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的党天下14篇储安平的党天下 章伯钧，中国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储安平的党天下14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储安平的党天下
章伯钧，中国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两院制
罗隆基(1896.8.14～1965.12.07)，江西省安福县人。中国著名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他是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中国第二号右派，也是最终没有得到正式平反的五名右派之一。1913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1年赴美留学，先后入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49年后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全国人大常委等职。1957年主张“成立平反委员会”，它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一起被称为最著名的三大右派言论。
成立平凡委员会
储安平（1909年－1966年？），江苏宜兴人，中国学者、知识分子。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观察》社长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出任新华书店经理、光明日报社总编、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57年因在《光明日报》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著名的“党天下”发言），招致当局不满，反右运动开始后储安平迅速被作为典型打倒，其家人和诸多相关人士均受牵连。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生死不明。
党天下
彭文应（1904年6月27日－1962年12月15日），中国江西省安福县人。解放后，彭文应历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务委员。1957年被打为右派。张春桥曾化名常孰，写文章《质问彭文应》。在毛泽东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上海会议讲话中，彭文应被毛点名。他是文革后未获得平反的右派之一。1962年12月15日病逝
被誉为“最顽固的右派”
陈仁炳，Chenrenbing，（1909.12.15-1990.12.9），中国著名右派分子。湖北武昌人。基督教人士陈崇桂之子。历史学家，爱国民主人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支部第一、二届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员会第三届市委委员、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他是5名中央级未获改正的右派之一，也是5人当中唯一一个活着看到自己没有被平反的人。
【能够影响一生的十部电影】1.《阿甘正传》:执着；2.《东方不败》:才华；3.《美国往事》:人生；4.《罗马假日》:爱情；5.《勇敢的心》:勇气；6.《辛德勒的名单》:责任；7.《肖申克的救赎》:信念；8.9.《现代启示录》:痛苦；10.《第七封印》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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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储安平的党天下
当今属右派者（符合以下任意三条以上即可）：１、言必称西方或美国，好像只有西方和美国是救世主
２、凡是中国取得点成就，他们就跳出来恶意贬低
３、只有中国出现挫折，他们就无限夸大
４、对待历史事件和人物，凡与共产党正面相关的一律加以否定，热衷于“给历史翻案”
５、对于国内问题，他们经济上主张全盘私有化（表现为支持卖国企），政治上表现为鼓吹西方民主，对外关系上主张对日本亲善、放弃台湾、投靠美国
６、对待国计民生不闻不问，对于人民疾苦假惺惺的表示关怀，其实质矛头指向现政权。
左倾是不顾客观条件仍然坚持既定目标并最终导致失败的倾向；
右倾是面对困难的局面客观条件的阻碍放弃自己的既定目标的倾向。
简单的说，左倾是“一意孤行”，右倾是“投降主义”~
1》左派主张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经济；
右派主张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
《2》
左派主张人民民主，主张按巴黎公社的原则实行普选制度，并可以对国家公仆随时改选撤换；
右派主张资产阶级专政，取消四大自由，并把军队变成镇压人民的工具。
《3》
左派主张全民公费医疗，主张医院是救死扶伤的社会公益机构；右派主张医疗产业化，主张医院是资本家追求利润工具。
《4》
左派主张所有公民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右派主张教育产业化，没钱的人就别进学校；
《5》
左派主张人人平等，主张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右派主张打破所有社会保障制度的“大锅饭”，主张在中国实行贫富等级制度。
《6》
左派主张保护劳动者的权利，实行最低工资法和劳动保护法；右派主张为了让一部分人尽快富起来，要维护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并主张用专政机器来维护少部分人的利益；
《7》
左派主张要保护环境，要实行人与自然的和谐；右派主张资本的增值第一，等以后再谈环境保护：
《8》
左派主张中国需要有以劳动阶级的利益为宗旨的政党；右派主张资本家阶级是社会的精英，应有这些精英来领导中国。
《9》左派认为应该实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可以更和谐的发展；右派认为应该实
行自由经济，让”看不见的手来调控经济。
《10》左派认为民主是人民的武器，社会主义经济更需要民主政治；
右派欺骗人民，说只有私有制度的经济才有民主，头脑不清的人竟会信以为真。
在中国为右派平反时，邓小平明令有五个人不能平反，即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和陈任炳。
章伯钧
章伯钧（1895—1969年）安徽枞阳人，中国当代政治家。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今武汉大学)英语系。1920年毕业后即被聘为宣城师范英语教员并升任校长（宣城师范又名安徽省第四师范）。1922年，以安徽省公费赴德国留学，在柏林大学哲学系攻读黑格尔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与朱德同住一室，及后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参加北伐，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长、秘书长、副主任，第九军党代表。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被任命为起义军总指挥部副主任，1927年11月脱离共产党。1928年在上海与谭平山等酝酿成立中华革命党。1930年同邓演达等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当选为中央干部会干事。1933年参加“闽变”，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土地委员会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抗日和民主活动，受聘为第一届、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参与筹组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委兼组织委员会主任。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后，同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在香港恢复民盟总部和与中共的合作。1947年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任主席。1948年响应中共“五一”号召，从香港到东北解放区，参与筹备新政协。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7年在“大鸣大放”中提出批评共产党的政治见解，被指为要搞“政治设计院”。1957年6月8日成为中国第一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言；因他为右派之首，1980年时没被平反，他至今仍被扣上这顶帽子）；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宣布撤消章伯钧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兼组织部长的职务，而且他在民盟的历史被刻意淡忘。
被划为右派后，章淡出政治舞台，但仍保留部长级待遇和全国政协委员一职，他於1969年5月17日在北京因胃癌病逝。
罗隆基
罗隆基（1898—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人权理论家，政治活动家，民盟创始人之一。
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中，一身而兼有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双重身份的人很少，罗隆基是其中突出者。他才华外露，个性鲜明，敢恨敢爱，不拘小节，是一位有棱有角、毁誉交加的人物。
192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国、英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后历任光华、南开、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新月》杂志主编，北京《晨报》社社长，天津《益世报》主笔等职。1931年与张君劢组织再生社，出版刊物《再生》。1932年再生社改组为中国国家社会党。1941年参加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主日报》社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6年作为民主同盟代表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9月出席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5年12月7日卒于北京。
早在五四时期，罗隆基就是走在游行前列的一名学生领袖。他的清华校友潘大逵这样介绍罗隆基：“他是清华的一个高材生，中英文俱佳，中文尤为擅长，能写作，善辩论，得过清华国语演说比赛第一名。他颇有领导才能，是个才华横溢的政治家。”
1922年7月，罗隆基与同班同学钱宗堡、闻一多、何浩若等人相伴赴美，在英美留学期间，他与闻一多等人发起组织过国家主义团体大江社。后来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从师于拉斯基（HaroldJ.Laski）教授。1928年秋天，罗隆基从英国归来任上海光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同时兼任由胡适担任校长的吴淞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系主任及教授。当年，作为“新月”派的重要人物、胡适自由主义大旗下的火枪手之一，他一度从胡适手中接编过《新月》杂志，纵横笔墨，书生言政。在民盟创立和发展的历史中，罗隆基起草了民盟一大纲领，并积极投入民盟反国民党的政治活动。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政坛上，罗隆基是被国共两党竭力拉拢争取的人物。1949年之后，毛泽东也给了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和民盟中央副主席诸种头衔。
195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了整风运动的指示，并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运动，帮助中共整风。在毛泽东言辞恳切的反复邀请下，昔日的自由主义者们终于吐出了已经憋了几年的苦水。
5月22日，中共统战部举行座谈会，国家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在会上发言，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让大家申冤诉苦。而该委员会须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组成。
这就是著名的“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它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一起被称为最著名的三大右派言论。
六月二十一日，罗隆基从锡兰公差归国，他没能料到，等候他的，竟是最后置之于死地的暴风骤雨。
七月一日，中共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批判该报为资产阶级右派充当“喉舌”，指控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反共反社会主义”。而右派的进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后被称章罗联盟）”。
这是一纸混杂着谎言和怨毒的最高当局的终审宣判，没有律师，不容分辩。其中最荒诞的公开的指鹿为马，就是所谓“章罗联盟”。章罗关系形同冰炭，在民盟可谓无人不知。
罗隆基对此的反应，是咆哮章门，并以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拂袖而去。这是最后展示罗氏个人性格的戏剧性镜头。
在当年反右之后的黯黯长夜的1962年，大英百科全书刊载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条目，指出：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
虽然罗隆基晚年凄苦孤寂，郁郁而终。但是，一条永远的“未改正右派”，一条大英百科全书简洁公正的历史结论，只此两条，自诩为自由主义左翼的罗隆基当可以死而瞑目了。
储安平
储安平，江苏宜兴人，生于1909年。1928年入光华大学政治系，1932年毕业。1935年留学英国，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系，师从费边社员拉斯基教授。在英国期间，担任《中央日报》驻欧洲记者，无固定薪水，只领稿酬。
1938年归国，到《中央日报》任主笔兼国际版编辑，其后到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院任研究员。1941年，到湘西“国立兰田师范学院“教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1945，抗战胜利，随学校内迁到重庆，自11月始主编《客观》周刊。1946年，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同年9月1日出版《观察》。《观察》社文章多以精英知识分子放言论事，以犀利的笔锋，对政治、军事、经济的焦点问题作了尽可能客观的报道和评论，时局艰危亦不避让，自许诩“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却寄托在我们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为之”。1948年12月24日，《观察》被国民党查封。
1949年11月，《观察》正式复刊，依旧由他主编。1950年5月16日，《观察》终刊。储安平随后任《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1952年，改任中央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7年4月1日，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1957年6月1日，在统战部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即“党天下”，从此成为大右派。
1966年10月，储安平失踪。
彭文应
彭文应(1904—1962)，字爵园，江西省安福人。1917年，考取留美预科清华学校，曾担任《清华周刊》总编辑、学生评议部部长。1925年，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深造，专攻政治学，在该校获得学士学位后，又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1932年回国，任上海法学院及光华大学
教授。思想左倾，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写有《社会主义之路比较可通》、《剿民乎？剿匪乎？》，曾资助过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周恩来。1949年5月初，解放军解放上海前夕，上海警备区司令汤恩伯下达密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应。”彭文应四处躲避，迎来解放。
1957年遭受批判，其病妻邓世琳受惊吓身亡，1958年4月，彭文应被撤销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委等一切职务，并取消原有的工资津贴。生活陷入困境。彭文应拒不认错。1961年，其次子彭志平自杀。1962年12月15日，因心包炎败血症，死于上海广慈医院，终年58岁。临终前曾写致毛主席党中央的万言书。“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全部右派分子帽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文革时期被掘墓。
陈仁炳
