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14篇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关于反思新媒体时代的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概念是由美国学者埃德蒙德?古利恩在1965年首次提出的。之后形成的传统公共外交理论认为，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14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关于反思新媒体时代的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概念是由美国学者埃德蒙德?古利恩在1965年首次提出的。之后形成的传统公共外交理论认为，公共外交是以政府为行动主体，以国外公众为目标受众，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实施的外交行为。公共外交的核心是信息和观点的流通，关键要素是行动主体、传播媒介及目标受众。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不断变化、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公共外交的行动主体已从政府拓展为以政府为主导，以智库、利益集团、媒体和普通公众为主的多元行动主体，其倚重的传播媒介也逐渐从传统的广播、电视转向了新媒体。公共外交作为一个国家“软实力”构建的重要途径，在新媒体时代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媒体赋予公共外交新机遇
新媒体具有开放、多元、瞬时、互动、跨界等传统媒体难以企及的优势，成为民众表达意见、强化认同、进行社会动员的新工具，对公共外交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媒体环境下，公共外交更加注重目标公众的反馈和参与，从“发送―接受”的单向信息传递转向双向交流和分享，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信息传播“传而不受”、“听而不闻”的状态。利用新媒体，公共外交更紧密地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相结合，实现了对目标受众的有效影响。新媒体时代，一国政府可以利用新媒体将本国的外交决策、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源源不断地传送到他国，影响该国民众的文化根基和意识形态。
然而，新媒体在赋予公共外交新机遇的同时也为其带来了严峻挑战。互联网的普及正在引起一场外交革命。目前，推进新媒体公共外交已成为世界潮流，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都已加入其中并颇有建树。美国可谓是当今世界推行新媒体公共外交最活跃的国家。在理论研究方面，它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并可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不断调整、演变的理论体系和运行机制；从实践层面看，总统奥巴马甫一上台，即将Twitter等新媒体视为“外交箭袋中的一支新箭”，提出了“新媒体外交”和“全民网络外交”的新理念。在“巧实力”政治理论和外交政策的主导之下，新媒体将“软实力”和“硬实力”巧妙地结合起来，其外交水平得到了有效提升。
政府、媒体与民间：公共外交的三个层面
公共外交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展示平台和建设途径，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分量日益重要。我国向来重视利用新媒体推进公共外交工作，在政府公关、媒体外交、民间文化传播三个层面全面展开，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
从政府公关来看，外交部官方网站、中国外交论坛等都已成为重要的公共外交通道。2011年4月，外交部率先开通了微博平台――“外交小灵通”。截至
2011年12月，“外交小灵通”的粉丝已突破100万，发布微博2000多条，主要内容是我国的外交活动、国际新闻等。
从媒体外交来看，我国的网络媒体对外传播已形成“6+3”新闻网站（即六大中央级网站和三大地区性网站）的局面。此外，2009年底，我国国家网络电视播出机构――中国网络电视台（简称CNTV）正式开播，开创了以视听互动为核心、融网络特色与电视特色于一体的全球化、多语种、多终端的网络视频公共服务平台，公共外交的全媒体模式已现端倪。
公共外交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政府和媒体发挥主导作用，又离不开各种民间力量的积极参与。非政府组织、企业以及普通公民都是新媒体时代公共外交的可能主体。从国外经验看，非国家行为体在开展公共外交方面有着独特优势。近几年来，中国的民间力量在公共外交活动中占据越来越多的份额。尽管目前仍以政府为主导，但民间智库、大学研究机构及企业等都积极参与到公共外交实践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民间文化交流机构也进一步使得公共外交的民间力量多元化、丰富化。
美国参议院在2011年2月发表的一份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正扩大其触角，通过文化机构和媒体争取美国民心。然而，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多年来，中国的公共外交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一直未能从根本上扭转“逆差”状态。调查表明，2002年，有56%的美国公众认为发展成世界级大国的中国是美国的“严重威胁”。2008年，其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公众多年来对中国的印象都比较“冷”。可见，中国仍处于公共外交发展的初期阶段，公共外交还存在拓展和提升空间。对内，需理顺管理体制，形成多元主体之间的合力；对外，需实施传播对象的精确化，确立精英舆论影响机制。
理顺管理体制：提升公共外交的内部策略
权责明晰、分工明确、组织有力的管理体制，是一国顺利实施和开展公共外交的前提和保障。当前，我国虽然已将公共外交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基本形成了“中央―省―市”三级对外交流机制，但还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尚未确立具体的战略目标、战略部署，各机构内部和各级机构之间仍缺乏应有的协调，公共外交资源整合度较差。
从管理体制而言，我国的公共外交分属几个部门管辖，相关资源归属不同部门调配。具体而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要负责对外媒体宣传，通过各种媒体渠道“积极主动向世界说明中国”。外交部是负责公共外交的管理机构，并设立了公共外交办公室，但其工作内容主要面向国内公众。教育部则下设“汉办”，主要负责中国在世界各地的
“孔子学院”和“汉语角”，向世界输出中国的语言文化，扩大汉语的影响力。此外，2010年，中国外交部牵头建立了跨部委的“公共外交部级联席机制”，但该机制只具有协调功能，并不能指导中国公共外交的具体发展。对此，美国参议院官员认为，“中国将公共外交分散给了三个独立的政府机
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负责‘软实力’，外交部负责正式的公共外交，教育部负责‘汉办’”。
我国公共外交核心领导机构的缺失，直接导致公共外交缺乏明确的主导战略，进而导致了公共外交活动缺乏统一性和连续性。此外，没有明确的定位、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也使得公共外交活动难以形成强大合力。因此，我国须从根本上重新评估公共外交的价值，将公共外交纳入国家对外战略体系，建立起决策机构与执行机构相互配合、决策行为与决策执行相互协作的管理模式。
确立精英舆论影响机制：改善公共外交的外部策略
新媒体条件下，我国公共外交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传播对象的全面化。面对全球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千差万别的公众群体，公共外交对不同受众平均用力，在资金、人力的投入上不具有可行性，影响了传播效果。为此，“有效的公共外交”必须细分传播对象，确定以智库为中心的精英舆论影响机制。
美国学者托马斯?戴伊在“寡头论模式”中指出，智库是制定国家政策的中心协调机构，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它是知识精英、舆论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汇聚地，承担着知识与政策的桥梁、政府与公众的媒介等角色。国外智库的“中国观”对各国政府乃至整个国际社会“中国观”的形成、发展和变化，都具有非常重要乃至决定性的影响。
以美国为例。从舆论学的视角看，美国智库始终居于舆论领袖、舆论生产者与传播者的“舆论聚散核心”地位。它们通过设置政策议程、进行政策教育、推行“第二轨道”外交，在美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有鉴于此，中国在公共外交中可把智库作为突破点，在重大外交政策问题上，通过影响智库进而影响他国政府和媒体及普通公众，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综上所述，随着新媒体日新月异的发展和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公共外交的重要性不断凸显。而提升公共外交的有效性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除需加强新媒体公共外交的硬件建设，在公共外交的传播主体层面不断寻找新突破之外，还要对内着力理顺管理体制，对外确立精英舆论影响机制。总之，中国公共外交任重而道远，需要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不断摸索、创新。
篇二：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公众安全感提升工作推进会讲话公众安全感提升工作推进会讲话
同志们：
今年下半年全省党风廉政社会评价和第三季度公众安全感两项民意调查近期将全面启动；省委、市委、县委部署的严肃认真开展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目前也正在深入推进之中。今天，我们召开推进会，主要任务就是研究部署如何迎接好这两项民意调查，同时就开展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问题专项治理再动员、再部署。刚才、两位分管领导分别就提升公众安全感和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工作作了说明和解读。县委、县政府对**的工作非常关心和重视，今天，县委第九督导组肖明忠组长等各位领导出席会议，全程督导我乡工作的开展和落实，县政府邓卡昕副县长在百忙中亲临会议指导，并将作重要讲话，请大家认真抓好贯彻落实。下面，我先就我乡的党风廉政建设重点工作暨公众安全感提升工作讲五点意见。
一、肯定成绩，提高认识，充分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公众安全感提升工作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乡紧紧围绕年初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团结和带领全乡广大干群，奋勇拼搏，真抓实干，实现了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较快发展。去年先后获得乡镇工作考核进位奖、开放型经济工作先进招商团、美丽乡村村点建设三等奖、信访工作“四无”先进乡镇、项目包装提报先进单位、改善办学条件工作先进单位、全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先进乡镇等22项荣誉。自来水、加油站、渠道斩杂清淤等惠民生的一件件实事好事相继办成办好。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全乡党员干部、社会各界人士、“两代表一委员”和广大群众的关心呵护和鼎力支持，是全乡上下齐心协力、合谋共为的结果。
风清气正好扬帆，凝心聚力促振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是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促进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系统工程。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工作，是促进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干部作风转变的创新之举，是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效的检验。其调查结果反
映的是一个地区整体工作状况，考量的是各级党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主体责任的情况，直接关乎我乡对外形象和经济社会发展。为了准确评价各级、各部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成效，推动“两个责任”落到实处，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省纪委委托省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一年两次以电话访问的方式开展不定期民意调查。下半年民意调查将从10月份开始，省民意调查专线号码为“0791-340”，希望大家在接到电话之时，站在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从有利于维护**乡对外形象出发，耐心接听，积极评价。公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是评价综治工作绩效，也是衡量一个地区社会治安状况好坏和辖区居民综合素质高低的“晴雨表”，它反映的是民心，体现的是民本，蕴含的是民生。可以说，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和公众安全感提升工作，既是检验我乡廉政和安全感现状，更是衡量我乡广大干部群众的心态和民风淳朴的一个现状。我们要充分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提升公众安全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是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建设和谐平安**的现实需要。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切实把党风廉政建设和提升公众安全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迅速行动起来，针对现状，及早部署、查漏补缺、明确重点、综合施策，确保今年两项测评取得好成绩。
二、转变作风，夯实基础，倾力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在刚才罗书记的工作部署中，以及印发的文件中，就提升廉政满意度明确了具体的形式、载体和方法，然而抓好这项工作的关键在落实。现在，距全省新一轮电话测评已经进入倒计时，时间很紧，任务很重，压力很大。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大家要集中精力，加大宣传，勇于承担工作重任，出实招，求实效，树立**新形象。
一是要在落实领导责任上出实招。严格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单位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要求，采取有效措施，把做好社会评价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抓紧抓实。“一把手”是这项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社会评价工作承担主体责任，党支部和乡直办主要领导要带头履行“一岗双责”，做到亲自抓、负总责。分管领导作为直接责任人，要认真布局，周密安排，逐项落实。要从上到下逐级分解责任，实行领导干部分片把关，每个村委会、村小组都要明确责任分工，责任终端要延伸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居民、每一个干部职工，杜绝任何一个责任盲点。乡党委将成立3个巡回督导组，对各村委会、乡直办各单位社会评价工作的责任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对
工作不负责任、不抓不管，导致社会评价满意度低的，严肃追究责任，决不手软。
二是要在做好宣传引导上鼓实劲。在9月18日前，各村要召开村“两委”、党员和村小组长会，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正确引导群众客观公正地评价。采取乡干部包村、村干部包小组、小组干部包户的方式，进行拉地毯式走访，确保村不漏户、户不漏人。要通过深入走访，让每个人都知道省统计局民意调查电话号码为0791-340，知晓访问内容和受访要求，积极接受和配合电话调查。大家要一户不漏地认真发放《传承庐陵好风尚共建幸福新家园》宣传折页，耐心细致地宣传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工作的目的、意义、内容和要求；要利用宣传长廊、宣传橱窗、宣传栏张贴廉政宣传图片、廉政漫画、公开信、民意调查问卷等宣传内容；要在交通要道、广场、圩镇和单位院落等人口密集处悬挂公益广告和宣传横幅；每个行政村至少悬挂2条宣传标语，每个单位至少张贴2张宣传图片；要利用短信平台，不定期向所有手机用户发送党风廉政建设动态信息；中小学要采用“廉政讲堂”，宣传廉政知识，传递正能量。
三是要在解决群众诉求上办实事。充分发挥村组干部、党员干部、村民代表的作用，深入一线摸清基层实情，把准民生脉搏，建立“民情台账”，实行销号处理，帮助基层群众解决一些生产生活、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实际困难，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要把生活困难群众和贫困学子、孤寡老人等群体作为重点关注对象，有针对性地开展结对帮扶活动，让群众感到温暖、看到希望，点点滴滴累积群众信任。要突出重点，主攻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做好重点单位、重点人群和重点事件的工作，确保全乡个体工商户和普通群众不漏1户，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和“两代表一委员”不漏1人。尤其是乡直办各单位要深入开展正面疏导，有效化解干部职工在工资福利待遇、职务职称晋升、岗位调整等问题中存在的消极情绪，正确对待个人得失，让他们发自内心地支持、配合、接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
四是要在改进工作作风中求实效。要想在民意调查中取得较好的成绩，就必须切实改进干部作风，在为群众办实事、为客商服务上下功夫。各村各乡直单位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要畅通信访举报渠道，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认真参加信访接待，经常深入挂点的村，深入基层群众，倾听民声、体察民情、集聚民智，认真协调落实群众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诉求，积极为老百姓解决关系其切身利益的问题；要坚持“治庸问责”常态化，下决心整治
