”做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人仍然对这位前苏联领导人看法不一。在被调查的1500人中，有36%的人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29%的人持相反意见。32%的人赞扬斯大林使苏联“井然有序、工业发展，成为令人骄傲的伟大国家”，41%的人则仍然将斯大林与大迫害和劳改营联系在一起。普京对斯大林保持低调，他在斯大林诞辰纪念日时，曾经举杯赞扬斯大林。但是在公开场合普京却和共产党人不一样，他从未对斯大林表示支持。

　　俄罗斯共产党对斯大林的评价一直观点鲜明。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在向斯大林敬献花圈仪式结束后对记者说，斯大林是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和军事统帅。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联人民打败了法西斯，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久加诺夫在俄共2003年3月3日举行的纪念斯大林逝世50周年活动上又说，“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我们没有完成斯大林的遗训——保住苏联这个伟大的国家。但我确信，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胜利都将属于我们。因为我们的国家不可能没有社会主义和苏维埃政权而存在。”

　　了这个国家的工业化，并增强了这个国家的实力，而当他离开人世时，带走的仅是一件衬衫和两件外套，与今日在瑞士银行开设秘密帐户的当权者相比，他看来有点儿像是耶稣基督式的人物。”当然，对斯大林也有许多截然相反的看法。在调查中，当问及听到斯大林的名字首先会想到什么时，42%的人说，他们得到的是消极印象：饥荒、恐怖、镇压和内务部劳改局。苏联元帅、卫国战争中著名的战略家之一伊万·巴格拉米扬赞扬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具有非凡的组织能力和惊人的甚至神奇的记忆力，能很快概括各种建议的实质，加以总结并迅速作出正确决定，但与此同时，也指出了斯大林的独断专行和大规模清洗。对后者巴格拉米扬持谴责态度。

　　2003年3月初《独立报》发表了一篇访谈文章《斯大林昨天逝世》，记者访问了部分作家对斯大林逝世的反应。当记者问“按照您的看法，1953年3月5日以后俄国的生活是否有了变化?此事对俄国文学发生什么样的影响?”时，作家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说，斯大林之死对国内生活起了非常好的作用：几百万人从集中营中解放出来，数以亿计的人摆脱了恐惧。可惜的是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迄今没有摆脱奴隶的心态。当然他的死对新文学的产生起了巨大的作用。这在斯大林生前是无法产生的。作家维克多·叶罗费耶夫说，“形势根本改变了。1953年3月以前，我们生活在不断枪毙人的古拉格群岛，每个人随时都会被消灭。从1953年3月起……不管怎么说总算得到了自由……斯大林的死是国家的机遇，这个国家已经被他搞得濒临死亡。我们把暴君逝世50周年当作某种事件来纪念，这是一种耻辱。我觉得，他这样作践自己的人民，已经走上绝路。我走遍了全世界，没有看到过这种几乎被自己的统治者所消灭的人民，其中被消灭的还有最优秀的人才，——而这些人民还继续爱戴和神话这个统治者。”作家弗拉基米尔·索罗金说，“在生活中，斯大林的宇宙毁灭了。总的说来，依我看，斯大林时代在文学上还会长期继续得到反应。”作家塔·托尔

　　斯塔雅说，“这是幸事，我要为斯大林不再存在而庆祝。这个长生不老的凶狠的瘦老头消失了，多大的好事啊!据某些史料，他不是死于3月5日，而是3月1日——乌拉，春天来了，它带来了幸福!”

　　彼得堡大学经济系教授施罗卡罗德在给中国友人的信中说，“如果说10年前出现过‘恢复名誉的浪潮’，斯大林主义的牺牲者成了英雄，斯大林及其拥护者受到各种各样的批判，那么现在也可以看到这种潮流，但与此同时左派越来越活跃了。他们拥有自己的广播电台(如“言论”)、报纸(首先是《苏维埃俄罗斯》、《明天》、《真理报》)等等。他们越来越积极地在出版物中出现。最近印制良好的卡尔波夫的关于斯大林的书《最高统帅》几乎成了畅销书。这是为斯大林辩护的书。它带有政治性，而不具有科学性。不过在我们这里，这种书是很风行的。当局对左派和右派的观点保持中立。这是意识形态问题，据我看，当局不很感兴趣。”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目前俄罗斯对斯大林的评价已经引起多层次的广泛关注，有些评价反映出一种对俄罗斯现状不满的怀旧现象。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最重要的原因是苏联解体以来，国内悲剧性的生活状况使俄罗斯人遭受着贫穷和混乱。俄罗斯目前存在的深刻社会危机使人民产生了希望国家强大、民族复兴的强烈感情。因此他们把视野转向了苏联历史中光辉的一页和铁腕人物斯大林。另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清楚自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苏联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人们怀念苏联的强大、怀念斯大林时代苏联的大国地位。

　　因此，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出现各种形式的纪念斯大林的活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普京执政的今天，俄罗斯是不会倒退到斯大林时代的。

　　二

　　2003年，由纪念斯大林逝世50周年而引发的对斯大林问题的讨论，同以往一样，大体上也是存在两种基本观点，但是今年有一个突出的现象，这就是一些学者从历史的角度对斯大林给予了肯定。他们认为，过去强加给斯大林的几大罪名应从历史学的角度重新作出评价。下面就人们最关心的几个问题作一简要介绍。

　　(一)斯大林与列宁的关系

　　历史学家罗·麦德维杰夫过去曾提出：斯大林主义的一切消极现象，不能由列宁来负责，斯大林主义是对列宁主义的粗暴歪曲和篡改。亚·季诺维耶夫在他的《世纪伟人》一文中发表了与此完全相反的观点，充分肯定了斯大林的历史作用和对列宁主义的发展。他说：“在斯大林年代，苏联的意识形态和舆论宣传总把斯大林描述为‘当今的列宁’。现在我认为这种描述是正确的。当然，列宁和斯大林之间有不同的地方，但有一点毕竟是主要的，这就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建设现实共产主义的实践中，斯大林主义都是列宁主义的继续和发展。斯大林对列宁主义这一思想体系作了最好的阐释。他是列宁忠实的学生和继承人。不管他们之间的具体个人关系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他们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历史人物。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苏共二十大后，人们开始把斯大林和列宁对立起来，把斯大林主义看成对列宁主义的背离。斯大林确实‘背离了’列宁主义，但并不是从背叛意义上的背离，而是从对列宁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意义上的背离，斯大林的贡献之大，使我们不能不公正地说斯大林主义是一个特殊现象。”

　　“列宁的伟大历史作用在于：他制定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体系，建立了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职业革命家组织，领导了一支准备夺取政权和保住政权的力量……并冒险夺取了政权。因此他为在俄国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创

　　造了必要的前提。但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是在列宁去世后，即在斯大林时期建立起来的，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由此我们可以断言，没有列宁就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没有斯大林也就不会出现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共产主义社会。”“20世纪将被称为列宁和斯大林的世纪。”

　　过去俄罗斯学者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斯大林的理论同列宁主义的关系问题。总体上看，大都强调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是对立的，说斯大林把列宁主义学说庸俗化了，甚至说斯大林歪曲和篡改了列宁思想，他承认的不是真正的列宁主义。季诺维耶夫对此有相反的看法。他认为，斯大林没有歪曲和篡改列宁主义，而是在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创造，是在马克思和列宁没有制定过任何方案的情况下，建立起新型的由全国千百万人民大众参与的社会组织。这是把千百万人联合到一个拥有新型的社会结构和崭新的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系的共产主义集体之中的史无前例的过程，是建立一种使千百万人拥有新的心理和新的思想的新生活方式的过程。

　　俄罗斯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阿·涅克列萨指出：斯大林的贡献是试图在苏联建立一种新的模式，按照一种新观念安排生活。

　　莫斯科大学历史学副博士瓦·萨哈罗夫在他的《论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贡献》一文中，也肯定了斯大林在民族问题、工业化问题、集体化问题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二)关于大清洗

　　过去一直认为，斯大林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说成是敌我矛盾，发动大规模的“清洗”运动，制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是斯大林的罪状之一。

　　但是最近俄罗斯对此问题又有了一种新的说法。在2003年3月4日举行的“没有斯大林的50周年”圆桌会议上，斯大林时期的人民委员尼古拉·巴伊巴科夫发言，对领袖做了全面称赞。在他看来，大清洗的罪过根本不在斯大林，而在贝利亚和卡冈诺维奇。

　　斯大林的另一个孙子叶夫根尼说，“直到30年代时期，我的祖父都被那些托洛茨基犹太分子包围着，这些人巧妙地操纵着他的每一个动作，正是他们这些人将人们赶往古拉格集中营，只有在斯大林叫人处决了这些人后，这种行为才被制止。”

　　季诺维耶夫说，“任何政权不经过大规模清洗都不能确立起码的社会秩序。”“一种新社会制度的形成本身必定伴随着在社会的所有领域、国家的所有地区(包括政权机构、管理机构和惩戒机构在内的各级官僚机构本身)的犯罪的大爆发。”“粗制滥造、坑蒙拐骗、野蛮耍横、贪污受贿、酗酒成风、滥用职权等这些在革命前就已经泛滥的恶癖变成了苏联人普遍的生活方式。党组织、共青团、宣传部门、教育机构等作了巨大的努力来干预这些不良行为。它们的确取得了很多成绩。但在没有惩戒机制时它们却显得软弱无力。斯大林的大规模清洗制度是新社会为对付日益增长的各种犯罪现象的泛滥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自我保护体系。

　　这种体系逐渐变成一种在新社会经常起作用的因素，是新社会进行自我保护的必要手段。”

　　(三)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胜利

　　在纪念斯大林忌辰之际，有人认为，以往在谈到卫国战争这段历史时，有些著作歪曲和伪造历史真相，抹杀斯大林所建立的历史功绩，对斯大林进行无情的攻击。

　　2002年俄罗斯出版了《斯大林统帅》一书。作者在评价斯大林作为伟大统帅的作用时说：斯大林在战争的全过程中善于选择主攻方向;发动战役表现出突然性、适宜性和坚定性;能巧妙地调兵遣将。

　　季诺维耶夫在他的文章中指出，1941—1945年反德国法西斯的战争是对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本人的最大考验。应该说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经受住了这一考验，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大战争的伟大胜利。“有人说斯大林没有使国家做好迎战准备。事实上，斯大林从当政一开始就意识到，我国不可避免地要遭到西方的进攻。从希特勒一上台，斯大林就意识到，我国将不得不同德国人打一仗。……斯大林不仅预见到这一点，而且还要求国家做好战争准备。”

　　为战争做准备不仅要组织和动员现有资源，而且还要创造资源。季诺维耶夫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为了创造这种资源，需要工业化。而为了实现工业化，需要农业集体化，需要文化革命和意识形态革命，需要使居民受教育，等等。而要做到这一切，就需要在很多年里做出非凡的努力。我怀疑哪个国家的领导人能够胜任这一任务，而斯大林就胜任了。”

　　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也曾指出，斯大林依靠马列主义的伟大学说、人民的才干及自我牺牲精神，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谈到卫国战争时，苏联时期的政治活动家米高扬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1941年春天，特别是夏初，和斯大林谈德国随时都可能进攻苏联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斯大林确信，1942年年中或年底希特勒征服了英国以后，才会对苏联开战。

　　他自信地说：“到那时我们已经顺利地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让希特勒来冒险吧……”“德国突然进攻苏联的消息震惊了斯大林。后来他多次气愤地说，德国人骗人，真卑鄙。不过他很快就振作起来，在讨论苏联的军事和国民经济问题时以坚定的口吻发表意见。”

　　季诺维耶夫说，“即使斯大林在战争开始时受了希特勒的蒙骗(对此我是不能相信的)，但他巧妙地利用了希特勒进攻的这一事实，把世界舆论争取到我们一边，这对分裂西方和建立反希特勒联盟发挥了作用。”

　　(四)关于集体农庄和工业化

　　亚·季诺维耶夫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非常鲜明。他说，在历史已经铸就的条件下……要存活下来，除集体化外，别无选择。但他也一分为二地认为，集体农庄是罪恶的，但远不是绝对的。就集体化本身而言也不是一无是处。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集体农庄，就不可能实现工业化，而没有工业化，我国早在30年代就被击垮了。

　　季诺维耶夫认为苏联时期的工业化也和集体化一样遭到了曲解。那些对斯大林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人，首先按照西方经济学说的标准，把工业化看成经济上非赢利的，因而是无意义的;其次把工业化看成唯意志的、根据意识形态上的意图强行搞起来的。他认为，正是从工业化中诞生了一种新质的超经济现象，苏联因此才在极短暂的时间内成为一个实力强大的工业大国。

　　以上只是俄罗斯目前关于斯大林问题讨论中的一个侧面，其中某些观点和看法仍然不免失之于偏颇，甚至缺乏科学的论证。如何真正客观地评价斯大林，作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还有待于时间的沉淀。这里可以借用历史学家罗·麦德维杰夫的话：“让历史来裁决!”

　　注释：

　　①中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3年第3辑。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马列部。

　　[责任编辑：文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4年第1期

篇九：有人这样评价一位学者

　　一、选择题

　　1．《韩非子》：“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越受鼓励)。”从人才选拔角度来看，这种观点产生的时代背景是(

　　)A．诸侯混战，群雄割据

　　C．卿大夫的崛起

　　B．宗法分封制遭到破坏

　　D．士阶层的崛起

　　解析：注意题干限定角度“人才选拔”。春秋战国时期是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时代，处于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时期。政治上，分封制、宗法制瓦解，诸侯割据，社会动荡不安；经济上，井田制瓦解，封建经济初步发展；阶层上，由于诸侯争霸的需求，卿大夫阶层没落，士阶层崛起并受重用。故D项符合题意。

　　答案：D2．孔子要求作为一个仁者，在消极方面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积极方面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

　　)A．后世民本思想的根源

　　B．意在缓和尖锐阶级矛盾

　　C．顺应社会转型的调整

　　D．对统治者相互间的要求

　　解析：最早提出民本思想的是孟子，故A项错误；孔子的“仁”是有阶级性的，没有缓和阶级矛盾，故B项错误；顺应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历史形势的是法家，故C项错误；根据材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自己不愿意做的就不要强加给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思是在自己谋求生存发展的同时，也要帮助他人生存发展，不能只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忽视了他人，这是孔子政治方面的要求，意在要求统治者关心人民的疾苦，故D项正确。

　　答案：D3．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段言论表达了怎样的思想(

　　)A．反对君主制度

　　C．主张克己复礼

　　B．提倡君臣平等

　　D．批判无道君主

　　解析：孟子主张君主实行“仁政”，维护君主权威，并不反对君主制度，故A项错误；材料体现的是“君对臣真心相待，臣对君才能尽心竭力”，没有体现君臣平等，君臣平等是明清时期进步思想家的思想，故B项错误；“克己复礼”是孔子的思想，且材料中没有关于“礼”的观点，故C项错误；材料主题意思是论证君臣之间的关系，君主无道对臣不能真心相待，臣对君也不能尽心竭力，故D项正确。

　　答案：D4．《荀子·礼论》记载：“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在此荀子主张(

　　)A．天人合一、君权神授

　　C．中央集权、君主专制

　　B．以礼治国、礼法并施

　　D．以礼为序、稳定社会

　　解析：君权神授是董仲舒的思想主张，与材料信息不符，故A项错误；材料中重点强调的是荀子的礼的思想，没有体现法的思想，故B项错误；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在材料中没有体现，故C项错误；材料中“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重点强调礼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故D项正确。

　　答案：D5．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也承认“涂之人(普通人)可以为禹”。符合两者观点的是(

　　)A．主张“因材施教”

　　C．认为“人性本善”

　　B．重视人民群众力量

　　D．通过教化使人从善

　　解析：因材施教的思想主张是孔子提出的，故A项错误；重视人民群众力量与“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普通人)可以为禹”，即强调人(或者人民)向上的转变的主旨不符，故B项错误；性善说只是孟子的思想主张，是指人天生具有道德意识，与题意不符，故C项错误；孟子坚持“人性善”说，荀子坚持“人性恶”说，但是世间皆有善恶之人，引导人们弃恶从善成为圣贤的方法就是教化，故D项正确。

　　答案：D6．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描述了四家思想流派的起源状况，如下表，对此解读合理的是(

　　)A．儒家产生环境特殊，流传时间最为久远

　　B．墨家受儒家影响巨大，同样拥护宗法伦理

　　C．法家异地而同心，与当时社会现实最适应

　　D．商朝旧贵族被封楚地，道家有殷商遗民背景

　　解析：儒家产生于春秋时期，儒家流传时间的信息在材料中没有体现，A项错误；墨家主张兼爱，这与儒家“克己复礼”的思想不一致，B项错误；从“起源”来看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产生于不同的诸侯国且代表人数较多，既说明了法家思想是异地而同心，又说明了法家思想是与当时社会现实最适应的，符合时代需求，C项正确；商朝旧贵族被封宋地而非楚地，D项错误。

　　答案：C7．有位学者这样评价我国古代的一位思想家，他的学说开创了一个崭新时代，为秦统一中国，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君主集权制国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根据。以下符合其学说的观点是(

　　)A．“兼相爱，交相利”

　　B．“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C．“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D．“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

　　解析：由材料可知题干观点符合法家思想。A项是墨家兼爱思想，故错误；B项是道家无为而治思想，故错误；C项是儒家孟子的思想，故错误；D项强调用“法术”“赏罚”治理国家，符合材料法家思想主张，故正确。

　　答案：D8．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官不仅是管理系统中的工具，而且是一个有意识形态的群体。这里的“意识形态”发展为时代主流最早可以追溯到(

　　)A．春秋

　　C．秦朝

　　B．战国

　　D．西汉

　　解析：春秋时期，社会动乱，儒家道家产生，但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故A项错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也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故B项错误；秦朝时期选官制度主要是军功爵制，未形成文官体系，故C项错误；西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新儒学成为文官体系统一的意识形态，故D项正确。

　　答案：D9．有学者认为：“董仲舒完成了儒学形态和内容的重大转折。”这种“转折”是指(

　　)A．用法家思想来替代“仁义”学说

　　B．将儒学神学化并为君权辩护

　　C．以“君权神授”否定“为政以德”

　　D．确立“天理”体系取代“黄老之学”

　　解析：董仲舒的新儒学在先秦儒学的基础上，吸收了道家法家等的思想，但并没有用法家思想来替代“仁义”学说，故A项错误；董仲舒的新儒学在形式上把儒学神学化，在内容上提出君权神授，故B项正确；新儒学并未否定“为政以德”，而是以“天人感应”来约束君主，要求君主实行德政，故C项错误；“天理”体系是程朱理学提出的，故D项错误。

　　答案：B10．“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东汉时的这一说法反映出当时(

　　)A．礼制观念淡化

　　C．崇尚法家思想

　　B．儒法两家结合加深

　　D．儒学独尊地位动摇

　　解析：材料主张礼法并用，说明礼制观念并没有淡化，故A项错误；“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表现的主要是礼主刑辅、外儒内法的思想，反映的是儒法两家思想的结合，故B项正确；“相为表里者也”说明不单独崇尚法家思想，故C项错误；该思想促使儒学地位独尊，不是动摇，故D项错误。

　　答案：B11．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士大夫不是那种作为君主之权力工具的单纯的官僚，他们横亘于君主和庶民之间，维系着相对独立的道统，并构成了以独特机制约束政统的权力。我们不能夸大，但也决不能忽略这种约束。”上述政治形态产生的主要原因是(

　　)A．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

　　B．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

　　C．官僚政治形成和贵族政治解体

　　D．夏商周最高统治集团尚未实现权力高度集中

　　解析：

　　“道统”是指儒家传道系统，材料“维系着相对独立的道统”说明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统治思想。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是在秦朝，当时法家思想是治国思想，故A项错误；材料反映的是儒家思想对专制官僚政治的影响，故B项正确；官僚政治形成和贵族政治解体是在秦代，当时儒家思想没有成为统治思想，故C项错误；材料反映的是儒家思想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影响，夏商周是贵族政治，不是官僚政治，不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故D项错误。