陈仁炳（1909-1990），湖北武昌人，著名基督教人士陈崇桂之子。幼年在湖北荆州就读瑞典行道会所办的教会小学，1925年去北京，就读于基督教美以美会（美国差会）创办的北京汇文中学1928年去上海，入读基督教美北浸礼会和美南浸信会联合创办的沪江大学。后赴美留学1936年获得美国密执安大学哲学博士。回国后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7年与民盟盟员共同创办《展望》杂志。1949年3月，解放军渡江前夕，陈仁炳出版有文集《走向民主社会》，批评国民党统治。解放后，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7年划为右派前，还兼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委员。他提出“反对乡原态度，提倡贾谊精神”。陈仁炳当时被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的张春桥，在其写的题为《陈仁炳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一文中点名。后来又在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被点名。1980年代，绝大多数右派分子获得平反，而他是5名中央级未获平反的右派之一，也是5人当中唯一一个活着看到自己没有被平反的人。12月9日，陈仁炳在上海去世，享年81岁。
林希翎，原名程海果，1935年出生，浙江温岭人。1949年夏在杭州上中学时，参加了解放军第二十五军，曾任师文工队员。五十年代前期转业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可是她却“不守本分”，从当时文坛几个“热点人物”林默涵、李希凡和蓝翎三人姓名中各取一字，合成“林希翎”三字，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文学论文，引起争论并受到批评，她不服，进行反驳，这就出了名。1957年开始“鸣放”时，她在本校和北大，连续发表了几次“惊世骇俗”的演说，从而“一鸣惊人”，一度被誉为“勇敢的化身”、“带刺的玫瑰”。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中，她遭到全面批判，成了“学生大右派”、“反党急先锋”和“带着天使面具的魔鬼”等等。由于她“顽固抗拒”，被定成“极右分子”，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后又被作为“反革命”逮捕判刑。其本人从此在社会生活和新闻媒介中完全消失。
右派标准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文“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其中“右派分子”的标准，包括：
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
批判右派分子大型集会
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11]
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11]
3.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11]
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11]
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11]
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11]
极右分子标准
1.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11]
2.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11]
声讨右派分子大型集会
3.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11]
4.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11]
简言之，反对党及其政策是右派，其中领导人物为极右分子。
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
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左倾是激进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右倾是保守主义、投降主义。
一、含义的不同：
1、“左”倾
左倾原指政治上追求进步，同情劳动人民的倾向。而带引号的“左”倾，则是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脱离社会现实条件，陷入空想、盲动和冒险的倾向。之所以加引号，带有贬义，区别于真正的左倾。
2、右倾
右倾是指，政治思想上认识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变化、前进，甚至违背客观发展规律的倾向。
二、各自表现的不同：
1．“左”倾
一般来说，“左”倾有三种不同的表现：
表现为急于求成，主观地夸大革命的力量，轻视敌人力量，或忽视客观困难，在革命和建设中采取盲动的冒险的行动。
表现为在革命组织内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从而采取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政策。
表现为在同盟军问题上实行关门主义，打倒一切。
注：“左”倾思想如果形成为系统完整的路线，并在实践中贯彻执行，便成为“左”倾机会主义或“左”倾冒险主义。
2．右倾
右倾表现为否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原则，在革命中过高估计敌人力量，过低估计革命力量，不敢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斗争，坐失有利时机，甚至悲观失望，退却逃跑。
注：右倾思想如果形成系统完整的路线，并在实践中贯彻执行，便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在政治斗争中往往放弃原则，牺牲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而求得妥协，成为右倾投降主义。
三、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及代表人物：
1．“左”倾
（1）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曾出现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期间，1931年至1934年，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在党内统治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最深，危害最大。
（2）在社会主义时期，1957年至1976年期间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也是“左”倾错误的表现，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2．右倾
（1）北伐战争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表现为放弃党的领导权，致使党不能组织有力的斗争。
（2）抗日战争初期，曾经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王明，在以退让求联合的思想指导下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把抗日领导权交给蒋介石，严重影响了江南新四军的发展。
四、评价
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它们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都把主观和客观分裂开来，使认识与实践相脱离。它们虽然看似从两个各不相同的极端出发，但它们的思想基础是一致的——主观主义，两者可以相互转化。我们既要反对“左”倾，也要反对右倾。
篇三：储安平的党天下
储安平在时间中复活（作者：傅国涌）
我孤陋寡闻，直到1989年夏天读了戴晴的《储安平与"党天下"》长文，才知道储安平其人。他一手创办的《观察》周刊，他那些掷地有声的热血政论，他前后甩给国民党政权的"一场烂污"等断语都让人感到触目惊心。
此后我便开始留意储安平的文章，当我在1983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五卷（蔡尚思主编，以下简称"简编"）发现他的五篇文章，当即毫不犹豫地复印了下来，并装订成小册子，经常翻阅。这大约是1995年的事。差不多也是这一年，在《读书》杂志的补白文章中得知山西有个谢泳先生早就在读《观察》旧刊，研究储安平和《观察》，不禁心向往之。
从那时起，读到储安平在《客观》、《观察》时期的全部政论，几乎成为了我生命中的渴望之一。1998年夏天，我偶尔在一张旧报纸上看到《储安平文集》出版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便到处托朋友、家人一起留意此书。当年秋天，当我终于在书店见到此书时，心中确有一种难以抑止的激动，连翻都没翻，就立马掏钱买了下来，尽管书价不低。
当《储安平文集》面世时，离储安平"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已足有三十二个年头。编者张新颖说："储安平基本的重要著述大致都搜罗在这里了"，我满以为这下可以领略到曾经打动过千万心灵的储安平政论的全貌了，可是当我在"文集"下册第3页读到这样一个"编者"注时，心就凉了半截："但由于历史环境和思想的限制，作者对当时的局势和某些问题的认识也有偏颇、不当之处。为了尊重历史，我们除没有收入个别文章（篇目仍列出）及对少数篇章的文字稍加删节外（删节的地方加省略号，并用符号标出），其馀的都按原貌收在这里了。"在"大致"之外，"文字稍加删节"的"少数篇章"有《国民党的病症》、《共产党与"国家"》、《中国的政局》等，全文没有收入但标明了"存目"的篇目有：《阎锡山》、《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停战令下，战仍不停》、《协商成就》等。其实，上述《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共产党与"国家"》、《中国的政局》等篇，早在1983年出版的"简编"就曾全文收录，公开面世。1989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梁漱溟
王实味储安平》一书也曾大量引述"文集"中被删节的那些内容，我都有幸读到过。差不多同时出版的一些著作如谢泳的《〈观察〉研究》等也都引述了其中一些内容。也因此，那些被删节的句子、段落和仅"存目"的篇目，很长时间成了我挥之不去的隐痛。好在1999年岳麓书社出版了《观察》周刊的影印本，我邮购了一套，总算了却了读一读储安平和《观察》的一点微小心愿。
当然，《储安平文集》尽管有种种不如人意之处，毕竟有助于世人重新认识曾以言论报国为天职的储安平，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如何我们都还是得感谢编者的搜罗和成全之功。在文集下册第3页有一条不起眼的注解，编者说："储安平的这些文章由于仗义执言、饱含锋芒，对当时国民党腐败、黑暗的统治作了尖锐、有力的批判而产生极大的影响，赢得人们--尤其是知识界的好评。"
半个多世纪后，重读储安平那些痛快淋漓的激扬文字，我们依然只能望书兴叹--
"我们要求终止一党专政。这种一党专政的终止，决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终止，必须同时是一种精神上的终止。一党专政在精神上的主要特征和主要苦痛，是人民的各种基本公民权利没有保障。人民的基本公民权利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职业自由、财产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及结社自由。其中人身自由尤为一切自由的基本。我们所以要求上述各种基本的公民权利，仅仅是因为只有人民能获得上述的基本民权，人民的智慧的、道德的、身体的能力，始能作充分优性的发展，以充实国家的生命，培养社会的活力，提高政治的道德，促进文化的进步；从而产生合理的政治活动和安定的社会秩序。"
"为国家服役绝非任官之谓。一个从事言论的人，假如环境允许他秉其智慧，凭其良心，公平论政，他对国家所能有的贡献，未必在一个部长之下。"
他尖锐地指出："国民党执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他所采用以维护其政权的方法；只此一着，毁坏全局。政党要获取政权，原为题中必有之义：在野的要想法获取政权，在朝的要维护其既得的政权；中外古今，无有例外。""欧美的政党都是以政绩来维护政权，无论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执政当局总是处处为国家前途着想，时时替人民的福利打算。只要政绩良好，人民自然拥护政府，政权自然不会动摇。这是一条积极的以政绩来维护政权的道路。相反，国民党走的是一条消极的只知道加强政治控制来维护既得政权的死路。""历观往史，没有一个政府能够不顾人民而犹能长久维持其政权者。不顾人民苦乐的政府，必然失去人心；不为人民福利打算的施政，必然不能使国家社会得到健全的发展。……政绩窳败，人心怨愤；人心怨愤，政权动摇；政权动摇，执政者的控制势需加紧；压制越紧，反动更烈。如此回圈，互为因果，而终必全盘倾溃，不能收拾。"
在国民党治下的上海，他公开发表了如此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言论--
若从历史的眼光看，这个前后统治了中国二十年的政府，实实在在耽误了中国的国运，它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其一切过失之中，本文作者认为现政权最大最不能宽恕的罪恶，就是由于它的缺德的统治，大大的促成了中国人民道德的堕落。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没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洁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治理下，除了极少数坚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们的人品、意趣和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数人都已趋于取巧、投机、幸进、不守信用、不负责任、不讲公道、强凶霸道、为劣作恶。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失去了努力的自信，失去了一切崇高的理想，结果是人的品格愈降愈低，社会的风气愈来愈坏。"
如果说储安平以其金石般的政论达到了那个时代书生议政的又一个高峰，从《失败的统治》到《一场烂污》、《政治失常》，他为国民党二十多年的统治下了最后的断语，言论之激烈、论述之精辟，都足以引起一阵阵的惊叹叹为。那么他所创办的《观察》周刊更是攀上了百年言论史的一个新高峰，成了一座几乎难以跨越的丰碑。
9月1日，确乎是百年言论史上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张季鸾、胡政之他们接续《大公报》星火是这一天。1933年，因为刘煜生之死引发新闻界及社会各界的抗议风波，9月1日，国民党当局被迫作出积极的回应，一年后这一天被新闻界自发地定为"记者节"。永垂史册的《观察》周刊也诞生于1946年9月1日。这一切或许都只是历史的巧合。在《观察》创刊号上，储安平以"编者"名义发表了《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诚恳地表示"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同时，他提出"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并表明刊物将采取"公平的、独立的、建设的、客观的"态度。以后，在《观察》存在的近三年半岁月中，储安平大致上信守并践行了他在创刊号上提出的这些"信约"。
1947年5月，当上海《文汇报》、《新民报》等三报同时被国民党当局封杀时，他没有顾及自身的安危。当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面对恶劣的政治气候，1947年11月8日，《观察》在头条位置发表了周炳琳、金岳霖等四十八位教授《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以及董时进《我对于政府取缔民盟的感想》。
1948年7月，当南京《新民报》遭永久停刊处分，国民党政府磨刀霍霍，新闻界黑云压城，《观察》风雨飘摇之际，储安平还无所畏惧地发表了正气凛然的《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一文。
在动汤复杂、扰攘不安的百年中国史上，小小的《观察》周刊的确提供了一个相容并包的论政平台，自"五四"以来成长起来的几代知识精英几乎都以"特约撰稿人"的身份聚集在一起，储安平以他的执着、热情和勇气完成了百年言论史上蔚为壮观的谢幕演出，《观察》最高一期发行量超过了10万份，为那个混乱、黑暗、丑陋的时代画上了一个句号。
炮火连天，风雨如磐，但《观察》并不是孤立的，不说《大公报》这样有着世界声誉的民间报纸，差不多同时的民间刊物就有《世纪评论》、《新路》等一大批周刊，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1949年到来之前嘎然终止。1948年12月24日，《观察》的凋谢，对储安平而言，那也是意味着他生命的颠峰时代永远结束了。
1949年到来也曾经让储安平欢欣鼓舞，但他已不可能再拥有他心爱的《观察》，更不可能再去写那些汪洋恣肆的文字了。1949年11的复刊的《观察》已不是当年的《观察》，1950年5月1日创刊的《新观察》更是另一本刊物了，储安平也早已不在其中。他只能去写当时就没人注意、今天更没人去读的通讯《新疆新面貌》，去当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当然还当过将近70天的《光明日报》总编辑（1957年4月1日-6月8日）。
但储安平毕竟是储安平，他心中的理想从来都没有死去。1957年他没有能抵挡住执政党反复的动员，在要求"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的循循善诱之下，这个曾以论政为业的书生终于开口了。6月1日，在统战部最后一次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他作了题为《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这就是著名的"党天下"发言（被称为"右派分子对党倡狂进攻的代表作"）。发言稿共1200字，从标题到内容我们都可以发现已失去《客观》、《观察》时期的锋芒和棱角，发言是那样严谨、有分寸，那样温和、含蓄、婉转，那么的字斟句酌。发言稿不仅是列印好的，还特别注有"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发言稿"、"希用原题、原文勿删"字样。此时书生意气的储安平并不知道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档《事情正在起变化》已发下半个月，距《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也只有一星期了！储安平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作为1980年"不予改正"的5名大右派之一，储安平之死至今还是一个谜，无数人已为此写过无数的文章，从戴晴的《储安平与"党天下"》到邓加荣的《寻找储安平》，再到馀开伟的《储安平生死之谜又一说》（《书屋》1999年第2期），我们至今还不知道他到底是"投河自杀"、"蹈海而死"，还是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了（"虐杀毙命"），或者是出家当了和尚。也许永远都无法知道了。无论怎么死的，储安平终究是在1966年"文革"爆发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了。但是人们永远忘不了他那些掷地有声的政论，忘不了他先知般的预言，忘不了他给亲身经历过的那些时代所下的著名论断。储安平死了？储安平还活着？"储安平正在复活"，饱经忧患、才气纵横的章诒和女士如是说。