“吃拿卡要”等乱作为、不作为现象，切实转变干部作风。
三、打防结合，务求实现，大力提升公众安全感和群众满意度
社会公众安全感测评实质是社会公众心理、心态的大调查，也是对党委、政府工作的大测评。影响其好坏的因素涉及到方方面面，有社会治安、干部作风、民生工程、心理期待等各种问题，涉及到每个阶层，所以提升公众安全感必须要全面动员、多管齐下、综合治理。在今年第一、二季度全县的公众安全感调查中，我乡排位靠后，为此，我们深感压力大、责任重。为切实巩固**来之不易的发展局面，全乡上下必须精诚团结，合力共为，积极排查，全力化解各类矛盾，确保公众安全感测评满意度达标。
一是大宣传，确保人人参与。要以“反盗窃，双提升”百日专项治理工作为契机，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以展板现村组、电视进家庭、广播进村庄、络连世界、手册入万家、退赃惠民生等活动为载体，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确保群众人人参与。在降低发案率、提高破案率上下功夫，特别是要在遏制盗窃等侵财性案件发案态势上做，确保人民生命财产更加安全，人民群众更加安居乐业。积极回应群众呼声，坚持把打击“两抢一盗”、“黄赌毒”等各类违法犯罪作为提升公众安全感、群众满意度的首要任务。把影响公众安全感和群众满意度占比重较大的盗窃案件作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打击和整治的重点领域，切实打出成效。重点对入室盗窃犯罪、“三车”盗窃犯罪、街面违法犯罪、盗窃农资、农产品和民生基础设施的犯罪开展打击整治，坚持从严、从快、从重处罚。充分发动全社会力量，形成打击合力，营造全社会打击违法犯罪的浓厚氛围。
二是大走访，摸清百姓诉求。前一阶段，由分管领导带队，各组织派出所民警、巡防员、驻村干部、以及村“两委”干部对辖区内的所有固定电话用户、盗窃案发生户和上访户等进行逐户上门进行了走访，并收集了意见建议，加强了政策宣传。但形势依然严峻，走访工作要实行常态化。走访时要善于沟通，善于听取群众诉求，善于疏导群众情绪，善于导向宣传，既要把群众的声音收集上来，又要让群众感受到党委、政府的关心关爱。各村、乡直办各单位，就是要下大力气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因事大而难为，不因事小而不为，不因事多而忘为，始终把百姓记心间、把群众放心上。
三是大排查，化解群众矛盾。在全面走访的基础上，在全乡范围开展新一轮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行动，着力排查化解一批重大信访案件和矛盾纠纷，并对重大信访案件和矛盾纠纷实行领导包案、挂号督办，及时化解一批社会矛盾，解决一批上访问题，赢得基层和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特别是对走访中收集的意见建议，指派专人进行梳理，并在大会上由主要领导进行交办，落实责任领导和具体人员，实行每周一汇报、每月一督查、季度总点评，确保群众诉求有人听、有人管、有人帮，尽量将矛盾化解在本乡。
四是大巡防，确保和谐平安。加强治安巡逻，提高见警率。充分发挥治安巡防员的作用，经常在全乡范围内开展治安巡逻，并做到全覆盖。同时，积极协调**派出所加强指导，由干警带班，加强集镇街道、偏远山村和县乡交界处等敏感地区的巡逻防控力度，切实减少偷盗案件的发生。加强科技防控。我们投资近5万元，对“天工程”原有的6个摄像头进行升级改造，并且新增3个摄像头，下步对县道沿线的村口将加装摄像头，进一步提升技防水平。加强社会联防。充分发挥“十户联防”、综治“大喇叭”的作用，健全“红袖标”队伍，组织各村群众夜晚自发加强巡逻，切实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营造人人都是治安员、处处都有警戒线的社会治安氛围，确保居民安全无忧。
四、明确责任，多措并举，深入推进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工程建设项目专项治理工作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全乡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工程建设项目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顺利推进，开局良好。为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关于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的成果，着力解决省委巡视组反馈问题和去年专项治理发现及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进一步严肃认真开展我乡党员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必须对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工程建设项目问题专项治理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一是统一思想，高度重视。班子成员和各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和相关责任人，要充分认识这次专项治理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内容，切实部署和开展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问题专项治理活动。二是宣传发动，舆论监督。党员干部要深入村组广泛宣传和动员，提高群众的知晓率和参与率，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作用。三是严格要求，专项整治。扎实推进专项治理活动开展，通过自查自纠、专项治理和整改提高等步骤方法进行全面摸排，发现问题、查找原因、落实任务。领导干部存在违规插手干预建设项目问题的，要立即终止，并于10月31日前主动退出，主动向同级或上级党委、纪委报告，主动将不当利益上交廉政账户。根据方案精神，在**年11月1日前主动自查自纠的，可依纪从轻、减轻或免于处理，其中，对个人谋利数额较小且能在规定时间内如实报告、如数上交的，可免于处理；在规定时间内拒不自查自纠的，一经发现，依纪依规从严处理。四是明确责任，强化落实。充分把握时间节点落实专人，全面落实有关要求，并把专项治理工作作为**年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
五、强化领导，严格奖惩，下功夫确保两项民意调查工作取得实效
一要成立机构，高位推动，切实解决有人管、有人抓的问题。各村、乡直办各单位主要领导要切实担负起党风廉政社会评价和第三季度公众安全感、群众满意度民意调查工作职责，要把这两项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及时召开动员大会，制定工作方案，全面抓好各项工作落实。
二要完善奖惩，加强考核，切实解决有制度、规范抓的问题。县委、县政府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提升公众安全感和群众满意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精神，进一步完善奖惩，强化考核。第三季度开始，专门组建了由纪检、综治、统计等部门的测评工作组，共同组织开展全县公众安全感测评，并加强测评结果运用，将公众安全感和群众满意度测评情况与乡镇评先评优挂钩，公众安全感达99%以上且未发生重大案事件的予以表彰，公众安全感不达标的，取消当年综治评先；公众安全感不达标且居末位或年度内发生重大案事件的，综治考评不达标，并取消当年综合考核评先。同样，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工作不力的，乡里也采取取消评先评优资格、主要领导诫勉谈话甚至调整职务等措施。
三要加强调度，强化督导，切实解决有人督、出实效的问题。乡党委、政府组成3个巡回督导组从现在开始至明年3月底在全乡范围内定期不定期开展督导工作，确保工作常态推进。工作组将经常深入村委会、乡直办各单位，了解掌握工作推进情况，及时发现和指出相关单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发现问题不及时予以整改的单位和个人，要通报批评；凡对工作走过场、措施不落实，严重影响全县公众安全感测评的，坚决依据相关规定追究责任。
同志们，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风廉政社会评价和第三季度公众安全感、群众满意度民意调查结果是人民群众评价各级党委、政府工作的“晴雨表”，是民心民意的“风向标”。我们要以维护**乡的荣誉、形象和
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重，加倍努力、恪尽职守，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和长治久安的社会环境，赢得人民群众对我们工作的理解、支持和肯定，为**今年再上一台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谢谢大家！
0
0
篇三：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新媒体时代的反思引言：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记者李普曼就提出了“拟态环境”的概念，并在新闻传播界引发了又一大浪潮。李普曼指出，人们了解的外部世界，并非是真正亲身接触的外部客观世界，而是经过媒体加工，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媒介环境”。所以，人们真正了解到的外部环境，是媒体亲手打造的，而人们却对此浑然不觉。媒介的发展经过远古时代的口语、文字，逐渐过渡到报纸、广播、电视的大众传播时代，媒体营造的“拟态环境”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而如今，互联网的普及、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运用，迎来了21世纪新的“拟态环境”——新媒体时代。
一、新媒体对社会结构的宏观影响
1994年，我国进入了时代，出现了第一个网站——瀛海威网。随着微博、博客的出现，网民能够更加自由地获取信息和发布信息，人们拥有了更大的自我表达权，从此时代开始。现在，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即将迎来时代。
1、新媒体进入通信领域
从早期的QQ，MSN，到现在的“讲短信”微信的出现和流行，传统的打电话、发短信的通讯形式被新媒体改变，人际传播的形式不再受时空局限。也正因为此，社会生活的节奏加快，移动中的传播成为生活常态，聚合移动中碎片化的时间成为新媒体发展的方向，“时时在线”的生活方式由此产生、兴起和发展。
2、新媒体冲击着传统的新闻机制
传统的新闻生产机制以大众媒介为典型，即记者寻找新闻点，发回编辑部进行选择加工，之后通过各种媒体发布，向公众呈现。而在2011年，美国NPR的记者安迪-卡尔文首创了“众包”（crowd-searching）的新闻生产机制。他利用微博与世界各地的“公民记者”和网站“论坛博主”取得基于新媒体的联系，从而直接获知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新闻，不仅如此，专业新闻记者在公民记者的协助下，对网络来源的新闻线索进行把关和考证，从而在保证真实性和时效性的前提下完成新闻创作。在这个过程中，记者和公众的界限变得模糊，公众和媒体的互动性大大加强。可以说，新媒体时代的“众包”新闻机制虽未成熟，但潜藏着巨
大的发展空间，象征着未来新闻业的发展走向。
除了“众包”机制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导陈力丹教授撰文指出，新闻报道在新媒体的影响下，“立体+时间”的新闻报道模式、新闻的游戏化和多媒体化也正在冲击着传统新闻模式。
二、新媒体对生活方式的影响
新媒体刷新了原来时间和空间的概念，身体的存在位置和时差不再是交流不可逾越的障碍，即使不在同一个地理空间、时间空间，新媒体依旧能为其实时交流做桥梁。一言以蔽之，新媒体能将不同时间空间的人聚集在同一个虚拟网络社区。但是这并不是对生活方式的最大影响，新媒体还可以将同一时间空间的人分割开来，手机、平板电脑的普及，让身体在一起的人处于不同的网络场景中。陈力丹指出：新媒体可以轻易打断正在进行的场景而导入新的场景，使社会交往模式成为非线性的、碎片化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当下家庭成员交流变少、学生上课玩手机走神等“在场的缺席”现象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媒体可以充分利用人们在移动中的碎片化时间，在新媒体的“伴随性”特征下，人们可以无时无刻阅读信息和发布信息，微信和微博便是例证。虽然时间的利用效率在新媒体的作用下大大提升，但是由此也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选择短小精悍的信息加以接收和发布，而对于篇幅较长的、内容深刻的文本信息日渐缺少与度的耐心。微博140字的发布内容、Qzone说说功能、微信朋友圈功能都说明了当今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
面对人们接受信息习惯的新改变，新媒体也在顺应这个趋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毛湛文指出：通过新媒体接收和处理信息的时间增加，随之而来的便是现实生活时间的减少，“时空压抑感”的概念由此产生。而面对时空压抑感，新媒体中各类软件如微博，以及网页出现了延续阅读时间的“收藏”功能，即遇到了需要接收的信息，却因为信息内容长度、主止信息就此流走，存放在自己的网络后台中以期过后再看。新媒体此种功能确实在一定程度观拖延习惯、其他事项的扰乱等等原因而不能及时接收，从而选择“收藏”或“标记”，防上缓解了人们的时空压抑感，顺应了人们的阅读习惯，但是主观的阅读习惯并不能由客观的某种功能彻底改变。收藏的信息随着时间的推进而累积，人们对于收藏的信息
产生了一种“追赶信息”的心理和习惯，“留着以后慢慢看”的心理给人们带来信息接收的安全感。从这个角度看，新媒体“收藏”功能的出现和应用，只是给人们带来了缓解时空压抑感的假象。
三、警惕媒介“异化”的消极影响
传播学概念的“异化”并非是变异、衍生和脱离，而是指人类创造了各种传播媒体，却被自己创造的媒介潜移默化地控制，让人越来越离不开原本是自己创造的媒体，成为媒体的奴隶。在新媒体时代，媒介异化作用更加突出。“拖延症”、“集体孤独”、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中人的性格的分裂等等都是媒介异化作用的具体表现。
针对媒介异化作用，我们又该如何应对？早在20世纪上半叶，我国著名报学家戈公振就提出新闻学的学科重要性，之后不断经过后人的继承、坚持、发展、创新，加强媒介素养越来越被新闻传播学界重视。媒介素养针对社会上的一般大众，旨在加强公众对媒介的认识，以公众了解媒介属性及其积极消极影响为目的。
加强媒介素养，一方面要求“批判思维”，要保持对自身、对媒介的思考和质疑。另一方面要求“驾驭能力”，即不能把媒介看成生活的一切，抵制过度依赖媒介的情况。抵制媒介的异化作用，首先应从这两个方面开始。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前主编LeeRainie和加拿大社会学家BarryWellman在《网络化：新的社会操作系统》中提出了新媒介素养六大内容，即图像处理能力、导航能力、信息组织和联通能力、专注能力、怀疑精神和道德素养。其中的怀疑精神是我们尤其应该重视的内容。传播速度的本质在于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权力结构，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加强媒介素养，抵制异化作用，是当今每个人应重视的问题。
篇四：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篇五：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在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调度会上的讲话在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调度会上的讲话
11月28日，省厅将对各地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进行调查，我们要集中全部警力，利用这一周的时间，采取有力措施，做好最后阶段的冲刺，确保我局在省厅调查中取得一个较好的成绩。下面，我就进一步做好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工作再强调几点意见：
一、肯定成绩，认清形势，进一步强化对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群众安全感和对公安机关满意度、“双评”、行风评议三项工作是检验公安工作成效的综合指标，不仅事关全区公安机关整体形象和整体荣誉，而且也是衡量和评估我区社会治安状况的重要依据。11月2日以来，各单位特别是各派出所的同志，按照分局要求，放弃休息时间，走村入户开展调查回访，做了大量的工作，调处了一批纠纷，并积极为群众做好事，受到了群众的好评。总的来说，成绩是突出的，效果是明显的。20天以来，各单位共电话回访群众5378人，发放调查问卷92454份，见面走访84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200余条，向群众发放安全防范宣传材料1XX0
份，上法制教育课5次。
与此同时，我们的工作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近期，分局指挥中心、督察科和综合业务室的同志，采取电话抽查、实地暗访的形式，对各派出所开展工作情况进行了检查，情况很不乐观。一是大部分单位回访率为30%-50%，有的单位甚至低到24%，一半以上的群众表示没有收到问卷或者接到回访，实地暗访的情况更差。二是满意度抽查结果与各单位上报结果差异较大，满意度在90%以上的有3个派出所，在80%以上的有3个派出所，有1个派出所只有76%。实地暗访中，满意和基本满意度仅为%，多数群众表示对公安机关的工作不清楚。三是有的单位存在严重的弄虚作假问题。有的为了追求完成数量将1人的信息重复录入多次，或者将1户变多户，或者直接将回访调查明细复制1遍凑够人数了事；有的报上来的是电话回访的明细，但在分局调查时，电话却是空号；有的回访的案件或警情过少，一个派出所仅回访了十几起，九月份以前的都没有回访。目前，各兄弟县市的公安机关都在集中精力、采取各种措施搞回访调查，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是个动态指标，不进则退，工作稍有松劲，就会下滑。11月28日，省厅组织的民意调查就将开始，现在已经到了检验我们工作整体成效的关
键时刻，时间非常紧迫，形势非常严峻。因此，我们必须要进一步强化对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重要性的认识，将这项工作作为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和首要工作，进一步明确工作重点、强化组织领导和工作举措，确保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二、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全力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针对前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群众的反映，下步各单位要着力抓好个方面的工作，全面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要最大限度地进村入户走访。各单位要把今年以来涉事、涉案的群众以及辖区内的企业逐一进行梳理，摸清未回访的真实底数。包靠单位除保证正常工作外，其余民警全部到派出所帮助开展回访工作，集中警力尽快完成回访任务；特别是对已回访完毕，但群众明确表示不满意并有工作可做的，要带着工作措施上门走访，力争让群众满意；对已办好的二代证，要借入户走访之机开展送证上门活动，将温暖送到群众心中。同时，在走访过程中要确定一批特殊困难群众和孤寡老人，开展帮扶活动，进一步和谐警民关系。