　　答案：B12．钱穆说：“从汉代起，我们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又非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士人政府”给儒学带来的影响是(

　　)A．儒学功利化

　　C．儒学理论化

　　B．儒学思辨化

　　D．儒学宗教化

　　解析：士人是指知识分子，联系所学知识，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成为政府选拔人才、任官授爵的标准，很多士人凭借儒学入仕，飞黄腾达，“士人政府”形成。由此可以看出士人政府给儒学带来的影响是儒学的日渐功利化，故A项正确；儒学思辨化、理论化是到了宋明理学阶段的现象，故B、C两项错误；儒学始终未发展成为一种宗教，故D项错误。

　　答案：A二、非选择题

　　13．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

　　“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明法者强，慢法者弱。”

　　材料二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以教化为大务”；“正法度之宜”。

　　——《汉书·董仲舒传》

　　(1)概括材料一中的三种主张。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些主张出现的政治、经济背景。

　　(2)依据材料二中董仲舒的论述，指出其思想特征。结合所学知识，阐述董仲舒的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

　　解析：(1)第一小问从材料可知分别是儒家的“仁政”、道家的“无为”、法家的“法治”思想；第二小问，从政治、经济角度分析。

　　(2)董仲舒强调“大一统”，发展形成新儒学体系，儒家思想从汉武帝时期开始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答案：(1)实行仁政；无为而治；强调法治。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发生政治和经济大变动：政治上，分封制瓦解，诸侯争霸；经济上，铁犁牛耕推广，井田制遭破坏。

　　(2)强调“大一统”；糅合各家思想，形成新儒学体系。

　　儒学正统地位在汉代确立，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14．阅读材料，完成要求。

　　史学研究的基本步骤之一是“确立主题——史料收集——史料解释——叙述评价”。下表是与研究孔子思想有关的材料：

　　材料

　　“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甲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论语》

　　“孔夫子不做受神启者，也不做先知，他是传授古代法律的贤明官员……他所说的只是极纯粹的道德，既不谈奇迹，也不涉及玄虚。在道德上欧洲人应该成为中国人的徒弟，信奉儒学的中国人没有侮辱理性和曲解自然。”

　　——伏尔泰

　　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秦始皇重法，孔夫子是讲空话的。

　　丙

　　儒家满口仁义道德……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孔子的。

　　——毛泽东

　　综合材料，请选取孔子思想中的一个角度确定研究主题，围绕该主题对以上材料分别做出解释(对原材料的阐释，不表明自己观点)，最终得出历史评价。

　　解析：根据材料甲中“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材料乙中“他所说的只是极纯粹的道德……在道德上欧洲人应该成为中国人的徒弟”，材料丙中“儒家满口仁义道德”可得出一个主题：孔子的道德观；依据材料甲中“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材料乙中“他是传授古代法律的贤明官员”，材料丙中“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秦始皇重法，孔夫子是讲空话的”可得出另一个主题：孔子的法律观。在历史评价中，通过对材料的解读不难看出，要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辩证地论述。

　　答案：(示例1)主题：孔子的道德观。

　　史料解释：①孔子主张为政以德，统治者的道德是引导百姓道德的风向标。

　　乙

　　②伏尔泰认为孔子的道德是纯粹的道德，没有神秘色彩，符合理性、顺应自然。

　　③毛泽东认为孔子倡导的道德具有虚伪性。

　　历史评价：孔子主张以德治国，但孔子的道德观经过历代学者改造成为封建伦理的主要组成部分，对维护专制制度起了重要作用；孔子的道德观具有普世价值，与西方的宗教神学相比具有明显进步性，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示例2)主题：孔子的法治思想。

　　史料解释：①孔子认为执法要得当，刑罚不当百姓就会手足无措。

　　②伏尔泰认为孔子对古代法律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③毛泽东认为孔子不重视法律，忽视法律的作用。

　　历史评价：孔子看到了法治对社会治理的作用，但其法治思想是先礼后法；孔子的法治思想对启蒙运动传播法治思想提供了例证。

篇十：有人这样评价一位学者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WaldoEmerson,1803-1882）美国散文作家、思想家、文学家、诗人。他的生命几乎横贯19世纪的美国，他出生时候的美国热闹却混沌，一些人意识到它代表着某种新力量的崛起，却无人能够清晰的表达出来。它此时缺乏统一的政体，更没有相对一致的意识形态。在他去世的时候美国不但因为南北战争而统一，而且它的个性逐渐鲜明起来，除了物质力量引人注目，它的文化也正在竭力走出欧洲的阴影。1837年爱默生以《美国学者》为题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辞，宣告美国文学已脱离英国文学而独立，告诫美国学者不要让学究习气蔓延，不要盲目地追随传统，不要进行纯粹的摹仿。另外这篇讲辞还抨击了美国社会的拜金主义，强调人的价值。被誉为美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独立宣言”。一年之后，爱默生在《神学院献辞》中批评了基督教唯一神教派死气沉沉的局面，竭力推崇人的至高无尚，提倡靠直觉认识真理。“相信你自己的思想，相信你内心深处认为对你合适的东西对一切人都适用……”

　　爱默生出身牧师家庭，自幼丧父，由母亲和姑母抚养他成人。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在校期间，他阅读了大量英国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丰富了思想，开阔了视野。毕业后曾执教两年，之后进入哈佛神学院，担任基督教唯一的神教派牧师，并开始布道。1832年以后，爱默生到欧洲各国游历，结识了浪漫主义先驱华滋华斯和柯尔律治，接受了他们的先验论思想，对他思想体系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

　　爱默生回到波土顿后，在康考德一带从事布道。

　　爱默生经常和他的朋友梭罗、霍桑、阿尔柯、玛格利特等人举行小型聚会，探讨神学、哲学和社会学问题。这种聚会当时被称为“超验主义俱乐部”，爱默生成为超验主义的领袖。后来他把自己的演讲汇编成书，这就是著名的《论文集》。《论文集》第一集于1841年发表，包括《论自助》、《论超灵》、《论补偿》、《论爱》、《论友谊》等12篇论文。三年后，《论文集》第二集也出版了。这部著作为爱默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他的思想被称为超验主义的核心，他本人则被冠以“美国的文艺复兴领袖”之美誉。

　　爱默生的《论文集》赞美了人要信赖自我的主张，这样的人相信自己是所有人的代表，因为他感知到了普遍的真理。爱默生以一个超验主义名的口吻，平静地叙说着他对世界的看法、爱默生喜欢演讲，面对人群令他兴奋不已，他说他感觉到一种伟大的情感在召唤，他的主要声誉和成就建立于此。他通过自己的论文和演说成为美国超验主义的领袖，并且成为非正式哲学家中最重要的一个。

　　爱默生集散文作家、思想家、诗人于一身，他的诗歌、散文独具特色，注重思想内容而没有过份注重词藻的华丽，行文犹如格言，哲理深入浅出，说服力强，且有典型的“爱默生风格”。有人这样评价他的文字“爱默生似乎只写警句”，他的文字所透出的气质难以形容：既充满专制式的不容置疑，又具有开放式的民主精神；既有贵族式的傲慢，更具有平民式的直接；既清晰易懂，又常常夹杂着某种神秘主义……一个人能在一篇文章中塞入那么多的警句实在是了不起的，那些值得在清晨诵读的句子为什么总能够振奋人心，岁月不是为他蒙上灰尘，而是映衬得他熠熠闪光。

　　叶慈

　　威廉·巴特勒·叶芝是爱尔兰作家、爱国者，享有现代诗人的最高荣誉，1923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叶芝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也是爱尔兰国家剧院（后来的艾比剧院）的创建者之一。他渴望创立纯粹的爱尔兰文学，这样可以让世界认识到爱尔兰的历史，勾画出爱尔兰民族文化的轮廓。叶芝早期的韵文都与爱尔兰神话和民间传说有关，经常带着神秘和忧郁的色彩。他的作品不仅受到爱尔兰口头传说的影响还受到法国象征主义作家威廉·布莱克和玄学的影响。他是一位传统的浪漫主义诗人。用抒情的、感伤的方法描写爱尔兰的历史。他年长以后，用一种朴实、热情、刻板的风格处理同时代的作品。这类作品包括：《塔楼》、《旋梯》都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叶芝对世界浪漫主义诗歌具有非常大的贡献意义。

　　Howmanylovedyourmomentsofgladgrace,lovedyourbeautywithlovefalseor

　　true.ButonemanlovedthepilgrimSoulinyou,lovedthesorrowsofyourchangingface.多少人爱你风韵妩媚的时光,爱你的美丽或假意或真情,但唯有一人爱你灵魂的至诚,爱你渐衰的脸上愁苦的风霜——叶慈

　　机器不会有多余零件，它们总是需要多少就有多少。所以我想，如果整个世界是一个大机器，我不可能是多余的。那我到这个世界上来，就一定有个理由。你也是！——《雨果》

　　主题曲

篇十一：有人这样评价一位学者

　名人学者对鲁迅的一些个人评价

　　鲁迅先生对中国文学界影响之巨大是并且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以下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鲁迅对他人或是别人对他的个人评价，欢迎大家参考借鉴!

　　别人对鲁迅个人评价1

　　鲁迅先生之死，应该说，这是世界的损失，不是单独中国的损失，所以对于这位文化战士，艺术巨人，怀着永久哀悼的，也不仅是中国人。

　　当鲁迅先生死时，我正在东京，记得那是1936年10月19日的早晨，我翻开《读卖新闻》，一个鲁迅先生的像，一个《亲日文学家鲁迅之死》的标题，映入我的眼中，使我突然起一个震悸。

　　哦!鲁迅先生死了!这战士，他舍我们而去了，他永恒的休息了。

　　同我邻室的一位朝鲜文学家金时昌君，是我们帝大的同学，他在编辑一个进步的叫做《堤防》的文学杂志。在洗脸时，遇见我，他以哀戚的声音，向我说：“鲁迅様死了!”

　　“是的，鲁迅様死了!”

　　我回答着。我们的眼都红红的。我继续说：“鲁迅様不仅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也是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

　　“是的，我们朝鲜人，有正义感的朝鲜人，对于这位巨人是不能忘记的。”

　　说着，我们相对流下泪来。

　　我到帝大去，在参考室内，遇到几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同学，有的人在翻阅鲁迅先生的遗著《中国小说史略》的增田涉的译本。他们看见一个中国人的我，仿佛想慰唁似地说：

　　“鲁迅様死了，留着这些宝贵的遗作的鲁迅様死了;这是可悲的事情呀!”

　　我到考古学教室去，史学教室去，遇到的熟人都是这样表示着叹惋的意思。而文哲学系中的护手江泰君、大中臣君、齐藤君，几个平时特别欢喜研究鲁迅先生的著作者，更加流露着悲戚，这些悲戚是发自内心的。

　　这之后，我很留心去搜集关于哀悼鲁迅先生的*。在《改造》、《中央公论》、《日本时论》等较大的杂志中，都登载着哀悼的*;《中国文学月报》并且出过一个特辑。有些画报中，印有先生的遗照和手迹的，我也买得来。如新居格、增田涉等，都出其平时藏先生的遗墨刊布出来。在国人中，有郭沫若先生的一篇哀悼

　　文字，登在《帝大新闻》上。这一些统计来不下二十几篇文字吧!搜集来的杂志画报和剪贴的报纸，现都已经散失了。

　　记得有一天，我买了好几本登有哀悼鲁迅先生文字的杂志。在看过坂东氏的端砚展之后，我坐在上野前松屋食堂里，吃着饭，我翻检着，忽然不禁流下热泪来。侍女向我惊异地望着，以为我有什么伤心的事情。这一天，我是应原田淑人先生的约，去看上野博物馆新陈列的汉封泥和汉碑的珍贵拓片的。天上下着雨，我撑着伞子走着到博物馆。我不知所以然地这样悲哀。在博物馆里，我看了陈介祺氏所藏的几百颗封泥，这是用金钱夺取我们的珍物。另外一颗汉倭奴国王的印，这是日本国内发掘得来的，于此还可见中国同日本古代的关系。我想：死去的鲁迅先生，他是收藏许多墓志汉画的，对于这一定也是欢喜的吧?我们不仅失去一位新文化的导师，而且我们也失去一位整理中国文化遗产的学者，这是永远无方法补偿的。

　　这之后，我们在东京，曾为鲁迅先生开过一次追悼会，是在神田日华学会举行的。到的人非常多。这一天，自己因为帝大的几个教授的约定，去看岩崎家静嘉堂文库藏书的，里面都是我们宋元以来旧刊的宝藏。文库在市外的山里面。等我急急地赶回来到会场，佐藤春夫氏的演讲已经完毕了，流着眼泪走出来。即是这眼泪，也可看出深厚的情谊。那天演讲的，还有郭沫若先生和

　　其他的朋友们。临走，我取了一束鲁迅先生遗像前的菊花，一直供到不久离开东京的时候。

　　在报纸上，对于鲁迅先生逝世的记载，是有着许多不同的意义的。有的叙述过去的交往，如山本实彦和新居格等。而增田涉氏，对于先生特别有亲厚之感。最奇特的是《读卖新闻》对于先生加以亲日文学家的头衔。使我钦佩的是《文学案内》所登载的秋田雨雀氏、佐佐木孝丸氏几个人的短短的文字。他们说：“称鲁迅为亲日文学家，也可以说中国的文学家中，多是亲日的，他们对于日本良善的民众，非常亲密，而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则非常厌恶。”这话正是针锋相对的、正确的言论。

　　鲁迅先生正是中日向上的文化的连锁，他以全力促进中国文化，同样也想促进日*化。日*化却在暴横的军阀压迫下，窒息而死了。在先生死之后，而日本帝国主义者，搅乱着两个民族和平的生活，便对中国爱和平的民众残杀起来，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是我们民族的不幸，也是日本良善的民众的不幸。我想，在海之东，在海之西，在许多哀悼鲁迅先生的人的心中，一定共同蕴蓄着反帝的正义，来继承先生的遗志，努力奋斗以求和平去发展各民族真正的永恒的友谊的。

　　别人对鲁迅个人评价2

　　“在不触及毛泽东和鲁迅这两位思想家的前提下，我们是无法讨论20世纪的中国的。”

　　在社会主义政权正式建立后，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对上述这句话表示了认同，从而表达他们对于使封建秩序土崩瓦解的革命思想的敬畏。但是最近，中国国内开始有了“消除鲁迅”的趋势与行动。主管发行大部分中小学生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今年9月份的新学期开始，删除了初一语文课本中鲁迅的散文《风筝》。

　　出版社和一部分教育界的相关人士这样解释道：“(鲁迅的*)内容难度太大，学生无法理解，从而使得他们对学习产生了厌恶”。用这样的理由来解释对于删除这部被誉为鲁迅散文中的精品的作品的原因，显然是无法让人释然的。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之前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时被(从课本中)删除时用的也是同样的依据：在十年和六年前，上海市和北京市都以“对学生来说难度太大”为由分别从初中、高中教材中删除了该作品。

　　事实正是如此：1920年之后曾经先后有130篇鲁迅的作品被用于教材中，但是到现在大约只剩下了15篇了。作为足以让中国自负的思想家乃至革命家，并且同时作为全世界最优秀的作家的鲁迅，为何会遭受如此这般的冷遇呢?这真的是为了给学生减负的措施吗?

　　为了得到真正的答案，我们还得回归到其作品内容当中。1925年发表的《风筝》，讲述了鲁迅折磨不会放风筝的的弟弟的故事。通过回顾幼时对待弟弟的所作所为，他谴责了自己的良心。但是鲁迅真正想表达的是，无法抵抗来自兄长不当的压力的

篇十二：有人这样评价一位学者

　一位大学教授对毛泽东公正评价让中国人炸锅

　　来源：

　　红歌会网|作者：林渊

　　|点击：16635|时间：2012年9月03日

　　08:53

　　谨以此纪念缅怀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

　　我是一名高校教师。我对毛主席的认识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0—1980自然相信与肯定阶段

　　1960年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这时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刚刚庆祝过她的第10个生日。我们这代人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在整个中小学即少年儿童时期，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健康成长，无忧无虑，有一个幸福、快乐、完整的童年。

　　我们这代人从小自然地、天经地义地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毛主席。毛主席是我心中自然的偶像。我们对革命先辈、英雄、工农兵劳模充满了敬仰与爱戴。

　　第二阶段：1980—1999怀疑与否定阶段

　　1976年毛主席去世。到了70年代末期，社会上一小部分人悄然刮起了否定文革、否定反右、否定公有制之风。这一小部分人在社会上虽然是少数(其人数不超过人口总数的5%)，但他们有权有势，有的还身居要职，掌握着话语权，所以影响很大。他们抓住新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某一点不足或不完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进行所谓的反思、批判，进而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新中国、否定毛主席、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一时之间，社会上怀疑过去、否定新中国之风甚嚣尘上。

　　我于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年即1977年以知青的身份考入云南大学本科学习，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受益者，正好赶上这一期间的“否定”、“怀疑”热。青年人单纯热情，容易跟潮流，接受“新”事物快，我差不多全盘接受了这波“否定热”。

　　我很快也学着“主流话语”的腔调，否定这，否定那，鄙视毛主席，痛批毛主席，抱怨他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那样，似乎我比毛主席高明不知道多少倍。俨然一副“新青年”的架势。惟恐不否定过去、不非毛，就被人说赶不上潮流、不时髦。

　　这一阶段的我，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产生了动摇甚至否定。这实际上是不经思考分析的盲目的跟潮流。在近20年的时间内，我变成了大海上一艘随风飘动的小船。我与毛主席之间剩下的唯一纽带就是“毛主席诗词”。记得大约是1990年，我与一位挚友因为对毛主席诗词的评价问题进行了长达半天之久的辩论。

　　这一期间，随着西方文化在我国的长驱直人，我对西方文化推崇备至、趋之若骛，甚至到了言必称美英法德的程度。同时也开始了我新的寻偶之旅。我阅读了不少的西方名著、人物传记，我先后崇拜过拿破仑、俾斯迈、克伦威尔、华盛顿、林肯等。但是，近20年过去了，我并没有发现和找到真正值得我崇拜的偶像。我开始怀疑世界上是否真的有值得人们崇拜的偶像和英雄!?

　　第三阶段：

　　2000年-至今

　　否定之否定阶段

　　1999年5月，发生了美国悍然轰炸我住南联盟大使馆、导致我三名使馆工作人员死亡多名受伤的严重事件。事发后，美国始终拒绝正式道歉。这件事深深刺痛了我麻木已久的心。这期间，我正好在美国杨伯翰大学做访问学者，8月份我提前结束了在美的访学计划，回到香港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2001年又发生了在南中国海上空美国间谍飞机撞毁我空军战斗机及其飞行员的严重事件，事后美国再次拒绝正式道歉。这件事又一次震撼刺痛了我的心。

　　以上两件事使我陷入了长久的、深深的思考。我怎么都搞不明白，近20年来，中国一直待若上宾、甚至被某些人视为“战略盟友”和“救世主”的美国为何对中国如此蛮横残暴、毫不讲理?这是朋友吗??这样的朋友值得交吗???美国是否真像某些精英权贵学者所说的那样“民主”“自由”“博爱”?是捍卫秩序的世界警察??