篇四：储安平的党天下
储安平：期冀言论“干政”的追梦者关键词：
储安平
中国新闻史
上个世纪40年代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繁盛时期。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政治热情高涨，他们的政治参与基本可划分为两大类型――其一，以组织党派的形式参与政治的实际运作，如民盟的成立；其二，以民间精英的身份通过大众传媒介入政治生活，如《观察》的创办。《观察》曾被认为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最后一次悲壮的回光返照”中的一面旗帜，充分体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理想的追求与坚持、对社会责任的勇于担当，虽已成为过去但不应被遗忘。它的主办者储安平亦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位值得书写的独立报人。
一、储安平的生平及其活动简介
储安平（1909―？），江苏宜兴人。出生仅6天即丧母；14岁时丧父，抚养他长大的祖母亦于此年逝世。1928年，储安平入光华大学英文系。[1]1932年毕业后，为国民党《中央日报》编辑副刊；同时在戏剧学校兼课，往来于曹禺、夏衍、马彦祥等左倾人士中间。1935年留学英国，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系，师从著名的费边社员哈罗德.拉斯基教授。在英期间，担任不支薪水、只领稿酬的《中央日报》驻欧洲记者。1938年抗日军兴，储安平学业未卒提前归国，先任《中央日报》主笔兼国际版编辑；其后到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院任研究员。由于不堪忍受写作“遵命文章”以及拒绝加入国民党等原因，于1941年远去湘西“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教授，主讲“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1945年抗战胜利，随学校内迁重庆，自11月始主编《客观》周刊。1946年，任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同年9月1日主办《观察》周刊。1948年12月24日，《观察》被国民党查封。1949年11月，《观察》复刊，仍由储安平担任主编；1950年5月16日终刊。随后，储安平任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1952年，改任中央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7年4月1日，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6月1日，因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党外人士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即“党天下”言论[2]，受到强烈批判，从此成为知名“右派”；6月8日，他提出辞职；11月12日，他和社长章伯钧同时被免职。1966年9月中旬，储安平“失踪”，不知所终。幼失怙恃的困苦际遇，养成了储安平自立、自强精神以及能吃苦、爱节俭的品质。早年，他主要是以“文学青年”形象出现。在1928年4月30日出版的第4卷第18期《语丝》杂志上，即有他的一篇文章――《关于“睡庙求医”的故事》。据学者谢泳考证：1929年6月21日，鲁迅日记中有一条关于储安平文学活动的相关记载。[3]1936年，良友出版公司选择他在1931―1934年间所写的8篇小说结集出版，题名为《说谎者》。相较于小说创作，储安平在散文写作上更有成就。1936年，开明书店出版了他的散文集《给弟弟们的信》。他的散文如《一条河流般的忧郁》、《豁蒙楼暮色》等代表了较为典型的《新月》散文风格，他亦被
认为是“新月派”的后起之秀，为梁实秋等所推重。1935年11月，26岁的储安平主编一本纯文学期刊――《文学时代》，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发行，共出六期。老舍、张天翼、王统照、郁达夫、田汉、宗白华、臧克家、梁宗岱、陈梦家、余上沅等均为一时之选的人士，常常在该刊发表文章，可见他在编辑方面颇具才干。
文学活动之外，青年储安平对政治已有兴趣。早在1931年10月，他就编辑过一册《中日问题各家论见》，收录了当时知名的知识分子以及社会活动家如左舜生、胡愈之、俞颂华、罗隆基、陈独秀、汪精卫、陶希圣、王造时、张东荪、萨孟武、张其昀、梁漱溟、高永晋等的20篇文章，由新月书店出版。在该书的序言中，他写道：“这集子的编印，正给国民们对政府功效检督的张本，同时也给政权当道以俯察民意的一份参考。”[4]
在湘西任教期间，储安平开始找到一方真正的阵地，他对民主、自由的见解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先后写作《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后相继于1945年、1948年出版。此外，他根据在蓝田师院的演讲整理而成的书稿《英国与印度》，亦由科学书店出版。据说，当年储安平演讲之时，“连走廊都坐得满满的，中间不晓得要拍多少次掌”[5]。1945年5月起，他还被在湘西出版的《中国晨报》重金礼聘为“主笔”，任此职约3个月。
新中国成立后，擅写政论的储安平锋芒顿隐，其文章以游记为主，先后于1956年、1957年出版《玛纳斯河垦区―新疆旅行记之一》和《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信集》。1957年被免职之后，此时，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生命已基本结束，不再为人所关注；直到“文革”爆发，他才又被卷入风浪的旋涡。
二、《客观》周刊――“《观察》的前身”
1、《客观》周刊的相关概况
《客观》周刊于1945年11月11日创刊于重庆，发行人张稚秦，主编储安平，编辑为吴世昌、陈维稷、张德昌、钱清廉、聂绀弩。
该刊设有“客观一周”、“专论”、“各地通讯”、“经济一周”、“文学.艺术.音乐.戏剧”、“副叶”副刊、“珊瑚”副刊等栏目，1―12期还设有“长篇连载”一栏，分期刊登储安平的《英国采风录》。该刊共出17期，储安平负责前12期，后6期则由吴世昌负责。
在储安平的设想中，《客观》应能成为一份进步的自由主义刊物。创刊号上，以“本社同人”之名发表的《我们立场》一文中，他指出：“编辑部同人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每期的稿件支配，并传观自己的及外来的文章，我并不承认我们彼此的看法、风度和趣味完全一致，我们也不要求彼此什么都一致，我们所仅仅一致的只是我们的立场，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态度。我们完全能够对于一个问题作无保留的陈述，而服从多数人所同意的意见，其权仍在作者；其间绝不致引起‘个人的情绪’问题。我并愿在此郑重声明：在《客观》上所刊的文字，除了用本社同人的名
义发表者外，没有一篇可以被视为代表《客观》或代表我们一群朋友‘全体’的意见，每一篇文字都是独立的，每一篇文字的文责，都是由各作者自负的。”
关于《客观》的筹办、影响以及为何中途放手，储安平曾在第一次《观察》报告中有所追述：
那是一个大型（八开）的周刊，16面，除广告占去一部分篇幅外，每期需发6万余字的文章。现在回想起来，这不免是一次过分的冒失。因为创刊号于三十四年11月11日出版，而我们决定主编，犹为10月8日之事，实际上其间只有三个星期的筹备时间。那时正是抗战刚告胜利，政治酝酿改变的时候，多年以来，在“抗战第一”的大帽子下遮盖着的许多积郁，我们这时秉笔直书，亦确能畅所欲言。我们愿意毫无夸张地说，那时确有许多读者，每星期都在等候着星期六《客观》的出版。这些读者后来都成为《观察》的读者，今日《观察》在四川及西北一带有广大的销路，一部分应归因于《客观》的影响。有许多朋友至今或者未能明了为什么骤然放下《客观》，另立《观察》。我们无意在此追述那些业已过去的琐碎事情，只能就原则上补叙一笔。我们平常有一种基本的理想，即立言与行事应当一致。假如一个言论机构，在纸面上，它的评论写得头头是道，极其动听，而这个言论机构的本身，它的办事原则和办事精神，与它所发表的议论不能符合，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失败。假如我们主张政府负责而我们自己做事不负责任，要求政治清明而我们自己腐化，这对于一个怀有高度理想的人，实在是一种难于言说的苦痛。当时的《客观》只由我们主编，并非我们主办。我们看到其事之难有前途，所以戛然放手。[6]
考察刊物的宗旨、名称、栏目设计、主要撰稿人等诸因素，《观察》与《客观》存在延续性。储安平也曾指出：“精神上，我们未尝不可说，《客观》就是《观察》的前身。”
2、“客观一周”的专栏文章
主编《客观》期间，储安平以“安平”为名撰写的“客观一周”专栏文章，颇为引人注目。后来他在《观察》时期所持的不少理念，在这些精悍的政论中都有流露；如著名的《中国的政局》一文，其思想在此已见雏形。前12期中，除第6期“客观一周”由吴世昌撰稿外，其余11期中的该专栏皆有储安平执笔，共54篇，如表一所示。综合而言，这些政论展示了一个自由主义者对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共产党、中场阶级知识分子三方以及美国政府的观感与评析。
期号
出版时间
篇名
《第二次沦陷》、《一团糟》、《一团糟的责任问题》、《用人》、1945.11.11《组织与力量》、《阎锡山》、《美国人与中
国官》
《诺言与兑现》、《理论与事实》、《国民党的病症》、《进步与刺戟》、《共产党与中国政治上的需要》、《某一种结论》、1945.11.17《内战解决得了一切吗？》、《政治上的责任心》
1011《自相矛盾、不近人情》、《权力》、《事半1945.11.24功倍》、《美人对华观感的动摇》、《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国未来局面中的一个安定因素》
《共产党的前途》、《共产党与国家》、《共1945.12.1产党在争取政权中所走的途径》、《共产党与民主自由》
《蒋主席的新演词》、《人民的才干》、《交1945.12.8通启蒙运动》、《耕耘方法的改革》、《卫生状况》、《住宅问题》
《敬告马歇尔元帅》、《统一》、《民主》、1945.12.22《自由》、《政府改组》、《资产阶级与自由分子》
《杜鲁门声明中的三句话》、《马歇尔来华与1945.12.29中国政府改组问题的核心》、《政治协商会议的成败》
《又是一年开始》、《以不变应万变》、《假1946.1.5如在野党派能采行我这个具体的建议，即可达到使政治协商会议新闻公开的目的》
《我对于所有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非政府代表1946.1.12的一个重要建言》、《内战停止》、《谈人力车的废止》
《从停战说起》、《军队如何裁减》、《蒙古1946.1.19新疆之类》、《南部新声》
《停战令下，战仍不止》、《协商成就》、1946.1.26《知识分子.工商阶级.民主运动》、《告别读者》
（表一：储安平“客观一周”专栏文章）
其一，对国民党的批评与劝告。1945年8月21日，重庆国民党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沦陷区重要公矿事业处理办法》和《收复地区土地权利清理办法》，对沦陷区的接收工作全面展开。储安平发现：“接受”本应是一种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原则的政治行为，但在现实中已沦为大肆洗劫和明抢暗夺的代名词。于是他在《第二次沦陷》一文中悲愤地写道“在短短的几十天内，那些曾经沦陷七八年的广
大土地，竟复宣告了第二次的沦陷！第一次，那些土地沦陷给‘中国军事’的敌人，而这次，却沦陷给‘中国政治’的敌人!”对于当时国内的现状，储安平的评价是“一团糟”，并且认为时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无可推诿地“应该负大部分的责任”。他在《国民党的病症》一文中指出国民党具有“腐化”和“缺少一种高度的新陈代谢的作用”两大病症，它们“互为因果”，因此“国民党统治的腐化，是无可否认的。也正因为在重重的腐烂的覆盖下，使潜有的新生力量不易芽长。”在《政治的责任心》一文中，他还指出：“国民党今日只知攻击共产党，企图消灭共产党，而竟不反躬自身釜底抽薪，在从本身改善革新做起，实可谓缘木而求鱼。”不过，其时抗战胜利不久，在批评国民党的施政绩效之时，储安平对其还抱有一定幻想。因此，他的批评要比《观察》时期温和，总以分析和劝告的语气谈及其过失。在《一团糟的责任问题》一文中，他甚至认为：“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没有一党有推翻国民党的企图（因为在力量上他们和国民党还不能成为一个比例），没有一个真正超党派的爱国的中国人愿意国民党崩溃，而形成中国政治上不可想象的混乱。绝大多数，还是关切国民党的，这不是基于任何理想和思想上的理由，而是基于现实的原因。政治是一个现实。国家政治不能没有重心，而现在中国政治的重心落在国民党身上，国民党有这种优越的条件而不能好好利用，实为大可惋惜之事。”[7]
其二，对共产党进行深入分析。战后自由知识分子对中共及其政治理念的认同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置身于这一具体的时空语境之中，储安平在某些方面虽未免俗，但他根据常识推断的见解相当深刻。有论者认为：储安平对共产党的深入分析和理性评价是他“在《客观》时期最为成熟的思想”；体现了他比同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更为成熟的一面”。[8]储安平在《共产党与中国政治上的需要》一文中分析共产党“吸引人的地方”第一是“他的社会主义”；其次则是“共产党的刻苦精神，实有可取之处”。对于前者，他表示：“我并不承认极端的社会主义能适行于中国。同时，我也不相信，假如共产党取得了政权的话，他能完全实行他原来的主义。中国人总是中国人，中国的共产党执政后，它的施政较之今日他们所揭橥者，恐将打一个大折扣，然而打了一个大折扣以后的共产党的政策，又可能相当地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对于后者，他指出：“我是不赞成一味以吃苦为号召的，我希望能使个个中国人的生活标准提高，政治的目的是要使人民快乐而非人民苦痛。但是一般人的生活犹在水平线以下时，政治上的领导人物应先能刻苦自励。如此方能造成新的风气，而达政治清明之途。共产党这种长处正就是今日国民党的短处。”该文中，他对共产党也有所批评，指出：“共产党的主要缺点即是过度的宗举外邦。一味的视外邦为宗主，则不免丧失了自我的独立意志与独立人格。”此处的“外邦”是指苏联，在中共与苏联关系问题上，储安平持有较强的国家至上倾向，认为共产党的崇尚苏联不能令人满意。在《共产党与“国家”》一文中，他强调：“我们可以崇拜任何一国的政治思想，社会制度及民族性格，但我不能忘了我们自己仍是一个中国人。假如忘了这点，则将莫知自己努力之意义何在，而不啻成为了他国的工具与傀儡。”对于中共获取政权的途径，储安平寄望和平路径、反对暴力革命，认为军队国家化是实现民主和宪政的起码条件；不过他承认当时共产党的影响与地位。在《共产党的前途》一文中，他甚至表示：“假如
中国能真正实行民主，共产党在大选中可能获得的选票和议席，为数恐不在少。”[9]此外，他在《共产党与民主自由》中，认为共产党讲究“统制”和“一致”，否认在其治下会有真正的“民主”与“自由”。有论者指出：这一论调“无疑体现了大多数对中共缺乏了解的自由知识分子的一般心态，反映出他们在战后社会急剧变迁中所面临的认同危机。”[10]
其三，期盼进步中产阶级崛起。“二战”后风靡一时的民主化浪潮和国内政治“两趋极端”、前途未卜的特殊情势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实际政治。对此，储安平持肯定态度，他期盼进步中产阶级能够崛起。在《中国未来安定局面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文中，他认为：“思想开明，拥戴民主，爱好自由，憎恶党争的有科学有头脑的进步分子”是“一种可以造成社会安定的力量”；强调美国、其他友邦以及中国国内都应当认清“未来中国的安定与希望，实多少系于今日中国这一批进步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储安平还注意到当时中国政治运动中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特色――“工商阶层的过问政治”，这可以弥补知识阶层在“组织”和“经费”方面的不足。他对此寄予厚望，在《知识分子、工商阶级、民主运动》一文中热情地写道：“近代的民主政治可说是一种以中产阶级为骨干的政治，自本世纪以来，虽然社会主义的思潮汹涌澎湃，劳工阶级在社会中所占的地位日见重要，但政治运动，大体上仍由中产阶级在领导着。……工商界人如能与知识分子取得联系，对于中国的民主运动，将易发生有实质的力量。要中国有健全的民主政治，先得使中国有一个有实力的中产阶级。这个中国的中产阶级现在正在缔造之中。”[11]
三、《观察》周刊――“高级”言论刊物
1、《观察》周刊的相关概况
1946年9月1日，《观察》在上海创刊，16开本，每期6万字。《观察》的诞生与《客观》的影响颇有关联，储安平曾有一段追忆：“在《客观》出版的时候，我们获得各方面的鼓励。特别是许多前辈，他们都是自由思想而保持超然地位的学人，他们鼓励我们继续在这一方面努力。许多朋友和读者也一致惋惜《客观》的夭折，希望我们继续努力。在这种鼓励下，我们渐渐计划自己来办一个刊物――不仅刊物的立场、态度、水准等，能符合我们的理想，并且这个刊物机构在办事上也能多少贯彻我们的精神。”[12]1948年12月24日，《观察》遭遇“查封”之厄，至此共出5卷18期。
储安平等从1946年初即开展筹备工作，1月6日在重庆举行第一次的发起人会议，决定刊物的名称、缘起及征股简约。当时“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在创刊号上《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一文中，储安平曾有描述：“言路狭窄，放言论事，处处顾忌；交通阻塞，发行推销，备受限制；物价腾涨，印刷成本，难于负担；而由于多年并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弥漫于全国的那种麻痹、消沉、不求长进的风气，常常使一个有尊严有内容的刊物，有时竟不得获得广多的读者。”在此艰难困苦的环境之下，储安平认为仍然坚持创办此刊：除了他们具有理想和热忱之