要最大限度地加强宣传工作。要充分利用络、电视、报刊、短信等手段，并充分利用入户走访的有利
时机，向群众宣传我局在维护社会稳定、打击防范违法犯罪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帮扶困难群众等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力争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切实让群众看到公安机关在日常工作中付出的艰苦努力和辛勤汗水，全力争取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
要最大限度地开展打击防范工作。本次调查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是村内入室盗窃案件较多，小区和集市上电动车、摩托车经常被盗等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要着力强化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巡逻防范。治安大队防暴中队和各派出所要密切配合，突出案件高发时段，采取以警车巡逻为主，便衣蹲守和步巡为辅的方式，在案件高发区域、重点部位和主要街道进行巡逻，尽最大努力防范案件发生，提高群众见警率。二是强化打击力度。刑警要强化工作措施，加强对直接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侵财性案件的打击力度，力争尽快破获一批案件，遏制案件高发势头，努力提升群众安全感。三是强化联防联控。对案件高发的村庄小区，要组织指导保安队伍和义务巡逻队进行巡逻看护，发动群众开展邻里守望；对超市等门前易发生被盗案件的企事业单位，要强制其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对案件多发的公共娱乐场所、吧、游戏厅门前，要尽快督促其建好电子监控系统，落实技防措施，减少案件发生。
要最大限度地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派出所、户籍、出入境、消防等窗口单位，要认真落实各项便民利民服务措施，在接待群众来访中，要坚持做到“五个一”，即：一张笑脸相迎，一把椅子让坐，一杯开水暖心，一片真诚办事，一句好话相送，让人民群众充分感受民警服务的热情。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要逐件登记，耐心解答，并实行预约服务，想群众所想，急事急办。要把管理服务的过程作为扮靓窗口的过程，把服务群众的过程作为提升群众工作能力的过程，使办事群众高兴而来、满意而归。坚决杜绝“吃拿卡要”和“冷硬横推”现象的发生。一是通过入户走访，宣传安全防范常识，提示群众加强自我保护，同时让群众知晓我们为提升公众安全感一直在努力，以取得群众的理解、支持和信任，不断释放居民的情绪，排泄群众的不满，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要最大限度地排查化解社会矛盾。各单位要把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解民怨、顺民心作为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在走访过程中，特别要密切关注、及时掌握因干群矛盾、征地拆迁、劳资纠
纷、农民工“讨薪”和供暖等方面可能带来的不稳定事端，会同有关部门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活动，积极做好情绪疏导、矛盾化解工作，防止由此引发治安、刑事案件和群体性事件。
要最大限度地规范公安民警的言行。全体公安民警要牢固树立“人人都是形象、事事都是形象”的理念，在接处警、执法执勤、服务群众过程中都要做到警容风纪严整，言行举止规范，工作高效，精气神十足。要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严格执行“五条禁令”，认真落实各项管理措施，最大限度杜绝民警违法违纪案事件的发生。需要强调的是，要高度重视舆论引导工作，既要因势利导组织新闻媒体大力宣传公安工作、树立公安形象，又要趋利避害，防微杜渐，密切保持与新闻媒体的沟通和联系，坚决防止涉警负面报道对群众安全感调查的冲击和影响，决不允许出现络媒体炒作事件。
在工作的方式方法上，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动员和利用社会力量。工作中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在充分发挥公安机关主体作用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动员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帮助我们开展工作。无论是维护稳定、走访调查，还是打击防范违法犯罪、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等，都要充分发动群众、紧紧依靠
群众，集中全社会之智、运用全社会之力，提升公安机关的工作效能，使公安工作更加富有成效。另一方面，要坚持统筹兼顾，全面推进各项公安工作。要把当前正在开展的“大走访，创满意”活动与即将开展的行风评议、双述双评活动结合起来，与维护稳定、打防控一体化建设、执法规范化建设、公安信息化建设和社区警务工作等结合起来，既突出重点，又以点带面，统筹兼顾，全面推进，使各项工作得以均衡发展。
三、严格要求，落实责任，确保工作成效
一是要充分发挥领导的带头作用。今年的全省公众安全感满意度调查即将开始，各位单位一把手头脑一定要清醒，思路一定要清晰，对内要结合辖区实际，对照自身存在问题，在现有阶段应该组织哪些活动，采取哪些措施，工作进展如何，心里一定要有数；对外要亲历亲为，亲自出面、亲自协调、亲自工作，积极向党委政府汇报，主动找相关部门协调，把工作做深、做细、做扎实。
二是要严格落实工作责任制。按照职责分工和层级负责的原则，进一步明确单位一把手、副职和民警在此项工作中的职责，制定这一周的工作计划，细化任务分工，使每个人能够清楚每天干什么，应该怎么
干，完成多少任务，完成的标准是什么，提高工作成效。
三是加强工作调度。分局及各单位都要每天调度一次工作开展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工作落实不力、成效不明显或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进行责任倒查追究，对有关人员作出相应处理。
四是严厉查办工作敷衍、作风漂浮、弄虚作假等问题。本次调查、暗访成绩列入年终各派出所综合考评成绩，包靠单位与各派出所捆绑考核。对本次发现的严重弄虚作假的单位，在综合考评时加扣2分。从现在起到全省民意调查结束，分局活动办公室、督察及各单位督导员要加强检查督导，如再发现弄虚作假问题的，双倍扣分，并取消单位评先创优资格。
同志们，提升群众安全感和对公安工作满意度是一项政治任务，各单位要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全力做好攻坚冲刺，扎实开展各项工作，努力打造一个群众满意的、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确保今年我局取得一个好的成绩。谢谢大家！
篇六：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浅谈新媒体时代公众的媒介素养范妍妍
【摘要】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新媒体的普及带动了传播媒介形态及传播模式的转型，传统主流媒体与社会化媒体共存是新媒体传播时代的主要特点。媒介内容的生产也从单纯的由专业新闻工作者通过传统传播渠道发布，到现在由每个屏幕后的人在网络上发送信息，引起广泛关注与转发，进而引起传统媒体报道及再次传播。本文从新媒体时代公民在使用新媒体过程中的表现入手，从公民在使用新媒体过程中所担负的各个角色，阐述新媒体时代公民应当具备的媒介素养。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
媒介素养
公域
私域
英国学者汤普森和李维斯在80余年前首次提出“媒介素养”这一概念。随着媒介形态的不断变化与发展，媒介素养这一概念也在[来自wwW.lw5u.CoM]不断地更新与完善。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与传播形态的变化，媒介素养的概念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以往媒介素养的研究往往研究受众或传媒人或官员这样单一群体的媒介素养问题，进入21世纪的新媒体时代之后也有研究公众在参与传播过程中的表现所带来了各种问题，进而提出媒介素养教育问题。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研究院彭兰教授在《社会化媒体时代三种媒介素养及其关系》一文，从系统的角度看待三者的关系，从制度层面更深刻地理解媒介素养的意义及媒介素养科学体系的形成。探究在新媒体时代，公民在与媒体发生关系的过程中所担负的各种角色，所面临的不同的责任与义务，素质与能力，阐述新媒体时代公民应当具备的媒介素养，这也是本文所要追寻的答案。
一、新媒体时代的特点
上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一场传播技术革命浪潮席卷世界，同时也宣告了新媒体时代的开始。新媒体时代即新媒体在传播格局中起主导作用的时代，也是当今我们生活的时代。
新媒体时代，除了采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信息的“海量性”、“时效性”、“多媒体”等特征外，还具有传播内容多媒体化、传播范围广泛、传播方式的非线性、传播手段多样化、传播方式个人化等特点，使新媒体能够更大程度上融入人们的生活。
1、传播方式个性化
最典型的传播平台是腾讯微信的个人公众账号应用。个人可以通过注册微信公众账号向其订阅用户推送不同信息。该平台为了防止广告及垃圾信息，每天只能推送一次，使用者可以把
几条信息编辑成一个，也可以单独推送一篇文章，个性化特征非常明显。类似于早期的博客文化，根植于微信平台的公众账号，由于其便携性、移动性等特征，日趋有与博客分庭抗礼的趋势。
2、传播内容多媒体化
美拍、微信小视频等应用的开发，大大降低了普通大众传播视频资料的技术门槛，使得一般公众能够在网络上传递自己拍摄的短视频。此外，足迹应用的火爆，使生活分分钟变大片的理念也得到了新媒体大军的追捧。而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点不同，所选择传递的信息也不同，在造成海量信息的同时，充分满足了细分受众的需求。
3、传播行为互动化
互动性是传统媒体时代和新媒体时代最大的区别，尤其是互动的方式。传统媒体的受众很少有机会表达自己，最为显著的记忆是中央电视台《非常6+1》栏目每当有观众热线被接听的时候，观众的声音总是充满激动。而在新媒体时代，受众随时可以通过微博、微信、论坛、官网留言等方式反馈自己的信息，不仅有受众与媒体之间的互动，受众与受众之间的互动更是时刻都在发生。此外，一些视频网站为了使互动更加便捷，可以使受众[来自WwW.lw5u.cOm]在观看节目的同时不用更改界面或者拖至页面下方，开发了一种弹幕功能。在视频画面的上部五分之一的地方会滚动播出受众发表的言论。
二、新媒体时代公众媒介参与及媒介素养
新媒体时代公众媒介素养主要是指公众在对新媒介进行接触、解读和使用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素质及修养。通常是指人们面对新媒介所提供的各种海量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能力。
媒介信息的传送者、信息受众及媒介信息是媒体的三大结构组成。公众在新媒体传播过程中，既可以作为信息内容生产者，如微博或微信公众平台发布身边信息、网络原创图文、视频信息等，也可以作为内容传播者，如各种微博转发或微信公众平台从私人原创微信账号中筛选过滤信息，最终选择符合自己所搭建的平台的定位的内容进行传播，也可以仅仅是信息内容接受者，也就是说一般个人在使用新媒体的时候，集传统媒体的记者、编辑、受众三种身份于一身。
1、作为内容生产者的公众的媒介素养
首先，要尊重隐私权，杜绝侵犯隐私。新媒体让信息的获取、记录、发布、传播变得轻而易举，人人都是传播者，处处都是直播间，再加上公众的媒介伦理知识相对匮乏，侵犯隐私权
的事情屡有发生。如2014年的好莱坞女星艳照门事件。后来受害女星联名委托律师向谷歌索赔1亿美元，指责谷歌明知事件违法依旧没有及时删除照片制止侵权行为，反而从此事件赚取数百万广告费。
其次，牢记“群己权限”，公域和私域要划分清楚，分辨清楚“公众利益”。自己的事情自己可以传播，涉及到别人的事情就要考虑当事人的感受，如果事件是属于“公域”那么制作内容并传播无可厚非，如果事件属于别人的“私域”依旧坚持制作内容传播，可能会涉及到侵权的问题。那么公域和私域如何划分呢？公域讲民主，私域讲自由，但是私域里面涉及公众利益的部分，那么就属于公域，应当受到公众监督。比如在这个四月闹得沸沸扬扬的某台著名主持人餐桌事件。因为当事人身份的特殊性，使得这次看似侵权的信息的传播具备了公共性质，信息内容的发布者虽然顶着一个告密者的污名，但是让在这个事件中的一般公众看到一个更加全面的所谓明星形象，无可厚非。
再次，不传谣，不信谣，杜绝生产和消费原罪。文艺复兴被称为“人的发现的时代”，人的欲望在新教改革和在自由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挣脱了宗教和道德的桎梏。理性主义对强大的科技力量的追捧和信奉，更增强了人的欲望。但是色情、暴力、奢华与邪恶被新媒体时代的“媒介奇观”进一步放大，在传统媒体时代公众只是在被动接受、享用这些奇观盛宴，在新媒体时代，群体开始自我产生和消费原罪，创造了新媒体环境下的原罪奇观。这种内容的生产和传播不利于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树立。
2、作为信息内容传播者的公众的媒介素养
公众在参与传播过程主动传递信息时，虽然不能够像职业新闻人一样具备专业的新闻理论知识与把关人的角色意识，但还是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如下要求：
首先要核实信息。公众应提高自己在传播信息时候主动核实信息真实性的意识。不传谣不信谣，如果在信息尚未得到相关单位的核实，可以提出自己的质疑，但是切忌随意转发信息。
其次，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传统媒体中，社会责任是贯穿媒体运作全过程的基本原则，表现为坚守社会伦理道德的底线，同时履行引导舆论的职能，引导主流价值观。新媒体环境下，由于传统主流化媒体与社会化媒体共存，职业媒体人对舆论引导的功能凸显。而在新媒体环境中，传统媒体把关人的角色的缺失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在传播信息的时候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避免传递不利于社会和谐进步的信息。
3、作为信息内容接受者的公众的媒介素养
集体无意识在网络群体传播中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从表面上看，很多人在关注集体狂欢
事件的过程中，只是抱着一种看客的心态，或者仅仅是“在无聊的心境下无聊的表达”，然而一旦参与到事件中来，他们已然成为“无意识”的行动者，他们身在其中，无从知道自我行动的意义，他们的行动在表达“无意义”的诉求的同时，也加剧了行动的力量。所以作为信息内容接受者的公众，在接触媒介信息时，要坚持批判的思维方式，杜绝非理性媒介素养。
新媒体时代，作为既是内容生产者也是传播者同时也是内容接收者的公众，在新媒体时代其媒介素养主要包括：新媒介技术的使用能力；信息内容的生产能力；公域与私域的判断能力；核实信息及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对集体无意识行为的抵抗能力；坚持理性媒介素养，杜绝非理性媒介素养。
参考文献
①何文，《新媒体环境下媒介功能异化和媒介素养探析》[J]《.新闻界》，2013（5）
②王炜，《网络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媒介奇观”现象初探》[J]《.今传媒》，2015（2）
③彭兰，《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三种媒介素养及其关系》[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3（3）
④谭天，《传媒经济的本质是意义经济》[J]《.国际新闻界》，2010（7）
⑤邵庆海，《新媒体定义剖析》[J]《.中国广播》，2011（3）
⑥吴倩，《全媒体时代新媒介素养内涵分析》[J]《新闻研究导刊》，2015（2）
（作者：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全文完-
篇七：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新媒体时代公共危机治理
中的公众参与研究
—以2021年河南洪灾事件为例
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新媒体广泛应用，并逐渐成为公众接收信息和向外反馈信息的主要途径。新媒体对政府危机治理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吸引大量社会公共积极参与到政府公共危机治理之中。通过对2021年河南洪灾事件的分析，发现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进程中，在对新媒体功能利用和对公众参与的引导、法律规范、保障方面存在不足。因此，政府必须重视新媒体的作用，加强对新媒体功能的灵活运用，重视公众参与加强引导规范，建立制度保障。
关键词：新媒体；自然灾害；公共危机治理；公众参与
2021年7月，河南省遭遇罕见持续强降雨，降雨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强降雨时段集中且范围广，引发了城市内涝和山洪地质灾害，造成了重大社会影响和生命财产损失。作为一起大型自然灾害类公共危机事件，引发全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借助新媒体作用，公众参与在公共危机的治理中的重大作用不容忽视。公众通过自媒体网络平台关注灾情信息、发起大型社交网络救援活动、参与灾后重建支持公益的参与表现，在此次灾情中十分亮眼。
一、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1.公共危机治理中公众参与的内涵
公共危机治理离不开多主体的通力合作，政府作为中坚力量通过监测、预警、预防应急处理、评估、恢复等措施等手段进行危机治理，同时以广泛动员社会公众参与到危机治理中的危机自救、互救以及灾后重建等活动的公众参与，作为公共安全、预防危机发生、减轻危机危害、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在保障，公民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2.公众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要性
[1]
自然灾害发生时，公众作为突发性危机事件直接威胁的对象，不能只被动受害，也需要和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机治理举措的实施进行配合，并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参与其中。涉及到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公众参与到政府公共危机治理中有一定的必要性和积极性。2]
3.公众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方式
公众参与危机治理有两种方式，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河南洪灾中，受灾群众自行组织自救就是直接参与。处于自然公共危机事件发生中心点的受害者，可以进行自我救助。政府在自然灾害危机事件发生时，需要时间和空间进行救灾策略的部署，这段时间内灾害的破坏性是持续存在的，受灾者进行自救可以弥补政府由于时空限制造成的损失。众多网友通过多种多样的新媒体平台参与评论转发，例如微博、抖音等参与灾情讨论、看法发表和紧急重要的救援信息的扩散，或者通过红十字会等捐款通道以个人名义向受灾地区捐款捐物。各类社会组织，慈善基金会，企业单位以组织为单位号召紧急筹措，捐助大数额物资支援河南。虽然没有具体凸现某个个体的参与情况，但处于社会组织中或加入组织活动的人也参与危机治理之中，属于间接参与。3]