　　在这一期间，互联网帮助我打开了视野。在香港大学，我开始经常浏览应该由海外华人主办的“文学城”网站，其中的“毛泽东”和“中国”两个专栏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由此接触到了很多在内地看不到的关于文革、反右、新中国、毛主席的文章。这些文章主要发表于海外网站上，多由海外华人撰写，也有一部分是国外学者写的研究报告。这些文章和报告仿佛一下子为我打开了一扇天窗。再结合自己少年儿童时期的亲身经历，使我对毛主席和他的时代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这些认识包括：

　　毛主席所接手的中国是一个没有石油，没有重工业，连火柴铁钉甚至都没办法生产的国家!一个刚刚遭受了百年战乱、一穷二白、满目创痍的世界最贫穷的大国!在全国人口中，90%以上是文盲半文盲，人均寿命不过35岁!而全国仅有的一点财富又被蒋介石集团洗劫一空，劫持去了台湾!就是这样一个破破烂烂的中国，还没等建设开始，一周年国庆都还没到，美国人就打上门来了。换成今天的一些人，可能就学了卡扎菲上校，“识时务者为俊杰”了。但毛主席不是卡扎菲，从1840年起受尽洋人欺压的中国人也再不肯弯下自己刚刚挺直的腰杆，于是我的父辈们“拿起枪、跨过江、打败美帝野心狼”!

　　一个破破烂烂的中国，一支几乎完全由农民组成的军队，在毛主席的统帅下，竟把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及其盟友所组成的联军从鸭绿江边一举打回了38线以南，并从此再也无法越雷池一步。即使其它一切都不谈，仅凭此一点，就足以令我对毛主席敬佩无比!接下来，美国人自然恼羞成怒，与最发达的西方国家勾结一体，后来还包括前苏联，南北夹击，开始了对中国长达几十年的封锁。然而在铁桶一般的封锁中，毛主席率领他的人民交出的是怎样一份建设成绩单呢?这份成绩单主要包括：

　　新中国于1964年爆炸成功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爆炸成功第一颗氢弹，1970年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二弹一星!

　　1975年发射成功了第一枚洲际导弹;

　　1965年研制成功人工合牛胰岛素，1971年研制成功复方蒿甲醚，1975年研制成功杂交水稻，1978年研制成功汉字激光照排--新四大新发明!!

　　以上八大成果完成时间：1960-1978年，共计18年!!!

　　此外，1959成功发现并开采了我国第一个世界级大油田-大庆油田;

　　1970年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1971年第一艘万吨巨轮下水;

　　1975年中国人90%以上接受了初等以上教育，人均寿命达到65岁，成功发射返回式卫星。还有，1978年以后“需要进行改革”的成千上万“国有企业”都是谁留下来的?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工业革命所建立的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后来的某些“精英”、“权贵”、“学者”们甚至连改革的对象都找不到。君不见，快30年了，连厕所都已经被私有化了的“精英”们却至今还云里雾里找不着北!

　　所以，我要说，认为毛泽东时代除了政治运动其他乏善可陈的人，如果不是道听途说、说话思考不过大脑，上了主流话语垄断势力的当，就一定是别有用心。至于说什么毛泽东“革命有功、建设有过”，更是奇谈怪论，逻辑不通，匪夷所思。对抛出这种论调的人，我不禁想问：在那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那样一个强敌环伺的环境中，是谁带领亿万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中国从地地道道的农业国建成了世界第六工业大国、第三军事强国?难道不是毛主席嘛?!怎么毛主席一死，这一切就忽然都和他老人家不沾边、只剩下“过”才是属于他老人家了呢?!把毛泽东时代的问题统统放大，肆意渲染，然后全都记在毛主席的名下;把毛泽东时代的成就统统撇开，闭口不提，或者干脆记到别人身上，请问，这是谁家的逻辑?!

　　当然，毛主席在抓建设的同时，确实搞过不少运动，其矛头主要指向领导干部、右派知识分子，还有阶级敌人，其人数不超过人口总数的5%。但这些运动需不需要搞呢?我们不妨先看一看今天干部队伍的顽疾“腐败问题”吧;看一看今天一些“经济学家”、“法律学家”以及这个“家”、那个“家”，看看他们的寡廉鲜耻吧。在看过这一切之后，我们难道还会认为毛主席“永保江山不变色”的思路、策略有什么错嘛?至少我个人认为，没有错，只有憾!遗憾的是天不假年，毛主席没有把他该做的工作做完，给了一些人“反戈一击”的机会!于是，20多年来，差不多只听到一种声音，就是那些所谓“挨过整”的大小“官僚”、“知识分子”诉苦的声音，清算的声音!而有关伟人的真象却长期在民间和海外流传??.

　　2002年，在海外学习、访学5年之后，我回到云南高校重执教鞭。五年来，我亲身耳

　　闻目睹了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扶今思昔，纵横比较，上下求索，感慨良多。我深深感到现实比人强，现实比理论强。现实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教育了我，我更加坚定不移地相信毛主席、相信毛泽东思想。

　　最后，做为结束语，我把千言万语汇成几句话：

　　毛主席是五千年中国历史上古往今来第一人!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中国最新、最先进的文化!

　　只有毛泽东思想能够救中国!!

　　只有毛泽东思想能够解决当前中国的疑难杂症!!!

　　林渊

　　教授(博士)

　　相关链接：

篇十三：有人这样评价一位学者

　学者风范：塑造一种人生特质

　　——在

　　2011级研究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张清杰

　　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武汉理工大学

　　2011级开学典礼。首先我代表学校党政领

　　导和广大师生员工，向同学们以优异的成绩进入武汉理工大学表示衷心祝贺和热烈欢迎！

　　同学们，今天的开学典礼是你们作为研究生的第一课，也是你们人生中值得纪念的

　　一课。你们当中有的是怀着对学术理想的追求而继续深造，有的是为改变知识结构、更

　　好地适应社会竞争而再一次跨进大学的校门，但无论你们抱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目的，作

　　为一名研究生，你们的自我定位和社会定位都将发生改变，你们的身上会很自然地笼罩

　　一种光环，你们的人生会不自觉地刻有一种印记，这就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在你们身上刻

　　下的、让世人所羡慕的学者的烙印。

　　同学们，未来

　　30-50年，中国将由世界大国变为世界强国，而作为世界强国的最根

　　本的体现是世界人才强国和国家的持续创新能力，中国人要能够在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的众多关键领域引领或影响世界的发展进程。未来

　　30-50年将是你们事

　　业高峰期和人生的鼎盛期，作为国家重要的创新力量，你们身上寄托着国家强盛的期望。

　　近年来，我国道德滑坡不断地反映在学术领域中，成果作假、论文抄袭等学术腐败严重

　　侵蚀了学术的纯洁性，引发了社会强烈不满，引起了社会对包括你们在内的学者群体的

　　强烈关注。你们面临着双重考验。作为你们的校长和老师，我希望在你们人生这一重要

　　的当口，与你们共同探讨什么才是作为一名学者最重要的内涵和标志？如何塑造作为一

　　名学者的精神气质和人格形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对你们今后的学习、研究乃至一生的

　　事业和追求都是十分重要的。

　　今年是辛亥革命

　　100周年，同学们踏上武汉这座首义之城，在充分感受其火热的同

　　时，还会接受一种精神上的洗礼，这就是“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但激励这个城

　　市率先冲破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和思想束缚，推动了古老的中华大地发生了历史性的变

　　革，这种精神也激励了古往今来一代又一代学人，冲破藩篱，追求真理，推动人类文明

　　的进步和社会的巨大发展。鲁迅先生曾经打过一个很著名的比喻：“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

　　真正的勇士”这个比喻很生动地诠释了“敢为天下先”所蕴涵的勇于尝试墩于创新的精神

　　内涵，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正是作为一名学者的核心精神。这种精神伟大的践行

　　者、辛亥革命的推动者孙中山先生曾这样定义过学者，他说：“学者贵知其当然与所以然”“知其然”就是学习;知其所以然”就是研5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和“知其然知其所

　　以然”治学态度付诸于人生实践，就会凝聚成一种人生的特质：理性、真诚、卓越。具备

　　了这种特质，为学即为“儒家”为商即为“儒商”为军即为“儒将”他们学以致用，自强不

　　息，构成社会精英，承担社会责任，引领社会发展。这种人生特质就是我今天要和同学

　　们共同探讨的所谓“学者风范”同学们，你们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成为一名学术追求者，就是要通过这个阶段的学习、实践、追求，不断确立和加强自身的这种“学者风范”，这既

　　是一种人性的超越，也是一种人格的特征，更是一种人生的追求。

　　作为一名学者，学术追求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理性。这既是一种人性的超越，也是“学

　　者风范”的一个重要标志。理性精神就是一种科学精神，就是一种探求事物的本质、逻辑

　　和真相的态度和过程。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们所说的，没有理性，人类的“眼睛将是最坏的

　　见证人；人类理性的力量使人类具备了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使人类超越动物的本性，跨过蒙昧时代，创造了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今天同学们跨入的是博大的学术殿堂，学术

　　活动从根本上就是一种理性的逻辑，这座殿堂展示的就是人类理性力量伟大的结晶。千

　　百年来，人类的无数先驱基于对人类命运的强烈关注，投身于伟大的学术创造活动，使

　　人类对自然和自我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马克思、牛顿、爱因斯坦等这些伟大

　　的学者的艰辛探索充分验证了人类理性的力量。因此，理性作为科学精神的基础已经成

　　为一名学者最重要的人生特质。无论同学们从事何种专业，这种理性的力量一定会引领

　　你们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运用科学的思维和方法，达到自己专业生涯的顶点。

　　作为一名学者，学术追求最重要的起点就是真诚。这既是一种人格的特征，也是“学

　　者风范”的一个重要标志。英国著名文学家德来赛曾经说过：“诚实是人生的命脉，是一切

　　价值的根基”。真诚是人类道德精神的起点和基础，也是一切学术活动的起点和基础。从

　　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的学术活动既是个人寻求自我价值和人生意义的崇高追求，也是一

　　个国家和民族寻求振兴和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集中体

　　现。学术的唯一特性就是它的真理性。因此，学术代表着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的道德底线，也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良心所在，是人类最后的精神家园。

　　武汉理工大学的办学理念强调“育人为本、学术至上”，把道德精神和学术创新作为学校建

　　设和发展的两大支柱，大力倡导严谨的学术作风，坚守高尚的学术道德，弘扬勇于创新

　　的精神。而真诚是你们养成严谨的学术作风、坚守高尚学术道德的起点和基础。真诚所

　　奠定的道德基础是开启自我价值追求一把钥匙，会不断开启学术追求和真理的大门。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真诚应该成为你们研究生学习的一个重要的起点、成为你们学术道德

　　的一个重要基础、成为你们为人处事的一个主要标志。

　　作为一名学者，学术追求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卓越。这既是一种人生的追求，也是“学

　　者风范”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去年的研究生开学典礼上，我曾把“心所至，无所不至”的人

　　生境界作为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追求的根本要求提出来，并由此成为学校卓越教育

　　的一个重要内涵。这种人生境界的核心就是一种不断追求卓越的精神，这与“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和“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治学态度是一脉相承的。武汉理工大学的卓越教育理

　　念强调个人的卓越追求和卓越能力，强调要以智慧引领人生、以卓越引领社会，成为卓

　　越人才，创造卓越人生。研究生群体是学校卓越人才培养的最重要的群体，因此，作为

　　研究生，卓越既是你们的自我追求，也是学校对你们的要求，更要成为你们的一种习惯。

　　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斯多德曾经这样解释过这种卓越：

　　“我们是由自己不断重复的行为

　　所造就，因此，卓越不仅是一种行动，而更是一种习惯”。这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学者

　　之一，早在

　　2000多年前就把卓越纳入了自己的日常言行，为后世学者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同学们，你们进入博大的学术殿堂的同时，也跨入了一个更高的人生追求的大门，我真诚地希望并祝福你们，能够用一种理性的精神、真诚的态度、卓越的追求，跨出这

　　人生坚实的一步，成为一个理性的人、一个真诚的人、一个卓越的人，不断创造出属于

　　你们自己、也属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卓越人生！

篇十四：有人这样评价一位学者

　严复的翻译：近百年来中西学者的评论(1)

　　一、前言

　　严复的翻译工作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事，肯定严译之贡献的学者颇多。例如梁启超认为严复是清末输入欧化之第一人，代表了本国西洋留学生介绍新思想的开端。任公自讽地说清末西洋新思想的输入，在开始之时是囫囵吞枣，乱无章法，此种译介工作可称为“梁启超式的输入”；而第一位精通外文，能避免上述缺陷的译介者，就是严复。（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4），第71-72页。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3），第30页。）蔡元培说近50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注：蔡元培：《五十年来之中国哲学》，收入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上海：申报馆，1923），第1页。）革命党人胡汉民则称严复是“译界泰斗”，又说：“近时学界译述之政治学书，无有能与严译比其价值者”，（注：胡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之政见》，《民报》第2期(1905)，第1、7页。）更有不少人将严复与林纾并列，称为并世的译才。（注：如康有为即有“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的诗句，见康有为，〈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庸言》，第1卷第7号(1913)，“诗录”页1。）

　　然而严复的译作除了广受好评之外，也引起了不少的讨论。近百年来学者们对严译的讨论延续不断，形成一个复杂的评论传统，不但包括人们对严译的评论，也包括了对于评论的再评论。这些批评主要是环绕着严复所说的：“信雅达”三原则。开始的阶段学者们多半同意严译合乎雅与信的标准，而集中于批评达的方面，尤其是雅对达的影响。其中不但涉及严译是否容易了解，也探讨它们曾否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逐渐地也有人注意到信的问题，评论严译是否忠于原书，而如果不忠于原书的话，为什么许多人指出严译与原书之间的各种差异；有些人并从富强的关怀对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来解释造成差距的原因。对于上述批评严译不忠于原著的看法，部分学者不表赞同，认为严译完全合于信的标准。另一种对信的批评则从政治领域转移到文化背景的问题，认为因为严复思想与固有的文化的连续性，使他的译文受到扭曲。以下分别叙述近百年来中西学者对严译所作的各种评论，最后再综论严译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注：在此要说明的是有关严译的评论数量甚多，在此只能选择一些较重要者，疏漏之处尚请指正。）

　　二、环绕着“达”的一些讨论

　　严复的翻译能否使读者怡然了悟而深入认识西方思想呢？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牵涉到近代中国文体的变化。当1890至1900年代，严复从事翻译工作之时，在文字上主要有四种选择：一是讲究文藻华丽与对仗工整的骈文；一是科举考试用的八股文；一是从曾国藩开始，上承唐宋八大家的桐城派古文；一是刘鹗、李伯元、吴趼人等人在撰写小说时所用的白话文。严复师事桐城派的吴汝纶，在文字运用上倾向于古文，而反对骈文、八股文与白话文。

　　最早对严复以古文译西书提出批评的是他所尊敬的长者吴汝纶。吴汝纶在《天演论》序文中他一方面说“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另一方面又说对于当时热衷于时文、公牍与小说的士人而言，要看得懂严复“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译文，并不容易。他说“凡为书必与其时之学者相入，而后其效明，今学者方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而严子乃欲进以可久之词，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吾惧其舛驰而不相入也”。（注：吴汝纶，为《天演论》所作《序》。此序作于光绪戊戌孟夏，公元1898年。）吴汝纶虽然没有明讲严复以古文从事翻译为一缺陷，但上文所谓“凡为书必与其时之学者相入，而后其效明”的观点已经指出文字运用与思想普及之关系，而在这方面严复所用的古文，即使是在士人的圈子内，也有其局限性。

　　倾向于支持白话文的梁启超在这方面的观点就更明确了。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有一篇评介严译亚当、斯密《原富》的短文。梁启超以为，此书虽已出版了百余年，其后有许多新的有关“生计学”（后依日译改称经济学）的作品，但基本上它们都是在《原富》的基础之上，肯定或否定斯密的论点，所以严复翻译此书是“诚得其本矣”。因此该书之价值在于使国人对西方生计学的开山之作有所认识，“学者苟能熟读而心得之，则斯学之根础已立，他日读诸家之说，自不致茫无津涯矣”。就内容而言，梁氏认为严复所翻译的各个新名词“按诸古义，达诸今理，往往精当不易”，他所下的案语也是“大率以最新之学理，补正斯密所不逮也，其启发学者之思想力、别择力，所益实非浅鲜”。但梁启超觉得美中不足之处是严氏的译笔太过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而所译的内容又是“学理邃赜”，所以严复所宣传的“文明思想”不易为一般的“学僮”或“国民”所了解。（注：梁启超，《评介新著：原富》，《新民丛报》第1号(1902)，第113页。）

　　对于梁启超的批评，严复回答说文字是表达思想与情感的工具，“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而中国历史上司马迁与韩愈的文字最为优美，梁氏也常说战国、隋、唐是中国学术最为灿烂的时代，所以严复觉得用此时之文体从事翻译最为合适。严复并强调，此种学理邃赜之书，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了解，他所期望的读者不是一般学僮，而是熟读古书的士人，如果因为不能读古书、通古文而有所抱怨，那么问题在于读者，而不是译者，所以他不采用如“蜉蝣曰暮之已化”的通俗文体，而用古文。他更说如果只是为了方便“市井乡僻之不学”，而采“近俗之辞”，这不是什么人们所说的“文界革命”，而是对中国文字处以凌迟之刑。（注：严复，《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书》，《新民丛报》，第7号(1902)，第109-113页。）

　　从以上的讨论可见甲午战后严复在《原强》一文提出“开民智”的主张，希望藉着启发民智而造就新的“国民”，他自己则致力于翻译事业来实践此一理想。然而“开民智”观念的本身即蕴含了思想普及的要求，在这方面浅显易懂的白话文，显然要比深奥典雅而又仅仅流通于精英分子的古文，来得有效，这样的想法促成了梁、严所说1902年前后的“文界革命”，这一革命主张又回过头来冲击到严复所采用的古文。无论如何严复所寄望的读者显然还是士人，但是从文字的角度而言，诚如吴汝纶所说的，当时已经有一些士人读不懂严

　　译，更不用说它能使梁启超所寄望的一般“学僮”与范围更广的“国民”受其益。

　　本篇论文是由3COME文档频道的网友为您在网络上收集整理饼投稿至本站的，论文版权属原作者，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或者抄袭，仅供参考学习之用，否者后果自负，如果此文侵犯您的合法权益，请联系我们。

　　胡适不喜欢严复所用的桐城古文，他把这种文字叫作“死文字”，白话文则称为“活文字”。虽然如此，他还是肯定严译的价值：

　　严复的英文与古中文的程度都很高，他又很用心不肯苟且，故虽用一种死文字，还能勉强做到一个达字。他对于译书的用心与郑重，真可佩服，真可做我们的模范……严译的书，所以能成功，大部分是靠着这“一名之立，旬月踟踌（蹰）”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无论用古文、白话，都可以成功。（注：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5-6页。）

　　胡适显然以为从文字的角度来看，对通晓古文的传统士人而言，严译是“雅”且“达”，所以严复文字上的选择有其时代的意义；然而对于新学青年而言，则是雅而不达。至于信方面，胡适并无批评，从文章内容来看，他似乎暗示，译本与原文之间并没有严重的差异。换言之，即使是通晓英文，又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自由主义者胡适也相信：严复忠实地将西方的思想，包括穆勒的自由主义，翻译为中文。

　　蔡元培抱持着相同的意见，以为严复成功地译介了西方的思想，现在一般的读者虽不易了解严译，但当时的学者却得以透过严复的译文了解西方思想，而严氏的案语对他们也有很大的帮助。（注：蔡元培，《五十年来之中国哲学》，第1页。）蔡元培的评论和胡适一样，主要是有关译文的雅与达之关系，而没有从信的角度，来质疑严复对西方思想的引介。

　　胡适与蔡元培都是支持白话文运动的主将，但他们却能以同情的态度，了解古文对当时学者的意义，因而肯定严译的贡献。然而胡适在文章中把严译所用的桐城古文称为“死文字”的说法，却引起一些学者的反驳。他们主要是反对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其中白话文运动的“学衡派”诸君。（注：有关学衡派之背景与及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批判见沈松侨，《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84）；乐黛云，《重估〈学衡〉——兼论现代保守主义》，收入汤一介编《论传统与反传统：五四70周年纪念文选》（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第415-428页。）