外；亦是他们深感在此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因此，该刊具有如下两个宗旨。其一，“要对国事发表意见”。对此，他强调：“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其二“希望对一般青年的进步和品性的修养能够有所贡献”。对此，他指出：他们对于青年的“信左信右”一无成见，只是强调青年对政治思想的信仰应该“基于理性而非出于感情”；同时期望在“做人的根本条件上”，每个青年都有“健康的人生态度”以及“现代化的头脑”。[13]在1947年1月21日――当年农历除夕之夜――致胡适的信中，储安平对宗旨的表述更为明晰――“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14]在此宗旨之下，该刊“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该刊同人必须共守的信约――被确立为“民主、自由、进步、理性”。
《观察》是一份纯粹的同人刊物，主要经营管理者是储安平，资金则由他的一批“多是以教书为生”的朋友集股而成，具有“超党派性”和“纯粹民营性”特征。著名华裔学人汪荣祖对其有此评价――“在现代中国不获资助的政治性杂志中，《观察》是罕见的成功者。”[15]这一论断并不为过，无论从思想文化的影响还是商业运作的成功而言，皆是如此。关于前者，知名学者余英时先生写于2002年的一段文字可资佐证：“1947―1948年间，我曾是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的一个年轻读者，当时在思想上、知识上所受到的种种新鲜刺激至今记忆犹在。当年的《观察》以‘独立’、‘超党派’自律，而且也确实做到了这两点。《观察》的作者从左到右都包罗在内，他们之间也往往互相争论，针锋相对，一步不让，使我这样一个初入大学的青年大开眼界。我自然是没有能力判断其间的是非正误，但各种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在一个刊物中纷然并陈，对我后来的思想形成发生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我从那时起便不敢自以为是，更不敢自以为代表正义、代表唯一的真理，把一切与我相异或相反的论点都看成‘错误’或‘邪恶’了。”[16]关于后者，在当时政治激荡、民生凋敝的环境之中，自我定位为“高级硬性刊物”的《观察》，最高发行量曾达到10.5万份（包括华北航空版及台湾航空版）。国民党政府的不少高级官员如立法院院长孙科等人都是《观察》的读者。储安平曾不无骄傲地写道：“假定每份平均以10个人阅读计算，它的实际读者约在100万人以上。就读者的阶层来说，它的主要的读者包括着广大的学生群众、公务人员、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以及军队里的将领士兵。就发行的分布来说，除华东、华北、华南沿海一带的大城市，以及华中、华西、西北、西南的内地大城市以外，它的发行广泛的渗入了广大的内地城市乡镇，一直达到边疆省份的辽远角落。”[17]该刊的盈利方面亦很可观，1947年9月22日，储安平致信胡适写道：“去年一年，盈余2.33亿万……1000万的本钱，在一年中赚了20倍。”[18]
以一介书生之力，办一份同人刊物，何以能够取得如此佳绩？有论者曾探讨储安平的经营策略――“刊物主旨契合时代需求，定位明确”；“以发行为重，兼顾广告”；“执事负责、严谨、高效”。[19]具体的经营策略值得关注，储安平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更富有启迪意义，这从团结“《观察》撰稿人”和撰写“《观
察》报告书”中可见一斑。“《观察》撰稿人”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并非指所有曾经给《观察》写过文章的人；而是指从创刊号起，就列在《观察》封面下的那批人。创刊时“《观察》撰稿人”有68位，自第7期增至70位，后共增至78位。筹办期间，储安平“以最大的热忱”邀请，他认为“允任撰稿人的意义是双重的，第一表示愿为本刊撰稿，第二表示至少在道义上支持这个刊物”。在接洽这些“撰稿人”时，储安平非常敬业，既可多次设法寻求胡适、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等“五四”新文化运动健将的支持；又能积极团结与他年龄相仿的同时代人。“《观察》报告书”是指在前5卷《观察》之中，每出满24期，储安平即亲自执笔撰写一篇翔实的总结报告。现存的4篇完整分别为：第1卷报告书《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第2卷报告书《艰难?风险?沉着》；第3卷报告书《风浪?熬炼?撑住》；第4卷报告书《吃重?苦斗?尽心》。这些“报告书”绝非一般应景式的总结，而是客观、严肃地向读者报告《观察》的经营和发行情况、遇到的问题、编者的想法乃至自己的政治参与状况，富有思想且不乏灵性。每卷报告书中，储安平都做了极其认真的工作，如从区域分布和职业分类两个方面统计《观察》的读者状况。因此，“《观察》报告书”成为当下研究《观察》最有说服力的第一手资料，亦是研究储安平本人极为重要的资料。
2、储安平《观察》时期政论
“毋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
‘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和煽动。”储安平并不掩饰他对政治的兴趣浓厚，但与张君劢、梁漱溟等前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介入具体的政治活动不同，他所追求的是：以超然客观的姿态关心政治，以理性公平的立场发表意见。他在《观察》时期所撰写的政论文章，保持独立发言精神，很好地贯彻了这一追求。除去上述“《观察》报告书”、《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以及《施用闷药前后的心理与感觉》、《323位读者意见的分析与解释》、《<为中国的农业试探一条出路>刊出后的响应》8篇文章外，共有22篇政论，如表二所示。这些政论“干净利落，情文并茂”，赢得时人尤其是知识界人士的好评；不过囿于历史环境和思想观念，某些论述亦有偏颇不当之处。大致可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
期号
第1卷第3期
第1卷第11期
第1出版时间
1946.9.141946.11.91946.1篇名
《失败的统治》
《我们对于美国的感觉》
《论上海民乱》
卷第16期
第1卷第19期
第2卷第2期
第2卷第3期
第2卷第14期
第2卷第14期
第2卷第18期
第2卷第22期
第3卷第9期
第3卷第9期
第3卷第15期
第3卷第16期
第3卷第19期
第3卷第24期
第4卷第9期
第4卷第10期
第4卷第12期
第4卷第15期
第5卷第11期
第52.141947.1.41947.3.81947.5.241947.5.311947.5.311947.6.281947.7.261947.10.251947.10.251947.12.61947.12.131948.1.31948.2.71948.4.241948.5.11948.7.171948.6.51948.11.61948.1《论张君劢》
《中国的政局》
《大局浮动，学潮如火》
《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
《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示的态度》
《读孙科谈话》
《政府应对纽约<下午报>的攻击采取步骤表明态度》
《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
《白报纸》
《评<出版法修正草案>》
《论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开除学生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不得准其入学之不妥》
《我们建议政府调查并公布白报纸配给情况》
《论程孟明案兼论社会有心人能否合拢来做一点事情》
国大评论
《第二个闻一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
《政府利刃，指向<观察>》
《评翁文灏内阁》
《一场烂污》
《政治失常》
卷第13期
1.20（表二：储安平的《观察》政论）
其一，批评国民党腐败统治。储安平为《观察》所撰写的第一篇政论为《失败的统治》，他在该文中直指国民党前后20年的专政是一场“失败的统治”――“一般人民的物质生活，愈来愈艰难；一般社会的道德生活愈来愈败坏……不仅党的声誉、地位、前途、日见衰落，就国家社会也弄得千疮百孔，不可收拾。”究其症结，他认为是――“这20年来国民党只聚精会神在做一件事，就是加强消极的政治控制，以求政权的巩固。”因此，他在文末疾呼强调：“要挽回党的颓局，当前的执政党必须赶快改变作风，换条路走，下大决心，大刀阔斧做几件福国利民的大事，以振人心。20年的时间不算短；20年的历史说明单靠消极的政治控制维护不了既得的政权；这条路走不通，越走越近死路。一个执政的政党，必须以政绩来维护其既得的政权。能如此，国家有利，党亦有利；否则，国家也许有前途，而党决无前途。”两年后，鉴于国民党愈加腐败的统治，储安平写下著名的《一场烂污》，痛斥20年来国民党政府“凭借他的武力，凭借他的组织，凭借他的宣传，统治着中国人民，搞到现在，弄得民穷财尽，烽火遍地。”当时国民党滥发金圆券导致全民“抢购”风潮，数以亿计的民众陷入绝境，“饥馑和恐怖、愤怒和怨恨，笼罩着政府所统治的土地”，储安平言辞激烈地斥责――“70天是一场小烂污，20年时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20年来拆足！烂污！”随后，在《政治失常》一文中，他对国民党统治的失望异常已经溢于言表――“我们平日的职司，就是议论政事，然而处此危局，几乎无政可论，无政足论；仰望长空，废笔三叹！”在批评国民党政权时，储安平表现出极强的逻辑推理能力，他无所顾忌的自由心态更让人叹服。
其二，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当时国统区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国民党采取镇压手段，储安平对此不以为然。在《大局浮动，学潮如火》一文中，他分析：在这些汹涌澎湃学潮的底层，“都潜伏着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即今日一般青年学生对于现状的普遍不满”。他认为学潮具有合理性――“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他们在内心渐渐郁成一团怒火。这一肚子气，这一肚子火，碰上机会，自然得发泄出来。”他肯定学生运动的意义――“学生挺身而出，对国家是表示一种抗议，实亦为他们在这个时代中所应肩负的责任。”他反对政府采用严峻手段处置，指出：“凡是一个社会现象，必有这个现象的原因。不在原因上补救解决，一切处置徒然使事态更趋恶化。”他还热情赞颂：“今日这一代学生，无论是他们的活动能力，组织能力，处理能力，或是宣传能力，都远非20年或10年以前的学生所能比拟。他们已建立他们的尊严。在多年多种的锻炼下，他们不仅完全成熟，而且他们那样沉着坚韧，竟非中年或老年人所能想象。”一周之后，在《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一文中，他再次指出当局应该反躬自责；逐一驳斥政府加诸学生的“破坏交通”、“妨害秩序”、“聚众威胁”等罪名。他强调：“这次全国的学潮，完全是政府逼出来的。学生的意志绝对是自发的，而非被动的；他们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而非卑鄙的；他们的精神绝对是勇敢的，而非怯懦的。”储安平还在《第二个闻一多事件往往制造不得》一文中，阐述了他对学生运动的基本态度――“我们
并不偏袒学生，认为学生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或每一件事都是对的。学生年青，富于理想，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有时不免失之过高，而且在群众的情绪下，感情亦不免容易冲动。但是从大体上说，学生常常是站在正义一方面的。”
其三，维护言论自由的价值。1947年5月24日，《文汇报》、《新民晚报》和《联合晚报》同时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查封，理由为“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对此，储安平写下《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示的态度》。他犀利地指出：“这被封的三家报纸都有一个共同的脾气，就是专门喜欢刊载那些微政府当局引为大忌的新闻。他们所登的大都是事实，无奈今日发生于社会各方面的事实，都是政府所不愿让大家知道的……政府既无力在根本上防止那些‘新闻’的发生，于是只好设法来制止那些‘新闻’的发表。”在该文中，他坦陈“对于文汇新民两报的作风”有许多地方“不敢苟同”，认为这两家报纸“编辑态度不够庄重，言论态度不够严肃”；还直言“很少在《文汇报》上读到真有重量的文字”。就私人感情而论，四报之中他与《大公报》最为亲厚，与其他三报则很淡薄；但就查封一事，他严厉批评《大公报》的反应“显然失态，至可遗憾”。
他掷地有声地表示：“我们今日从政也好，论政也好，必须把私人的感情丢开！这就是今日我们需要锻炼自己的地方。当此一日查封三报，警备车的怪声驰骋于这十里洋场之日，我们仍旧不避危险，挺身发言，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都寄托在我们的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死为之；大义当前，我们实无暇顾及一己的吉凶祸福。”储安平这种不顾私人恩怨的仗义执言的风格让人敬佩。1947年10月间，国统区物价腾涨，其中“以纸价涨得最凶”，让《观察》等期刊的经营困难重重；而国民党听任纸价上涨，意欲让与政府政见不合的言论刊物自行消灭。对此，储安平谴责：“有许多刊物，确是成绩昭著，极其努力，假如政府眼看这些优良的刊物一个一个消灭，政府在道义上似亦未能尽其维护文化事业的责任。”1947年10月24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临时会议通过《出版法修正草案》，欲以行政手段干预、限制新闻出版事业。对此，储安平除邀韩培德撰文从政治和法律角度加以评析外，自己还了一篇《评<出版法修正草案>》，从条文本身予以批评。他表示：“在根本上，我们反对另设《出版法》来约束出版事业；出版品的一切责任问题，尽可按照民刑法的规定予以处理。假如在实际的情形之下不能达到这个理想的地步，则出版法的制订，应力求合理。”1948年7月，南京《新民报》遭受“永久停刊”出发之后，《观察》亦将被查封的消息随后传出。在刊物“存亡难卜”之际，储安平发表《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一文，历数国民党对言论的管制，言辞异常激烈。他嘲讽道：“我们不相信封了一个《新民报》，再封一个《观察》，社会即能趋于安定。文汇报被封，业已一年，社会秩序又何尝因文汇报被封而稍改善。我们在此忠告政府，你们要挽回你们的颓局，就得全盘检讨，痛改前非，人民受你们的迫害，已经到了历史上少见的程度，假如你们以为封几个报纸刊物就能挽回你们的颓局，那就大错特错！”
此外，《我们对于美国的感觉》、《政府应对纽约<下午报>的攻击采取步骤表明态度》、《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三篇政论亦很重要，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储安平及那个时代不少人士对美国和苏联的态度。有论者指出：从
中可以明显感受道储安平这样坚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亦存在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影响了他在判断美国和苏联问题上的清醒程度。[22]此种倾向或是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当时历史情境之下难以摆脱的局限，我们不应苛责，但是也必须正视：这种局限有时导致他们的历史眼光不够长远。
四、执著追求言论“干政”之梦
储安平在筹办《观察》期间备尝辛苦，1946年4―5月间，正是最为艰辛的阶段，国民党政府两度“以高级公务员见委”，皆被拒绝，他曾道明原因：“我们做人做事，说不该半途而废，见异思迁。就在这一个远东第一豪华的大都市里，我落寞地守了好几个月。这些日子是黝暗的，但我还有着一盏明亮的灯，这盏灯挂在我的心底里，吹不灭，抢不掉；这盏灯发射光亮，冲散着周围的昏暗。”储安平心中那盏“明亮的灯”应是指他的办报理念――追求言论“干政”、影响国人思想。对此，在《观察》创刊半年之际，他曾有一段说明：
我极其赞同张东荪先生所言：士的使命是“干政”，而不一定要“执政”。
（张东荪：《士的使命与理学》，第1卷第13期）。“干政”就是一种“舆论”
的做法，而“执政”必须是一种“组党”的做法。我们无意组党，所以我
们谈不上“具体主张”；我们无意组党，所以我们无意担任组训青年的工作。
我们做的是一种影响思想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替“国家”做的，不是为了
“我们”做的，我们绝无意思要本刊的读者成为我们的“群众”。我们的目的
乃是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因为我们替国家培养这种“种子”，就是替国家培养元气。[20]
秉持这一理念，《观察》积极“干政”。储安平期待该刊不是少数人的园地，而能成为“全国作者读者共同发表意见的园地”。因此，他表示：在取稿上并无成见，并非只登约稿，自发的投稿只要“文章好，有分量”亦会被刊用。在出满第3卷时，储安平还做了一个“投稿录用率”的统计，用以说明，如表三所示。
栏别
第3卷所刊文章篇数
投稿录用篇数
百分比（约数）
专论
观察通信
其他各栏
共计
7280852371739379325％
50％
245％
40％
（表三：《观察》第3卷的投稿录用率）
由于积极“干政”，“查封”犹如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威胁着《观察》的存在。对此，储安平无畏无惧，他在第3卷报告书中指出：“编者的根本原则是：生死之权操之于人，说话之权操之于我。刊物要封，听命封，遇到大问题时，我们是无法躲避，无法退让的。在这混乱的大时代，中国需要的就是无畏的言论，就是有决心肯为言论而牺牲生命的人物！假如我们只能说些含含糊糊没有斤量的话，那老实说，今日中国的言论界，担当这一部分工作的人已经很多，用不着我们再来献身言论，从事于争取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平的言论工作。我们的编辑方针素来是主动的，我们的目的乃在改变环境，而非欲为环境所改变。”[21]在第4卷报告书中，他再次强调：“封或不封，那是政府的‘权力’，但我们绝对不愿因为外来的意见而改变我们的编辑政策。我们的编辑政策是独立的，不受外来干涉的。”[22]
重温上述言论，通过研读他的文章、追踪他的历程，可以发现：储安平深受英国政治文化的影响，期望在中国舆论亦能影响政治的实际运作。虑及其时的现实环境，他的理想毋宁说是梦想。从此意义上说，储安平是一位期冀言论“干政”的追梦者，他的追求执著坚定却不合时宜。曾与其共事的冯英子先生，对他的回忆和评价，可资佐证――“储安平对办报有他的理想，一句话，就是书生论政，他很向往于伦敦《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言论能影响政府的决策，但是他毕竟是个书生，没有看到中国的现实，怎么会允许有一家《泰晤士报》呢？……安平这个人，他受过英国的教育，相信英国的制度，他以为威斯敏斯特那一套章法，是一种民主，因此一谈心，他终以为这是可以效法的，他才气纵横而骄傲绝顶，万事不肯下人，其实归根结蒂他只是一个书生，当别人在引蛇出洞时，他却自投罗网，竟以身殉，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23]