二、新媒体背景对公民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影响
1.新媒体的发展
新媒体以数字压缩和无线网络技术为支撑，利用其大容量、实时性和交互性，可以跨越地理界线最终得以实现全球化的媒体。新媒体做为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新科技的产物技术的产物，在飞速发展的过程中被广泛应用。
自媒体时代的网络平台成为网民集体参与社会舆论重要媒介，尤其是短视频的兴起使得公共传播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如，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1.6%。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9.44亿，占网民整体的93.4%;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达8.88亿，占网民整体的87.8%。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7.60亿，占网民整体的75.2%。多样化的网络传播方式让公共危机事件的传播更加直观，网民对危机事件相关动态的点赞、评论、传播，更容易散发[[
民意和民众情感。同时，各地各部门的政务微博借助微博平台开放、动态、多媒体的优势，联动协同，深入宣传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及时发布灾情通报，报道各地区救灾措施，解决受困群众诉求、推送救灾正能量故事，为河南抗灾救灾助力。4]
2.新媒体发展对公民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推动
公共危机信息传播加速，传播空间更大，影响更广泛。传统媒体的传播是单向的，而新媒体传播具有交互性，让信息传播网络更加密集，信息在时空内的延伸性更强。自然灾害发生时，求救信息的发布和接收十分重要。传播速度越快，就能够为减少损失争取更多的时间。传播空间越广，就越容易找到能够最近能够实施救援的信息接收者。受灾信息传递多源流，碎片化信息甚至谣言传播也十分迅速，如不及时把握舆情会造成公众恐慌，不利于社会稳定。例如，河南洪灾中，“郑州市海洋馆鲨鱼被冲出鳄鱼逃跑”、“郑州常水庄水库爆破决堤”等皆为流传甚广的谣言，给灾区民众徒增担忧。
公众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积极性提升。“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突发型灾害事件中公众对于灾情汇报信息最为关注,对受灾同胞的同情关怀和爱国主义情感的影响，提升了公民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积极性。且新媒体发展造就的多平台、多类型的便捷参与方式让公众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更加容易。自然灾害危机事件的发生，新媒体发展也催生了一些从中盈利的个人和组织，破坏危机治理参与秩序。例如，一些吃新媒体发展流量红利的网络红人或团队，在对灾区灾情完全不了解、毫无救灾专业技能的情况下，为博名利，带着拍摄设备盲目驱车打着“救援”的名头前往灾区“赈灾”，反而给救灾人员增加救援任务，增加危机治理难度。个别非正规民间社会组织社会募捐，只募不捐，利用灾情盈利，或募捐资金物资明细拖延不公开，严重破坏公众参与危机治理秩序。
公众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效率得到提升。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型技术越来越普及，推进政府危机治理各方面的智能化发展，提高了从问题发现到应急响应的速度，提升了社会危机治理的效率。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政府对危机信息资源的整合分析，影响到对灾情害理决策的制定和措施的实施，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现今，多样化智能设备、信息发布平台的建立，普通群众也有能力进行视频、图片的录制，向外传递灾情实况，对政府收集灾情信息进行了补充。
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中公众参与存在的问题
1.新媒体功能的利用
政府对新媒体功能的利用着重于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交流，缺乏针对突发危机状况下适用的突发危机事件救援信息收集、分析、反馈机制。自然灾害公共危机的发生，事关公众人身利益，求救信息的发布接收、救援信息的发出和反馈依旧依靠无限制的、自由的普通信息发出机制。河南洪灾中，并没有一套已经完善的机制来处理灾害救援信息，前期受灾群众通过电话、信息、网络平台发布求救信息，之后微信开通一款紧急的暴雨互助快速反馈通道。虽聊胜于无，但仍然在使用过程中表现出功能不完善的特征。
2.公共危机治理中公众参与的引导
缺乏对公众参与的引导。公众具有多样性、变化性的特征，在接发信息过程中的思想行为是自发的、多种多样的。并且公众对信息的敏感，其接收信息后的个人感受会发生变化，通过情绪向外表达，从而影响到他们在危机治理参与中的行为表现。面对不完整的碎片化信息，公众的思维具有强大的发散性，容易受不真实信息的影响，需要政府在危机中把握舆论发展，关注公众参与状况，对其进行正面引导。
3.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法律规范
对公众参与缺少法律规范。通过各类公益性组织为受灾地区进行捐赠，是很多个体为危机治理贡献个人力量的一种方式。捐款本是公众奉献爱心行为，但其中也不乏为满足自我虚荣和获取荣誉的需求进行诈捐、骗捐。例如，一位艺人在社交平台发出自己为支援河南洪灾捐款一万八千元的截图，却被网友扒出实际的捐款明细中只捐了一百元。作为公众人物诈捐，造成恶劣影响，最后也并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惩戒。灾中出现诸多非盈利性公益组织，良莠不齐。部分社会组织结构不完善，参与程序不规范，不具有官方性，却可以以官方名义发起社
会募捐，不发明细，从中获得利益。捐款中的个人损失小，群体损失大，群体维权过程困难，缺少相关的追责法律规定。任何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规范。
4.公共危机治理中公众参与的制度建设
危机治理参与的缺乏制度保障。公众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是一种权利，需要受到一定的制度保障。公众参与权利缺少制度保障，降低公众部分人或群体的参与积极性。新媒体背景下，公众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意愿趋向于便利、快捷、有保障的途径。政府建立的公众参与渠道推广不到位，云服务信息平台功能还有待完善。
四、新媒体时代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对策建议
1.加强政府对新媒体功能的灵活运用
发挥政府核心作用积极应对网络舆情，把握舆论方向，避免二次公共危机的发生。加强对新媒体的灵活运用，不断挖掘新媒体潜力，建立起应对政府治理中紧急特殊情况的信息收集、分析、反馈机制，不断完善其功能。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利用相结合，避免忽略公众中的难以接受和不会使用新媒体功能的弱劣势群体。
2.重视公众参与，进行引导规范
政府要重视公众参与，积极鼓励支持公众参与。包容公众参与行为的多样性，但要对不合理不合法的参与行为进行引导和规范。发挥好官方媒体的号召和发声作用，建立公众参与互相监督体系。社会组织的参与活动，应该有政府部门相关的报备，达到政府相关要求规定。加强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也方便政府对社会组织行为规范的监督。积极利用互联网平台，开放官方信息，动态应对。依靠政府系统的电子政府建设，全面整合信息系统资源，扩大信息反馈渠道，调查公共政策的实施效果，监督政府的行政行动。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和政府部门的效率。
3.建立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制度保障
公众公共危机参与的部分产生消极影响的行为难以定性，根据其参与行为影响大小建立一套特有的定性标准，制定更加细化的针对性法律规定，能对具体行为违规进行惩戒。完善公众危机治理中公众对社会组织监督制，利用新媒体功能建立举报途径和维权平台，加强公众之中群体维权的制度保障。拒绝“广法难定其罪”和“群权难维”。建立社会组织违法追责制度，维护群体权利，保障公众利益损失降。
五、结语
新媒体时代背景下，自然灾害公共危机治理主体是政府，也越来越离不开公众参与治理。公众本身在参与治理的问题发现和自主解决有一定困难。政府作为站在社会宏观角度的观察主体，只有重视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借助新媒体发展灵活利用其功能，才能引导公众参与方向正确、行为规范、参与有制度保障，促进公众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稳步前进，提升公共参与质量。
参考文献
[1]张金平.我国自然灾害危机管理中的公众参与问题研究[J].改革与开放,2011(14):147-148.
[2]韩国元.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公众参与[J].今日科苑,2007(20):2.
[3]孙喜金,陈海利.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公众参与——以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事件为例[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20,21(5):23-26.
[4]中国互联网络中心(CNNIC).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21.
篇八：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摘要】理想状态中的公共话语,应对公民的普遍利益与国家的民主有所裨益,其对象是公共事务,其载体是大众媒介。数字媒体时代的公众拥有宽松的公共话语空间,但是公共话语却沿着背离其应然状态的方向走,表现出了种种异化现象。从哲学高度看,公共话语的异化归根结底是人的异化,人性的弱点与网络双面性的结合,是公共话语异化的路径。因此,克服人性弱点、警惕数字技术的有限性、敬畏传统以及培养公民意识,是还原正常的公共话语空间的基本对策。
【关键词】数字媒体时代；公共空间；公共话语；异化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一国进入现代社会或者后现代社会,公民自由的问题便受到了人们前所未有的重视,而公民自由最重要的议题便是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即公共话语空间存在的自由。围绕这一议题,思想家们展开了丰富而思辨的探讨。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穆勒,承袭了密尔顿、洛克自由派先驱的思想,强调思想言论的自由,以及人类认识的可错性。他们认为真理与谬误必须得到同等传播,因为“人类一见某事不再可疑就放弃思考,这种致命的倾向是其所犯一半的错误之根源。”
[1]
自从数字媒体时代来临,公共话语的空间逐渐由传统媒体转移到了互联网世界,并凭借其优势,为公众提供了一个意见充分自由竞争的场域,这一现象看起来似乎达到了自由派哲学家不让“既定观点昏昏沉睡”的目的。
但事实并不是那么完美。若在自由意见市场(主要存在于互联网世界)上言说的大多是谬误、谣言,并且带有非理性与娱乐化的特点,那么真理的传播反而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艰难了,那么这恰恰是与自由派先驱们所希望的真实的自由意见市场相背离的,而这正是当代中国公共话语空间的存在状态。刚刚拉开的网络谣传者秦火火的审判序幕,正是对公共话语空间异态发展的提醒。在数字媒体时代,公共话语的生存空间前所未有的宽松,但是公共话语却出现了种种我们看来是异化的现象,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本文即对数字媒体时代公共话语的异化问题加以探析,试图从哲学的视角解析这一现象。
二、公共话语的理论源流及其特点
公共话语这一概念来源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公共领域首先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它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在这个领域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他们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就普遍利益问题达成共识,从而对国家活动进行民主的控制。”不仅如此,其实哈贝马斯已经隐约指出了公共舆论、公共话语的特点:“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模式要求公众舆论与理性相一致,认为从客观上讲通过自然秩序或通过严密关注普遍利益的社会组织,可以把利益冲突与官僚决策降低到最低限度。”
[2]
依据哈贝马斯基于公共领域对于公共话语的解释,我们可以总结出在在公共领域发生的公共话语,应该具有这么几个特点:1、公共话语的主体原则上是所有人,但公共话语应具有理性、负责的特点,因此准确地说,合格的公共话语的主体应是成熟的公民。2、公共话语的实践方式是公民运用话语权参与有关公共问题的论辩,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3、公共话语的目的在于通过公民的言论与思想的交流砥砺,以达到沟通上下、促进社会信息流通、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保障公共利益的效果,也即哈贝马斯所言,实现“对国家活动的民主的控制。”因此,公共话语就是人们聚集在非私人的公共领域所有言论与话语的内容、形式的总与。
三、数字技术时代公共话语空间的存在状态
我们把公共话语发生的场域叫做“公共话语空间”,它并不总是有条件存在的。公共话语空间是介于官方话语与个人之间的公共话语表达的场所,在专制政权的高压控制以及官方意识形态无缝灌输的情况下,公共话语空间几乎是不存在的。公共话语空间存在的必要条件是一
个社会存在允许公众表达的缝隙,并且有承载这种表达的媒介。
自从互联网技术在中国普及以来,我国的公共话语空间逐渐由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转移到了互联网世界。在当代中国社会,一些学者甚至把数字技术的普及,视为公共话语空间生长的春天的来临。网络为平民百姓提供了意见表达与舆论监督的空间,在这个层面上,学者们对网络时代构建公共话语空间的乐观期待是不无道理的。然而,由于大众传媒的媚俗特点,在网络空间里泛滥的大多数信息,都披上了娱乐的外衣,正如尼尔·波兹曼断言的“以理性开始,以娱乐结束。”
[3]
另外,在互联网世界行使充分自由表达权的,大多是平民大众,研究群体心理的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告诉我们,当生活轨迹迥异的大众在互联网世界合流后,由于大众总倾向于成为“乌合之众”,那么他们将以狂欢的形式,实现对话语权的重新主宰。他对群体成员的主要特点有精准的描述:“无意识的人格战胜了有意识的人格,开始支配人的感情与行动,而暗示与传染会让这些感情与行动都转为一个方向,倾向于把一些暗示概念立即变为事实。于是这些群体成员都成了一个玩偶,他们不受自己的意志支配,变成了另外一个他们自己都不熟悉的陌生人。”
[4]网络为民众提供了一个情感宣泄的渠道,但超过某个边界,互联网世界上的公共话语空间就将变成公众颠覆传统、放纵自身的狂欢天堂,变成公众们非理性言论泛滥、社会责任感缺席、话题严重同质化的混乱场域,[5]而我们所描述的这些,恰恰是当今数字技术时代,我国公共话语空间的存在状态,很明显,它是不符合哈贝马斯所规制的理想的公共话语状态的。
所以,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我国公共话语空间的理想化、有效化发展并没有接踵而至,不仅如此,我们甚至目睹了公共话语正在背离其基本特点的现实场景:由于我国公民社会发育的不健全,对公众的文化启蒙,尤其是政治启蒙的工作尚未做到位,因此徜徉在互联网世界发表观点的人,大多数不具有完备的公民素质。这样一来,毋论理性的、建设性的探讨公共事务,网民们更多地是扮演欢乐的不负责任的看客角色,发挥乌合之众的跟风功能,对大大小小的新闻事件、公共事务,或是拍手称快,或是义愤填膺,更有甚者,还形成了特有的“网络水军”现象,网民们在互联网天堂里,显现出了公众利用话语空间极尽娱乐之能事、不理性、不思考甚至暴力的一面；其次,公众利用公共话语空间进行的淋漓尽致的情感宣泄,就算称得上是对公共事务的“论辩”,就算最终达成了某种“共识”,但这“论辩”是混乱的,而“共识”更可能是可怕的。轰动一时的“药家鑫案”,由于公众舆论的过分参与,公众舆论中不理性因素逐渐占据主流,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为了“媚俗”与“代表大众发声”,最终导致了可怕的“媒介审判”。变了形的公共话语,居然有如此强大的威力,让媒体倒戈,让司法失声。公共舆论与公共话语的边界在哪里,媒介利用与引导舆论的边界在哪里,这个案件留给我们的启示不可谓不重大；最后,在这样的公共话语场域中,即令有部分理性的公民的声音,也被强大的集体呼声淹没了,在狂热的民粹主义引导下的公共事务决策,通常不能对人们的公共生活有所裨益。
至此,我们可以引出“异化”的概念以及公共话语的异化问题了。哲学上的异化指的是,当主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这对立面变为了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自从青年马克思在其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使用“异化劳动”一词来表现资本主义的邪恶,[6]“异化”一词便被学者们广泛引用,并不再局限于人的异化的表述,其所反映的实质内容,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异化概念所反映的,是人们的生产活动及其产品反对人们自己的特殊性质与特殊关系。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将“异化”概念运用到本文探讨的数字媒体时代的公共话语上来,恰能总结当下公共话语的种种背离其本质特点与功能的表现。
翻阅当下的流行报纸,几乎每期都有文章探讨互联网时代给人们带来的负面影响,一些媒体研究者创造出一系列新名词如“拖延症”、“囤积症”、“多重任务疯狂症”、“焦虑疯狂症”、“网络暴民”等等,来形容数字时代人们的病态表现,我们探讨公共话语空间与公共话语的异化表
现,其实归根结底是网络时代人的异化导致了公共话语的异化。被数字技术异化了的人们,表现出了娱乐至死、非理性、狂躁、多重任务疯狂等等异化行为,故而这些异化人类建构了一个异化了的公共话语空间——表面上看,网络是人们意见与思想充分竞争的市场,但正如媒体人张晓舟所言:“…它仅仅提供了民主监督的幻象,仅仅是在极权主义的玉体上引爆了消费主义的欲望狂欢。”
[7]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谓的高速成长的公共话语空间,往往可能是被数字时代的“异化人类”所占领的宣泄欲望的场域,这远不是哈贝马斯描述的公共话语空间的形态。在这样一个伪公共话语空间中,充斥的必然是同样异化了的公共话语。
四、数字技术时代公共话语异化的表现
我在前部分用很长篇幅,解释了为何将“异化”一词用在数字时代的公
共话语身上,其基本逻辑如下:1、互联网时代的人们表现出了一系列异化行为。2、由这些“异化人类”构建的公共话语空间,不可能不带有异化征象,因此充斥其中的公共话语亦是带有异化特征的。3、根据哈贝马斯对“公共空间”的定义,我们可推导总结出公共话语的几个特点,而数字技术时代的公共话语,恰好背离了它的题中应有之义,反过来证明了公共话语是被异化的。
那么具体来考察当下被异化了的公共话语,它都有哪些表现呢?