　　曾受传统教育，又留学美国的胡先骕以为文言与白话之分不在一今一古，而只是同一文字的雅俗之别，所以典雅的古文可以随时代而在内容上推陈出新，绝非胡适所谓的“死文字”。例如他说严复与章士钊都是“以其能用古文良好之工具，以为传播新学术、新思想之用，斯有不朽之价值”，其中他特别欣赏严复：

　　严氏译文之佳处，在其殚思竭虑，一字不苟，“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故其译笔信雅达三善具备。吾尝取《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与原文对观，见其义无不达，句无胜义，其用心之苦，惟昔日六朝与唐译经诸大师为能及之。以不刊之文，译不刊之书，不但其一人独自擅场，要为从事翻译事业者永久之模范也。（注：见胡先骕，《说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学衡》第18期(1923)，第7页。胡先骕对严复译作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他一方面从文字的角度肯定严复所用的古文，但另一方面他对严复所引介的《天演论》与英国斯密与穆勒的自由思想深表不满。）

　　学衡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柳诒徵抱持着同样的观点，他说严译合乎他所标举的信雅达三原则，对引进西学有很大的贡献：

　　近世译才，以侯官严复为称首，其译赫胥黎《天演论》标举译例，最中肯綮。嗣译斯密亚丹之《原富》、约翰穆勒之《名学》、斯宾塞尔之《群学肄言》、孟德斯鸠之《法意》、甄克斯之《社会通诠》等书，悉本信雅达三例，以求与晋隋唐明诸译书者相颉颃，于是华人始知西方哲学、计学、名学、群学、法学之深邃，非徒制造技术之轶于吾上，是为近世文化之大关键。（注：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台北：正中书局，1974），下册，第186-187页。）

　　贺麟虽不属学衡派，但对此派抱持着比较同情的态度。他明确地表示《群己权界论》是忠实的直译，在信方面并无值得批判之处。他与上述几人不同的地方是，他开始注意到严复翻译工作的阶段性。他以为除了早期的《天演论》、《法意》、《穆勒名学》与晚期的《名学浅说》分别采取意译与“换例译法”，略亏于信之外，其它的译作基本上都合乎信雅达的翻译三原则。总之，贺氏以为严译“雅”，而且多半能“达”，除了初期与晚期采意译方式，不够“信”之外，中期的几个译本包括《群己权界论》在内，基本上符合“信”的原则。（注：贺麟《严复的翻译》，《东方杂志》第22卷第21号(1925)，第75-87页。）

　　对于上述学衡派与贺麟等人肯定严译的看法，很多人并不同意。1930年之后，白话文的使用逐渐成为一股无法抗拒的浪潮，而随着白话文的普及，欣赏严译古文的人就更少了。瞿秋白与鲁迅对翻译问题的讨论，反映了此一现象。瞿氏在1931年给鲁迅的信中提到，古文的典雅使严译无法达成“达”与“信”的目标，他说：

　　严几道的翻译不用说了。他是“译须信雅达，文必夏殷周”，其实，他是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最近商务还翻印“严译名著”，我不知道这“是何居心”！这简直是拿中国的民众和青年来开玩笑。古文的文言怎么能够译得“信”，对于现在的将来的大众读者，怎么能够“达”！（注：收入《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册，第372页。）

　　鲁迅早年非常喜爱阅读严译《天演论》，由此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知识领域。针对瞿秋白对严译的批评，在回信中鲁迅不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他觉得严

　　译文字虽较不易懂，但是在信的方面没有问题。尤其是《群己权界论》的翻译，把信看得比雅与达还要重要，所以此书的问题不是信，而是“信而不达”。他和贺麟一样以为应对严译加以分期，认为早期所译的《天演论》是取法六朝译佛经的方法，重视雅与达，读者较易于了解。后来所译的《原富》、《法意》、《群己权界论》等书，则是取法唐代译经，“看得信比达、雅都重一些……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据我所记得译得最费力，也令人看起来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学》和《群己权界论》的一篇作者自序，其次就是这论，后来不知怎地又改称为《权界》，连书名也很费解了”。（注：《鲁迅全集》，第4册，第380-381页。）

　　从以上对严译的批评，鲁迅表明了翻译中的两难状况，亦即雅而达的翻译往往不够信，而太看重信的译本，却又使读者不易了解。简言之，鲁迅以为严译的问题在前期是达而不信，后期的译本，如《穆勒名学》与《群己权界论》则是信而不达。（注：《鲁迅全集》，第6册，第352页。）

　　本篇论文是由3COME文档频道的网友为您在网络上收集整理饼投稿至本站的，论文版权属原作者，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或者抄袭，仅供参考学习之用，否者后果自负，如果此文侵犯您的合法权益，请联系我们。

　　对于达的讨论并不限于文字的雅与信方面，也涉及内容的问题，这就是梁启超在前文所说“学理邃赜”所导致的障碍。严复在《群己权界论》的凡例中也曾表示，译文易懂与否，主要不在文字，而在内容，西方深奥的思想在译为中文之后，思想的隔阂仍然存在，此种隔阂使中国读者不易了解：

　　海内读吾译者，往往以不可猝解，訾其艰深，不知原书之难，且实过之，理本奥衍，与不佞文字固无涉也。（注：严复，《群己权界论·〈译凡例〉》。）

　　就此而言严译两本逻辑学方面的著作，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与耶方斯的《名学浅说》，尤其有这样的问题。这两本译作在当时曾轰动一时，推动国人学习逻辑学的热潮，但是许多人都说因为这门学问过于艰深，严译很难懂。

　　《穆勒名学》出版的次年(1906)，留学日本的朱执信在《民报》之中表达了一个很类似的看法：

　　中国则自明李氏译《名理探》始，暨艾氏译《辩学启蒙》，皆不行于世。严氏译名学后，世乃知有一科学，为思之法则尔，然吾窃观世之读名学者，什九震于严氏之名而已，以云深喻，殆未可也。（注：《民报》，第6号(1906)，第65页。）

　　甚至连博学的王国维也说严复以古语来译《穆勒名学》颇为难解，对于通外语的人来说，还不如直接读原著作来得容易：

　　若谓用日本已定之语，不如中国古语之易解，然如侯官严氏所译之名学，古则古矣，其如意义之不能了然何，以吾辈稍知外语者观知，毋宁手穆勒原书之为快也。（注：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静庵文集》，第100页下。）

　　以上的讨论环绕着严译的雅与信，与所译内容，对于“达”的影响。梁启超以为严译是雅而不达；胡适与蔡元培则以为要作世代的区别，典雅的译文对通晓古文的士人是达，而影响大；对新学青年则是不达，而影响小。瞿秋白则说典雅的古文不但不易懂，也达不到忠于原著的目的。贺麟与鲁迅则另辟蹊径，以为严译之不达，是因为过度重视“信”而造成的。此外，梁启超、朱执信与王国维则指出严复以古文翻译深奥的西学，其内容之艰深影响到读者对译书的了解“达”。胡先骕与柳诒徵等学衡派学者反对上述的看法，以为严译符合信雅达的三原则。就更广的历史背景而言，有关严译在达方面的讨论牵涉到“开民智”之理想与近代中国文言与白话之争。严复一方面促成开启民智的重大变化，另一方面则因坚持使用古文而饱受抨击。

　　三、环绕着“信”的一些讨论

　　除了以上环绕着“达”的讨论之外，亦逐渐地有学者从“信”的角度思考，讨论严译是否忠于原著，并解释影响其忠实度的各种原因。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严复缺乏知识上的能力，例如语言上的障碍、不重视精确、采取意译的手法，或缺乏足够的西方经济学或哲学等方面的训练。知识上的不足也与严复自己的哲学或政治思想有关，有些人觉得严复的思想是肤浅的或有矛盾的，因而在信方面有所缺失。另一种解释则认为严复经世之念太深，他藉着西学来表达本身的政治关怀，因而扭曲了西方的想法。例如许多人认为严复受到国家主义之驱策而追求富强，因而使民主或个人自由变成次要的目标；或者认为严复对西方民主的价值没有充分的了解，而他后期又转向“保守”，不再肯定自由、民主，这些政治上的倾向对他的翻译都有所影响。

　　对于上述的批评，部分学者提出反驳，认为严译完全忠于原著，或者认为严复了解西方自由主义对于个人价值的肯定。另一种对信的批评从政治领域转移到文化背景的问题，认为因为严复思想与固有文化的连续性，使他的译文受到扭曲。有人指出严复过度依赖传统的伦理、哲学的范畴与语汇，因而无法表达西方的理念；也有人认为严复误解了认识论方面的问题，这也包括他对西方逻辑推理的误会。

　　最早从“信”的角度批评严译也是吴汝纶，在1897年3月写给严复的一封信中，吴氏谈到严译在“信”方面的缺失。他指出严氏译书有经世的意图，是要借西人之口来劝谏国人。此一目的虽然很好，但是不能因此而影响翻译的内容。他觉得翻译并非著书，因此《天演论》中严复将西方的人与事，改为原作者所不知道的中国的人与事（即所谓“易洋典与汉典”），是不恰当的，还不如忠实地“纯用元书之为尤美”。（注：吴汝纶，《致严复书》，收入《严复集》，第1560页。）

　　蔡元培同意严复译作有经世之心，“每译一书，必有一番用意，译得狠慎重”，如名学方面的书是为了“革新中国学术”；《群学肄言》是纠正当时政客不知慎重地评估破坏与建设；《原富》与《法意》则是为了传播经济哲学与政治哲学。对于《群己权界论》，他以为书名之更改反映了严氏从激进到保守的转变。后来有不少人接受上述的说法，认为标题的改变反映严氏思想的转向，从强调“自由”转移到强调“限制”。（注：如周振甫，《严复思想述评》，第205页。徐高阮，《严复的权威主义及其同时代人对此型思想之批判》，《故宫文献》第1卷第3期(1970)，史华慈也有此一看法，对此持批判态度的是林载爵，《严复对自由的理解》，《柬海学报》，5(1982)，第97-98页。此外汪荣祖也不同意书名的更改代表转向保守，见《严复的翻译》一文，第122页。）蔡元培的意思显示，严复的翻译在选书与标题上有其现实上的“用意”；除此之外，他对于严译在“信”方面并无质疑。（注：蔡元培，《五十年来之中国哲学》，第2页。）

　　早期对严译之精确度表示不满的还有王国维。他在1905年所写的《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方面肯定严译《天演论》令人耳目一新，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又说《天演论》之书名的翻译有问题，“赫氏原书名《进化论与伦理学》，译义不全”。在同书另一篇《论新学语之输入》，他又说严复在翻译时创造了许多新的语词，贡献很大，但其中不恰当的部分为数也不少：例如将evolution译为“天演”，与将sympat-hy译为“善相感”，这两个词不如译为“进化”与“同情”来得恰当。再者，严复也常以“不适当之古语”来表达“西洋之新名”：

　　如译space（空间）为宇，time（时间）为宙是已。夫谓infinitespace（无限之空间）、infinitetime（无限之时间）曰宇曰宙可矣。至于一孔之隙、一谈弹指之间，何莫非空间时间乎。空间时间概念足以该宇宙，而宇宙之概念不足以该空间时间。以宇宙表space、time是举其部分而遗其全体也。以外类此者不可胜举。夫以严氏之博雅而犹若是，况在他人也哉！（注：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静庵文集》，第98下—99上页。）

　　本篇论文是由3COME文档频道的网友为您在网络上收集整理饼投稿至本站的，论文版权属原作者，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或者抄袭，仅供参考学习之用，否者后果自负，如果此文侵犯您的合法权益，请联系我们。

　　张君劢更进一步地认为严译的问题来自他运用充满了文化意涵的古文来从事翻译，结果不但不够精确，更造成意义的混淆。张氏提到一些具体的例子：

　　其立言之际，务求刻肖古人，以古今习用之语，译西方科学中之义理，故文字虽美，而义转歧混。如《天演论》第二篇首云：“自处嬗之变迁，而得当境之适遇，其来无始，其去无终，曼衍连延，层见迭代，此之谓世变，此之谓运会。运者明其迁流，会者以指所遭值”。考之赫氏原文，但云天然状态者，乃亿万年以来，不断之变迁之过程中一种暂时的境界而已。Thatthestateof

　　nature,atanytime,isatempo-raryphaseofaprocessofincessantchange……。原文之义，简单明了如此，而严氏以意颠倒附益，全失本来面目。且我国文字中意义宽泛者，莫若运字会字，以此人事盛衰之名，入之自然科学中，徒令人联想及于“世运循环”、“风云际会”之成语。而赫氏生物哲学之本旨全失矣。

　　总之张氏认为，“严氏译文，好以中国旧观念，译西洋新思想，故失科学家字义明确之精神，其所以为学界后起者之所抨击，即以此焉”。（注：见张嘉森，《严氏复输入之四大哲家学说及西洋哲学之变》，收入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第1页。）他的批评是广泛地关于信，注意到严复以传统哲学与政治思想的语汇，误解了西方以逻辑为基础的“科学”性语汇，但他没有针对严复对自由与民主的看法。

　　傅斯年也说严译因不精确而导致更改原意，他主要是从“直译”的角度批评严复的“意译”。他说严复的翻译不忠于原著，是以改变原书之意旨的方式来追求“达恉”。（注：傅斯年，《译书感言》，《新潮》，第1卷第3号(1919)，第531-2、535页。）傅氏以为翻译必须一方面要对原作者负责，一方面则要对读者负责，译者虽然无法一字一字地译，但至少必须一句一句地译，而不能用混在一起的意译。他说这是因为意译很容易随意伸缩，或者改变腔调与思想的次序，或者把困难的地方蒙混过关，因而扭曲了原意。傅氏是较广泛地批评严译在“信”方面的缺失，他举了《天演论》和《法意》的例子，却没有谈到《群己权界论》。

　　贺麟以为严译基本上合乎信，而且有些译本因为过于重视信而影响到达。但也提到与蔡元培与傅斯年很类似的意见，认为严复的翻译有其本身之用意，因而“改恉”。他从哲学的角度对严复的译述工作在思想上的贡献提出评估，他说严译就内容而言，不是专门性哲学的著作；就目的而言，是实用性的；就方法而言，则是着重以文雅的古文以求达。其中因为实用性很强，所以他的译述带有救治时弊的目的，“他所译述的学说，不是他服膺有心得的真理，而只是救时的药剂”，并使他在翻译时选择性地强调某一部分，而忽略另一部分。（注：贺麟，《当代中国哲学》（南京：胜利出版社，1945），第21页。）贺麟的评估已经不仅注意到严译是否忠于原著的论题，更从现实环境与思想内涵对其译作之影响，来解释严译不忠于原著的原因。他首次提出严复因受救时心态的影响，使他在介绍英国功利主义时，对“富强之术”的关怀超过了对“提倡放任、容忍、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与“注重社会福利、改善平民实际生活的社会改革思想”的重视。

　　和贺麟一样对中西的语文、文化有深入认识的钱钟书，也对严译在“信”方面提出质疑。在1948年初版的《谈艺录》一书中，钱氏评论严复的诗句时，简单地提出“几道本乏深湛之思，治西学亦求卑之无甚高论者，如斯宾塞、穆勒、赫胥黎辈，所译之书，理不胜词，乃识趣所囿也”。其中“理不胜词”一语显示他认为严译文字不错（雅），但译文在表达西学的内涵方面不如文字那么成功，而这是源于严复缺乏深刻的思想、见解又有所局限，他所选择翻译的西书是比较浅显的。（注：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第24页。）然而具体而言，到底钱钟书觉得严译有什么问题呢？可惜后来他只撰写了《林纾的翻译》一文，没有以同样的功夫，详细地探讨严复的翻译。但是在该文中，他引用上述吴汝纶对严译的批评，认为在翻译方面，严复“可和林纾作伴”。他所说严、林共有的毛病就是依己意而更改、增补原著，结果把翻译变成了创作。（注：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七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74页。）

　　如果说中国的评论者开始注意到严复的政治意识与文化背景都对他的翻译作品产生影响，那么美国学者史华慈(BenjaminSchwartz)特别是从政治意识的角度来谈这一个问题。他在1960年出版的《富强的追求：严复与西方》一书，深入地阐述了上述贺麟所谓因为富强的关怀而忽略“提倡放任、容忍、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的论点。

　　史氏认为严复所翻译的书都环绕着介绍西方文化此一特点，以有助于中国臻于富强。换言之，严复的焦点不是自由，而是一种能发挥富强的社会动力。由于对此富强的关怀，所以严复忽略了西方自由主义对个人的尊重，而将国家富强的目标置于个人自由之上；对他来说，个人自由虽有其内在而真正的价值，但是它主要是作为达成国家富强的有效“方法”，而吸引严复热烈的关怀：

　　这样一来，自由被视为一种让人民的“才能力气”解放出来的过程，而这个力气必须要应用到促成国家富强，这一个跟自由本身不同的目标。……如果在他［严复］的思想中，科学、自由、平等、民主不是与他的关怀［富强］有所联系，那么我们很可以怀疑，他对“自由主义”的信奉是否会那么强烈。这些［自由主义的］原则可能具有它们自己、抽象的价值，但是就是它们作为实现富强之手段（注：这是史华慈所加的强调符号）的直接价值，引起严复最热烈的反响。(67-68)（注：括号中的数字为史华慈书中的页数，下同。）

　　从史华慈的看法来说，严复这样地强调西方文化对“才能力气”的解放，一方面掌握到历史的真相，而另一方面也易于对自由的意涵产生扭曲。换言之，严复欣赏对“才能力气”的解放，却没有了解到西方文化中将才能力气解放与个人自由两者加以平衡的重要性。

　　史华慈的这一个诠释在史学界，尤其是西方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史氏说“严译是藉翻译来作诠释的绝佳案例”(134)，他在翻译这些西方典籍时所采用“意译式的”("paraphrastic"95)的手法，则使他有一文字上的空间，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按照史氏所述，严复没有直接了当地把自己的思想投射到西人的著作之上，反而“严译的确成功地传达了他所想要传达的思想的真正本质”(95)，然而“偶尔可是很严重的意义的扭曲……是从扭曲原意的一些先入为主的成见来的，严复所有的翻译都经过这些成见的折射”(96)。

　　本篇论文是由3COME文档频道的网友为您在网络上收集整理饼投稿至本站的，论文版权属原作者，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或者抄袭，仅供参考学习之用，否者后果自负，如果此文侵犯您的合法权益，请联系我们。

　　本篇论文是由3COME文档频道的网友为您在网络上收集整理饼投稿至本站的，论文版权属原作者，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或者抄袭，仅供参考学习之用，否者后果自负，如果此文侵犯您的合法权益，请联系我们。

　　李泽厚的《论严复》一文是大陆学界对严复思想研究的一篇力作，他看过史华慈的书，也同意严复是以翻译来创造。他说“严复《天演论》的特点恰恰在于它不是赫胥黎原书的忠实译本，而是有选择、有取舍、有评论，有改造，根据现实，‘取便发挥’的‘达旨’。但李泽厚不同意史氏以手段与目的来解释个人自由与国家目标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严复对西方个人自由之重要性的体认是“先进和彻底的”，严复充分地了解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英国派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李泽厚以严复在《原强》中所说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一语，来说明严复思想的特色。然而按照李泽厚的看法，虽然严复完全肯定个人自由的绝对价值，他无法建立一个没有内在矛盾的己群并重的思想。换言之，李氏和史华慈一样觉得严复是要把国家的目标放在个人价值之上，可是对李泽厚而言，因为严复也完全欣赏并肯定个人自由，所以他是矛盾地徬徨于个人与国家之间，而不像史华慈一直强调严复认为国家比个人重要。他说：