储安平执著追求言论“干政”之梦，体现在实践上，是他主编《客观》、主办《观察》以及1957年筹划《光明日报》改版；体现在理论上，则是他形成了一套英式色彩浓厚的自由主义新闻观。
其一，划分“政治的自由”和“社会的自由”，强调人民政治意义上的言论自由。储安平认为当时中国民众所享有的自由，大致可划分为“政治的自由”和“社会的自由”。在对人身自由、言论自由、职业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逐一进行分析后，他的结论为“大体言之，在中国人民的行为及一般生活中，凡涉及政治的，处处受到限制；只要与‘政治’无关，极尽自由。”如在言论自由方面，他举
例道：“对于那些随便揭发他人的秘密，破坏他们名誉，刊载荒诞离奇不合人情的文字的报纸或印刷物，它们在社会道德上所发生的影响，政府常漠然视之，但一个报纸或印刷物，若发表了在思想上有‘问题’的文章，则该报纸及印刷物之编辑人、发行人及该文之著作人，俱将遭受不可抗拒的压迫、威胁或制裁。”对于“政治的自由”过少而“社会的自由”太多这一状况，储安平认为：“人民若无政治的自由，则民意不得申，民意不申，则国家的政治即失去了根，同时国家亦不能发挥其潜在的活动。在另一方面，人民的自由若不受限制，则一部分人行使无限制的自由，势必另有一部分人因被其侵犯而伤失其自由”；因此应该学习英国――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应大者大之，应小者小之”。[24]
其二，突出中产阶级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建立民主国家以及健全舆论中的作用。储安平撰写“客观一周”的专栏时即明确提出这一观点。在《民主》一文中，由于认为一般人食能饱衣能暖之后，才知道什么叫“意见”以及进而希望他们表示意见，他指出：“要实行民主应先使人民能自由言论。中国目前第一步应使知识分子能充分自由地表达其意见。其次再要求一般人民有自由表达其意见的能力。”关于建立民主国家与健全舆论，储安平更多地寄望于中产阶级尤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在《中产阶级与自由分子》一文中表示：“为了达到造成一个民主的中国的目的，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鼓励中国的中场阶级抬头，成为民主政治的干部。其中特别对于自由思想的大学教授及著作家等，应鼓励他们出面说话，建立一个为民主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健全的舆论。”至于如何促使当时知识分子能出来领导舆论，他在《自由》一文中强调做到以下两点最为切要：第一，“要使人民有言论之自由，须先能切实保证人民有合法的人身自由。”第二，“言论自由包括公共场所演说的自由，出版报纸及刊物的自由，采访新闻及拍发电报的自由，私人通信的自由，印刷著作物的自由，演戏的自由。凡上种种，俱不受官方或半官方之任何公开的或不公开的限制，干涉，压迫及威胁。行使上述种种自由权利之时，如有触犯法律之处，政府得依法于事后追惩之。”[25]
【本文说明】2007年8月6日，吴廷俊教授电话告知：继在“新文化运动与启蒙报刊”一章中增添胡适一节后，拟修订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稿》中还准备增添一节“储安平的新闻活动与新闻思想”，希望我能撰写初稿。2008年8月，《中国新闻史新修》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对我的初稿有删改。现借传媒学术网的一方空间刊出当日初稿，期待研究同道的批评指正。
需要说明的是，后来在博士论文中，为确定胡适言论自由思想的坐标，我曾将胡适与储安平进行比较；之前撰写那份初稿时所收集的绝大部分相关资料都派上用场。由此，我对胡适的“功不唐捐”一语体会更深。
[注释]
[1]储安平在光华大学所读专业存在争议。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新闻系、政治系、英文系。参见谢泳：《储安平与〈观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2]储安平：《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光明日报》，1957年6月2日。
[3]同[1]，第5页。
[4]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上），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90页。
[5]戴晴：《储安平王实味梁漱溟》，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39页。
[6]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观察》第1卷第24期，1947年2月8日。
[7]本段所涉4篇政论的引文见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下），依次为：第3－4页、第10页、第14页、第5页。
[8]同[1]，第21页。
[9]本段所涉2篇政论的引文见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下），依次为：第11―12页，第22页，第21页。
[10]张玉龙：《从“客观”到“观察”：储安平对1947年前后中国政局的观感与析评》，《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第72页。
[11]本段所涉3篇政论的引文见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下），依次为：第19―20页、第34—35页，第48―49页。
[12]同[6]
[13]储安平：《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观察》第1卷第1期，1946年9月1日。
[14]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下），第324页。
[15]汪荣祖：《储安平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徐友渔译），见刘军宁、王焱编：《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48页。
[16]余英时：《容忍与自由――<观察>发刊祝词》，中国信息中心《观察》编辑部，2002－05－01
[17]《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观察》第6卷第1期，1949年11月1日。
[18]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下），第327页。
[19]参见蒋含平：《“刊物本身是可以赖发行收入自给的”――储安平<观察>的经营策略探析》，2006（9），第70―72页。
[20]同[6]
[21]储安平：《风浪?熬炼?撑住》，《观察》第3卷第24期，1948年2月7日。
[22]储安平：《吃重?苦斗?尽心―――<观察>第4卷报告书》，《观察》第4卷第23、24合期，1948年8月7日。
[23]冯英子：《回忆储安平先生》，《黄河》，1994(2)，第76页。
[24]储安平：《中国人与英国人》，参见：《储安平文集》（上），第469―471页。
[25]本段所涉3篇政论的引文见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下），依次为：第33页，第34-35页，第33-34页。
篇五：储安平的党天下
没有谜底的谜——“大右派”储安平的传奇人生闻文
●储安平思想敏锐、才气横溢，曾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同时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1957年6月1日，储安平发表《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讲话，说“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从而成为中国著名的大右派。
●储安平宣布“向人民投降”后被撤销一切职务，“文化大革命”中自杀未遂后失踪。江苏一座寺院的方丈，形貌皆似储安平，但他摇头否认，一笑隐去??
储安平在1957年一语惊天下，成为中国的十大右派之一。
储安平1909年生于江苏宜兴；1932年从上海光华大学毕业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编辑；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深造；1938年回国后，担任《中央日报》编辑、复旦大学等校教授、《观察》杂志社社长兼主编；1949年9月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新闻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新闻出版总署发行管理局副局长、《光明日报》总编辑、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储安平是社会知名人士。他在中国的第一次出名，在于创办了《观察》周刊。这本于1946年9月1日创刊的杂志，因敢于抨击国民党政权的昏暗和腐败，提倡“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大受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欢迎和喜爱，订数从创刊时的400来份上升到1948年12月24日被国民党查封时的10万来份。储安平曾非常自豪地宣称：“本刊的经营足以为中国言论界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月，胡乔木和胡绳即给周总理写信，请求批准复办《观察》杂志(后改名为《新观察》)，请储安平再担任主编。周恩来在百忙之中，还专门去看望了储安平，令储安平引以为豪。
后来，储安平担任的重要职务多了，不得不离开《新观察》，但他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杆，仍以人大代表和《新观察》杂志特派记者的身份，到全国各地视察和采访，写了许多有分量的文章，发表在国家级的各大报刊上。他是名记者、大作家型的官员，在上层知识分子中很有些名气和影响。
1957年初，根据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原是民主党派创办的《光明日报》，再交还给民主党派去办。由《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提名，经过各民主党派充分协商，并经中共中央统战部、宣传部批准，储安平于4月1日出任了《光明日报》总编辑。上任的第一天，储安平就在各部主任的会上宣称：“我来这里工作，李维汉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又说：“李维汉部长曾对周扬部长说过，以后有人批评储安平先生，你要为他撑腰。”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此时的储安平踌躇满志、有信心干出一番大事业。
果然，储安平上任后不久，凭着他在知识界的声望和影响，向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组稿，把《光明日报》办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为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中国共产党特地宣布，向共产党提意见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原则。
于是，储安平响应号召行动了起来，积极鼓动对共产党有意见的人出来说话。他派出大批记者到一些大城市采访，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鼓动他们向共产党提意见，并且亲自安排版面发表了多篇有关鸣放的通讯，文章的措辞极为辛辣激烈，有很强的鼓动性和号召力。
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储安平同时参加了民主同盟和九三学社，又是新闻界和知识界的著名人士，所以也在被邀人员之列，他还在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讲话。
储安平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问题上”。他认为，“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些”?“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他由此得出结论：“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而且进一步指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储安平所提的意见，如针尖对麦芒，与会人士震惊万分，可储安平言犹未尽，又说：“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并且非常不恭地把受全国人民爱戴的毛主席和周总理称为“老和尚”。确实惊世骇俗!储安平要“请教”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他非常坦率地直说：“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6个副主席中有3个党外人士，4个副总理中有2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人可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储安平的此番言论，当场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赞许不已，但更多的人是极为愤慨地进行了批驳。
第二天(6月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储安平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像是在全国范围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全国上下义愤填膺，开始了对储安平“党天下”言论的批判、驳斥。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从而在全国吹响了反右派斗争的号角。在这形势下，储安平理所当然首当其冲，成为口诛笔伐的众矢之的。别看储安平在座谈会上雄赳赳、气昂昂，勇气十足地提出了最尖锐的意见，其实他的精神和心理都是非常脆弱的。据他在检讨时的自述，在全国上下一片讨伐声中，他胆战心惊、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邮递员给他送来了信件，他不敢去门口拿，怕人家要同他当面辩论；到医院看病不敢说姓储，因为姓储的人实在太少了，怕被人认出他就是储安平；更不敢去《光明日报》社上班，怕被群众围住批判。
储安平审时度势，自知地位已保不住，便于6月8日下午向《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送去了辞呈。
据报纸上刊登的揭发材料，章伯钧在接受储安平的辞呈后问：“你的负担重不重?”储安平打肿脸充胖子说：“不重。”章伯钧说：“有以下三种情况就困难了：一、身体不好，二、名利心重，三、生活担子压迫。有这三种情况非出来做事不可。”储安平说：“我没有。”章伯钧又说：“你可以超脱一些。你年龄不大，可以多研究一些思想工作。今天能够看到50年以后的事的人，还没有。”
储安平辞职以后，对他的批判并没有降温，而是进一步升级。6月10日，民盟光明日报社支部召开批判大会；6月13日，民盟中央小组召开座谈会批判；6月14日，光明日报社工厂和行政部职工开会声讨；6月14日，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召开在京委员和北京市分社委员座谈会批判；6月21日，九三学社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对于光明日报被章伯钧、储安擅自篡改政治方向的追究责任问题”和“撤销储安平代表九三学社担任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委员的声明”；报刊上的批判文章更是天天都有，连储安平的儿子也在6月29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储安平长子储望英反对储安平反动言论的一封信》。
储安平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形影相吊。7月7日，他在九三学社中央整风委员会召开的扩大座谈会上，开始交代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7月13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发表《向人民投降》的谈话，并全文刊登在7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
储安平在《向人民投降》的发言中说：“我6月1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及我在光明日报的工作，都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错误。经过全国人民对我的批判，我现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真心诚意地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接着，他列数并批判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最后表示，“我必须勇敢地向自己开刀，剥去我自己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皮，坚决地站在6亿人民的一边来”。“我今天在这个庄严的会场上，并通过大会向全国人民真诚地承认我的错误，向人民请罪，向人民投降”。“我把向人民投降作为我自己决心改造自己的一个标志”。“我以后一定老老实实接受党的领导，全心全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储安平虽然这样表态，但对他的斗争仍在继续，一直到反右派斗争胜利结束，储安平因此名列中国十大右派之榜。1958年1月13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第五次会议，决定取消储安平第一届人大代表的资格。1月18日至24日，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撤销储安平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
从此，储安平从中国的政坛和新闻界、知识界销声匿迹了??