最显著的表现是,互联网时代被异化了的公共话语,不再是严肃的、诉诸理性的、逻辑严密的,恰恰相反,娱乐的、非理性的、混乱的、不准确的话语,甚至正在侵入一些严肃的场合,例如电视的新闻节目与法庭。最新近的例子莫过于今年两会期间,于3月2日举办的政协新闻发布会上,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竟以网络流行语“你懂的”作结,回答了记者提出的敏感问题,一时间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网络时代的公共话语,有时真像塞缪尔?贝尔特的戏剧一样:主题是严肃的,而意义是无法理解的。[8]
其次,在娱乐化与非理性化导向下的公共话语,一般来说是背离了公共性的,即对于公共性事务谈不上建设性的裨益,甚至还可能演变为一幕幕基于非公共性的人肉搜索与无厘头的口水大战。有关公共话语的这一异化表现,清华大学郑恩等人认为在戏谑、狂欢症候的引导下,公共话语会形成“碎片化——共鸣极化组织特征”,并主要表现为戏虐与围观的娱乐主义倾向,基于非公共性的人肉搜索,网络暴民与网络审判,以民族主义为大旗的“爱国”民粹主义这几个特点。[9]
关于娱乐倾向,佐证的案例比比皆是,例如“百变小胖”、“犀利哥”、“贾君鹏”等,公众在不断的话语“歪楼”中寻找一种想象力被满足的快感,但这种无厘头的讨论与炒作以娱乐开始,亦只能以娱乐结束,对公众事务并无裨益。
至于人肉搜索,随着网络技术的发达与公众借助互联网交流渠道与实时信息交换渠道的拓宽,网民们进行人肉搜索的能力是令人震撼的。例如“表哥”杨达才的微笑图片在网上被公布后,网友们在短时间内对他的眼睛、手表等进行人肉搜索,最终导致了微笑局长被双规。公民利用网络技术进行反腐监督,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人肉手段的无限制使用,也将危害到普通百姓的正常生活。公众在舆论的广场中将无辜民众的家底全部兜漏,这不仅违反了被人肉者的基本权利,更有可能在无穷无尽的以人肉为乐趣的过程中,给网络谣言以滋生空间。
网络暴民与网络审判则更为可怕。自药家鑫案以2010年6月7日药家鑫被执行死刑了结后,部分公众与媒体才开始反思案件中网络舆论对媒体舆论的片面导向,以至于对法院判决形成了压力。公共舆论与公共话语之间是有边界的,公共舆论中往往夹杂着太多的非理性声音,并且在传播过程中,由于人们的“乌合之众”心理,渐渐由一种声音占上风,最终导致舆论一边倒的局面,而这往往是十分可怕的。这不仅使少数理性的声音在有限的公共话语空间中发不出来,亦无益于公众的公民意识的培养与成长。
狂热的民粹主义当是异化的公共话语最极端的表现了。2012年9月中旬,我国各省市地区的保钓游行中,部分狂热人士在游行中采取极端暴力行动,例如砸毁过路的日系车辆等。公共话
语的这一畸形化,若不被加以正确引导与规制,最终甚至将颠覆政权。
五、数字技术时代公共话语异化的路径
我们已将互联网时代公共话语异化的缘由,追溯到了人的异化。但是我们只是在感性认识层面,对互联网时代,人与公共话语种种异化的表现列举了一番,并没有从源头上追问,数字时代的到来,到底是通过何种方式导致了人的异化?我们知道,人性中都潜藏着某些弱点,一旦有某种契机,这些潜藏在人性深处的弱点便会被唤醒,从而表现出各种各样的不正常或是邪恶。网络技术作为一种媒介,作为一种便捷的表达机制,一方面为人们的表达自由带来了方便,但在此过程中,无边无际的自由恰恰与人性的某些弱点结合,上演了一出出人的异化大戏。
别尔嘉耶夫曾用精辟而深刻的语言,对这一现象做出了预见性解释:“……而这一个经验世界,是精神自身被异化了的客体化世界。”在客体化世界中,人成了依附于客体化世界之上的一种失去了内在生存的存在,人成了受异化、被决定、无个性的生物,人身上的不可重复的精神因素与个性因素受到了贬低。也正因为如此,人自从被抛入了这一世界之后,便不断地体会到异己感与失落感,人与人的疏远、淡漠、隔绝由此而生。
[10]
那么,人性中的那些弱点,导致了互联网世界这一客体化世界来临时,人们成了“受异化、被决定、无个性的生物”?互联网世界又有哪些特殊性,导致生存其中的大众,表现出种种及其特殊与不寻常的异化行为?人性的弱点与互联网世界特殊性,二者怎样的结合,才开出了新时代“人类异化”的这朵奇葩?
首先,人的从众心理与观望心态,在互联网这一虚拟世界中更容易实现,并通过从众与观望心理的实现,保障了自己是与多数人同步的,内心的安全感也由此建立。古斯塔夫?勒庞在其研究群体心理的作品《乌合之众》中,明确指出个人一旦融入群体,他的个性便会被湮没,群体的思想便会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与此同时,群体的行为也会表现出排斥异议,极端化、情绪化及低智商化等特点,进而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如此一来,便不难解释公共话语空间的舆论一边倒,言语非理性、极端化等等现象了。
其次,囿于思维的惰性或是思维方式的简单,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人们可以满足自己想要不断掌控的心理需求,但却往往无力甄别筛选信息,而更倾向于听从宣传或曰被洗脑。陈丹青说,“我们今天处在一个讯息与行动比严重失调的时代,在空前便利的电子传媒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聪明,也比任何时候都轻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思考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尤其是当今中国应试教育过来的青年学生,作为在校大学生的主流群体,他们表现出的大多是信息爆炸、行动困境、思维简单、言语木讷。[11]
因此,在大众传媒与电子传媒无比便利的今天,人们越来越依赖于接收信息,因此信息与技术更新速度太快,人们往往处于一种追寻最新消息、把握时代律动的不安定状态中,这种状态虽然是由于人们热烈的探索欲与求知欲,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导致了大家思考时间的减少与思考能力的下降,从而更容易地成为意识操纵的对象。由此,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大家都时时刻刻挂在网上,发表同样的观点、同样的感叹。
另外,由于传媒的媚俗特征,它的内容发送特征以及与用户互动的方式,导致如今的媒体越来越不严肃甚至轻飘。大众是需要娱乐的,在娱乐信息的播送与探讨中,人们满足了自己的猎奇欲望、偷窥欲望,满足了娱乐心态、看客心态,以及对充满幻想的虚拟世界的热爱。这种全民娱乐的状态,一方面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很明显却是无益于公民社会的发育的,那么寄生于公民社会中的公共话语亦无从谈起。但这恰恰是所有专制者最喜欢的,因为不思考、只娱乐的愚民最好管理。
最后,每人心里都有一颗自负的种子,自媒体时代不断向人们传达的“我的地盘我做主”
的暗示,恰好满足了人们颠覆权威、放纵自身的强烈欲望。公众不再迷信于所谓专家与权威人士,而认定自己也有解析一切事务、指点江山的能力。这种狂妄的心态一旦与乌合之众的群体心理相结合,极容易地便形成了非理性的狂热的民粹主义观点,如此一来,微弱的理性声音,自然
不被人们所听到了。
六、走出异化,还原正常的公共话语空间
既然数字媒体时代的人的异化,导致了当下公共话语空间与公共话语的异化,或者说导致了公共话语空间发育的偏离常态,那么要想建立还原正常的公共话语空间,则最终要从摆脱人的异化入手。针对以上篇幅描述的数字媒体时代人与公共话语的异化表现与异化路径,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克服当下公众的种种异化行为——
首先,越是在数字化渗透到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时代,越要对数字技术保持警惕。作为广义范围内的科学技术,对计算机科技的开发与应用,已渐渐成为网络时代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网络大大缩短了时空限制,让人们的交流变得更加迅捷；网络世界中内容的丰富性,极大满足了人们的探索欲望；但同时人们也被困于网络世界的虚拟现实中不能自拔。对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认识,即对于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的判断,自近代科学技术兴起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早在17世纪,英国的哲学家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充分肯定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到了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持否定态度,认为科学给社会带来了罪恶,导致了人类的不平等。同一时期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则反对卢梭的观点,把科学技术看作是人类支配自然的手段。
作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伽达默尔对于科学技术在20世纪当中所享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具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在他看来,科学曾是启蒙运动的重要动因之一,然而随着科学在现代社会的无限扩张,科学最终又将导致自身成为被启蒙的对象。科学造成的蒙蔽主要集中为科学对客观性与普遍性的追求,科学对客观性的追求突出地体现在强调其方法的客观有效性并将其推广到一切领域,而与客观性相联系的是对普遍性的强调,过度地追求普遍性将最终消解了个体性与独特性。针对现代科学所造成的蒙蔽,伽达默尔认为只有限制科学自身的范围,才能使科学正确发挥其社会功能。
其次,既然数字技术具有有限性,那么与之相联系的一点是,我们一定要保持某些人之为人的传统与敬畏感。何平在《伽达默尔科学技术反思研究》一书中详细梳理探讨了了伽达默尔强调科学技术与人的存在意义尖锐冲突的原因,人是有情感的动物而非机器,能动性、创造性与思考力,正是人作为人最为宝贵的东西。别尔嘉耶夫说:“正因为人折射除了另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才使人成为生物界中引以荣耀的个体。当然,这即意味着个体人格以自己的独特性、唯一性、不可重复性突破世界进程。总之,在人的这种个体中,我们感受到的不是肉体的生命,而是灵魂的生命。”
[12]因此科学技术只是人类改造世界的一种工具,科技产品可以成为生活必需品,但并不能成为绑架我们的生活方式。例如利用网络进行便捷的交流是可以的,但通过电波与磁场的交流,永远不能代替人们面对面的交流,因为电波与磁场,不能传播人们的气息与丰富的情绪。
俄国作家谢?卡拉-穆尔扎有一独特的观点,他认为科学也是操纵意识形态的工具,传统的消亡作为它的结果与原因,与它一起运动来操纵人们的意识。并引用了雅思贝尔斯的话佐证这一观点:“由于把生命攸关的一切活动都比做机器的工作,社会也就变成了一台把人们的整个生命都组织起来的大型机器。……人成了一种原料,需要对他进行有目的的加工。因而那个过去曾经具有完整自我、思维健全的人,现在就变成了工具。人性的显现是可以的,甚至是必要的,在口头上还宣布说它是主要的。然而一旦目的提出了什么别的要求,它就会毫无商量余地地受到侵犯。所以,绝对要求扩张到哪里,哪里传统的作用就受到局限并将消亡。大多数人却如同沙砾一样,他们是没有根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可以随便利用。”
[13]
因此,坚守某些传统,对传统保持敬畏感,对数字技术有充分的警惕,是每个人走出乌合之众圈套的起点,也是公共话语走向理性与营养的起点。
第三,在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的情况下,人们更要有意识地克服某些人性的弱点。互联网世界这一庞大的客体化世界包围了我们,但是我们并不想践行别尔嘉耶夫描述的
可怕状态,即异己感与失落感,人与人的疏远、淡漠、隔绝。只有有意识地克服从众心理、观望心态,思维惰性、猎奇欲望,娱乐心态、看客心态,自负以及对充满幻想的虚拟世界的疯狂热爱,才不致使极端的自由,变成对人们极端的奴役,公共话语空间的声音,也将不复是娱乐话语泛滥、极端民粹主义话语泛滥了。
最后,每个人都要变成学习型、成长型的公民。我们都知道,正常、有效的公共话语,可以为公共事务有所裨益。但正常的公共话语空间并不是每个社会都具有的,它只有在一个国家的公民社会发育较好的情况下,才能存在。公民社会的发育,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亦具有重要的作用。那么如何由不理性的、知识匮乏的平民,成长为理性的、有知识结构与分析能力的现代公民,这绝不是仅仅开放言论与话语空间就能达到的目标,而需要每一个原子化的个人,有意识地将自己当作一个合格的公民培养。久而久之,我国的公共话语空间将向着正常的理性论辩、合理协商的平台过渡。
七、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沿着“数字媒体时代的公共话语为什么是异化的——公共话语是怎样异化的——如何走出公共话语的异化”这一逻辑,回答了文章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通过公共话语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的对比,我们肯定了数字时代的公共话语确实存在着种种异化表现；通过分析网络的两面性与人性弱点的结合,我们揭示了数字时代公共话语异化的路径；针对公共话语异化的表现与异化的路径,我们从哲学的高度,将公共话语的异化还原为数字时代人的异化,并且对症下药,给出了走出异化,还原正常公共话语空间的方法与机制。
互联网世界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舆论空间,但现在看起来从公共舆论到公共话语,还存在着很长一段距离。在自由意见市场上,各个生活轨迹完全不同的公众可以针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但如何将这种非理性的、娱乐化的,总之,异化了的公共话语向理性的、建设性的公民话语的方向引导,这需要大家警惕人性的弱点,意识到数字技术的有限性,对传统保持敬畏感,并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公民意识,惟其如此,在数字媒体时代的公共话语才能在正常轨道上运行,我们的公共生活亦将变得更加美好。(作者系武汉大学)
注释:
[1][英]密尔:《论自由》,译林出版社,2010年2月第1版,第46页。
[2][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46页。
[3][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54页。
[4][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凤凰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第11页。
[5]刘琼:《网络:一个公共话语的狂欢世界?》,《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53页。
[7]刘磊:《人人都有“电子眼“:监督还是偷窥?》,《中国周刊》2013年第8期
[8][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79页。
[9]郑恩,龚瑶,邓然《:基于话语分析与公共治理视角的新媒体事件话语生产类型及叙事模式》,《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92页。
[12][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徐黎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第64页。
[13][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318页。
参考书目: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昆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第42-57页。
[10][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徐黎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第
1版,第117页。
[11]尚重生:《90后大学生姿态》,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
篇九：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2021年在公众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工作会上的讲话文稿同志们：
今天是x月x日，全省全市公众安全感与政法机关执法满意度调查工作很快就要开始，我们在这里召开全县迎接省市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调查工作推动会。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部署安排迎接省市公众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调查工作，把“平安xx”建设向深入推动。
刚才，县公安局xx局长作了声明发言，xx同志作了典型发言，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xxx对我县迎接省市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调查工作进行了详细的部署安排。请大家务必根据xx书记的部署，根据职能责任抓紧抓实迎接省市安全感指数与执法满意度调查工作，保证实现公众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双提高”。接下来，我再强调了三点意见。
一、统一思维，提升认识，切实增强工作职责感与紧迫感
群众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是衡量一项地方平安幸福指数的“晴雨表”，是对一项地方发展环境、执政能力与工作绩效的综合评价，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硬性指标。对于迎接省市安全感指数与执法满意度调查工作的重要意义，大家一定要有深刻的认识。这是形势所需，是责任所系，是群众所盼。说形势所需是因为，群众安全感与政法机关执法满意度，已经成为衡量一项地区社会治安状况与政法部门工作
状况的重要指标，也越来越被社会各界与各级领导所接受与重视，其它工作做得再好，群众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上不去，就说明工作是没有得到群众认同的，是失职与不到位的。说是责任所系是因为，守土有责，保一方平安，是我们的政治职责，提高群众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是我们的重要责任。我们必须责无旁贷地挑起担子，加强措施，不断提高群众安全感与政法机关满意率。说群众所盼是因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社会稳定、社会治安、公共安全问题企盼也越来越强，人们希望生命财产能得到有效保障，希望生活在安宁、安全、安定的环境。我们要把人民群众对平安的新期待作为工作的目标，放在心上、抓在手上。
二、突出着重，综合施策，保证实现群众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双提高
刚才，XX书记已经对迎接安全感指数与执法满意度调查作了非常详细的部署安排，我就不再阐述。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紧紧围绕提高公众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调查工作，以雷霆万钧的力度开展“大行动”，严厉打击犯罪；以防患未然的态度抓好“大防控”，织密治安防线；以全面履盖的格局实施“大管控”，提高治理水平；以春风化雨的情怀推动“大调解”，化解矛盾纠纷；以细致入微的理念提供“大服务”，提升满意指数；以贴近群众的方式进行“大宣传”，营造良好氛围。
三、强化领导，落实职责，为当好迎接省市公众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调查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一要一把手挂帅，强化组织领导。各级各部门要明确职责，强化组织，精细管控，制定实施方案、阶段目标与工作规划，细化分解目标任务与工作措施，保证迎接安全感调查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各乡镇党委、政府、政法各部门与综治委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提供强有力的人财物保障，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加以解决，充分调动各方热情，整合各方力量，形成共同当好平安建设工作的强大合力。要进一步落实职责，各乡镇党政主要领导、政法各部门、综治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挂帅、靠前指挥。各分管领导是直接职责人，要具体抓、深入抓。各级各部门要部署专人负责，抓好各种工作的落实。
二要细化任务，严格落实职责。县委政法委、县综治委已对各乡镇各部门的工作任务进行了职责细化分解，下达了刚性保证目标与力争目标，制定严格的考核奖惩措施。对工作滞后，严重影响全县安全感指数与执法满意度工作的，将兑现综治工作“一票否决”制。去年，市委办公厅室与市政府办公室印发《XX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职责制落实办法》，再个强调了对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不力的领导干部实行一票否决。县政法委要组建高规格的督查机构，定期、不定期对各乡镇、各部门工作情况进行督查，每个督查后都要有督查通报与排名，特殊是要对督查的情况进行点评，指出存在的问题，对下步整改工作提出严格要求，并且要对督查后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跟踪问效。各乡镇与有关部门也要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层层分解职责，将职责落实到具体部门与次人，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传递压力、层层抓落实的良好机制，保证实现既定目标任务。