　　即使主张“自由为体”的严复仍然把国家的自由（即独立）、把富强、“救亡”远远放在个人自由之上，这就构成严复的理论思想（“自由为体”）与实际主张的一个重大的内在矛盾。

　　李泽厚指出严复一方面主张“自由为体”，肯定个人自由的最高价值，另一方面又强调救亡、富强等群体的目标。这一看法修正了史华慈的观点，但对李氏而言，严复既重视己、又重视群的己群并重的观点是有“内在矛盾”，不具有思想上的综合性与创造性。

　　李泽厚也注意到严复思想的变迁。对于《群己权界论》一书，他跟着蔡元培以来的说法，以为标题的更动是他思想倒退的象徵，“他曾翻译穆勒的《论自由》，出版时却改名为《群己权界论》，连自由一词也不原提，与以前成了鲜明对照”。此一保守的趋向到后期更为明显。李泽厚说严复早年“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看法，是对西方自由民主理念“先进和彻底的”理解。但是因为他主张“变法改革首先在于对人民进行资产阶级教育”，以提升国民程度，而不是政治变革，所以在政治上“越来越保守”，“更加向封建主义靠拢”。最后不但将自由、民主置于脑后，也否定向西方学习，肯定尊孔、读经，“完全回到封建主义怀抱中去了”。（注：李泽厚，《论严复》，《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除了以上的作品之外，也有一些学者以进一步的研究，来反省严复的翻译工作。

　　田默迪(MatthiasChristian)曾是奥国来台的留学生，现任教于台北的辅仁大学。他在《严复天演论的翻译之研究与检讨：与赫胥黎原文之对照比较》

　　一文，以中英对照的方式逐字逐句地检验严复《天演论》第一章的翻译，而指出两者之间许多的差异。此文问题意识的起点即是赫胥黎的原著与严复的译作有所不同，而在方法上他所采取的详细的本文对比，也是以前学者研究严译时所不曾做过的。作者以为严译《天演论》一书不是直译，也不是意译，而是将翻译、评述结合在一起的创作，因此他所营造出来的文字气氛与原著大不相同，可以说是偏重雅而丧失了信。再者他也注意到文化背景的因素，谈到传统伦理、哲学范畴与语汇，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推理方式对译文的影响。（注：田默迪，《严复天演论的翻译之研究与检讨：与赫胥黎原文之对照比较》，《哲学与文化》，第19期（1975年9月），第4-18页；第20期（1975年10月），第49-58页。）

　　另一个类似的研究是赖建诚对《原富》一书的分析，他对照原文，并对书中300多条案语作分类与诠释。他认为“史华慈的研究是‘严复现象’的最重要代表作”。他也同意史氏所说严译的本质是“讬译言志”，严复借着翻译斯密之书来强调求富的重要，并破除传统“重义轻利”之观念。他和史华慈一样，以为严复所提倡的个人自由“大概也只是追求富强手段之一，而不是其终级目的”。赖建诚强调在严译西方经典著作之中，“除了《天演论》外，对中国知识分子并无深刻的影响”，以《原富》一书来说，该书的翻译对当时经济政策没有产生影响力，“中国知识界也未因严复的译介，而对于西方经济学说有更明确、系统的了解”。（注：赖建诚，《亚当史密斯与严复：国富论与中国》，《汉学研究》，第7卷第2期(1989)，第303-340页。）本文的贡献在于指出由于中文相关语汇的缺乏与严复在经济知识方面的限度，使他无法精确地将斯密的要旨译为中文，而他所下的案语也是即兴而肤浅的。

　　汪荣祖所写《严复的翻译》一文，有心要作为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一文的姐妹篇。他同意钱钟书所说翻译是将一种文字“化”为另一种文字，但他对严复翻译的评估却与钱钟书截然不同，钱氏认为严复和林纾一样依己意而更改、增补原著，结果把翻译变成了创作；汪氏则以严复的翻译非常成功。汪荣祖认为以直译而求信不是最好的翻译，对他来说，严复所采取的“达旨”［意译］，能够无斧凿痕迹地传达作者意旨的方式，反而是比较忠实于原著的［信］。汪荣祖也和胡适与蔡元培一样，指出严译在达方面所造成的问题，主要在于古文与白话文之差距，或说作者的文字表达与读者接受能力之间的差距，所以就翻译而论，他以为对了解古文的人来说，严译雅、达兼备，在信方面也没有问题；尤其是严氏充分了解穆勒对个人自由的重视，并无史华慈所说因为国家主义而忽略个人自由。总之汪氏不同意上述许多学者（包括他所景仰的钱钟书）所指出严译在“信”方面的问题，而又回到类似于民初学衡派的立场，把严译当作翻译的楷模。

　　四、结论

　　整体来看近百年来对严复翻译事业的讨论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评估传统。这些评估环绕着严复所提出的信雅达的翻译三原则。早期如梁启超、胡适、蔡元培，朱执信等人都同意严译在信方面没有问题，但因为严复以典雅的

　　文言文翻译内容深奥的西学，因而影响到“达”。与达密切相关，但不一样的议题是严译是否产生重大的影响。瞿秋白、赖建诚等人认为其影响力有限，有些学者则反对此一论断，认为至少对熟稔古文的士大夫来说，严译曾产生很大的影响。

　　逐渐地学者争论的焦点转移到信的方面，以及如果不信，其原因何在等论题。对严译在“信”方面有所质疑的学者包括吴汝纶、王国维、傅斯年、贺麟、钱钟书、赖建诚等人，他们以为严复缺乏知识上的能力，如缺乏语言的技巧、不够精确、采用意译的方法，以及对西方经济学或哲学等知识背景没有充分的认识等，因而严复并没有将西方思想忠实地译为中文。田默迪的意见与此类似，他认为严复有意选择摘译与评述结合的手法，因而使译文与原文有所差距。

　　本篇论文是由3COME文档频道的网友为您在网络上收集整理饼投稿至本站的，论文版权属原作者，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或者抄袭，仅供参考学习之用，否者后果自负，如果此文侵犯您的合法权益，请联系我们。

　　知识能力的不足也与另一类的批评相关，有些学者认为严译不够精确是因为严复自己的哲学或政治思想的缺陷所导致的。钱钟书说严复对西方学术思想认识很肤浅，李泽厚则说严复思想存在着内在矛盾。

　　除了知识方面的问题，另一个引起相当多讨论的议题是严复自身政治意识对译文忠实度的影响。吴汝纶、蔡元培、贺麟都说严复以西方学说来表达个人的政治关怀，换言之他的翻译具有高度经世的动机，因而对西方思想有所选择与扭曲。其中一种非常普遍的说法认为严复因为受国家主义鼓舞，追求群体富强，因而将民主或个人自由变成次要的目标，或将之眨抑为达成富强的工具；贺麟、史华慈、徐高阮、林载爵、林安梧都有以上的看法。贺麟更认为严复并不真正欣赏放任、容忍、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

　　严复的政治意识也涉及他转向“保守”的议题，蔡元培、史华慈、徐高阮、李泽厚等人认为因为此一转向使严复在翻译之时从强调自由转移到强调限制。

　　对于上述各种对严译在“信”方面的批评，也有一些学者持反对的意见。较早有学衡派诸君，如胡先骕与柳诒徵，他们认为严译信雅达三善兼备，在信方面完全没有问题；较近的例子则是汪荣祖，他认为严译以意译的方式传达作者的意旨，是忠实于原著的。另一类对于信的反驳则集中于史华慈所提出的个人自由的议题，李泽厚、汪荣祖都认为严复成功地传递出西方思想中个人自由的价值，并没有史华慈等人所说的误解，我个人也很同意此一看法。

　　对于严译在信方面的讨论，有些学者从政治意识进一步地触及到文化背景对翻译的影响。张君劢、林安梧与田默迪指出严复过度依赖传统伦理、哲学的范畴和语汇，所以译文无法传递出西方思想原有的风貌；林安梧与田墨迪认为上述的误会涉及双方认识论倾向上的差异，其中一个重要的表徵是严复无法完

　　全跟着西方的逻辑推理。

　　从上述对严译的各种讨论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一、上述的回响可以反映，整体而言严复作为一个翻译者是相当成功的，在国人认识西方思想、回应西力入侵的历史发展上，他不但是一个开创性，也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的深远影响更是无庸置疑的。

　　二、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严复对西方穆勒式自由主义的翻译很广泛地被评论者视为是精确的，这也显示严复对西方自由主义如果有所误会的话，此一误会有相当的代表性。

　　三、在有关严译是否忠实于原著的讨论之中，严复政治取向对其翻译之影响受到很多人的注意。此一讨论以史华慈的作品最具深度与广度，然而在他之前已经有中国学者注意到他所谓富强对严复翻译事业之影响的课题。在这方面最值得讨论的问题是严复是否充分地了解并肯定穆勒对于个人尊严与个人自由的强调。严复到底是主张己轻群重，还是己群并重？如果是并重的话，是否有李泽厚所说的矛盾的问题？这一矛盾是严复自己感觉到的，还是从外在的哲学标准来的一种评估（如李泽厚的马克思主义）？这些问题值得作进一步的探索。

　　四、史华慈注意到一些传统文化因素（如道家思想）对严复产生持续性的影响，但是他却忽略这种与传统的连续性可能会妨碍到严复对于史氏所谓“西方思想的真正本质”的掌握。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则有较为敏锐的眼光，许多人注意到文化因素对了解严译的重要性，其中也包括认识论的课题，不过在这方面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五、在国人将西方一些与认识论密切相关的典籍翻译为中文之时，翻译者必须要对因为文化差距所造成双方认识论的不同有所了解，才能有比较忠实的翻译。但是就更广的意义而言，认识论只是一个面向，忠实的译本必须依靠文化之间的广泛交流与深入的相互了解，并奠定在讲求高度精确的“现代翻译文化”的基础之上，在中国这样的条件或许是在赵元任之后才逐步建立的。在此过程之中，严复的翻译工作及其遗产是我们反省过去与开创未来的一个重要凭借。

篇十五：有人这样评价一位学者

　西方学者怎样评价毛泽东的

　　西方学者怎样评价毛泽东的“上山下乡运动”？

　　2010年04月21日

　　11:08东方早报

　　【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93条

　　核心提示：知青一代既是失落的一代，也是思考的一代。他们对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左”的路线，对以整人为目的的政治运动，有特殊的敏感和反感；他们有较强的个人权利意识和社会公正要求，他们付出的高昂代价和巨大牺牲以多种的方式化作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因素。

　　1968年12月22日，按照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说法，公布了伟大领袖的最新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强制性迁移运动由此展开。在超过十年的时间内，共有超过一千六百万青年离开家乡，奔赴农村和山区。这场运动寄托了领袖的狂热幻想和乌托邦式希望，给各级政府和各个单位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更不用说给千万青年及其家庭带来梦魇般的烦恼和创痛，时至今日，余波未了。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这一千六百万前知识青年中自然产生了不少社会精英，尤其是文化精英。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关于上山下乡运动，关于知识青年经历与生活的回忆录、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乃至大型展览和文艺表演活动长盛不衰。中国当代知名作家中，有一个明显的群体是“知青作家”。而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学者中也有这么一个群体，他们自身有上山下乡的经历，他们长期致力于研究上山下乡这段历史，他们写出了关于这个题目的厚重专著。

　　其实，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早已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重大课题，西方学者的系统研究远远早于中国学者。他们之中不乏优秀的研究者，虽然在语言、亲身体验和收集材料等方面的条件不如中国学者，但他们发挥自己视野开阔、思想自由、理论框架坚实等优势，写出了具有洞见的论著。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潘鸣啸（MichelBonnin）教授的《失落的一代：中国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就是近年涌现出来的优秀作品，此书的法文版出版于2004年，中文译本于2009年和2010年分别在香港和北京出版。本书将有

　　助于中外读者了解那一场不同寻常的运动，推动中外学者深入研究那一段富于教益和启示的历史。

　　人们可能会问：中国人对那场运动有刻骨铭心的记忆，中国人对那段历史的回忆、文学描述和理论总结的文章汗牛充栋，难道还有外国人思考和论述的余地？那些外国学者何德何能，可以在中国人专有的园地里独辟蹊径、另发新枝？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国外学者的先天优势之一，就是对中国问题既能进得去，又能出得来。他们观察中国问题，有自己独特的思路和视角。比如，在与中国学者一样论述毛泽东历来强调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同时，潘鸣啸还指出，“把城镇青年送去发展农村的想法并不是毛泽东首创的……那是出自毛泽东未来的死对头赫鲁晓夫的思想。作为共产主义领袖，他们两个都是农民出身，而且都受了民粹主义的影响。1954年初，赫鲁晓夫希望尽快改善不景气的苏联农业，忽发奇想，利用城市共青团员们的先锋精神，动员他们去开垦位于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三千五百万公顷的荒地。”

　　苏联的经验引起中国共青团中央的注意，团刊报道、评论，团中央组织代表团赴苏联学习，党中央赞赏并转发团中央的报告，后来组织知识青年团队到黑龙江北大荒去开荒。在用美丽辞藻反复宣传时，“原本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这一事实很快就被忘得一干二净，而毛主席却被誉为下乡运动的创始者”。

　　比国际视野和比较研究更重要的，是西方学者的问题意识。潘鸣啸苦苦思索和认真研究的，不仅是上山下乡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更加着力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掀起这场大规模运动的主要动因到底是什么？

　　原因在经济还是政治？

　　西方学者对于中国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某种传统和范式。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ThomasP.Bernstein）的专著《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就是一部代表作。他的夫人在本书中文版前言中总结他的观点说：“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面临着源于无法遏止的城市人口膨胀和城市失业率日渐高涨

　　的社会压力。他们的政府在向城市移民的浪潮及因就业能力要求而与日俱增的教育压力面前束手无策。相对这种一般状况而言，中国曾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在这个国家曾实行的一系列的控制城市膨胀、促进农村发展以及使教育与经济发展实际相适应的措施中，一个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将城市中学毕业生送到农村和边疆去安家落户……这无疑是本世纪任何一个国家中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这个解释被广泛接受，以至于由原国务院知青办老同志编写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也说：“美国教授的这段话比较真实、客观地表达了中国党和政府的决策者发起上山下乡的本意和初衷。”而潘鸣啸想要质疑和挑战的，正是这种纯经济的解释，他认为主要动因不在经济而在政治方面。

　　《失落的一代》一书认为，毛泽东发动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有三种。第一种在意识形态方面，它在1968年的动员宣传中具有突出地位。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学校教育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教育，青年越来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革命理想，因此，他们必须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

　　的再教育，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与此同时，上山下乡还能实现另一个意识形态目的，即缩小“三大差别”（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

　　第二种动机是要降伏红卫兵，恢复社会秩序，重新稳定局面。在1968年，中国各个省市都结束了造反和“天下大乱”的局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红卫兵仍然没有停止派性斗争，争吵不断，武斗不断，从7月底起，毛泽东派解放军和工人的宣传队进入大学，强行制止派性、恢复秩序，紧接着就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这个运动还有一种作用，就是加强毛泽东的权威，以及建立在领袖个人思想及威望基础上的“魅力领袖”式权威制度。

　　潘鸣啸并不否认上山下乡包含有经济上的动机，他把这样的动机分为两类，一是积极的，即要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中国农村历来落后，需要城市青年把知识、文化、科技带下去，而边疆是“反帝反修的最前线”，需要增加防卫力量；二是消极的，即要解决城市就业和人口过剩问题，这个动机在许多时候羞于提及，因为据说失

　　业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问题，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但在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中也会顾不了那么多，毛泽东的号召就是夹在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为一篇报道的编者按语中发表的，这篇报道的题目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

　　潘鸣啸实际上对经济动机的作用持怀疑而非肯定态度，比如他指出，在大量下放知青的地方，往往是既不缺农业劳动力又不缺能读会写会算的年轻人。他的论证更是指向“解决城市就业和人口过剩问题”这个伯恩斯坦的观点，伯恩斯坦预言，工作岗位最不紧缺之日，就是运动结束之时。但事实是，运动进入尾期的1979年正是城镇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高峰期。统计数据表明，十年“文革”中，被招工进城的农民数量与被下放到农村的知青数量基本持平，都在八百万左右。事实上，城镇企业单位需要劳动力，但当时的政策不允许雇用城镇青年，于是只能在农民中招工，这说明上山下乡运动并不是源于化解城市中待业青年人口过多的问题。

　　运动是否达到了预定目的？

　　作者从上面谈到的三个方面对这场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进行总结，考察它是否达到了当初设想的目的。

　　从社会经济方面看，运动完全没有达到目的。虽然一度急剧、大规模地把城镇青年下放到农村，暂时缓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但下乡的知青最后都回来了，而期间被招工进城的农民绝大部分没有回去。从长远看，运动非但没有解决失业问题，反而令问题更加严重。北京在1979-1980年两年间需要安置八十万青年就业，但如果没有下乡运动，这个数字只是三十二万，因为十七年前北京出生的人口是三十二万。上山下乡运动完全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办法，而是掩盖问题的办法，它使人忽略了很多扩大就业的方法和机会，比如缩减第三产业，取缔个体劳动。另一方面，还助长了既不适应经济需要又非常不平等的招聘制度，即单位职工退休，由其子女接替岗位的顶替制度，以及由单位负责招聘本单位职工子女的归口包干制度。这不但在劳动力质量和生产效率方面是有害的，而且非常不平等，使工作岗位成为世袭。

　　不解、不快甚至反感，但他强调这个称呼非但没有贬义，相反还是相当贴切的。是的，我们可以相信这个1968年在巴黎参加过“五月风暴”的左派学生，这个“老外老三届”对中国的同代人一定有同情性的理解，我们还能从这个称呼中感受到一位有思想的研究者对上山下乡这一空前巨大的历史性事件中蕴涵的悲剧性的洞察。

　　这一代人的突出特点是思想的独立性和理想的失落，“别再奢想这一代人会毫不犹豫地追随任何一位领导人，指到哪儿打到哪儿。对红卫兵的镇压和林彪事件使他们学会了对崇拜的政治偶像及政治理想提出怀疑。下乡运动中他们直接体会到了宣传和现实之间的距离”。说这一代人是失落的一代，主要是指他们在应该学习的年龄丧失了求学的机会，所以也可以把他们称为“耽误了的一代”。虽然他们当中有极少数人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获得进大学的机会，也有人在艰苦的条件下通过自学、夜大、电大的方式成材，但必须承认大多数人确实被耽误了，这导致他们在生活、工作各方面一直处在不如意的状态。

　　当然，知青一代既是失落的一代，也是思考的一代。他们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获得了对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独特的经验，这是在他们之前和之后的人无法得到的。他们对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大公无私”的说教，对经济、社会、文化政策中“左”的路线，对以整人为目的的政治运动，对以告密为手段的竞争方式，有特殊的敏感和反感；他们有较强的个人权利意识和社会公正要求，他们付出的高昂代价和巨大牺牲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化作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因素。（凤凰网历史频道基于传递新闻价值之必要，特补发东方早报2010年4月11日标题为《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原因何在》文章，以飨读者。）

篇十六：有人这样评价一位学者

　近代史人物评价李鸿章

　　一、李鸿章与他的时代

　　李鸿章生于1823年2月15日，时值晚清。当时，欧洲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得工业飞速发展，英国更是率先完成工业革命而成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而大洋彼岸的美国自1783年正式独立以来，也赶上了工业革命的步伐，工业经济飞速发展，日益强大。

　　然而，就在资本主义各国飞速发展的时候，中国却仍处于闭关锁国状态，拒绝外来的先进资本主义文化，沉醉在“天朝上国”的荒诞梦想之中，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英国队中国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

　　李鸿章正是出于这样一个时代，一个风雨飘摇、时局动荡的年代。大清江山在列强的枪炮下岌岌可危，而民间反清的运动又一浪高于一浪。虽然清朝已经腐朽不堪，但清朝却是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因此，大清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中国，而李鸿章等清政府的重要官员就是大清，就是中国。