储安平的人事关系是在九三学社，所以又回到了九三学社，由九三学社发给他每个月100元的生活费(这在当时尚不是个太小的数目)。以后，储安平被下放到西山的一个农场，在长城脚下放了2年羊后，有关方面认为他接受劳动改造表现尚可，就让他回家。
这时，储安平的妻子已和他离婚了，但她和别人结婚后，和后夫同住在储家的南屋里。回到家的储安平在生活上极为尴尬。好在单位除了发工资外，并不要求他上班，也不过问他每天在做些什么。
那几年，储安平整日在家关门读书、写字，除了几个亲近的朋友外不和外界来往。为了消遣，他买了几头羊来养，还把喝不完的羊奶送给章伯钧喝。他说：“羊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这羊是我亲手养的，这奶是我亲手挤的。羊奶有营养，你收下吧。”如果储安平真能像章伯钧对他说的“超脱一些”，解除思想负担隐居起来，日子倒也能过得安安闲闲。可惜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储安平就被揪了出来，又成了批斗的对象，被勒令每天打扫街道，并且饱受了红卫兵对他的打骂、侮辱。
1966年秋季的一天，当储安平扫完街道精疲力尽地回到家，发现又有红卫兵来揪他去接受批斗时，他从后院翻墙出逃，最后跑到数十里外的西郊跳河自杀。但他没有死成，被人救起后押回九三学社，交机关造反派看管起来。
于是，储安平提出要把存款单交组织上保管，但没有人接受他的存款单。
储安平从九三学社放回家后，单位里谁也没有再提起他，也没有人去找过他。一直到10月份的一天，储安平的女儿回家去看他的时候，发现家里的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只有在房间中央的一张椅子上，放着一个捆着的行李卷——这是储安平从九三学社机关背回去的，到家后就没有打开过。
储安平去哪里了呢?他女儿到亲戚朋友家找，但都没有找到。她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妙，便找到九三学社向军代表报告。尽管按当时的说法，储安平已是一条“死狗”，但他毕竟是在中央挂了号的人物，军代表也不敢掉以轻心，就报告了中央文革和周总理。周总理指示公安部门组织了一个专门的调查组，一定要找到储安平的下落。调查组奉命在全国范围内艰难地寻找了2年，凡是储安平有可能去的地方都一一查询过，就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最后只好作为悬案搁起来，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储安平就这样神秘地失踪了，谁也不能确定他是死了还是活着躲了起来。不过许多人都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是相当严密的，中国人的警惕性一向是很高的，一个没有户粮关系的“黑人”，而且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近花甲的老人，即使躲在某个地方也是很难生存的。
这么说，储安平很可能是死了。如果还活着，他现在已经是90岁高龄的老人了。在中国的右派分子99都已获得平反的时候，他为什么不现身社会提出申诉?但要说他已经死了，那他又是死在哪里?有没有死亡的证明?或者有没有权威的结论?笔者为此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但对储安平的生或死都不见有说服力的说法。在1990年11月出版的《中国民主党派——历史·政纲·人物》辞典中，“储安平”词条的生卒年，仍只写了(1909～?)。说明对储安平之死尚未有定论，起码不能确定他的失踪期即是死期。
那么，储安平有没有可能还活着呢?有一个在1985年为编书而辗转寻找过储安平的人，在1998年出版的书中写道：“不久前，一次友人聚会上，我听说，有一位老者在江苏某山某寺中，见一方丈，形貌酷似储安平，他即上前拜见，并探问：‘请问，你是储安平、储先生吗?’对方一笑，然后摇摇头，隐去。”这位作者说：“看来，他未必就已死去，也许真像那位长者说的，遁入空门，出家当了和尚。”但这位作者也不敢肯定，也只发出了“是否该继续寻找储安平”的问号。
这个故事真是太神奇了!太吊人胃口了!这个方丈真的会是储安平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谁也说不准，至今仍是个没有谜底的谜。其实，是或不是又有什么要紧呢?不是，储安平就永远神秘地失踪了；是，他也已不是当年的那个储安平了。重要的是，要记住中国的历史上曾有过一次极左的反右派运动，曾有过一个叫储安平的大右派。记住这个教训，是为了这样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原文2003年第3期——总第241期发表于《福建党史月刊》
篇六：储安平的党天下
储安平衣冠冢让如烟往事沉淀2015-5-22据无锡《江南晚报》报道，经宜兴当地政府批复同意，储安平衣冠冢在江苏宜兴落成，5月18日上午举行了落成仪式。专程回国参加仪式的储安平之子储望华在父亲陵墓前如此表达哀悼之情：“今天不是一个悲伤的日子，今天是一个纪念、追思和怀念的日子”。
储安平的名字对很多年轻人来说相当陌生。但对上年纪的一些知识分子来说，他是逝去时代的符号之一。他于1946年创办《观察》政论杂志，颇具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复办《观察》，后在新华书店等文化部门任职，直至1957年4月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于同年6月在该报撰写批评“党天下”的文章，成为反右运动的导火索。
有网民说，时间本身就是沉淀，它展示态度的方式客观而宽阔，不推崇钻牛角尖。绝对的对错往往是事件当时或靠近事件时的价值评价方式，它未必是隔了时间距离后人们看到的价值轮廓。
也有网民说，中国社会不主张放任撕裂，政治领袖常主张“团结一致”和“朝前看”，实践证明效果是好的。储安平衣冠冢如能成为社会走向平和、包容的一个标志，将是他家乡宜兴增光的事情，在很多人看来，这或许也与储在九泉之下的愿望相契合。当下的无论什么人，都不应再消费储安
平。他经历了那个极特殊的时期，那样的时期再也不会重来。让他安息，对他的回忆应带着历史的深刻和冷静，而不应飘着现实意识形态争议的浓烈。
篇七：储安平的党天下
试析走近一条忧郁的河流—储安平自由主义新闻观念的历史来源和思想基础考察的论文论文关键词:储安平
《观察》周刊
自由主义
新闻思想
论文摘要:本文着重考察剖析了储安平的自由主义新闻观念的历史来源和思想基拙，这有助于真实把握旧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的新闻理念和心路历程，从一个新角度客观地思考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历史，落实“以史为鉴”的修史目标。
要从整体上完善地考察中国的现代新闻事业，就不应忽视被称之为“第三条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新闻活动。在旧中国，他们坚守自由主义的独立新闻思想的信念，借助报刊进行思想启蒙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对旧中国的政治走向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改良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形成了旧中国新闻界一道独特并不可缺少的亮丽风景。储安平创办的《观察》周刊就是其中的代表性刊物，他是继胡适之后我国又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在那个异常专制的时代，储安平创办政论周刊《观察》，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顽强不屈地进行着自由主义思想传播的新闻实践，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刊物的最高发行量曾达到平均日销量5万份，最高时10.5万份，实际读者在百万人以上，一度风行全国。
储安平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和实践为考察旧中国新闻业的生存环境和历史演进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关照视角，梳理和研究储安平的新闻思想确有其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由于过去的新闻史著述中存在着惯用的对照政治史单纬度评价的局限，在涉及储安平和《观察》周刊时，通常冠之于非主流、旁门侧枝的定位，或盲目简单、武断偏激地评断，或只言片语，一笔带过。这种单向、线性思维的新闻史阐释缺乏“时空通观”的评价规范，没有将新闻现象和史实纳入多维联系和全面解读之中，从而导致对史实意义的忽视。从科学理性的学术角度思考，任何新闻史实都是具有存在的必然性和研究价值的。笔者将着重考察剖析他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历史来源和思想基础，这有助于真实把握旧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的新闻理念和心路历程，从一个新角度更加广阔客观地去思考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历史。
一、早期人生境遇和求学经历对储安平新闻观念的影响
储安平1909年出生于江苏宜兴，母亲在其出生时去世了，父亲既赌又缥，从小失去父母之爱的孤苦，多病的身体和后来在外漂泊的艰辛造就了储安平忧郁敏感的心灵，他这样描述自己的这种忧郁性格:“我得承认我自己的感受力太强了”，“我是一个神经质十足衰弱的人”，“我常常为一些极琐小的事，不自制地悲伤着，”“母亲给我带来一副容易感伤的气质。忧郁象一条河流般在我心头流过。”思想者往往是忧郁的，这种忧郁的性格使他有了更多的时间花在冷静思考上，如果他早期的忧郁主要沉溺于个人“我”的病痛和不幸，那么在后来就自然地转向国家落后腐败现实和人民苦苦挣扎的生存状态的忧虑，“这种感伤是一种属于人性的感伤……我非常爱他们(孩子，笔者注)。可是这个时期，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们。有关利害或感情的思念，只有一项，在当时曾经占据过我的心灵，就是关于国家的前途……万一我此去一闷不醒，最使我不能螟目的，实莫过于今日我们的国家还没有走上轨道的一点。”储安平幼时寄养在伯父家，伯父在家乡兴学和造福桑梓的士大夫品格使他一生对伯父非常敬重，“床前一直挂着他伯父的像”，可以说伯父身上的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士大夫精神是储安平一生敬仰和追求的。另外，从小经历的艰辛，“如漂息在茫茫大海中的一叶片舟……”使他从小就有较强的自立精神，养成了能吃苦爱节俭的品质，独立自强、非常自信。从青少年时代多灾多难的人生经历中磨练出来的不怕风吹浪打、独立处世和独立思考的自由个性，为他后来不惧怕黑暗势力的摧残破坏始终坚持不懈的新闻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储安平早期的文学活动可分为光华大学读书时期和《新月》时期。这一时期是储安平自由主义思想初步形成的时期。1928年，他进人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就读，“二三十年代中国
活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几个主要人物当时都集中在光华大学，如张东荪、胡适、罗隆基、潘光旦、徐志摩、王造时等一大批教授学者，自由空气浓厚，这样的大学环境培养了青年储安平的自由主义思想。后来他加人了“新月派”，作为一个崇尚自由主义的文学流派的后起之秀，忧郁感伤的气质特别强烈，这一点从他此时期发表的散文可见一斑，如“一天到晚完全在幻灭和空虚里呼吸着，充满对个人前途的深深忧虑。他对新月派盟主徐志摩充满了敬仰，认为自已写散文多少受着他的影响，在他的散文《悼志摩先生》中，对徐志摩的热心、率直、诚挚、提拔后进和写作认真的性格不胜啧啧称赞，尤其提到志摩认为:作编辑最大的快乐永远是作品的发现。这些都对储氏全心投人于编辑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设想，崇拜徐志摩的储安平对徐氏《为要寻一个明星》中的资产阶级民主理想也一定心有灵犀，所以徐氏尽管身处“黑绵绵的昏夜”仍然矢志不渝地“向着黑夜里加鞭”的追求民主自由的不懈精神也深深影响着储安平。就读“自由空气浓厚”的光华大学和加人新月派这两个时期的人生经历使储安平成为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信仰者。自由主义和新月派提倡的个性解放、争取民主自由，赞扬人道主义的思想，贯穿着“爱祖国、反封建、讲人道”的思想，也是五四精神的时代反映，有着存在的时代依据。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储安平已经开始了最初的编辑工作的实践，出于对政治的兴趣，他于1931年编辑了一册《中日问题各家论见》，作者包括陈独秀、汪精卫、张东荪、梁漱溟、胡愈之等。题为“各家论见”显示了储氏张扬自由主义的学术争鸣风气的端倪，也在自由主义思想内容和编辑工作实践两个方面为储安平后来从事奉行自由主义的刊物编辑打下基础。
如果说储安平在国内求学期间受到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还是间接感性的，那么留学英国的经历则使他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有了直接、理性的认识，也巩固了他信奉自由主义的信念根基。回国后，1940年他到了抗战大后方的湘西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书，写下了有关英国的著作《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英国与印度》，探讨中英两国强弱的缘由。在对比中英两国人之性格和作人作事的精神的长期思索中，强调对国民性格的思考说明储安平已侧重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层面寻求中国落后的原因，这比此前中国思想界出现过的侧重从物质、制度层面对国家落后的思考更深邃，更本质化。此后，他到达重庆在中央政治学校做研究员，参加称作“渝社”的学术性社团，渝社曾以“中国未来的前途”为题进行过两次讨论，后来储安平主编《观客》和《观察》两个周刊时，对于中国未来前途的许多想法都与“渝社”时的讨论有联系。①对国家政治的关心是中国“文人论政”传统的表现。中国知识分子素有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教化天下的士大夫精神传统，在坚守这些中国传统精神素养的基础上，储安平引进介绍西方现代的民主自由、新闻自由等理念进行理论阐释的支撑，这二者的有机结合也为储安平后来从事“放言论事”的新闻评论工作奠定了比较厚重的理论素养基础，他的政论既含有传统善良道德基础上的人文关怀，又具有现代西方先进的理论论辨意识等特征。他对新闻自由有独特的认识和贡献。
二、储安平自由主义新闻观念的思想基础
追溯储安平的思想轨迹，《观察》周刊所信守的的独立客观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和立场有着多方面的思想基础。
一是源于储氏对“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认识方法论和“动”“静”辨证关系的深层哲思，也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推己及卜人”处世哲学的反映。在储安平的“新月”时期，赢弱多病且感时忧怀的文人敏感特质让他从病中体q未到一种“极微妙的意境”:“一切事物，人，思想，总不外乎，是动，或静。，··…人在动的时候，他所能看见的是这样，在静的时候，他所能看见的，又是那样。当局迷，旁观者清。那只是一句俗语，然而要当局不迷，便必得要有在动中能参悟到静的功夫……在动时要忘不了静，就得靠自已平时的自省和反躬。社会是流动的社会，生活是变换的生活;人，他的心和脑，永在无止的波动中起落，他的欲望和行为，永向求新刺激的一个方向上飞奔。静，除非生就是阴沉的人之外，然而那只是一个寄生
的货物，平常，人们总欠缺了这一方面的修养。人，应当在动的余暇，常常从静的孔孔中，来观察观察这个世界，这个活动的舞台，这个复杂的人生……人生如一舞台。有的人，他观察人生，他自己也在舞台上;有的人则自己站在舞台的背后，再去观察舞台上的人，究竟也应站得离舞台近……我相信，一个病了的人，以=种极达观的、极心平气和的眼光来关照一切，他必定会了悟出一些平时所不易了悟出的奥秘的管理的。”
对于一生因体质赢弱而多病的储安平来说，从独处的“静”处观察世界成了他一生的思考习惯，贯彻于人生的始终。从多灾多难的年轻岁月到后来成为独立报人，“超然”、独立态度和偏爱从旁观的“静”处哲思是一脉相承的。在《小病》这篇充满哲学智慧的散文中，储安平对于超然独立于“动”“乱”世界之外的从“静”处冷静观察的思考方式有着深切全面的感悟并陶醉迷恋于其中，这种“动”“静”感悟观沉淀于他的内心，成为蕴藏于心理深层的储氏哲思定势，成为他的认识方法论，也很自然地发展成为后来《观察》时期“超然”独立的办报精神。那种“站在舞台的背后”而不站在舞台上并“应站得和舞台近”的“超然”、独立的观察方法与“超然”、不偏不倚和“不直接介人政治活动”的办刊独立态度同出一辙。
在对储氏哲思线索的梳理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动静辨证观为他提供了一种独特且独立的“旁观”世界的视角;这种“超然”的观察角度，能使观察者心态平和，可以得到与常人认知不同的崭新视野关照下的的独特见解，使得观察的效果更客观真实，也更加真切和清醒;于静处的冷静观察，赋予观察者思维的时间和绝佳的观察空间，他的心是沉静的，“静”也扩充了他观照的胸怀空间和思考能力。并且，储氏这种超然于忙乱躁动追逐欲望的尘世之外的独立冷静的观察和思考方式是“以社会发展的优性条件为出发点”“去关照一切的”，这种经世济用的中国传统责任意识使得观察世界和人生的“旁观”客观方式成为储氏的一种人生态度，成为一种自觉修行，最后达到为“静”观而放弃“动”中的欲利的认知和处世态度二个境界的共同提升。中国文人文化传统习惯于经常的反躬自醒，有着特有的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以文人身份从事独立报业的储安平自然自觉地从职业和人格两个层面自我约束，把“超然”“独立”作为《观察》周刊的思考方式和观察态度。