三要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政法综治部门要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持续发扬连续作战的务实作风，始终保持政法队伍的良好形象，一如既往、一抓到底推动“双提高”工作。各乡镇办与县综治成员单位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围绕“双提高”工作目标任务，根据“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各司其责、协调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其它各单位部门要结合自身工作现实，创新工作方法，落实工作措施，在责任范围内当好“双提高”工作，从而形成全县上下共同关注、共同参加“双提高”工作的强大合力。
同志们，提高公众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是一个民心项目，德政项目，意义重大。我们一定要发扬只争朝夕的精神，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从如今抓起，从细节抓起，仔细将各种工作任务落到实处，打好迎接公众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调查攻坚战，保证既定的目标顺利实现，为全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篇十：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利用新媒体创新大学生安全教育模式作者：宗传鑫
罗赣虹
来源：《新媒体研究》2017年第02期
摘
要
随着新媒体的兴起，高等学校思政教育越来越重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而大学生安全教育工作是高校学生工作的底线，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首要工作，利用网络新媒体的开放性、灵活性、丰富性、即时性等特点开展大学生安全教育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而利用新媒体不断创新大学生安全教育的新模式成为高校管理中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
新媒体；安全教育；新模式
中图分类号G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0360（2017）02-0050-021新媒体对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影响
新媒体是一把“双刃剑”，新媒体的使用群体多样，其中大学生是最主要的使用群体，新媒体对大学生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影响。
1）尊重学生的话语权，实现平等参与。新媒体具有自主互动性，它的这一特点给大学生自主参与讨论交流提供了更多机会，可以更好地凸显大学生的平等参与意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的话语权也可以得到充分的尊重，其主体意识更是被充分调动和激发，认知能力及选择能力也得到
锻炼。
2）新媒体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这个平台具有广阔性、开放性，有助于开阔大学生的视野，同时提高大学生明辨是非的判断能力，从而形成开放的、兼容并包的思想观念。2008年北京高校大学生思想动态调查资料显示，69.6%的大学生把网络作为获取社会信息最主要的渠道[1]。
3）完善大学生生命教育知识结构。在网络新媒体时代下，通过互联网，大学生可以及时、迅速掌握有关生命教育的最新研究成果，从而自觉地完善相关知识结构体系。
4）拓宽大学生的思维方式。网络新媒体信息更新迅速、信息量大，对大学生的信息搜索和筛选能力提出了挑战，大学生的相关能力得到提升，也将进一步提高大学生探索生命、思考人生的能力，从而珍惜生命。
5）新媒体信息具有传播的自发性、论点的分散性和内容的庞杂性等特点，不利于统一监督和引导。部分大学生在一些社会问题或事关学生重大利益问题上容易出现思想偏差，在现实生活中又缺乏表达途径，他们往往容易通过一些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同时，部分大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学生往往将自身的缺陷和不足放大，将个人因素或个别不妥行为而导致的不当猜忌摆在台面，宣泄个人情绪，转发一些真实性与客观性存在偏差的热点问题，发表一些不符合实际情况、不负责任的言论，散布一种片面的、偏激的、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论调。这些言论一旦形成舆情，就会在高校中形成不良的氛围，使大学生受到不良信息刺激，容易模糊他们的价值判断，引发他们对一些正确信念的怀疑。
6）容易导致学生荒废学业，引发一系列心理问题，进而可能引发自杀等现象。网络新时代对人的自制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如果一味沉溺于网络中，而不能有效、正确利用网络新媒体，可能导致虚度光阴，浪费生命。处在迅速成长阶段的大学生，其自我管理和控制能力相对较弱，很可能沉溺网络，尤其是一些网络游戏，从而荒废学业，继而引发一系列心理问题和生命安全问题。
7）容易导致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减弱，降低大学生群体归属感。网络属于虚拟世界，虚拟世界与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存在一些差异，如果一味沉溺于网络虚拟世界，很可能影响大学生对真实世界的适应能力，导致群体归属感的欠缺，从而容易导致心理脆弱，进而引发生命安全问题。
2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安全教育现状
1）新媒体在大学生安全教育中得到充分利用。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兴起，高校教育越来越重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目前，通过QQ、微信、微博、公众号等载体进行安全教育是高校开展安全教育的主要方式。很多高校不但有高校层面的新媒体平台，各个二级学院也纷纷建立了自己的新媒体平台，并精心维护，通过新媒体平台将安全教育认真传达给学生。各平台之间还逐渐形成了竞争机制，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学校、学院纷纷设立了专门机构并组织专门人员进行内容的挑选、更新，及时将安全知识传递给学生，并保证了内容的可读性、形式的多样性等。
2）安全知识教育仍然流于说教形式。虽然安全知识通过各种新媒体平台得到了很好的传播，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很多高校对利用新媒体开展安全教育流于形式，只是将平时的教育内容简单的通过网络传达给学生，缺乏对如何正确有效利用新媒体的思考，也没有对传达的内容进行精心挑选和深加工。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来自教师的关于安全信息的大量推送，有时反倒会引起学生的反感情绪。
3）网络安全教育与线下安全教育活动联系不紧密。随着高校对新媒体越来越重视，新媒体平台在高校进行安全教育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高校把精力过多地集中于网络媒体，重视各种线上活动的开展，使得线下活动重视不足，线上线下活动联系不够紧密。线下活动是传统的安全教育方式，线上活动是新兴的安全教育方式，二者各有优势，均在高校安全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高校在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进行安全教育的同时，要重视传统方式和活动作用的发挥。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4）缺乏信息反馈机制和渠道。在通过新媒体进行安全教育的过程中，很多学校和学院只是简单地将知识传递给学生，而对学生是否认真学习和领悟到了安全教育的内涵缺乏检验机制。学生更多的是机械式地接收知识，而缺乏很好的沟通交流和反馈平台。虽然学生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表达自己的心声、意见和想法，但通过与不少学生的交谈可以发现，大部分学生很少选择通过平台发表意见，他们更愿意以面对面交流的方式说出自己的想法。因为他们有的“懒得”通过这个平台来表达，有的觉得通过新媒体平台反馈意见没有安全感和实效性，有的还没有完全习惯这种方式。
5）网络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近年来，网络诈骗现象越来越多，网络诈骗手段越来越多样，学生被骗事件发生得越来越频繁。通过新媒体进行大学生安全教育是为了提高大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但同时也给犯罪分子进行诈骗提供了新的途径。不少犯罪分子通过网络利用学生的善良骗取钱财。因此，高校在利用新媒体进行安全教育的同时，也要注意新媒体本身的漏洞，提高学生对网络诈骗的警惕意识。
3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安全教育的新模式
利用网络新媒体进行大学生安全教育已经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高校必须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不断探索大学生安全教育的新模式，将大学生安全教育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1）利用新媒体平台，丰富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内涵。利用新媒体进行大学生安全教育不是仅仅将新媒体作为传递安全信息的平台，而应在充分发挥其媒介作用的同时，提升大学生的安全意识，让大学生主动参与到网络安全教育中。高校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的开放性、灵活性、丰富性、即时性等特点，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活动，寓教于乐，在学生参与中传递安全教育知识。同时各高校可搭建新媒体安全教育平台，建立相应的评价竞争机制，根据访问量、转发量、学生参与度等不断进行平台的优化提升，而不仅仅将眼光局限于平台建设和信息发布，要对信息进行精选和升级，传递有意义的、正能量的信息，避免信息泛滥，引起学生反感，着力打造相应的安全教育网络精品项目，建立网络新媒体品牌平台。
2）利用新媒体平台，提高大学生安全教育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安全教育不是简单的说教，而是要帮助学生树立安全意识，提高安全警惕性。利用网络新媒体进行安全教育，除了重视信息的传递，更要重视学生对信息的吸收情况和学生的反馈意见，只有通过新媒体形成积极的互动机制，安全教育才能达到相应的效果。
3）利用新媒体平台，丰富安全教育的形式，实现线上与线下活动的无缝对接。线下活动是传统的安全教育方式，线上活动是新兴的安全教育方式，二者各有优势，均在高校安全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高校在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进行安全教育的同时，要重视传统方式和活动的作用的发挥。将线下活动做得丰富多彩，赢得学生的支持和喜爱，让学生在活动中得到良好的教育。同时，通过网络新媒体，对活动内容、效果等进行积极的宣传，将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将安全教育既有丰富的内容载体，又有良好的效果宣传，实现教育的有效性。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
新媒体的出现，一方面给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带来了便利，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新媒体形势下的大学生安全教育任重而道远，探索新媒体形势下的高校大学生安全教育模式是高校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任务。高校要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平台，结合传统教育方式，丰富安全教育形势的内容，提升学生的主动性和参与性。同时，要注意预防新媒体本身带来的安全隐患，如网络诈骗等。不断提升大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培养全面发展的大学生。
参考文献
[1]刘燕，刘颖.高校网络舆情的特点及管理对策[J].思想教育研究，2009（4）：46-48.
篇十一：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新媒体时代网络公众舆论的传播特点探析作者：王丽帆
来源：《今传媒》2021年第02期
摘要：网络舆论是网络时代特有的公共舆论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公众舆论对人们生活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日益加大，与人们的生活日益产生密不可分的联系。相对于传统媒体，新媒体环境下，公众舆论不仅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公众也有了更多的话语权，舆论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本文重点围绕李普曼的舆论观，对新媒体环境下公众舆论形成的条件要素、环境变化等进行论述，并以微博平台作为具体案例对新媒体时代下网络公众舆论的特点进行分析和探讨。通过分析研究，本文认为新媒体时代下的网络公众舆论主要具有批判性、公开性、非理性等特点。
关键词：新媒体;公众舆论;微博平台
中图分类号：G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21）02-0030-04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不仅产生了很多新兴媒介，同时也展现出了互联网的众多优势。随着网民数量的增多，各类自媒体平台也在不断涌现，智能手机和移动客户端的迭代演进，促使目前所处的时代逐渐变成信息爆炸的时代。互联网时代下新兴媒体的主要特点是先进化、数字化、自动化，同时也拥有虚拟性、隐蔽性等特点，这些特征在开放交互的互联網环境下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给人们带来了诸多便利。如今，新媒体已成为人们工作、生活和学习的重要工具，人们的社会参与方式也逐渐被改变，公众对社会的认识和感知途径也变得越来越广泛。基于此背景，网络平台在为人们提供更多自由讨论机会的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不仅如此，网络平台更是为大众舆论的表达提供了更广泛、便捷、即时、隐秘的渠道和路径。为了探讨新媒体时代网络公众舆论的特点，本文首先对“公众舆论”这一概念的产生、理论来源，以及发展演变等进行简要的梳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新媒体环境下网络公众舆论的形成过程，并以微博平台为例分析网络公众舆论的传播特点。
一、李普曼“拟态环境”视角下公众舆论的形成
美国学者李普曼最早引入了“公众舆论”这一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全景式描述，也因此开启了“议程设置”的早期思想。李普曼在其著作《公众舆论》一书中认为，如今的社会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因为人们在社会活动的过程中，精力和注意力有限，无法对外部环境、外界事物进行全面的关注。而且对于一些超出自身感受范围的事，很多人只能借助不同的“新闻媒体平台”来进行了解。因而，公众的行为不单单只是对外部环境所产生的反应，也会由于媒介的“拟态环境”而产生反应[2]。在《公众舆论》一书中，问题的基础就是“舆论如何产生”，而外部环境和舆论的产生则有着极大的关联。因此，分析人们如何了解外部环境，以及怎样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李普曼站在外部环境的基础上，针对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进行了研
究，区分了社会环境、媒体平台所制造出来的虚拟世界，他认为与舆论有联系的环境需要借助不同渠道才能折射出来。如果环境复杂、获取信息的途径单一，那么就不能在“虚拟世界”里得到现实世界的真相。
在李普曼看来，要想达到宣传的目的，就需要在公众和事件之间设置一些障碍。在公众创造出自身认为合理的虚拟环境之前，要使其和事实真相保持一定的距离。由于公众在接近自身所看到的事物时容易形成错误理解，而且也无法完全解除误解[2]。所以他提出拟态环境是为了满足舆论发展需求，按照合理的舆论方向，媒体会设置一个拟态环境，防止人们被错误舆论所影响，而产生误解。拟态环境并非现实社会在镜子中的体现，而是借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事物来进行优化，将选择和加工后的所谓“真相”展现给公众。
李普曼认为，普通公众均属于“局外人”，因为舆论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不具备客观性，所以不如精英、知识分子那样有掌控事物的能力。这样一来，公众在控制舆论的导向时往往会产生偏差。然而，李普曼认为公众的舆论属于真实存在的，并非虚拟的，其能对舆论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若单单只考虑专家学者的意见，就可能产生专制的社会制度。因而一些社会人士的参与则能够极大地改善精英专家们的工作，促使专家们能够及时找出自身存在的问题[3]。人们借助媒介的“拟态环境”来获得消息，使其并不能客观地看待问题。此外，由于目前的舆论领袖对社会舆论产生的影响也较大，所以人们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很有可能会被掩盖，公众容易被舆论领袖所引导和影响，因而会产生沉默的螺旋效应，使得社会舆论不能由感性上升到理性。李普曼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大部分的社会舆论在产生时，都会通过多元化渠道折射出外部环境，由此而影响人们所接触的外部环境[2]。所以在拟态环境下，不但人们自身有了一定的限制，同时也有来自媒体和社会人士的影响，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便产生了非理性的公民，自然也无法形成正确的舆论。
二、新媒体时代网络公众舆论的形成
在社会舆论的发酵过程中，公共领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论资产阶级社会的类型》一书中提到，“公共领域”指的是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区域，一些和公众舆论相接近的事物会由此而产生。人们能够在不受限制的条件下对事物进行讨论、分析，也可以对关系到人们利益的事物自由地发表看法。在一些大型的公众队伍中，讨论与交流需要用特殊的方式来进行，同时也要对信息的接受者产生一定影响[4]。如今，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等就是这样一种公共领域的媒介。由于网络技术发展得越来越快，新媒体使得网络公共领域变得越来越开放、隐蔽和便捷，所以网络公众舆论产生的条件也更为成熟。在网络公众舆论中，人们可以随意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可以设置讨论话题，对各种话题进行分析讨论，从而产生建设性的意见[5]。在网络公共领域范围里，人们对同一话题展开讨论和热议，有些网民的意见在讨论过程中会逐渐趋同，最终产生体现民意的社会舆论，笔者从中大致总结出网络公众舆论产生的三个重要时期，下文将展开论述。
1.潜伏期。该阶段的关键在于集结社会公共事件相关话题，此话题是在热点事件、政府决策、敏感话题等相关内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现实性极为显著。尽管实际的社会事件状况在该阶段表现得并不明朗，但是对于此类事件网民们的参与兴趣却开始变得浓厚起来，只是意见倾向的统一性尚且偏低。
2.高潮期。在实际的社会事件轮廓逐步清晰的同时，共享平台中的议题也随之稳定。在激烈的争论过后，网民们对社会事件逐步形成一致的看法，网络公众舆论也由此到达高潮阶段。事件之后的发展都会受到网民共同意见的影响。网络意见领袖在该时期的作用也会非常关键。
3.消退期。当民众对某些社会事件的实际情况已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时，这些社会事件将会逐步被民众忽视，公众舆论也将步入消散期。网民在此阶段对事件的关注度会大幅减弱，把关注点放到其它事件上。
三、微博成为网络公众舆论的重要集散地