　　就这样，李鸿章被时代的浪潮推向了历史的前台，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运动、签订不平等条约……正是这无数的“不得不出手、不得已而为之”，使得他

　　一生毁誉参半。

　　二、镇压起义与洋务运动

　　鸦片战争之后，由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由南方兴起，并迅速壮大，一度占据中国半壁江山。为了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李鸿章先是参加了曾国藩的湘军幕僚，后又组建淮军，大力镇压起义，摧毁了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虽然因为是农民阶级领导而有着各种各样的局限，但是在当时的中国来讲，它的革命性和部分思想还是很有进步意义的，所以，镇压太平天国可以说是李鸿章地主阶级局限性的集中体现。

　　虽然李鸿章参与扼杀了太平天国这场有进步意义的起义，但他也做了在当时来看很有进步意义的一件事，那就是洋务运动。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

　　在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下，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大大促进了中国近代的资本主义发展。

　　三、外交与不平等条约

　　李鸿章曾代表中国出访了俄国，德国，法国，英国，比利时等国家，面对资本主义强国，作为中国的代表，74岁高龄的李鸿章并没有输掉民族气节。有人曾回忆过李鸿章出访时的一件趣事：在李鸿章到达德国时，为表示欢迎，须演奏各国国歌，而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国歌，于是，轮到中国时，李鸿章气定神闲，清了清嗓子就开始高唱家乡民歌，一下子把全场人都震了。

　　但是，中法之役中，中国占据了优势，李鸿章却自知大清国力无力与法国长期抗衡，不顾前线将领的反对，决定“乘胜即收”，并很快与法国达成和议，签订《中法新约》。甲午海战中国惨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作为中方代表签订《马关条约》，更是招来一片骂声;后来，由于中国所割辽东之地侵犯了俄国的势力范围，李鸿章有意联俄制日，因此又引出了俄国主导三国干涉还辽并向中国索取东北利益作为还辽好处的中俄密约等等风波。二十世纪初，义和团运动兴起，导致八国联军侵华，联军进逼京津，朝廷又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去收拾残局，最后与八国联军签订了《辛丑条约》。不久之后，年近八十的李鸿章便与世长辞。

　　四、对李鸿章的评价

　　诚然，李鸿章做出过很多招人唾骂的事情，譬如残酷镇压太平天国，又譬如一生签下30多个不平等条约。但是，就镇压农民起义而言，这是他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就连林则徐这样的民族英雄，为了绞杀太平天国革命，也都不顾病体之难，做了第一

　　任“剿匪总司令”。另外，关于他经手签订不平等条约之事，虽不可否认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民族灾难，但我们不应忽视，清政府的每次次议和是在全面战败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敌人炮口下的“议和”，清政府无论派谁为代表，都不可能改变战败受辱的地位，因此不能把这笔烂账都算在李鸿章一个人的头上。

　　总的来说，我认为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应当是功大于过的，无论对历史的进城还是对中国的发展，都起了相当大的推进作用。若没有李鸿章，便没有洋务运动的发展，若没有洋务运动，也就没有中国最初的工业化，更没有大量取得了实效的民用工业和后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另外，尽管李鸿章代表请政府签订了一些列不平等条约，但是在诸多外交活动中，李鸿章却表现出了可贵的民族气节，为中国赢得了一定的声誉。

　　李鸿章在总结自己人生的时候称自己为“裱糊将”，大清国哪里漏了他便去哪里补一下，但却只是“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可见，李鸿章的失败是历史大环境所造就的必然，但我们不得不说，他已经在自己的时代中沿着自己的原则路线，做出了最大的努力。

　　近代史人物评价李鸿章

　　李鸿章在世人的心里的形象的爱国臣子，但也有人说李鸿章是卖国贼，而李鸿章的师傅曾国藩是这样评论李鸿章的：拼命做官。其实李鸿章之所以会被时人和后世都骂作“卖国贼”，主要与他“主和”，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有关，好像他就是“卖国”的

　　专业户。本文详细谈论了李鸿章历史功过之说。

　　清末乃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1840—1949年，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时段，特别是在清末的五十年，它比打打杀杀的“五胡十六国”时还要复杂得多，用李鸿章的话说，他们所遇到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但当时能有李鸿章这么头脑清醒的人还不太多，都还在浑浑噩噩，继续做“天朝上国”的美梦。

　　要想“制夷”，必先“师夷”，个中道理，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早就说过，问题是“师夷”之论曲高和寡，没多少人愿意听，做起来更难。这是因为，如果“师夷”，至少会遇到思维与感情两大障碍。论思维，历史的辉煌早已昭示，只有别人向我们学习的道理，哪有“用夷变夏”的道理?论感情，中国人不仅很讲面子，还很讲气节，怎能拜强盗为师?尽管如此，李鸿章还是强调“师其所能，夺其所恃”，他既明说，也真干，虽然经常碰壁，他和老师曾国藩等还是发起了以“师夷”为主的洋务运动。

　　由于英法联军把清军打得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还惨，北京首次遭劫，连咸丰皇帝都在惊恐中丢了性命，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也同意“师夷”。曾国藩、李鸿章等力排众议，从创办军事企业开始，率先把机器引进国内，机器工业开始出现零的突破，我们不要小看它的重要性，以及它将带来的许多连锁反应。正如马克思所说：“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

　　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不要以为清朝的新式军工企业就只有对内镇压农民起义的一面，当知那时的太平天国已如强弩之末，已经对清朝统治者不构成主要威胁了。

　　在坚持改革与开放方面，当时没有谁比李鸿章做得更好

　　乃师曾国藩死得较早，李鸿章就秉承师教，并以后来居上的架势，创办许多事关国计民生的民用企业，包括轮船运输、机器采矿、铁路、电报等。有人说李鸿章创造了四十七个“第一”，这未必精确，但在当时坚持改革与开放方面，没有谁比他做得更好，他办洋务的功劳最大，这是毫无疑问的。李鸿章是一个有远见有能力的人，他坚持办洋务，不怕谤议和围攻，他还主张用西方人才的标准来选拔中国的人才，“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改变八股取士的落后方法。这就打破了文化民族中心主义，在当时很不容易。面对守旧者的轮番围攻，他仍坚持自己的见解：“综核明实，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虽然我国历史悠久，“我未见圣人留下几件好算数器艺来”。这是一个夹着尾巴做人的爱国者，他为谋求国家的富强做了不少实事。

　　李鸿章之所以会被时人和后世都骂作“卖国贼”，主要与他“主和”，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有关，好像他就是“卖国”的专业户。但要知道，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同西方列强是“战”

　　好还是“和”好，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打不行，打又常常打不过，结果只有签订不平等的条约，带来更大的灾难。况且，李鸿章只是受命签约，并不代表他个人的意愿，他也不是没

　　有据理力争过，但毕竟弱国无外交啊。

　　日本政府破译李鸿章谈判底价，让其十分被动

　　在西方列强看来，这个一米九左右的清朝大臣仪表堂堂，办事讲成效，也很有威严。但在甲午战败后，既凶狠又狡诈的日本政府通过破译李鸿章的电报密码，已经知道清朝的谈判底价，使李鸿章十分被动。他奉命去马关谈判时，在谈判桌上力争，不同意割地，也不同意赔三个亿，但日本政府特别霸道，几乎毫无协商的余地，使他回天无力。在力争过程中，李鸿章还遭到日本浪人行刺，左脸被打伤，子弹留在体内，直到回国后才取出。受伤住院时，年逾古稀的李鸿章还高兴地说，挨枪使日方理亏，他们也该对我方作出让步了，这何尝不是好事。结果，日本少要了一亿两银子。从李鸿章的受伤态度中就可知，他也在以国家利益为己任啊!西方学者对孙中山这样的革命领袖的评价尚不一致，但对李鸿章的评价不仅基本一致，而且还相当高。

　　梁启超赞李鸿章：虽败亦豪

　　甲午战败曾使李鸿章的声名一落千丈，但我们不能断言洋务运动就因甲午战败而“彻底失败”，也应冷静地分析甲午战败的主要原因。北洋舰队在1888年成军之时，我国的海军实力在世界上排名第八位，日本那时还赶不上。但北洋建成后，就一直没有再投入军费更新装备，而日本则奋起直追，后来居上，最后在甲午战争中占了上风。梁启超赞同当时西方的评论，说“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李鸿章“虽败亦豪”。至于李鸿章在同

　　左宗棠为“海防”与“塞防”谁最重要争论时，提出放弃新疆的错误认识，值得批评，但不等于他就是“卖国”。当知由于晚清的积贫积弱，有此糊涂认识者还大有人在，谭嗣同不就主张拍卖“大而寒之”的新疆等地来筹款变法吗?

　　当然，李鸿章不是没有缺点，不必美化。他办事灵活，很重感情。他是靠淮军起家，所以对淮军将士及后人都很照顾，合肥人找他办事，他经常二话不说，这也说明他缺乏原则，易感情用事。曾国藩说他的学生李鸿章“拼命做官”，历史学家蒋廷黻说不见李做人，只见做事，可知李鸿章的为人不及曾国藩那般正气，任人唯亲，也有一些衙门作风，比较孤傲，更容易遭人攻击。

　　关于李鸿章历史功过论，就好比整个清朝给中国人带来的影响.近代史人物评价李鸿章

　　日本政府破译李鸿章谈判底价，让其十分被动

　　在西方列强看来，这个一米九左右的清朝大臣仪表堂堂，办事讲成效，也很有威严。但在甲午战败后，既凶狠又狡诈的日本政府通过破译李鸿章的电报密码，已经知道清朝的谈判底价，使李鸿章十分被动。他奉命去马关谈判时，在谈判桌上力争，不同意割地，也不同意赔三个亿，但日本政府特别霸道，几乎毫无协商的余地，使他回天无力。在力争过程中，李鸿章还遭到日本浪人行刺，左脸被打伤，子弹留在体内，直到回国后才取出。受伤住院时，年逾古稀的李鸿章还高兴地说，挨枪使日方理亏，他们

　　也该对我方作出让步了，这何尝不是好事。结果，日本少要了一亿两银子。从李鸿章的受伤态度中就可知，他也在以国家利益为己任啊!西方学者对孙中山这样的革命领袖的评价尚不一致，但对李鸿章的评价不仅基本一致，而且还相当高。

　　梁启超赞李鸿章：虽败亦豪

　　甲午战败曾使李鸿章的声名一落千丈，但我们不能断言洋务运动就因甲午战败而“彻底失败”，也应冷静地分析甲午战败的主要原因。北洋舰队在1888年成军之时，我国的海军实力在世界上排名第八位，日本那时还赶不上。但北洋建成后，就一直没有再投入军费更新装备，而日本则奋起直追，后来居上，最后在甲午战争中占了上风。梁启超赞同当时西方的评论，说“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李鸿章“虽败亦豪”。至于李鸿章在同左宗棠为“海防”与“塞防”谁最重要争论时，提出放弃新疆的错误认识，值得批评，但不等于他就是“卖国”。当知由于晚清的积贫积弱，有此糊涂认识者还大有人在，谭嗣同不就主张拍卖“大而寒之”的新疆等地来筹款变法吗?

　　当然，李鸿章不是没有缺点，不必美化。他办事灵活，很重感情。他是靠淮军起家，所以对淮军将士及后人都很照顾，合肥人找他办事，他经常二话不说，这也说明他缺乏原则，易感情用事。曾国藩说他的学生李鸿章“拼命做官”，历史学家蒋廷黻说不见李做人，只见做事，可知李鸿章的为人不及曾国藩那般正气，任人唯亲，也有一些衙门作风，比较孤傲，更容易遭人攻击。

　　关于李鸿章历史功过论，就好比整个清朝给中国人带来的影响

　　三、自大优越的性格与中日甲午战争

　　受地理条件和自身灿烂文化成就的影响,中国统治者和人民上下皆沉沦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在对外交往中具体表现为闭关锁国。李鸿章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大话语权的大人物,也不可避免受这种不良心态的影响。中日甲午战争,是一场日本军方野心勃勃、蓄谋已久并作了精心准备的侵略性质的战争。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夜,日本军方对晚清的兵力和战斗力,甚至每个省能派出参加战争的兵力等情况,都进行了专门的统计汇报;日本军方也对即将发生战争的战场绘制了详尽的作战地图。中方以李鸿章为首坚持“陆主海从”的海防思想,带有极其优越自守并居于天朝上国的美梦、满足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存地域、不愿开拓对外发展的大陆民族的温和平顺心态,但实际状况往往是血腥的,猛烈的炮火叩开摇摇欲倾的帝国大门,淹没了自大优越的人,这值得人们深深反省。

　　四、酷爱浮华的性格与《中俄条约》

　　作为在“天朝上国”虚妄骄矜的气氛中长成的一代饱学之士,李鸿章也渐渐形成了不切实际、浮华的个性。俄国人深谙李鸿章的心理,在对其接待上,着重以“各种中国式礼节,加以点缀”,对其鞠躬是“极为低深”,极大限度地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在俄国人

　　精心的恭维和高明的“愚弄”下,李鸿章渐渐被引入精心设计的陷阱中,最终在1896年6月3日,与俄使签署了《中俄密约》,中国东北的一些权利被让渡给俄国。李鸿章被他的“知己们”狠狠地暗害了一把,但是以合约签署的成功而暗暗自喜。这是李鸿章在对外交往上业务不精的极好说明,也是其浮华个性所导致的。

　　五、结语

　　个人性格的形成与其成长的时代息息相关,且受到现实情况的约束,一个人的个性特点,是其内里文化素养、心理状况和历史影响的联合映射。面对一个祸患不断,从内到外都腐朽了的末路王朝,李鸿章成了一个在忠君思想和历史进步间踟蹰不决的人,一个深处历史漩涡中的人,这也使其养成了既卑微又骄傲、既踏实又浮华的个性。既在清末的内部政治和对外交往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影响,也为自身铺开了近代弱国政治与外交的悲剧性前路。

篇十七：有人这样评价一位学者

　别人对鲁迅个人评价1

　　鲁迅先生之死，应该说，这是世界的损失，不是单独中国的损失，所以对于这位文化战士，艺术巨人，怀着永久哀悼的，也不仅是中国人。

　　当鲁迅先生死时，我正在东京，记得那是___年___月___日的早晨，我翻开《读卖新闻》，一个鲁迅先生的像，一个《亲日文学家鲁迅之死》的标题，映入我的眼中，使我突然起一个震悸。

　　哦!鲁迅先生死了!这战士，他舍我们而去了，他永恒的休息了。

　　同我邻室的一位朝鲜文学家金时昌君，是我们帝大的同学，他在编辑一个进步的叫做《堤防》的文学杂志。在洗脸时，遇见我，他以哀戚的声音，向我说：“鲁迅様死了!”

　　“是的，鲁迅様死了!”

　　我回答着。我们的眼都红红的。我继续说：“鲁迅様不仅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也是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

　　“是的，我们朝鲜人，有正义感的朝鲜人，对于这位巨人是不能忘记的。”

　　说着，我们相对流下泪来。

　　我到帝大去，在参考室内，遇到几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同学，有的人在翻阅鲁迅先生的遗著《中国小说史略》的增田涉的译本。他们看见一个中国人的我，仿佛想慰唁似地说：

　　“鲁迅様死了，留着这些宝贵的遗作的鲁迅様死了;这是可悲的事情呀!”

　　我到考古学教室去，史学教室去，遇到的熟人都是这样表示着叹惋的意思。而文哲学系中的护手江泰君、大中臣君、齐藤君，几个平时特别欢喜研究鲁迅先生的著作者，更加流露着悲戚，这些悲戚是发自内心的。

　　这之后，我很留心去搜集关于哀悼鲁迅先生的文章。在《改造》、《中央公论》、《日本时论》等较大的杂志中，都登载着哀悼的文章;《中国文学月报》并且出过一个特辑。有些画报中，印有先生的遗照和手迹的，我也买得来。如新居格、增田涉等，都出其平时藏先生的遗墨刊布出来。在国人中，有郭沫若先生的一篇哀悼文字，登在《帝大新闻》上。这一些统计来不下二十几篇文字吧!搜集来的杂志画报和剪贴的报纸，现都已经散失了。

　　记得有一天，我买了好几本登有哀悼鲁迅先生文字的杂志。在看过坂东氏的端砚展之后，我坐在上野前松屋食堂里，吃着饭，我翻检着，忽然不禁流下热泪来。侍女向我惊异地望着，以为我有什么伤心的事情。这一天，我是应原田淑人先生的约，去看上野博物馆新陈列的汉封泥和汉碑的珍贵拓片的。天上下着雨，我撑着伞子走着到博物馆。我不知所以然地这样悲哀。在博物馆里，我看了陈介祺氏所藏的几百颗封泥，这是用金钱夺取我们的珍物。另外一颗汉倭奴国王的印，这是日本国内发掘得来的，于此还可见中国同日本古代的关系。我想：死去的鲁迅先生，他是收藏许多墓志汉画的，对于这一定也是欢喜的吧?我们不仅失去一位新文化的导师，而且我们也失去一位整理中国文化遗产的学者，这是永远无方法补偿的。

　　这之后，我们在东京，曾为鲁迅先生开过一次追悼会，是在神田日华学会举行的。到的人非常多。这一天，自己因为帝大的几个教授的约定，去看岩崎家静嘉堂文库藏书的，里面都是我们宋元以来旧刊的宝藏。文库在市外的山里面。等我急急地赶回来到会场，佐藤春夫氏的演讲已经完毕了，流着眼泪走出来。即是这眼泪，也可看出深厚的情谊。那天演讲的，还有郭沫若先生和其他的朋友们。临走，我取了一束鲁迅先生遗像前的菊花，一直供到不久离开东京的时候。

　　在报纸上，对于鲁迅先生逝世的记载，是有着许多不同的意义的。有的叙述过去的交往，如山本实彦和新居格等。而增田涉氏，对于先生特别有亲厚之感。最奇特的是《读卖新闻》对于先生加以亲日文学家的头衔。使我钦佩的是《文学案内》所登载的秋田雨雀氏、佐佐木孝丸氏几个人的短短的文字。他们说：“称鲁迅为亲日文学家，也可以说中国的文学家中，多是亲日的，他们对于日本良善的民众，非常亲密，而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则非常厌恶。”这话正是针锋相对的、正确的言论。

　　鲁迅先生正是中日向上的文化的连锁，他以全力促进中国文化，同样也想促进日本文化。日本文化却在暴横的军阀压迫下，窒息而死了。在先生死之后，而日本帝国主义者，搅乱着两个民族和平的生活，便对中国爱和平的民众残杀起来，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是我们民族的不幸，也是日本良善的民众的不幸。我想，在海之东，在海之西，在许多哀悼鲁迅先生的人的心中，一定共同蕴蓄着反帝的正义，来继承先生的遗志，努力奋斗以求和平去发展各民族真正的永恒的友谊的。

　　别人对鲁迅个人评价2

　　“在不触及___和鲁迅这两位思想家的前提下，我们是无法讨论___世纪的中国的。”

　　在社会主义政权正式建立后，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对上述这句话表示了认同，从而表达他们对于使封建秩序土崩瓦解的革命思想的敬畏。但是最近，中国国内开始有了“消除鲁迅”的趋势与行动。主管发行大部分中小学生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今年___月份的新学期开始，删除了初一语文课本中鲁迅的散文《风筝》。

　　出版社和一部分教育界的相关人士这样解释道：“(鲁迅的文章)内容难度太大，学生无法理解，从而使得他们对学习产生了厌恶”。用这样的理由来解释对于删除这部被誉为鲁迅散文中的精品的作品的原因，显然是无法让人释然的。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之前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时被(从课本中)删除时用的也是同样的依据：在十年和六年前，上海市和北京市都以“对学生来说难度太大”为由分别从初中、高中教材中删除了该作品。