二是来自于对《泰晤士报》独立办报模式的推崇。
《泰晤士报》以“公众良心的独立言托者”的独立姿态，评论政治，反映舆论，成为新闻事业最有权威的高级报纸。正是基于独立报纸在政治上的杰出表现，人们才开始把报人看作“第四等级”、“无冕之王”，并把报纸提升成为与行政、司法、立法平行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第四权力”。储氏对英国民主制度推崇倍致，他在留学期间对《泰晤士报》因独立而“权威报界”并积极影响英国民主社会之完善的积极作用感触颇深。于是，储氏很自然地希望也能在中国办一份这样的独立刊物。
据储氏报界同仁冯英子回忆，储氏一直想办一张类似英国《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而《泰晤士报》之所以能成为英国“舆论界的领袖”，就是因为它是一份同政府分离的独立报纸。《泰晤士报》能执行“决不出卖或出让任何权利”的独立言论政策是与经济独立息息相关的。储安平深知其理，所以他把《观察》周刊办成了一种纯粹的同仁刊物模式，“身后无任何组织”。因为只有经济上独立，才可能真正做到言论独立，做到政治倾向独立，摆脱商业性和党派性的纠缠。《观察》所采取的同人刊物办报模式(《观察》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后的同人刊物)也具有历史的价值和意义。
三是从发展中国自由主义思想考虑，创办刊物可以为自由思想分子提供一个说话的场所。储安平基于以下判断，作出了创办独立刊物具有生命力的论断:国内拥有广大的一群自由思想学人，他们想说话，而当时国内缺乏这样一个带有全国性的中心刊物。假如刊物不偏不倚，客观公正，无党无派，可以将他们吸引成固定读者群，在市场求得生存。③通过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状况上的分析，储氏相信自己的独立刊物可以成为自由思想分子的论坛，从而广开言路，在全国形成“健全的舆论”环境，为中国的言论界秉公论政提供一种基本的稳定
力量。储氏对《观察》的言论力量和作用的估计颇为自负，对自由思想借助《观察》各抒己见、畅欲所言的繁荣舆论界局面充满必胜期待。
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是储氏创办独立刊物的理论支撑力量。追求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自由主义理想作为一股基本的原始动力，坚定储氏创办《观察》的决心，他试图创办一个真正超然于政党政治之外的自由主义独立刊物来维护和宣扬自由主义的理想。他相信通过自己亲身创办和把关的这个纯粹独立刊物，可以宣传自由民主的思想，可以客观公正地评论国家政治生活，改变国民性弱点，在全国形成一种有影响的舆论力量，实现最终的自由民主政治目标。储氏对自由主义的中国领袖胡适的独立处世态度和人格充满崇拜，精神上将胡适视作自己的师长和前辈。《观察》的一个特色，就是特别偏重对胡适思想、言论和行迹的报道评说。另外从刊物经营角度，也可以通过突出胡适凸现刊物的自由主义特色和立场，吸引更多自由思想者的关注。
在对民主国家目标的求索中，储安平以新闻刊物为工具力图成为自由民主的呼吁者、实践者和促进者。真诚的爱国情怀和独立立场使储氏不怕刊物刊登任何有利于国家和人民而不利于统治者当局的独立言论;借助那些言辞激烈但真实而有利于国家进步的言论，储氏显示了为了理想敢于斗争的韧劲。他认为，只要思想的出发点正确、就照登不误，不计后果。例如最终造成蒋介石下令查封《观察》的军事通讯《徐准战局的变化》在被《观察》刊载之前，作者张今铃担心文章中可能有一些当局认为不宜的军事实情，问储安平:“如内容分量重一些，你敢登吗?”储答:“只要你敢写，我就敢登。”其“超然”“独立”的气魄确实难能可贵。在风闻因《观察》刊登激烈的反对国民政府的言论将遭查禁时，储安平没有被吓住，在刊物头条位置上发表文章《政府利刃指向》，历数国民党的言论管制，据理力争。刊物最终被冠以“攻击政府，讥评国事，为匪宣传，扰乱人心”的罪名予以永久停刊。统治者对《观察》言论的恐慌证明了《观察》的广泛影响力量，而储安平临危不嗅据理力争的态度也验证了储安平不屈不挠的自由民主立场。民主不光是用以口头标榜的，而是必须有人实践的，储安平就是这样一位在中国新闻史上用尽心力，坚守自己独立自由主义立场，苦苦追寻民主政治的理想信徒和实践者。
应该看到，浓烈的爱国情感在感性上使储氏很难彻底“独立”，但是，储氏总是从力图在更理性的思考中解脱自己，加上在各方面的自我约束(如不参与政治，甘于新闻从业的寂寞)，努力向独立立场的刊物理想接近，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和刊物达到独立的境界，创造了一个独立于混沌世界之外的相对独立的自由舆论空间，吸引着人们到这里呼吸着自由愉悦的空气。“独立”“超然”的办刊态度反映着储安平求得真理的至诚品格，在旧中国知识界拓展了求真求实的社会风气。储安平以独立报人的立场和亲身实践，推动着中国的民主进程，在中国新闻界树立了一座历史的丰碑。
当然，客观历史地分析储安平的新闻观念，也会发现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和缺憾:一是刊物的思想传播对象局限于知识分子群体，忽视人民群众这个决定历史发展进步的力量。这种偏见导致储氏所谓畅所欲言的健全的舆论之言论民主的理想在现实中无法真正实现。二是刊物过于强调延续胡适惮斯年的自由主义传统，而各位作者的不同言论也导致刊物的舆论力量分散、不能集中，使得刊物缺乏一种共同性的发言力量。这种缺憾惮斯年曾经指出过，储安平也坦然承认。三是储安平过于强烈偏激的民族主义意识也影响了他对一些问题的清醒程度和客观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刊物的理性力量，如对中国共产党所谓过于崇奉外邦的指责，对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的可能性的怀疑等观点，显示出错误幼稚的一面。
历史又迈人了一个新的千年，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地用历史和逻辑的眼光重新审视我国的新闻业历史，用人文关怀的心态和胸怀重新走近我们的关照对象，真实完整地还原新闻业历史的本来面貌，落实“以史为鉴”、“可以知心智”的修史目标。
篇八：储安平的党天下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揭秘中国院士第一县作者：
来源：《新传奇》2018年第12期
宜兴，位于江苏南部，太湖西岸。自古以来，宜兴以崇文尚教、耕读传家而著称，造就了无数文人学士中的杰出者，从这里走出了26位院士、近百位大学校长、近万名教授副教授，号称“中国院士第一县”。
宜兴自古出状元
宜兴，简称“宜”，古称“荆邑”、“阳羡”，位于江苏省的南部，太湖的西岸，无锡市下辖县级市，是我国著名的“陶都”。
從古至今，宜兴就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一门九侯”、“一邑三魁”等佳话层出不穷，甚至有人将宜兴称为“文人不敢放肆的地方”。
在宋、明、清期间，宜兴共出了4名状元、10名宰相和385名进士。在现当代，宜兴更是人杰地灵，人文荟萃，成了名家辈出的一块风水宝地。
当代中国大陆有548位宜兴籍的高级科技人员。如物理学家周培源、化学家唐敖庆均是该县人。宜兴县父子同是教授的、兄弟同是教授的、一门众都是教授的屡见不鲜。如和桥镇的胡焕庸一家就出了9个教授，宜城镇的曹梁厦一门出了7个博士。
此外，从宜兴先后走出26位两院院士（县级市排名全国第一）、近100位大学校长、近一万名教授副教授，号称“中国院士第一县”“教授之乡”。宜兴人口125.44万人（2016年末），约4万余人中就出一位院士，在全国县级市中首屈一指。
除出了教授外，还出了一批名人贤士，如革命家有潘汉年，书画家有俆悲鸿、尹瘦石、吴冠中、吴大羽，文学家有于伶、蒋锡金、葛琴、沙蕾、周楞迦，音乐家有储师竹、闵惠芬等。除此以外，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前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中国神童”、中国著名男子台球队员丁俊晖，国家女篮主力卞兰以及著名“党天下”的发言者储安平都是宜兴人。也因此，宜兴在教育界有着“无宜不成校”的美谈。
成为“教授之乡”的奥秘
小小的宜兴县城出了那么多的专家学者教授，这种现象令人产生了非常大的疑惑，但是却没有办法解开它的谜底。
篇九：储安平的党天下
“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来源：照片中国的凤凰博报）邓拓：1912年生，福建闽侯人。1930年入党。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等职。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5月16日，戚本禹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邓拓，称邓拓“是一个叛徒”；5月17日晚，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于5月18日自缢身亡，成为在那段非常岁月里第一个以死抗争的殉道者。
老舍：生于1899年。北京人，满族。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抗战期间曾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解放后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代
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1966年8月24日因不堪无端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
叶以群：1911年生，安徽歙县人。著名文艺理论家。1932年入党，同时加入“左联”并任组织部长。解放后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横遭迫害跳楼自杀。
罗广斌：1924年生，四川成都人，毕业于西南联大，解放前参加反抗国民党的地下斗争，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解放后曾任共青团重庆市统战部长。与杨益言合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影响巨大。文革中受到迫害，于1967年跳楼自杀。
杨朔：1913年生，山东蓬莱人。著名作家。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7月底杨朔要求上书毛主席和要求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拒绝。绝望中于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储安平
江苏宜兴人，中国学者、知识分子。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观察》社长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出任新华书店经理、光明日报社总编、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57年因在《光明日报》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著名的“党天下”发言），招致当局不满，反右运动开始后储安平迅速被作为典型打倒，其家人和诸多相关人士均受牵连。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生死不明。
傅雷：1908年生，上海南汇县人。著名翻译家。傅雷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著作等身。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1968年8月30日，造反派上门抄家四天三夜；9月2日，傅雷夫妇被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高帽子批斗，惨遭人格凌辱。9月3日傅雷夫妇双双自缢身亡。
翦伯赞：1898年生，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有《中国史纲》等18部著作行世。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等职。文革中，因对前途绝望，于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双双自杀。
周瘦鹃：1895年生，江苏吴县人。现代著名作家。曾主编《申报·自由谈》、《礼拜六》等，有长篇言情小说《新秋海棠》等，系“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68年不堪迫害跳井自杀。
李广田：1906年生，山东邹平人。著名作家。1935年毕业于北大外语系。1948年入党。解放后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昆明作协副主席。文革中因遭残酷迫害，于1968年跳池自杀。
吴晗：1909年生，浙江义乌县人。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28岁时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解放后，先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后又任北京市副市长。1959年起先后写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京剧《海瑞罢官》等，后遭批判。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0月11日在狱中自杀身亡，死前头发被拔光。
顾而已：1915年生，江苏南通人。著名电影艺术家。执导过《小二黑结婚》、《天仙配》等影片。文革中，因30年代与江青有过交往（了解蓝苹历史）而备受迫害。1970年6月18日，在五七干校自缢身亡。
陈琏：1919年生，浙江慈溪县人，系蒋介石高级幕僚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之女。1939年入党，解放後曾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文革"开始后。造反派诬蔑她是叛徒、特务，并扬言要开除她的党籍。1967年11月19日，48岁的陈琏从十一层楼上跳楼身死。
熊十力：国学大师，1949年以后，熊十力坚持不肯改造自己。后迭遭抄家、批判，精神有些错乱，不断给中央领导写信，连裤袜之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1968年5月24日绝食身亡。
篇十：储安平的党天下
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储安平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列的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是一个科室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脸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即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篇十一：储安平的党天下
今天您施密特了吗八月
30th,2010|Category:政治-中国系列,道理
《财经》，完整版。纸媒版因字数关系颇多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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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房地产商卖房子很有技巧。为了在激烈竞争中吸引买主，策略之一就是给楼盘起洋名。比如明明是六环之外一个鸟不生蛋之处的楼盘，美名其曰为“香榭丽舍”，隔壁那个楼盘则叫“莱茵河谷”，再隔壁那个叫“曼哈顿寓所”。为什么呢？听起来洋气呗。
把产品打扮得洋里洋气以促销的，不仅仅是房地产商或者化妆品商，现在的学者们也深谙其道。比如，明明是推销专制思想，你绝不能上来就“董仲舒说过”，或者“张春桥指出”，你得说什么呢？你得说“施密特说过”。
施密特是谁？你可能会问。这就对了——如果连你都知道了施密特是谁，某些学者还怎么拿他来装神弄鬼。其实施密特，这个中国思想界的新款LV包，无非是希特勒第三帝国时代的姚文元而已。1933年加入纳粹党并被任命为纳粹法学家联盟主席，二战后差点在纽伦堡受审判，由于拒绝“去纳粹化”而从此被禁在德国任教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半个世纪后被一群中国学者八抬大轿抬到了中国的学术寺庙里供奉，虽然我理解“出口转内销”是乡镇企业提高产品价格的捷径，还是感到情何以堪。
比如，关于施密特，我国著名学者某某某、某某某和某某某分别写道：