微博舆论之所以影响力如此大，主要是因为其作为公众情绪的一种直接体现。微博属于人际化、多向性的传播平台，与传统媒体不同，其利用指数式的关系传播可使得公众情绪短时间内得以最大程度地传播。使用微博平台开展网络社交的群体不断增多，人们也更加热衷于利用微博来表达自身的看法，与他人共同讨论社会事件。公众利用微博表达个人情绪，成为新闻传播的助力，也促进公众意见的传播，引起相关部门对事件的重视，从而落实治理行为。事实上，新时期下公众情绪已成为诸多领域舆论预判及治理的关键依据[6]。
新媒体环境下，互联网技术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政治生态语境也由此受到很大的影响。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公眾对自身意见的表达也愈发重视，也越来越懂得如何维护个人权利。在时代转型的大背景下，公众舆论的监督作用也日益加大，其在政治生活领域中大多时候都只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公众舆论若想切实富有意义和内涵，则离不开网络舆论平台的生成。笔者在深入剖析微博舆论后发现，其与传统媒体时代的舆论相比生成路径、产生价值的过程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特别是公众情绪的表达会极大地影响舆论走向，同时也会在很大程度上监督官方对事件的治理。
从大众传播的历程来看，可以发现微博实际上具有大众传媒的基本特点和属性，尽管微博已被认为是网络传播的一员，但其还并未被明确纳入大众传媒体系。不可否认的是，微博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的地位非常重要，传统大众媒体难以与其抗衡，因此必不可忽视其重要性。微博虽然在大众传播史的发展中只属于一个小小的片段，但其却会在极长时间内带来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微博舆论相较于传统媒体，两者最大的差异在于情绪化的表达，甚至可以说微博已将单一的传播格局转变成一种自上而下、双向选择的传播过程。
四、以“微博”为主的网络公众舆论平台的传播特点
1.批判性特点
在公共舆论的各项功能中，最为关键的必然是批判性，其基本指向也紧密围绕着政治内容。我国古代政治主要包含舆论及清议两种批判形式，多数人都认为清议属于舆论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参与清议的人几乎为官员或知识分子，而参与舆论的则基本为普通民众，因此把清议归为舆论的一部分明显不具有合理性。以往的政治体制都将集权放在重要位置，统治者完全主导舆论的走向，所以传统舆论仅有微小的表达空间。但在网络媒体日益发展的当代，舆论表达空间在不断拓展。而微博舆论具备的批判性功能与哈贝马斯所构想的公众舆论的批判功能也较为相近，哈贝马斯认为，公众舆论密切关乎政治正当性，正确利用公共舆论有利于促进政治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2.公开性特点
微博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用户准入门槛较低，用户数量庞大，因此具有非常广泛的受众面。微博的注册没有任何限制，只要将简单的个人信息填写完毕即可成功注册，成为微博平台的一员。微博平台如同一个“网络广场”，每一位微博用户既可以关注自己认识的人，也可以关注无任何交集的陌生人，扩大了个人的社交范围。个人动态的发布往往也是处于一种公开状态，能被熟识或不熟识的所浏览，因此加快了新闻话题的传播和讨论。微博平台可实现实时分享与互动，所以在传播时更可实时传达最新的思想，民众的信息接收速度也大幅提升。此外，微博用户可自由表达自身对新闻事件的看法，受众已加入信息生产行列，再也不是单一的信息接收者，探讨微博热门话题也更加接近“观点的自由市场”。微博将“把关人”的功能削弱，信息不仅可来源于官方机构，也可来源于普通民众，民众还可结合自身的喜好编排信息，将信息上传至微博，从而实现信息传播。微博对信息的把关相对较弱，信息传播管理环境过于宽松，导致很多不良信息在平台中肆意传播。一旦有公共事件发生，微博用户传播的积极性也将更高，所以公共事件在微博平台的讨论也愈加激烈，使其成为民众发表个人意见的中心平台。
3.非理性特点
公众舆论较为注重理性的讨论，且基本上都是面对面进行。而微博舆论的形成主要是以网络民众的情绪化表达为主，大部分都为匿名形式，也正因如此，微博平台才容易成为网络暴力的聚集地。哈贝马斯认为，公众只有在公开地讨论中才能完成相应的政治参与行为。尽管微博舆论当中包含了批判功能，但产生公众舆论的先决条件其并不具备。理性的网络公众舆论平台的形成离不开理性的公众讨论，此外还应构建相应的体制，完善公众对公共权力实践的监督。但目前微博舆论基本上都是非理性化的，舆论中不乏有谣言、侮辱、谩骂等内容。学者哈贝马斯提出，在政治参与及舆论讨论的过程中，公众都必须要以理性讨论为前提。虽然对于公众的主要阶层构成，哈贝马斯并未明确提及，但可以确定的是能够进行理性讨论的群体基本上都是素质较高，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精英人群。相比之下，虽然微博舆论构成的公共空间已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批评性功能，但并未明确限制参与者的身份范围，理性讨论及批评方式两方面也有着显著的差异。
4.意见领袖的影响
美国学者拉扎斯菲尔德曾在《人民的选择》一书中提出“意见领袖”的概念。其明确提出大众传播的过程必然为媒介-意见领袖-受众。在新媒体不断发展的同时，网民也逐步青睐于利用微博发表自己的意见，将信息与他人共享，也因此微博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日益显现。微博意见领袖主要以网络“大V”为主，其来自于政府、影视、文学、金融等各个领域，这些网络“大V”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其发布的相关信息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引发较大的粉丝效应。社会公共事件的舆情演变多由微博中的意见领袖所引导，其权威性及影响力都是毋庸置疑的。而微博平台中的网民实际上并不属于一个集体，但一旦发生公共事件，网民不仅可以各抒己见，也可接收他人的反馈，大家在网络这个平台中共同讨论公共事件。所以，微博意见领袖以及其他网民发表的意见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的思想，这种表达话语权分散的局面，可赋予网民相应的自由言论权，但同样也会使得个体意见变成群体意见，从而影响公共事件的发展。
五、结语
在信息技术日益发展的同时，信息传播的范围会逐渐得到拓宽，信息传播的速度也会变得愈加快速。但信息的爆炸式增长，却给人们在获取信息时的选择判断带来相应的挑战，要在短时间内寻找所需信息变得极为不易，人们难以准确判断信息的真伪，同时关键信息很容易被忽略。所以，网络公众舆论必须要朝正确的方向引导，把媒介议程设置的正面效用最大限度发挥出来。网络公众舆论若要切实成为可能，那么参与讨论的公众必须是理性且不带有成见的，此时公众需公正、理性地表达意见，需正确判断事实，这对网络公众整体有较高的要求。媒介发生改变后，舆论发生的主客体条件也会相应地发生改变，提高了微博平台形成网络公众舆论的可能性。公众舆论在发展过程中易受到谣言冲击，也因此发展难度加大，这就需要相关部门正确引导网络公众舆论，强化监管，创设积极向上的舆论环境，促使新媒体时代的网络公众舆论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HowardHFrederick.Globalcommunication&internationalrelations[M].Tokyo：
Shohakusha，1996：11.[2]（美）沃爾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2-33+12-14+57-58.[3]陈晓东.李普曼的消极公众观——“公众”和“公众舆论”理性探讨[J].新闻研究导刊，2017，8（13）：17-18.[4]（美）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论资产阶级社会的类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5]冯珊.网络公共领域中微博意见领袖的舆论引导[J].视听，2018（10）：129-130.[6]韩露.微博舆论中公众情绪的表达与治理——评《微博情绪表达与舆论治理研究》[J].传媒，2018（24）：101-102.[7]李明德，杨琳，李沙，史惠斌.新媒体时代公众舆论理性表达的影响因素、社会价值和实现路径分析[J].情报杂志，2017，36（9）：146-152.[8]陈龙.Web2.0时代“草根传播”的民粹主义倾向[J].国际新闻界，2009（8）：76-80.[9]姜红.舆论是如何成为可能的——读李普曼《公众舆论》笔记[J].新闻记者，2006（2）：84-85.[10]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240.[责任编辑：武典]
篇十二：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浅谈新媒体时代下的注意力消解新媒体的发展改变了人们以往接收信息的方式，从对信息的单一接收变为双向传递，这种模式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本文就新媒体时代下公众注意力的消解为题简要探讨其具体表现。以此来解决如何在信息过载的新媒体情境下，将有效的注意力资源合理分配在有意义的事件上，更好地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
标签：新媒体；注意力；信息过载
一、概述
新媒体是一个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媒介状态。即相对于电视、广播、报纸杂志而言的新兴数字化媒体，如微博、微信、短视频平台、直播平台等。新媒体传播方式方兴未艾，人们进入到新媒体时代，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随之发生了相应改变。
注意力是指人的心理活动指向和集中于某种事物的能力。人们在学习和工作中都必须集中注意力，才能高效率地完成手上的工作，但在现实生活中分散注意力的东西却很多。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各类纷繁复杂的信息，短视频平台的新视频推荐，直播中异彩纷呈的花样事件都无时不刻地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并为之投人大量时间。有网友短视频平台快手戏称为“时间黑洞”，这表现了人们对以快手为例的新媒体媒介的上瘾程度之深，而这背后折射出的问题则是新媒体时代下，人们注意力的消解。
二、注意力消解具体表现
注意力有四种特质，即注意的广度、注意的稳定性、注意的分配和注意的转移，通常以这四种特质作为判断一个人注意力好坏的标志。新媒体时代下公众注意力的分解也具体体现在一下四个方面。
注意力的广度。新媒体为人们提供了多渠道的信息获取来源，我们正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一方面来说，正是由于新媒体的出现，人们接收信息的渠道多样，大大拓宽了信息面和知识面，带来降低了学习成本、拓宽视野等好处。但另一方面，人们接收的信息过多反而出现了信息过载现象。即人类的记忆和信息处理能力都是有限的，但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所获取或接收的信息量总是远远高于其所能消费、承受或需要的信息量，大量冗余的信息严重干扰了其对相关有用信息的准确分析和正确选择。尤其是在互联网和新媒体高度发达的情境下，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如各类谣言经过微信朋友圈的病毒式转发，却很少有人将注意力放在辨别真伪上面。由此可见，新媒体时代虽然拓宽了注意力广度，却降低了注意力的有效度。
注意力的稳定性。新媒体时代下人们的注意力变得异常宝贵，而稳定性则尤为重要。由此催生了注意力经济，各类白媒体文章、营销方案层出不穷，其主要
目的就是吸引眼球，以此来吸引用户。但尽管一时出尽风头，随着热度消减，人们也就忘得一干二净。如将百度竞价排名推向舆论浪尖的魏则西事件，后续报道并没有持续多久就销声匿迹。从接受各类信息轰炸的公众角度来说，在长时间碎片化信息的轰炸之下，难以维持自身持久的注意力集中。很好的一个例子是新媒体带来的碎片化浅阅读的盛行导致人们很难精心研读一篇深度文章，传统媒体由此式微。如新京报转战新媒体市场之后，在微信的每一篇推送前都加上了“本文共xx字，阅读需要xx分钟”的字样。以此来告诉读者，这篇文章读起来是不费劲的。可见注意力本身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在新媒体时代下更受到冲击，公众无论是对于事件热点的追逐还是自身阅读能力或是对一件事情的专注度方面的能力都在下降。
注意力的分配。新媒体时代下公众注意力的消解还体现在注意力的分配问题上。一方面是将注意力分配在大部分无意义的事件上。手机已经成为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配置，走路，吃饭，工作，带孩子……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影响现代人玩手机。由此产生的危害在此不必赘述。但是手机吸引人们的究竟是什么？无疑是各类社交动态、直播、短视频，这占据了人们的大量时间。对于获取有效信息，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后果是人们将有效的注意力分配在了大部分的无关事项上，当真正需要集中注意力的学习或工作任务来临之时，却没有了该有的注意力资源。另一点则是注意力分配的角度更狭窄。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提供了不同的信息传达方式，新媒体打破了以往信息单向传播，受众被动传播的模式而转变了双向传播。在这个过程中，受众能主动选择自己接受的信息并对之作出反馈。这样一来，受众接受的信息是进过自我筛选的信息，也即是说受众更容易接受和吸收白己感兴趣的信息。长此以往，人们的注意力则只会关注自己已知的事件上，再难以跳出舒适区接受新的不同类别的信息。
注意力的转移。新媒体时代下，人们不愿意错过任何一则信息，由于人类自身的群体属性不允许个体处于与他人不同的情境中，由此注意力很容易被其他事项转移。例如在摩拜创始人胡玮炜套现15亿之后出现刷爆各大社交媒体的爆款文章《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文章一出即刻引发热议。这正是由于文章的目标受众将自身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他人的成功之上，而忽视自身的努力奋斗过程或是现有的幸福，引发了社会大范围的焦虑。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了解更广泛的世界的技术手段，新媒体发展则提供了广阔平台。但在狂轰滥炸的信息洪流之下，人们往往容易忽视到底哪些才是白己真正应该关注的重点。新媒体时代催生的另一产业——水军，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公关公司雇佣水军在各大网站，贴吧，论坛等社交媒体发表与舆论不同的观点，进行“洗地”等公关行为，能够有效转变舆论焦点，转移公众的注意力。
三、重塑注意力
注意力作为精神层面的力量，在其消解过程中难以被人们发觉。新媒体带来的过多的，碎片化的，冗余而重复的信息，从许多方面分解着人们有限的注意力资源，进而不利于人自身的发展，也为社会带来许多负面问题，如不经证实而随意传播谣言，如一边倒的舆论态势，网络暴力等。如何重塑注意力还需要公众自身的努力。
一是要克服浮躁心态，保持清醒。新媒體迅速发展，各类白媒体平台更是百花齐放。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丧文化大行其道。盲目接收过多的外界信息，容易造成信息过载，难以辨别信息焦点与真假，进而使白身处于焦虑、浮躁之中。要将自身的注意力转移到真正重要的事件上，需要自身心态平和，拒绝繁杂冗余的信息。
二是要合理分配注意力资源。新媒体时代下人与外界时刻联系在一起，各类碎片化信息拓宽信息面却也消解着注意力资源，所以在习惯于浅阅读的同时应和深度阅读、深度思考优势互补。以此发挥注意力的作用，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实现自我能力的提升，避免被纷杂的信息裹挟。
篇十三：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新媒体时代下公共议题的媒介与公众责任呈现作者：许子威
来源：《传播力研究》2019年第21期
摘要：在新媒体时代，网络已然成为人们生存的重要空间，它既是媒体和公民传播信息、表达观点的重要渠道，也是媒体和公民责任呈现的重要平台。本文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一篇名为《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报道为案例，探讨新媒体时代下公共议题的媒介功能与公众责任的呈现。分析发现媒体通过报道贫困地区与发达城市之间教育不公平现象，促使公众广泛讨论并构建帮扶贫困弱势群体的公共议题，从而实现大众媒介的“守望者”功能;而新媒体平台则提供了公众讨论的空间，使得公民责任意识觉醒、民意诉求彰显。
关键词：公共议题;网络参与;媒体责任
2018年12月13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微信公众号一篇名为《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冰点周刊》于12月12日发表，原题为《教育的水平线》）的报道讲述了248所贫困地区学校利用直播教学和成都七中的学生同步上课，从此改变了命运的故事，这篇文章直接击中了中国教育水平在地域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异，引起公众对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的关注。
虽然在短时间内完全解决贫困地区的教育不公平问题还难如人意，但是媒体和公众对此议题的关注和参与推动了社会及政府力量的进入，有效的促进了问题的解决。在由《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引发的网民讨论中，以新浪微博@新京报的一篇微博下的评论为例，此篇关于教育公平问题的微博转发量为5670次、评论量为4189条，其中一条“教育公平关乎国家发展，发展教育迫在眉睫”的评论达到180次点赞量，位于热评第三位，凸显出网民对解决当前教育不公平问题的急迫性和现实需要。还有部分网友通过评论为解决问题提供方案，如“希望可以区别收费，开通山区及贫困地区实施零收费”、“信息时代，让学生多接触新技术，同时可以享受好资源，是可以体现在思考在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至少是一项好的尝试”、“均衡教育，本应如此，需要国家投入”等，表明网民越来越期望可以为解决公共事务出言献策。
大众媒介是社会的瞭望者，具有传递信息，沟通社会的功能。一方面，媒体可以通过持续性跟进报道，通过媒体再现的方式，让公众多角度、多侧面去了解公共议题;另一方面，媒体通过报道新闻可以把政府、公众以及社会组织等外部力量连接起来，促进相关政策落实，共同解决重要的公共议题。
在这次对教育不公平问题的讨论中，便是由《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率先报道，立刻引来了国内对于教育公平问题的新一波关注。随后《新华社》、《光明日报》、《新京报》、《南方日报》等传统媒体都对该议题展开跟进报道，其报道主题也都指向了贫困地区教育资源
篇十四：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论新媒体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作者：杨永志
张艳
来源：《理论与现代化》2012年第06期
摘
要：新媒体与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联系。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正面临着新的挑战。新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维护的根本是巩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标志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减少多元文化中错误思潮的不利影响。在新媒体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必须着眼于新媒体管理的立法、意识形态安全各项措施的制定和落实，以及自觉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民群众思想进行有效引导。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安全；互联网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6-0037-05
新媒体（Newmedia）概念是1967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CBS）技术研究所所长戈尔德马克（P.Goldmark）率先提出的。新媒体是相对于报刊、广播、电视和户外广告等传统媒体而言的现代信息传播手段的统称，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各种信息的新渠道。不管人们如何定义新媒体，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相对传统媒体而言它的功能、种类和作用方式在不断变化和延伸，并以互联网为核心从边缘走向主流。在新媒体日益成为各种思想文化交汇和意识形态较量重要平台的当下，如何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就成为我们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新媒体与意识形态及其安全的关联