　　事实正是如此：___年之后曾经先后有___篇鲁迅的作品被用于教材中，但是到现在大约只剩下了___篇了。作为足以让中国自负的思想家乃至革命家，并且同时作为全世界最优秀的作家的鲁迅，为何会遭受如此这般的冷遇呢?这真的是为了给学生减负的措施吗?为了得到真正的答案，我们还得回归到其作品内容当中。___年发表的《风筝》，讲述了鲁迅折磨不会放风筝的的弟弟的故事。通过回顾幼时对待弟弟的所作所为，他谴责了自己的良心。但是鲁迅真正想表达的是，无法抵抗来自兄长不

　　当的压力的弟弟，和让弟弟变成这样的家长式的封建秩序，从而进一步揭穿了封建社会的暴力性。

　　被学生所熟知的《阿Q正传》也是一样的。早于《风筝》两年前发表的这部小说，通过阿Q这位最底层的农民工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矛盾。通过阿Q受辱而不知反抗，甚至被小偷逼迫到被枪杀的命运，激烈地批判了中国民众的愚昧。

　　___年后的现在，中国社会正在与腐败和网络谣言进行战斗。(政府)本想着把腐败怪责为不受监督的封建权力的产物，然后把管制谣言作为防止扩散不满社会言论的一种措施。但是反观而言，这说明了现在民众还是存在着鲁迅当时所揭发那种，无法抵抗的社会星的封建愚昧。

　　所以中国似乎担心着，作为受到封建压迫的代表的阿Q，是否会转而成为对于体制的一种抵抗。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的一席话让我印象深刻。“(这些)不能写，不能说的话，对于学生而言，是否在其中存在着国家的未来呢。这就是鲁迅的精神。”

　　别人对鲁迅个人评价3

　　二十多年前我和高远东在一个研究室工作。那时候人们喜欢清谈，各类沙龙十分活跃，可是几乎都找不到他的影子。他的文章不多，一个人躲着读周易、鲁迅、金庸之类的书。偶和同事见面，语惊四座，神秘的玄学一直罩着他。直到他在《鲁迅研究动态》发表了那篇《〈祝福〉：儒道释“吃人”的寓言》，人们才发现了他诱人的才华。我读了那篇论文，很长时间不敢去碰鲁迅，因为自知没有相当的功夫，是不能从容地解析那个世界的。

　　对于他的著述我期待了二十年。这其间偶能看到他在杂志上谈论鲁迅的文章，都阅之再三。我感觉，他的文字有着穿越时空的回旋感。从八十年代开始，他思考宏大问题从来都是从细节开始的。他看文学原著，都不愿意简单地停留在价值判断上，而是从文化的血脉里整理其复杂化的存在。新出版的《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真的让我驻足久久，暗生幽情。八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思维惯性，在他那里被另一种思路代替了。我曾经想，讨论鲁迅也不妨多一点野性或文艺学科以外的东西，我们现在的研究大多被学科意识所罩住，同义反复者多多。大凡有奇思新意的，都不在这个范围。

　　别人对鲁迅个人评价4

　　高远东之于鲁迅，暗示着八十年代末以来诸多文化难题的汇集。他开始起步的八十年代的诸多精神题旨，在九十年代与后来的岁月里越发棘手与扑朔迷离。在“冷战”结束与诸种新思潮弥漫的时候，如何面临抉择，一直困扰着他。也缘于此，他从鲁迅资源里寻找当下语境里属于自己的东西。不仅在回溯着原点，其实重要的是他发现了鲁迅世界的一种复杂结构下的心智情绪。鲁迅研究的最大问题是研究者一直在远离鲁迅的语境中讨论鲁迅。在高远东看来，“选择鲁迅还是胡适”，就是非此即彼的“冷战”模式。比如自由主义与左派谁更重要，是封闭语言环境里才有的疑问。人们多年一直在用鲁迅最厌恶的语言讨论鲁迅，这是青年一代远离这个前辈的很重要的原因。我以为高远东不同于同代人的地方在于，他的思考恰恰是从颠覆这个思维模式开始的。他解析鲁迅小说，梳理青年鲁迅的文言论文，参与现代性的讨论，根本点是为了找到鲁迅的那个回旋式的语言逻辑点。鲁迅在肯定着什么的时候，同时又在提防着什么。在走向近代化时又反抗近

　　代化的黑影。最早是汪晖从哲学的层面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汪晖没有来得及从更深的层面继续自己的思路，而高远东却从多样的精神载体里，找到了面对鲁迅的视角。鲁迅是如何从古文明里出离，如何再进入对古文明的改造;如何在确立“内耀”的同时，又关注“他人的自我”;如何在建立现代小说规范的那一刻又冲破了这个规范?回答这个问题，用了作者二十余年的时间。这其间他的思绪从西洋近代哲学到古中国的先秦哲学，从“五四”回到当下，从俄国经验回到中国现实。他惊奇地发现了鲁迅精神结构的一个链条，那就是在“立人”的情怀里的“互为主体”的思想。这不仅回答了新思潮对鲁迅的挑战，也回答了一些浅薄的左翼人士偏执理念的诸种提问。这是高远东不同于前人的地方，他终于在复杂性里找到一个解析鲁迅的话语方式。

　　别人对鲁迅个人评价5

　　在高远东那里，一是不断从当下的问题意识里寻找与“五四”启蒙传统的对话形式，一是从鲁迅的小说与杂文文本里爬梳其精神的另一种可能性。前者不得不回答自由主义与后现代思潮的挑战，他从未将鲁迅传统与胡适传统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把他们视为文化生态的两翼。“鲁迅是药，胡适是饭。”这个通俗的比喻又用来形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各自价值。这就和各类流行的思想隔离开来，有了自己独立的声音。后者则从知识界的分化里，发现新的知识群落的悖论。比如后现代论者急于颠覆启蒙以来的理性逻辑，但又想建立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恰恰是他们在出发点上要否定的存在。历史正重复着“五四”前后的景观。人们在呼唤建立什么的时候，又开始丧失着另一种资源。

　　而鲁迅绝不是这样。高远东在一种当下的焦虑里，进入了对鲁迅的深度读解。

　　他发现鲁迅在面临那个年代的话语氛围时，一直持一种冷静的批判姿态。即常常从流行的确切性的话语里发现他们的悖论。而他的一些思考其实就是要穿越这个悖论。高远东从鲁迅早期的文言论文《破恶声论》里，发现了鲁迅思想的重要资源。《鲁迅的可能性》散出的思辨力，在我看来是他思想成熟的标志。

　　《鲁迅的可能性》解释了“主体性”与“互为主体性”的逻辑过程。特别是“互为主体性”的提出，是继“立人”、“中间物”意识之后，一个重要的发现。鲁迅思想原点的这一个元素的发现，为真正还原棘手的价值难题创造了一种可能。鲁迅不是在“是”与“不是”中讨论主奴的关系，而是在强调“立人”的过程中，绕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简单逻辑，把“主观”、“自觉”发展为“反诸己的内省”。

篇十八：有人这样评价一位学者

　学者的学术影响力评价方法

　　李旋;郝继英

　　【摘

　　要】Fourmethodsforevaluatingtheacademicimpactofscholarsweredescribedaccordingtotheirliteratureinformation,includingsubjectiveevaluationmethod,bibliometricmethod,socialnetworkanalysisandcomprehen-siveevaluationmethod.Theirdevelopmenttrendwasstudiedbyanalyzingtheircharacteristicsandapplications.%以学者的文献信息为基础介绍了主观评价法、文献计量法、社会网络分析法和综合评价法等4种学者学术影响力评价方法，通过对上述评价方法特点和应用现状的研究分析，探讨了学者学术影响力评价方法的发展趋势。

　　【期刊名称】《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年(卷),期】2016(025)008

　　【总页数】5页(P48-52)

　　【关键词】学者;学术影响力;评价方法;评价指标

　　【作

　　者】李旋;郝继英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图书馆，北京100039;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图书馆，北京100039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G252.8;G250.252

　　学者是人类科学知识的重要传承者、传播者和创造者，也是科技进步的主要推动者。某学科领域的高学术影响力学者在其研究领域中起着导向作用，是推动科学研究不断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学术产出信息能够反映该领域的主要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科技文献是科研人员学术产出的主要形式，集中体现了科研人员的研究进程和创新成果，学者公开发表的文献被学术界或同行重视、认可和引用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者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

　　在全球学术交流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科学研究不再局限于科学家本人或有限的团队范围内，一个大范围行业内、跨行业乃至跨国界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环境已经形成。在这个大环境中，无论是学术会议、学者互访、同行评议、交叉学科研究项目的开展，还是各学科专业领域研究人员继续进修与深造，都迫切需要了解本研究领域及其相关领域高学术影响力专家学者的学术产出信息及其科研合作网络和关联关系，从而更加快速、高效地掌握学科领域研究现状和前沿动态，使科研人员能够站在前人已有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更高层次的发现与创造，促进更为广泛的学术交流。同时，也在合作交流中不断挖掘未用文字表达出来的隐性知识，为科研合作提供更加有效的支持[1]。

　　因此，学者的学术影响力的评价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科研管理和科研学术评价领域的研究热点，同时也是每一位学者的关注热点。对学者进行科学公正的评价，不仅可以激励学者不断创新，而且可以引导和鼓励学者不断调整和校准其研究方向，从事更加有价值的科研活动。

　　1学者的学术影响力评价方法的研究现状

　　1.1主观评价法

　　主观评价法是基于专家的知识和经验进行评价的方法，最具代表性的是同行评议。同行评议是由从事某领域及其相关领域研究的专家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该领域

　　的科学研究活动及其相关要素(如研究人员、研究项目或研究成果等)进行评价的一种方法[2]。同行评议方法的主要特点是主观性较强，参与评价的专家的知识和经验对评价结果影响重大，因此选择参与评价的专家至关重要。目前，同行评议等主观评价法是对学者的学术影响力进行评价的主要方法之一。如华南师范大学焦建利教授在进行美国教育技术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10名领军人物的遴选上，运用同行评议方法向国内外教育技术领域的专家发放网络调查问卷，请专家对初步选定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30位候选人进行影响力大小的5个等级的评定，在同行专家评定结果的基础上对每位候选人综合得分进行排名，最终确定了美国教育技术领域10位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3]。

　　因为专家同行能够更加真切地了解一篇学术论文的价值和影响力，所以同行评议方法在学术评价中的地位是任何定量评价方法所不能取代的。但是，利用同行评议方法对学者学术影响力进行评价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如专家同行的选定缺乏一个统一和公认的标准、成本较高、时效性较差等，在一定程度上较大地影响着评价的实际效果。

　　1.2文献计量法

　　文献计量法即文献统计分析法，是将包含情报的相关文献的外部特征进行量化处理并利用统计学方法进行统计分析，通过数据揭示文献的特征和变化规律，从而达到情报分析和研究的目的。洛特卡通过对作者发文数量进行分析，提出了文献著者分布规律，并指出通过对发文量进行统计分析可以揭示科研人员的生产能力，并对其在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贡献进行评估[4]。普赖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提出普赖斯定律，并推导出杰出科学家人数与全体科学家人数之比约等于0.812/nmax1/2。洛特卡定律及普赖斯定律的问世为研究人员利用文献计量指标进行学术评价打开了科学的大门，但是只利用发文量指标对学者学术影响力进行评价还不能反映学者所发表论文的质量。一篇文献在撰写过程中，一般都会参考其它

　　相关文献，这样就形成了文献之间的引用与被引用关系。对引用情况进行分析，能够显示文献、学者、期刊等在科学发展过程中起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美国情报学家Garfield创建了科学引文索引(SCI)，20世纪90年代，Webofscience引文数据库的建立，使引文分析法开始被科研人员广泛关注，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等传统文献计量指标在学术评价中也逐渐得到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的认可和使用。2005年，JorgeE.Hirsch在传统文献计量指标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评价学者个人成就的指标h指数，就是其本人至多有h篇论文分别被引用了至少h次的评价指标。该指标可以更为有效地对学者长期累积的研究成果的影响力进行评价，但是该指标在学术评价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如缺乏灵敏度(h指数越大，越难增长)，对于发文数量少而被引频次高的学者的评价结果缺乏科学性等。随后，为了克服h指数的缺点，2006年，Egghe提出了h指数的改进指数g指数，它是一种基于学者累积贡献的评价指标，对于发文数量少而被引频次较高的学者的评价结果更加公平。除g指数外，一些其他的用于优化h指数的扩展指标也被提出，如e指数、AR指数、f指数、x指数、w指数、V指数等，用于弥补或完善上述文献计量指标的不足。2011年，Kosmulski提出“成功论文”的概念，即如果一篇文章的被引用频次大于其参考文献数量，就说明该文章是一篇“成功论文”。Kosmulski还进一步提出可以用成功论文数(thenumberofsuccessfulpapers，NSP)指标评价学者的学术水平[5]。2012年，Matsas教授提出了一个用于评价学者在学术界地位的指标，标准化的影响因子(nomalizedimpactfactor，NIF)，学者的NIF的值可以简化为计算学者所有论文的被引频次之和与所有论文的参考文献数之和的比值。Matsas称NIF值大于1的学者可以定义为学术界的领导者[6]。该指标可以有效降低学者自引的影响，但同时一些学者可能刻意减少参考文献数量而影响评价结果。

　　此外，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许多科研交流平台应运而生，再加上期刊开放获取的

　　大规模开展，科学交流日益呈现网络化的特点，科研人员可以通过博客、微博、ResearchGate等平台发布自己的学术论文，读者阅读、评论和下载学者的文献情况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学者的学术影响力的大小，从而催生了替代计量学的兴起。王睿等人将Altmetrics指标与引文数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发现Altmetrics指标和引文数指标反映着读者对文献的不同关注方向，而且高Altmetrics指标的论文同时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7]。

　　在利用文献计量指标进行学术评价时，研究人员也会根据不同的评价目的、不同的评价主体以及不同的评价对象，选择不同的指标进行评价。如钟文娟在对《图书馆建设》的核心作者进行测评时，首先根据普赖斯定律确定核心作者候选人的最低发文量和最低被引量，选定在该刊发表4篇以上论文总被引频次在15次以上的作者为核心作者候选人，然后通过对核心作者候选人的发文指数和发文被引指数进行结合分析，把综合学术水平值大于100以上的作者确定为该期刊的核心作者[8]；武汉大学邱均平教授利用发文量和h指数两个指标对图书情报领域高影响力的学者进行筛选，经过统计分析，认为该领域的高影响力作者至少需要在南大版20种图情核心期刊上以第一作者身份发文5篇以上，而且其h指数不少于5，从而确定了图书情报领域高学术影响力学者187人，结果显示核心期刊高发文量与h指数相结合的方法在评选高学术影响力作者方面的优势明显[9]。

　　显然，任何一个文献计量指标都不足以决定学者的命运，而且文献计量方法受出版周期的影响，无法及时反映学者的成果及其影响力。此外，在对学者所发文献的被引用情况进行分析统计时无法排除具有负面引用动机的文献。但是，文献计量方法凭借着指标丰富、统计简便的优势在科研机构产出评价、学科评价、科研人员评价等方面都得了到较为广泛的应用。

　　1.3社会网络分析法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是基于的重要假设是节点的重要性等价于该节点与其他节点的连

　　接而使其具有的显著性，通过计算节点的度、最短路径、节点和边上的权值的数据，发现网络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节点，通过对这些基本属性的统计和计算，相对定量地反映出节点在网络中位置的重要程度，进而评价学者在网络中的重要性[10]。2009年印第安纳大学ErjiaYan等对图书情报领域的16本期刊近20年发文的合著作者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社会网络中的点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与被引频次等评价指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表明中心性指标也可以用于评价学者的学术影响力[11]。

　　近年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与引文分析方法相结合，分析学科结构和知识流动，成为学术评价的重要方法之一。2015年，孟祥保在对初步选取的被引次数50次以上和发文量5篇以上的62位国际图书情报学领域核心作者的互引网络分析中，指出度数中心性较高的是图书情报学领域的领军与核心人物，中间中心性和接近中心值较高的在专业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12]。吴海萍在对国外多维临近与创新学术群体的分析中，对被引频次高于25以上的高频被引作者进行了社会网络分析，指出位于图谱中心的作者与更多的作者之间存在共被引关系，处于该学术领域的核心地位，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13]。

　　社会网络分析法可以可视化地揭示学者之间的学术关系，并能直观地展示学者在科研合作网络和论文引用网络中所处的学术地位。但是该方法只是对整体网络进行分析，在对学者进行学术评价时还应考虑具体的个体研究评价结果。此外，社会网络分析法动态性较弱，在未来的发展中还需要重点研究如何动态地展示学者的学术地位。

　　1.4综合评价法

　　综合评价法主要是针对单项评价法而言，针对评价对象的多个方面的属性，利用多种指标对其进行评价。在利用该方法进行评价时，指标体系的建立以及各指标权重值的确定是最关键的步骤。如金晶等在对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发表论文的

　　学术影响力评价研究中，选取了单篇论文总他引量、单篇论文年均他引量、刊物当年影响因子等指标构建了一套适合自然科学中不同学科领域的论文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topsis法计算综合评价值，该指标体系在对跨学科的科研论文进行评价时能够更加科学地显示论文的影响力[14]。首都医科大学马路教授在对教育部学位中心排名前10所高校的临床医学科研产出情况进行评价时，选取了发文量、篇均被引频次、平均百分位、热点论文百分比、F1000推荐论文数等10个评价指标，采用专家咨询法进行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值的确定，并通过检验验证了该研究的排名与教育部公布的排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15]。该研究虽然是针对临床医学学科的评价研究，但其运用多项文献计量指标构建科研产出评价指标体系的方法对于学者学术影响力的评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综合评价法不仅可以把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而且还可以按照不同属性把指标分为不同类别，并在每一类下分解出子指标，形成若干细分层次的指标体系。虽然随之也带来计算相对复杂的难题，但是当面对复杂评价对象或评价问题时，综合评价法则成为研究人员或决策者的重要选择之一。

　　2学者的学术影响力评价方法的发展趋势

　　2.1定性评价方法与定量评价方法相结合得到更多认可

　　单纯的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定性评价主观性较强，评价效率低；定量评价时滞过长，影响力较片面等。目前，在学者的学术影响力评价上，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以其更加科学的评价结果得到更多评价主体的认同和应用。为了更好地发挥两种方法的优势，克服两种方法的缺陷，国外学者Nicole将发文量、被引次数、前1%论文数等定量评价指标与同行评议方法结合对法国600个研究团队进行了评价[16]，证明了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方法相结合进行评价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而且评价结果的科学性更高。此外，还出现了一些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评价系统和指标，例如在生物医学领域，学者的F1000推荐论文

　　数已被公认为反映其科研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因为F1000是在全球近6000名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的顶尖科学家以及另外的5000名优秀科研人员对论文定性评价的基础上，再给予定量的星级评价，F1000推荐的每篇论文都有一篇推荐评论和一个星级分数，F1000Prime得分也成为生物医学领域论文科学影响力评价的重要指标。

　　2.2针对学者评价的文献计量指标研究日益深入

　　随着学者对文献计量学更加深入的研究，部分文献计量指标的缺点逐渐暴露。2005年赫希提出用于评价科学家个人成就的指标h指数之后，针对h指数的缺陷，科研人员又提出了许多改善h指数的扩展指标，如g指数、e指数、A指数、x指数等。李海英等人又在x指数的基础上，考虑作者的署名位次和文章作者数量等因素提出了一个新的改进的评价指标即V指标，但是至今仍然没有出现一个公认的指标可以进行全面科学的评价。后续的文献计量学家们还需要不断地开发新的指数，以最大限度地克服现有文献计量指标的局限性。这些新的指标的不断改进和优化有利于更加科学、合理地评价各领域的每一位学者的影响力[17]。

　　2001年汤姆森科技集团推出了一款文献分析工具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并在随后的科研评价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2011年该公司又推出了一款Incites数据库，基于Webofscience核心合集的数据，借助文献计量指标和各学科国际标杆数据，对学科、期刊、科研机构、科研人员进行评价，并可以可视化地呈现评价指标的统计和分析结果。近年来，借助ESI和InCites数据库进行文献计量指标统计进而评价学者的学术影响力的研究逐渐受到情报学和科学管理学学者的重视。例如闫素兰等人借鉴ESI数据库中确定高影响力学者的方法，将被引频次排在前1%的作者选定为高影响力的作者并对这些作者的文献信息进行了分析[18]；杨芳等人选取InCites数据库中的总论文数、被引频次、平均百分位、学科相对影响力等指标对两位不同学科领域的带头人的学术影响力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指出该平台能够快

　　速地得出文献计量学指标的统计分析结果，是科研人员评估的一个良好工具[19]。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重视并借助上述工具进行评价，科研评价效率将大大提高。

　　2.3社会网络分析指标得到普遍关注

　　随着科研合作日益广泛，学者学术影响力不再仅仅指作者所发文章的被引用情况，基于科研合作的社会影响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者科研能力和学术影响力。如中国医学科学院杜建等研究人员对评价对象处于合作网络中的中心度指标和引用影响力指标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中心度指标与引文分析指标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且各有侧重。该作者还指出引用影响力指标能测度学者的卓越性，合作影响力指标能测度学者在学术界的核心性，要综合评价学者的学术影响力应将两指标结合起来考虑[20]。引文影响力指标与合作影响力指标互为补充，两者综合考量，有望显著提高学者学术影响力评价的准确性。

　　3结论

　　随着科学研究不断发展，学者的数量在急剧增多，学者评价研究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学者发表的文献或著作为依据对学者的学术影响力进行评价的方法种类多样，各种方法也各具特点，且各有利弊。研究人员或决策者在评价时应根据评价目的、评价对象性质的不同选择合适的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需要注意的是，任何评价方法或指标都不能决定学者的命运，如何科学、全面地评价学者的学术影响力仍然需要不断研究。

　　【参考文献】

　　【相关文献】

　　[1]何继红.以人为本科学构建学者知识库[J].图书情报工作，2010，54(8)：131-135.[2]陈敬全.科研评价方法与实证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04.

　　[3]焦建利.美国教育技术学领军人物学术思想研究引论[J].现代教育技术，2009，19(1)：5-7.[4]邱均平.信息计量学(六)第六讲文献信息作者分布规律：洛特卡定律[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0，23(6)：475-478.[5]KosmulskiM.Successfulpapers:Anewideainevaluationofscientificoutput[J].JournalofInformetrics，2011，5(3)：481-485.[6]MatsasGEA.Whatarescientificleaders?Theintroductionofanormalizedimpactfactor[J].BrazilianJournalofPhysics,2012,42(5-6):319-322.[7]王

　　睿，胡文静，郭

　　玮.高Altmetrics指标科技论文学术影响力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4，58(21)：92-98.[8]钟文娟.基于普赖斯定律与综合指数法的核心作者测评：以《图书馆建设》为例[J].科技管理研究，2012，32(2)：57-60.[9]邱均平，周春雷.发文量和h指数结合的高学术影响力作者评选方法研究：以图书情报学为例的实证分析[J].图书馆论坛，2008，28(6)：44-49.[10]陶乃航.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国内学术期刊评价中的应用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10.[11]YanEJ,DingY.Applyingcentralitymeasurestoimpactanalysis：Acoauthorshipnetworkanalysis[J].JournaloftheAmericansocietyforinformationscienceandtechnology,2009,60(10)：2107-2118.[12]孟祥保，钱

　　鹏.国际图书情报学研究群体结构：以核心作者互引分析为视角[J].情报科学，2015，33(5)：124-128.[13]吴海萍，孙

　　锐.基于作者共被引分析的国外多维邻近性与创新学术群探析[J].科技与经济，2015，28(3)：6-10.[14]金

　　晶，何

　　苗，王孝宁，等.不同学科领域自然科学论文学术影响力评价与比较的可行性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0，30(14)：279-284.[15]马

　　路，刘玉婷，孙文莺歌，等.基于文献计量学的高校临床医学科研产出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实证研究[J].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2015，24(11)：37-40.[16]Haeffner-CavaillonN,Graillot-GakC.Theuseofbibliometricindicatorstohelppeer-reviewassessment[J].ArchivumImmunologiaeEtTherapiaeExperimentalis,2009(57):33-38.[17]郭红梅，谢

　　娟，金

　　晶，等.学术论文评价指标的发展过程[J].科技管理研究，2011，31(9)：65-67.[18]阎素兰，杨

　　波，何琳.ESI农业科学的评价与分析[J].图书情报工作，2012，56(22)：42-47，68.[19]杨

　　芳，王燕.Incites用于科研人员学术影响力评价初探[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9(S)：124-127.[20]杜

　　建，张

　　玢，唐小利.基于作者引用与合作关系的学术影响力测度研究进展[J].图书情报工作，2013，57(8)：135-140.

篇十九：有人这样评价一位学者

　14年国考教师资格证中小学综合素质真题作文范文（4套）

　　三、写作题（本大题1小题，50分）【2014年下半年小学】

　　33.阅读下面材料，根据要求作文

　　苏格拉底说："快乐就是这样的，它往往在你为这一个目的忙得无暇顾及其他的时候突然来访。"

　　培根说："外在的偶然因素经常影响人的命运，但人的命运主要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要求：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写作，自定立意，自拟题目，自选文体。不少于800字。

　　【参考范文】

　　快乐掌握在自己手中

　　快乐！它是一种很简单的情感，纯洁无暇，晶莹剔透，而不带一丝杂念，它发自内心，是最简单的语言，是最美的景色，也是对幸福生活的最美好祝愿，它有着一股神奇的力量，它无国界、无贵贱，却能够吸引着你，敲碎你的黄金梦，洗濯你的自私心，净化你的心灵。它就像是一把轻巧的小剪刀，剪走庸俗、烦恼这样的残枝烂叶，留下的，则是最好的，也是最美的！

　　无论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到不顺心的事情，都会有心情郁闷的时候。如果让这种心情任意发展下去，将自己囚禁其中，郁闷的程度一定会越来越厉害，不仅于事无补，还会衍生无比的烦恼，只有试着改变自己的心态才是最终的出路！

　　人生际遇丰富多彩，当我们身处逆境时，谁知道这会不会是命运给我们的一次考验、上天与我们开的一个玩笑，或者为我们提供的一次转机呢？如果我们总在消极地悲叹、抱怨，必定会与上天提供的其他机遇擦肩而过。其实，经历本身就是一笔财富，哪怕身陷困境，也请永远不要抱怨命运，因为机遇随时都会降临。只有拥有自主驾驭心情的心态和精神，才能让快乐常伴自己左右。

　　当我们面临困境的时候，我们习惯去抱怨，抱怨环境、抱怨命运。但是打败自己的不是环境，而是我们自身。当你以积极的心去看待你所处的环境，当你看到了事物的另一面时，就能积极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方法去改变你的环境。如果不能事事顺心，就改变自己的心态，让自己的心态融入这样的环境，这样你的心就会获得自由。

　　在生活当中，我们并不是缺少快乐，而是缺少欣赏快乐的艺术，从而遗失了快乐，与快乐形同陌路、失之交臂。我们很多人总喜欢把自己囚禁在心造的监狱里作茧自缚，用忧愁的栅栏隔离了欢乐的阳光和清风。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赏心乐事，只是每个人的快乐不一样而已，我们无须用别人的快乐来判定自己的生活。每个人都像天空一颗璀璨的星辰，只要不被忧愁的云翳所遮蔽，都会发出快乐的耀眼光芒。

　　所以说快乐来源于自己，快乐的钥匙就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既然如此，我们何不换个角度来看待生活？寂寞的深渊里可能孕育出绵长的思念；烦恼的泥淖里可能生长出可人的嫩苗；痛苦的酒糟里可能酿制出快乐的甘醴。用愉悦的心情看，世界风和日丽，若用悲凉的眼睛看待世界，可能只剩下愁云惨雾。总之，不管现实多么的不尽人意，我们也要始终捏好快

　　乐这把钥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变得时时刻刻都很快乐，体会生活中的无数惊喜和意外，感悟人生幸福的内涵和意义，同时也能将自己的快乐和幸福带给周围的人。

　　我们不妨做一个自己真正的主人，做一个自己发现快乐并享受快乐的人，不要让别人的行为或外部的环境淹没掉原本属于我们自己的快乐。西方有句谚语："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一定会再为你打开一扇窗。"所以当你面临困境时，请不要抱怨环境。你无法改变环境，但可以改变你的心境，顺应环境，并努力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希望。心态决定命运，改变心态，远离不悦！（转）

　　三、写作题（本大题1小题，50分）【2014年下半年中学】

　　3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论说文。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教育的理想就在于使所有儿童都成为幸福的人。幸福是现代教育的终极价值，“有灵魂的教育”不仅要将孩子培养成为有用之人，而且应教他们追求幸福，将他们培育成幸福之人。

　　要求：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写作，自定立意，自拟题目，不少于1000字。

　　【参考范文】

　　让学生成为幸福之人是教师努力的目标

　　有人说教育的理想在于让学生提高学习成绩，有人说教育的理想在于让学生掌握生存本领，有人说教育的理想在于让学生成为有道德的人。不同的人对教育的理想有不同的解读。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教育的理想就在于使所有儿童都成为幸福的人，幸福是现代教育的终极价值。所以让学生成为幸福的人成为现代教育提出的新口号。

　　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春天里偶然闻到路边阵阵花香，夏天里穿着鲜艳的T恤坐在海边看潮起潮落，秋天里走在满是法国梧桐的小街上，冬天里在飘雪的时候站在路边吃热气腾腾的烤红薯。教师的幸福是看见学生的进步，学生的幸福是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当学生难过的时候，有老师在后面安慰他；当学生孤单时，有老师在身边陪伴他；当学生哭泣时，有老师为他擦掉泪水；当学生失败时，有老师鼓励他；当学生成功时，有老师为他喝彩。

　　当学生内心充满幸福，一方面可以拥有足够的自信，相信自己能处理学习生活中的种种困难了，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对生活的热情，成为积极乐观，充满活力的人。所以教师要把学生培养成幸福之人。

　　培养幸福之人要让学生学会感恩。感谢父母，因为他们给了我们宝贵的生命；感谢老师，因为他教会我们做人做事；感谢朋友，因为他们和我们分享成长的点点滴滴；感谢学校，他为我们成长提供宽广的平台。不要简单认为别人的给予都是理所当然的，要感恩生活的一切。只有感恩，内心才会充满丰盈的美好，生活中才会快乐很多。

　　培养幸福之人要让学生树立集体意识。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突出人心所向是成功的关键。俗语说：“一根筷子轻轻被折断，十双筷子牢牢抱成团；一个巴掌拍不响，万人鼓掌声震天”可见集体的力量。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集体力量是不可忽视的。碰见重大困难的时候，发挥集体的力量，可以感受生活中更多的幸福。

　　培养幸福之人要让学生乐于助人。乐于助人，是中国传统美德。每个人都有遇到困难的

　　时候，最需要的是别人给予的帮助。如果人人都献出一点爱，就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孔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雷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都是乐于助人的精神。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帮助别人快乐自己，会感受生活中更多的幸福。

　　一朵野花说，幸福就是用自己短暂的生命展示美丽，开满过路人寂寞的旅途。培养幸福之人要让学生学会感恩；培养幸福之人要让学生树立集体意识；培养幸福之人要让学生乐于助人。有人说幸福是可遇不可求的，其实幸福把握在我们每个人的手中。作为教师，要让学生成为幸福的人，不仅要把握教学内容，更要注重教育的内涵。（转）

　　三、写作题（本大题1小题，50分）【2014年上半年小学】

　　33、阅读下面材料，根据要求作文

　　博览群书总还是要的，读书人喜欢说“腹有诗书气自华”，仔细想想，在人身上真正起作用的，一定是真正读懂、读通、读化了的那几部分。

　　要求：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写作，自定立意，自拟题目，自选文体，不少于800字。

　　【参考范文】

　　注重阅读方法

　　增加知识储备

　　高尔基说：“书籍是青年人不可分离的生命伴侣和导师。”读书是和高尚的人在交谈。人需要博览群书，但是真正在人身上起作用的，一定是真正读懂、读通、读化的那几部书。

　　对一个教师而言，更需要好读书、读好书，在掌握阅读方法基础上，不断增加知识储备。

　　教师需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阅读书籍并不是多多益善，因为过多的阅读反而抓不住重点，教师需要明确自己阅读的重点和掌握一定的方法。

　　毛泽东在读书的时候非常反对只图快而不讲效果的读书方法。对于一些文集，他都仔细钻研，反复诵读和咏唱。这种读书方法也可以指导教师日常的阅读，在书籍中抓重点，努力吸收取其精华。如果一味的贪多贪快，不要说能够全部吸收，可能连读的懂和读的通都难以达到。

　　教师需增加知识储备，丰富阅读内容。

　　一直以来人们头脑中都有误区，认为语文老师只需要仔细研读语文书本；物理老师只需要关注物理教科书；生物老师只需要专注生物教材。殊不知不同学科的老师跨学科阅读，增长不同学科的学科知识，可以更好增加授课内容。如果各个学科老师的专业知识过于单一，不仅造成思维局限，而且授课内容过于单一，不利于学生发散性思维的培养。

　　教师需将书本知识转化为教学实践。如果书本的知识没有经过实践，它永远是教条的、死板的、没有生气的。亚克敦一生读书多达7万卷，但却一篇像样的文章都没有问世。一位学者这样评价：“就像沙漠吸收流水，虽然喝了一江春水，最后却连一泓清泉也没有喷涌到地面上。”对于一个教师而言，这样的做法极不可取。书本的知识永远是刻板的，如何将书本刻板的知识转换为对现实行动的指导，是一个老师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否则，教导出的学生永远不会有创新。

　　一个优秀的教师需要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需要增加知识储备，丰富阅读内容；需要将书本知识转化为教学实践。只有不断增加阅读数量，才可以不断提高自身理论素养；只有不断增加阅读质量，才可以真正做到学高为师；只有将阅读知识转化为实践，才可以为学生树立真正的榜样。（转）

　　三、写作题（本大题1小题，50分）【2014年上半年中学】

　　3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以“我的梦想”问题写一篇记叙文或者议论文，字数不少于1000字。

　　【参考范文】

　　我是梦想

　　梦想在长城底下放飞，希望在脑海中点燃。梦想就犹如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指引我们前进的道路。它也许是空虚的，也许是现实的，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没能给我们一双翅膀，但只要将梦想的种子用汗水来浇灌，用心血来施肥，等梦想成熟了，它就可以让我们长出一双隐形的翅膀，带着我们飞向那早已不是梦的梦想。

　　老师常常对我们说：“你们是祖国的花朵，你们是未来祖国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所以，现在起我要确定一个梦想，可我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呢？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我可以拿着一根粉笔谱写自己有意义的人生。在我的谆谆教导下，可以培育出许多人才，他（她）们长大了也许有些是科学家、有些是律师、有些是医生，可能还有一些是大官，一些是富豪，但是我会教育当官的学生要当一位真正的好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要嘱咐成为富豪的学生要多回报社会，多关心帮助穷人；让我所有的学生都成为道德高尚，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为祖国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共创一个和谐社会。

　　当老师需要具有丰富的学识和足够的耐心，还需要有无私的爱心。我们的班主任就拥有这些。每当同学们的学习状态出现异常，他会及时和我们谈心。并且多次上门拜访，了解学生家庭情况，与家长沟通。帮助学生度过一个个学习难关。我们的任课老师都具备足够的学识。每当我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难题时，她们都能轻而易举的回答出来。当我们还是迷惑不解时，她们十分耐心的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从我们的角度考虑，不厌其烦的讲通讲透为止。

　　为了实现梦想，我要在好好学习的同时，大量的阅读各类书籍，增加自己的知识面。另外我要多多参加各类公益活动，培养自己的耐心和爱心。为了这个梦想，我决定从现在开始我要加倍努力学习知识，改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和习惯，多做好事，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成为一名真正孰人敬重和爱戴的人民教师！（转）

篇二十：有人这样评价一位学者

　如何评价元朝学者郭守敬？郭守敬有哪些成就和功绩？

　　郭守敬生于公元1231年，去世于公元1316年，顺德邢台汉族人，字若思，是元朝官员，同时也是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以及水利专家。

　　郭守敬的一生基本都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因为他孜孜不倦、刻苦钻研、勤奋实干，所以在天文学历法以及水利方面都有不小的成绩。

　　郭守敬自幼聪慧，小的时候跟随原本就是著名学者的郭荣身边学习，得到祖父真传，精通五经、算学、天文学、后来又拜师刘秉忠，在经学和天文学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但凡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学者，都要有耐得住寂寞的精神。科学研究工作，需要非常严谨细心，郭守敬曾经主持编写授时历，进行全国范围的天文测量。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郭守敬是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的科学成果不仅仅是在中国，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十分卓越的。

　　许衡曾经大肆夸赞郭守敬，毫不吝惜言语，言明大元有郭守敬是许衡之幸。许衡：天佑我元，似此人世岂易得？

　　元成宗也层级过夸赞：郭太史神人也

　　齐履谦赞：公以纯德实学为世师法，然其不可及者有三，一曰水利之学，二曰历数之学，三曰仪象制度之学。

　　郭守敬本人的历史成就，最出众的在于天文学和水利工程方面。特别是元朝著名的新历法《授时历》以及通惠河工程，是九年义务制教育中历史学科的知识。

　　至元十六年，在太史院工作的时候，上奏忽必烈，奏明想要重新编撰新历的想法。大意也就说元朝统一中国，并且不断开疆扩土，现在的疆域比之以前的疆土已经大了许多。不同的地区无论是日出日落以及昼夜长短都有所不同，所以旧的历法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国度了。所以需要在全国范围内重新进行天文测算，编制全新的历法。

　　元世祖忽必烈接受了郭守敬的建议，并派监候官十四人分道而出，分别在二十七个地方进行天文观测。这次测验由郭守敬全权负责，后世称之为四海测验。

　　在这场测验中，郭守敬亲自参与其中，跋涉数千里，力争减小误差。在他的严格要求下，测定了夏至日的表影长度和昼、夜的时间长度；测出的北极出地高度平均误差只有0。35；新测二十八宿距度，平均误差还不到5；测定了黄赤交角新值，误差仅1多；取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日。令人惊艳的是，郭守敬几百年前主持的侧颜工作，与今日通行的公历值完全一致。

　　完成四海测验之后，郭守敬又参考查找了大约有一千多年的天文资料，演算了七十多种历法，互相印证，得到最正确的答案，最终编成了《授时历》。

　　郭守敬晚年之时任督水监，从事水利工程建设。在此期间，元朝没你那都会从南方调运许多粮食到大都。但是依据的水利设施，只有隋朝开建的大运河。大运河的终点只在通县，要将粮食运送到大都，只能靠陆路运输，消耗很大。为了解决南北运粮问题，他建议至通县开挖一条新运河和大运河相连，使得粮食能由水路直运北京。

　　郭守敬所主持开凿的运河，就是由北京至通县的通惠河。通惠河通行后，从南方运粮可直达北京，对发展南北交通和漕运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

　　除了通惠河这个工程，早年郭守敬还曾经修缮了西夏一带，长达四百余里的唐来渠和长达二百五十余里的汉延渠以及正渠十余条、大小支渠六十八条。对当地的农业发展和经济恢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郭守敬还创造和设计了，包括简仪、高表、候极仪、玲珑仪、、立运仪、杨懿、窥几、日月食仪以及星晷定时仪等12种仪器，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推荐访问:有人这样评价一位学者 学者 有人 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