所谓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以核心价值体系为标志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能否长期保持稳定，自身能否阻挡外来冲击、避免内部思想混乱的状态和能力。如果与现行社会制度相匹配的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严峻挑战，仍能泰然处之，就属于意识形态安全；而当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在挑战中不能从容应对并存在解体的危险，就属于意识形态不安全。通常，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来自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两个方面。在内部，意识形态安全关键在于有没有相对稳定的价值观体系与保持先进的传播体系；在外部，意识形态安全关键在于社会指导思想能不能在与其他思潮的较量中处于优势地位。意识形态安全是维护民族利益、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防线，其实质是确保核心价值体系的引导作用，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地位。就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而言，根本标志在于无论错误思潮的冲击有多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仍得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高度认同和自觉践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新媒体与意识形态及其安全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
首先，新媒体与意识形态存在技术性关联。新媒体建立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等现代新信息技术基础上，它主要是以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为基础，综合了网络技术、无线通讯技术、遥感技术、电子技术、宽带技术、卫星定位技术和智能技术等，是当代社会各种新科技成果的综合运用和充分体现。新媒体作为现代科技的结晶，以其特有的传播方式、互动功能以及快速便捷特性、大众参与机制等，把新科技日益渗透到意识形态领域，影响着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的稳定地位。
马克思早就注意到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1]他在《资本论》中进一步论述了自然科学通过技术与人的社会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内在联系，认为“技术会揭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2]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意识形态的范畴，但是科学技术发展对意识形态变化具有重大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其次，新媒体与意识形态存在信息性关联。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体与意识形态最直接的联系是通过信息。在现代通信技术的基础上，各种思想文化信息、民主政治信息、社会生活信息以及那些捕风捉影或故意制造的虚假信息等，通过新媒体以声音、文字、图形、影像等复合形式呈现出来，并不受边界限制，实现全球覆盖。新媒体不利于意识形态安全的信息性关联如同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一是新媒体双向互动性使信息内容的片面性增强，易导致价值观念多元化；二是新媒体传播格局使大众参与性增强，易导致意识形态把关弱化；三是新媒体传播过程的?裂变式?特征，易导致网络谣言生成和蔓延，从而严重影响现实社会的和谐稳定。”[3]
具体来说，新媒体与意识形态作用机制是：“新媒体—各种价值观信息—社会意识形态”。由于新媒体对信息传播和渗透具有无以伦比的强大功能，各种价值观信息在新媒体时代如同一波接一波的浪潮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观念，从而引发社会意识形态直接或潜移默化的变化。其中，正确、进步的观念能推动意识形态的完善和发展；错误、腐朽的观念可能导致原有价值观体系的崩溃。可见，新媒体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因其信息性关联，对社会意识形态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再次，新媒体与意识形态存在工具性关联。新媒体由于其特有的技术、信息性能及其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是促进人们解放思想、创新观念的利器。同时，新媒体也可能成为一些人改造他人价值观念的有效工具。以往，一些西方国家以传统媒体为手段，大肆宣传他们所谓的“普世价值”，借助媒体这种“软实力”和“巧实力”，试图按照其标准改造人类的精神世界。但由于传统媒体的局限性，使西化、分化手段的作用有限，用资产阶级理论体系统一世界的效果不甚明显。新媒体出现以后，许多人意识到利用新媒体各种性能和优势，可以大大提高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效率，获取更多的自身利益。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
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玛莎·费丽莫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中和康多利萨·赖斯在《促进美国国家利益》中，认为保护意识形态安全就是保护国家利益。托尼·史密斯更是毫不掩饰地指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美国外交政策最宏伟的目标就是将在海外推广民主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途径。”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认为“美国的利益不可能轻易与其价值观割裂开来”。现任国务卿希拉里于2010年和2011年连续两次发表“关于互联网自由”的讲话，明显地表达了美国政府把互联网等新媒体作为推进西方民主、政治渗透与和平演变的技术工具。二战后的美国历届政府也都把对外输出价值观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201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更是对新媒体寄予厚望，认为“因特网、无线网络、移动智能手机、卫星等技术，为促进民主人权提供了全新的机会，利用这类技术，能有效地把我们的信息传达给世界”。[4]当然，这种通过输出价值观来实现自身利益、不管他国利益包括意识形态安全的做法是有悖法理和道德的。
二、新媒体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
（一）新媒体发展增加了对大众思想的引导难度
传统媒体的传播模式主要是通过家庭、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众传媒和社会各方面，这些场所和环境是相互衔接、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在这样的传播模式下，国家采取动员集体学习、集体收听收看、面对面地辅导讲授甚至直接对个人进行单独的思想教育等手段进行意识形态教育，能够牢牢掌控舆论导向。这种传播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单向式的，执政党是信息的控制者、传播者，民众是信息的接受者，与这种传播模式相适应，逐渐形成了具有强制性的、集中统一的、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从而能较好地把握大众思想的发展动向。
在新媒体时代，民众不再仅仅是信息的接受者、消费者，还是信息的创造者、发布者，可以自主地参与信息创造，自由地进行交流讨论，传播有关信息，发表看法，提出建议，信息的传播模式由单向灌输模式转变为一种双向互动模式，环境的虚拟性使得意识形态的构建方式从直接的现场建构转化为虚拟的非现场构建，原来以传统媒体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传播已经变为与多中心的、发散式的传播形态平行发展，出现了对议题跟进的新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对社会信息进行完全的管制，以前那种集中统一的、自上而下的信息管理模式受到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难度增大。
（二）新媒体发展削弱了对社会舆论的控制力度
传统媒体时代，意识形态构建者与人民群众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信息不对称，意识形态构建者掌握着甚至垄断着相关的政治信息、理论信息、时政信息，是信息发布的主导者，普通大众在信息占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只能被动接受信息。
所以在传统媒体时代，社会舆论受媒体技术的限制，很难形成“舆论浪潮”的冲击力，谣言的传播范围也会受到限制，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较小。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
在新媒体时代，任何人或组织都可以从网络上获取信息，也可以通过新媒体发布各种真实或虚假的信息。新媒体的发展使普通群众有了充分的发言权和发表意见的场所，社会舆论成为民主政治发展的动员力量。但也不能否认，新媒体也有误导社会舆论、提供网络谣言滋生条件的弊端，无论以信息和言论发布为核心的自媒体微博，还是以“群”为中心的社交网络，都形成了一种虚拟的网络形态，随着虚拟环境的发展，网络谣言更容易滋生和传播，误导社会舆论走向。早在2008年胡锦涛同志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就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5]由于新媒体在信息传播速度、范围和深度等方面大大超越了传统媒体，相关部门对信息流动的控制难度增大，诸如谣言、错误理念、蛊惑性煽动性的反社会宣传以网络信息形式传播，更易为不明事理的群众所接受，从而引发人们的思想混乱，危及意识形态安全。
（三）新媒体发展消解了对外来错误思潮的抵御强度
长期以来，国际上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意识形态渗透活动从未停止，渗透与反渗透、歪曲与反歪曲斗争交织在一起。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国家总是拿自由、民主、人权等问题大肆炒作，把个别问题扩大化，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极力向我国推行他们那一套所谓的正确价值观体系。但是，在传统媒体为主导的时代，外来错误思潮信息受媒体自身条件的限制，无论是影响范围还是作用力度都较小。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国际间信息传播渠道越来越拓宽。“无国界”的信息流动在有助于我们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大量的错误思潮也纷纷涌入，冲击着我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标志的主流意识形态阵地。信息冗余常常伴随着知识的碎片化、追求的浮躁化、思考的表层化，从而削弱人们对价值观正确与否的判断力和选择性，极端个人主义、实用主义、享乐主义、颓废主义等更容易被有些人所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抵御外来错误思潮冲击的强度受到消解。
此外，以网络为核心的新媒体，其安全运行日益成为稳定社会秩序的先决条件，因而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系统一旦被黑客攻击得逞而陷入瘫痪，实体经济和整个社会赖以正常运转的“神经系统”就将被破坏，从而使意识形态中的指挥中枢失去应有功能。毋庸讳言，在现代社会“拿起常规武器造反”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通过信息引爆社会混乱”，达到其某种政治目的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正如有学者所言：“在强大的网络优势中，却潜藏着最脆弱的网络环节。一旦重要的网络受到攻击，陷入瘫痪，整个国家安全就将面临崩溃的危险，其后果不亚于用原子弹直接轰炸一个国家的重要设施，甚至更为严重。”[6]所以，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也给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带来新的挑战。
三、新媒体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着力点
在新媒体时代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应将着力点放在以下方面：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在于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任何挑战面前，只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地位没有动摇，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就有保障。从实践来看，西方国家西化、分化我国的最终目的，就是迫使我们放弃马克思主义，用资产阶级价值体系取而代之。回顾历史，马克思主义从来不畏挑战，它在与各种思潮的激烈交锋中不断发展壮大，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销蚀、破坏、解构的作用非常大。所以，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仅要防“明枪”，更需防“暗箭”，借助新媒体进行意识形态整合，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以科学思维和方法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多元文化的引领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和深入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要对多元文化进行引领，处理好多样化的社会与一元化意识形态的关系、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的关系、吸收人类精神文明成果与抵御外来错误思潮的关系。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意识形态出现安全问题都源于大众在核心价值观上发生动摇和改变，导致这种动摇和改变的是在多元化思潮的冲击下，人们思想发生混乱，核心价值取向离散。在新媒体使信息传播“去中心化”、信息管理“把关人虚弱”的趋势下，发生思想混乱和核心价值观离散的风险将不断加大。所以，在新媒体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应采取“堵”、“疏”结合的方式。所谓“堵”，就是在划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界限的前提下，吹响反击各种错误思潮的“集结号”；所谓“疏”，就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多元文化进行自觉引领，扩大先进文化的影响范围，提高大众明辨是非的能力，以此实现思想统一和力量凝聚。
（三）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提高对社会舆论的掌控能力
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既需倚重技术，又要讲究艺术。各级党政部门，要提高信息化环境下的执政能力，运用新媒体创新社会管理，使各种新媒体成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途径之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进入新媒体时代，言论闸口日渐拓宽，信息来源变多变杂，各种真真假假的传言、猜想等裹挟在信息洪流中泥沙俱下，令舆论场的复杂性骤然增加，也给舆论场引导增添了难度。”[7]对于新媒体的舆论，我们既要重视，又不应片面迎合，而应区别对待，加强引导，依法管理。对新媒体发出的偏激言论、虚假信息给予坚决回击和充分揭露。同时，善于利用新媒体的信息优势，扫除社会瘴气，匡扶时代的正气。在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具有“多对多”的特点。众声交汇的舆论场里，一些声音会在多点传播中不断向外辐射，如同池塘中的水波，越传越远，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要善于利用新媒体传播信息的“水波效应”，找到“共振频率”。
所以，要探求新媒体传播规律，提高有关负责部门对社会舆论的掌控能力。
（四）积极制定促进新媒体科学发展的政策法规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
新媒体时代的信息环境维护，需加强受众的“自律”和“他律”。所谓加强“自律”，就是提高受众的社会道德修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自觉不信谣、不传谣。新媒体不应脱出法律与道德的空间，加强管理和言论自由之间没有非此即彼的对立，一个缺乏自律的行业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在新媒体时代，“受众越是变得?浮光掠影?，媒体从业者越不能?捕风捉影?和?哗众取宠?，越是坚守新闻专业的守则，不轻信、不盲从，清醒、理智、冷静、踏踏实实做新闻。”[8]所谓加强“他律”，就是强化新媒体舆论的信息技术管理和法规建设，实施严格的技术监控，坚决打击利用新媒体散布谣言和各种违法违规的活动。同时，加大执法力度，壮大执法队伍，健全执法体系，落实执法责任。德国对互联网等新媒体的管理，就包括那些通过新媒体煽动极端的言行，如“纳粹主义、恐怖主义、种族主义、暴力以及儿童色情等黄色内容，自2003年以来，已有上千个媒体被检查处列为青少年不宜接触的媒体”。[9]类似的经验，我们应积极借鉴。
（五）努力创新新媒体健康发展的管理体制机制
从管理的角度看新媒体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一要在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互动叠加效应基础上，大力发展健康的新媒体，并使其发挥传播信息的主导作用；二要对新媒体进行积极地监控和管理，在管理主体上应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在管理方法上要“多管齐下”，在管理策略上要把
“短、平、快”治理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在管理分工上要落实好有关部门的分级管理和属地管理责任；三是理顺经营者与管理者的关系，新媒体经营者最核心的诉求是发展环境，希望有关管理部门有比较清晰的政策预期，而管理者最关心的则是健康和安全的发展态势，要求新媒体完善信息制作和发布流程；四是要把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体定位为国家战略性的基础设施，结合我国当前实际，使其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文化繁荣、科技进步的条件，同时也成为我国参与国际全面竞争的重要平台；五是积极培养既懂意识形态工作艺术、又熟悉新媒体技术应用的新型人才队伍，提高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
总之，我们必须认真应对新媒体对意识形态安全提出的挑战，积极认识新媒体技术要领，充分利用新媒体信息传播优势，努力探索新媒体与意识形态良性互动规律，确保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得以充分维护。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44.[2]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10.[3]曾长秋，聂智.虚拟社会的意识形态整合及其路径[N].人民日报，2012-07-05.[4]王更喜.美国输出价值观的“新武器”[N].人民日报，2012-03-23.[5]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8-06-26.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6]黄永根.互联网与国家安全[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0，（2）：18-20.[7]唐宋.如何驱逐“腐败猜想”[N].人民日报，2012-03-01.[8]陈家兴.化解媒体“眼球情结”[N].人民日报，2012-03-02.
推荐访问: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为题 安全感 公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