“在施米特看来，自由主义的毛病，就在于相信或幻想?敌人?可以被转化或化解掉……自由主义者相信和平、理性、自由讨论和互利交换，但政治问题的最内在的核心，是?保卫自己的存在方式?，是?击退敌人?；它可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政治上的?敌友之辨?不是玄学或纯思辨，而是最现实、最具体、最性命攸关的事情……自由辩论、私有财产、法律的形式公正和趋利避害的市民阶级理性都无法消解或转化政治的内在强度。”
“在施密特看来，这种宪法至上的政治观念隐藏着深刻的政治危机。因为当一种政治力量准备摧毁整个宪政民主体制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政治陷入到施密特所说的?非常状态?时，没有任何合法的力量可以挽救宪政民主体制……正是面对这种政治上最危急状态，主权概念才凸显出来了。换句话说，主权不服从宪政状态，而是在关键时刻拯救宪政状态。主权依赖的不是宪法，而是高于宪法的决断……施密特的理论实际上克服了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正如施密特所说的，政治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人与朋友。在敌人与朋友之间，不存在自由的问题，只有暴力和征服。这就是政治的实质，自由主义者往往不敢面对的实质。”
“把宪政搞成自由主义的法治形式，根本误解了政治形式的实质。施米特的决断论的含义是协调或并置政治原则和自由原则，强决策的国家并不缩减任何市民社会的自由成份。纯粹法学的自由主义宪政观念过于理想化，认识不到其中仍然存在国家的主权问题，自由的法治仍然必然表现为政治的专权。看不到自由主义国家中的政治（划分敌友）现实，要么是幼稚的，要么是自欺欺人。”
上述引文只是施密特中国粉丝团的众多言论之三而已，而且是我从上述学者们迷宫一般的文章里颇费周折地挑选出的三节最接近汉语的段落。由于字数关系，我只能挂三漏万。其实仔
细一读呢，粉丝团的言论大同小异，翻译成大白话无非是：当社会的利益或者观念分裂到一个极端程度时，自由主义主张的理性辩论就可能没用了，而需要“主权者”分清敌我，借助于强力打击敌人。我不知道这样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意思为什么非要左一个“政治的反题”右一个“价值的僭政”来表述，甚至为什么需要绕道施密特来表达，但表述方式倒是次要的，关键是内容的千疮百孔。如果我是上述学者们课堂上的学生，肯定忍不住举手提问：
第一，我能理解“理性辩论”有不够用的时候，但谁来决定什么是需要“主权决断”的“紧急时刻”？57年储安平质疑“党天下”的时候情况够紧急吗？59年彭德怀庐山“反攻倒算”大跃进的时候紧急吗？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表现紧急吗？76年清明节民众缅怀周恩来的时候紧急吗？如果“主权者”可以大笔一挥随便指认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紧急时刻”，我们怎么办呢？
第二，施老师说政治的本质是“分清敌我”，那么，谁来“辨别”敌我以及怎样辨别“敌我”呢？希特勒揪出了犹太人和共产党员，斯大林揪出了“富农”和“托洛茨基份子”，我们曾经揪出了“地富反坏右”，为了继续讲政治，下一步我们该按照什么标准揪谁呢？
存款100万以上的人？一切爱看“非诚勿扰”这样低俗节目的人？
破坏稳定的“发帖犯”？“越级上访”的人？袁腾飞及其粉丝？如果“主权者”一不小心得了被迫害妄想症，大笔一挥随便指认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敌人”，我们该怎么办呢？
第三，就算“紧急时刻”可以为强权辩护，那么，如果政府可以“强权”人民，更强大的“霸权”国家“强权”我们怎么办呢？自认倒霉吗？如果B压制A是对的，为什么C压制B就是错的呢？比如，小布什在911之后的“紧急状态”下非常“决断”地分清了美国人民和恐怖分子的“敌我关系”，并一举发动了伊战“打击敌人”、“保卫自己的存在方式”，如此“决断”的领袖，怎么不见施密特粉丝团叫好、只见他们叫骂呢？是不是因为在恐怖分子炸了楼的情况下布什才“分清敌我”，彰显出他不如那些极左或极右独裁者想象力丰富？而真正的“决断力”必须表现在无中生有的能力里？
第四，那个频繁出现的“主权者”是谁呢？
某阶级成员吗？某党派成员吗？是公民吗？包括低俗节目爱好者、袁腾飞及其粉丝、存款100万以上的人以及发帖犯吗？
如果不是公民，又是指谁呢？按什么标准认定？体重在100斤至130斤之间、双眼皮、不爱吃麦当劳这个标准如何？也许还应该加上一条“有生以来感冒次数为偶数”？
其实，把施密特的逻辑推到极致，就是暴君或者暴民可以任意指定“敌人”、捏造不存在的“危险”、继而以“决断”的名义实施暴政，而这正是施密特能成为纳粹法学家的原因，也正是纳粹极权悲剧的逻辑链条，同时也是左翼极权悲剧的逻辑链条。回顾20世纪最大的悲剧，无一不是“主权者”在“紧急状态”下揪出“敌人”并施以“强力”迫害的情境。这样一个逻辑上漏洞百出、伦理上早已破产的理论，竟然被一大群中国学者作为学术地沟油回收过来，炒出油光滑亮的论文和书籍，搞得年轻学子谁不施密特一下都不好意思出门，这次第，怎一个正龙拍虎唐骏读博。
不错，施密特的问题意识不是没有道理：自由讨论有其力不所及之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可能依靠战争解决政治冲突（比如美国南北战争）。但是这种对强力的诉诸前提是“迫不得已”，即所有的对话空间都已被开拓和穷尽。换句话说，只有在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和哈贝马斯的“有效沟通”被穷尽的地方，施密特才可能有意义。但是在中国这种自由讨论仍然极
不充分的情境下讨论自由的限度，在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甚至都没出现的地方大谈施密特，好比一个300斤重的胖子刚减肥减了30斤，理论家们就开始对“他会不会太瘦了”这种“紧急状态”喋喋不休，问题意识错位到哪儿去了呢？直把加州当汴州了吧。
此事的另一个有趣之处在于，施密特中国粉丝团中的核心人物们很多都是反西方文化霸权的民族主义者。作为民族主义者，却如此钟情于用生硬的翻译体语言、晦涩的西方文本、掉西方书袋的方式翻山越岭来说教中国人，便是我，也感到了传说中的“吊诡”。我说，爱国能从爱汉语的轻盈灵动、从直视普通中国人的经验世界开始吗？
一个女孩一边桀骜不驯地说“漂亮是普世价值吗？”一边悲愤地掏出了粉饼、口红和眼霜，这我想起一个词，叫“自卑自负情结”。等等，我又想起一个词，叫“拧巴”。你能想象一群当代德国学者凑一堆，在那引用康有为捍卫德国，说着说着又对东方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吗？这个画面是如此之拧巴，简直是毕加索出品。对施密特迷们，我想说的是，其实，从朝阳区到海淀区，是可以不绕道阿尔卑斯山的，坐地铁10号线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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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二：储安平的党天下
储安平与《观察》的经营策略探析储安平是我国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创办的《观察》杂志更成为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标杆。通过对于储安平创刊主旨以及经营策略的分析,从经营的角度来探究《观察》成功的原因。
标签：报刊《观察》;储安平;经营
1《观察》诞生的时代背景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国整个思想文化发展的潮流中,有两股潮流影响巨大。一种是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激进革命主义思潮,另一种是以胡适为代表的主张改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果把胡适作为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那么《观察》的诞生就可以视为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的关键时刻所做的一次努力。
在《观察》筹备之初,储安平就对于那些来自党派的资金一律回绝。他甚至在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回绝了读者捐款的建议。可见,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储安平方能说出“生死之权操于人,说话之权操于我”的豪言壮语。
2主旨契合时代思潮,定位明确
2.1契合时代思潮
《观察》的出版目的明确:“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这就是论政。《观察》的主旨从商业经营的角度看,其亮点在于准确把握住了时代的潮流。上世纪40年代是一个自由主义思潮较盛的时期,而且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分子多对于政治表现出了较大的热情。但是,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以组织党派的形式参与政治的方式并不感兴趣,他们更愿意以民间的身份通过大众传媒介入政治生活。《观察》的出现就迎合了这种愿望。
2.2定位明确
对于这个刊物的读者和撰稿人,储安平定位明确,就是国内“极广大的一群自由思想学人”。因此他把刊物定位为给高级知识分子看的。《观察》公开标榜自己是一份”硬性的高级刊物”,“高中生不是其读者范围”这显示出储安平对于该刊非常清晰的定位。
3经营有道——发行为主,广告为辅
《观察》是民间集股而成,只能依重广告和发行。而40年代中后期国统区经济的急剧崩溃,又使得广告成为无源之水。《观察》初期还刊登少量的广告,但这些广告很快就中断了。发行因此成为《观察》经济来源的重要渠道。储安平为此颇
篇十三：储安平的党天下
光明日报发刊词
《团结一致建设民主新中国》
光明照耀东方大陆，人民胜利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三十年来的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特别是三年来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终于结束了封建地主军阀官僚的反动统治，终于摧毁了以蒋介石为首的作恶多端的旧统治阶级的最后堡垒，终于打垮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并且根本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殖民地奴役制度。
中国人民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亚洲第一大国的主人和统治者。人民倚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大部份农村，解放了大部份重要城市和海口，包含亚洲第一个大城市上海在内。剩下在广州，台湾和其他地方的蒋家小朝廷，早已溃不成军，不值人民解放大军的一击。曾经盛气凌人的美帝国主义的海军舰队，也只得悄悄地从上海青岛撤退了。
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局。这个大变局产生在拥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的亚洲大国内，自然将使整个亚洲，乃至整个世界，风云变色。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胜利，改变了全世界人民与反人民，和平与侵略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使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企图遭受挫折，全世界人民民主与持久和平的运动，得到了最有力的支持。
在震撼全世界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巨浪中，光明日报在全国革命领导中心的北平市发刊，这并不是偶然的。
中
国人民的最后胜利，虽然已到了面前，但要使民主民族革命贯澈到底，还有待于最后的更艰巨的工作。我们需要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需要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我们需要支援人民解放军，继续进行战斗，解放西北、西南、闽粤、台湾、直到边远的国境线为止。我们需要在已解放的广大地区内，加紧恢复生产，发展生产，使经济落后的中国，迅速走上全国工业化的道路。我们需要团结和教育广大的干部和群众，使人民自己能够担负起民主建国的大责任。我们需要有组织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和在各地方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建设工作。在目前，我们更需要立即筹备召开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以制定人民民主共同施政纲领，并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中央联合政府。
常言道：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胜利愈是接近，我们需要进行的工作，也愈是繁复而艰巨。
光明日报是由中国民主同盟负责创办的。去年一月中国民主同盟三中全会政治报告中曾说：本盟自成立伊始，即宣布以实现中国之民主、和平、独立、统一为本盟奋斗的基本目标。在过去我们为这些目标而奋斗，在今后我们仍将为这些目标而奋斗。
民主、和平、独立、统一是中国民主同盟奋斗的目标，也就是光明日报的奋斗目标。但是要达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目标，并且建设自由幸福富强的新中国，首先要倚靠工农大众的力量和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同时也必须团结全国各革命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共同来努力。中国民主同盟自始至终主张团结，团结第一。在抗日战争的时期，全国人民需要团结。在解放战争的时期，全国人民需要团结。在今后民主建国的工作中，全国人民更需要团结。
在组织方面我们要求团结，在行动方面我们要求一致。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见解，不同的作风。但是当不同的思想，见解，作风，化为行动的时候，却必须求得一致。团结之中可以有斗争，但斗争应当是为了团结。不同的意见的相互论争是被许可的，但论争依然是为了求得行动的一致。
在目前我们可以说：不是把全国各革命阶级人民团结起来，革命建国的伟大事业，就没有贯彻到底的可能。假如全国各革命阶级，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人士，不能取得一致的行动，民主建国的工作一定会遭遇到一些非必要的困难和障碍。
团结一致，建设民主新中国，这是光明日报所要向全国人士提出的一点希望。除此以外，就本报言论与新闻方针，更愿向读者申述四点：
第一是负责的态度。在人民成为国家主人以后，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应当是正确地反映人民的意见，帮助人民政府推行政策和政令，发掘各项问题，并寻求问题的解决。对人民负责，是人民的报纸所应有的态度。
第二是服务的精神。人民的新闻工作者决不是无冕帝皇而应当是人民的信差。光明日报虽然由中国民主同盟负责创办，却主要是为各革命阶
级服务，为各民主党派服务，为各人民团体服务。为人民服务是人民的报纸应有的精神。
第三是建设的批评。除了反人民反民主的言论之外，一切批评应当是自由的。但是批评是为了团结，为了建设。只有建设性的批评，以团结为基本精神的批评，才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和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工作。
第四是忠实的报导。新闻报导固然要切合事实，但单是报导表面的现象是不够的，还要追寻发生现象的根源。无原则无目的地报告事实是不正确的。新闻报导必须与人民的利益，行动的方针相联系，才能使报纸成为真正教育指导人民大众的工具。
在本报和读者诸君见面的第一天，我们诚恳地要求你们加以批评指教。让我们大家首先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使光明照耀全中国的每一个地方，照耀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1]发展历程
从《光明日报》报纸的演变轨迹，可以看出当今和谐社会的来之不易。
《光明日报》创刊以来，为党紧密联系和激励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起着积极的作用。《光明日报》从一份民主党派机关报发展为党中央主办、中宣部代管的全国性重要党报，成为“党的喉舌”，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
1949年1月北平解放，时有报纸26家。根据中央对进步、反动、中间性质的旧有报业不同的处理意见，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北平旧有报业的处理除保留《世界日报》和《新民报》二家私营报外皆予查封。旋即由于《世界日报》在刊登新华
社来稿的同时还发布国民党新闻稿件，2月25日被当作国民党CC系报纸而没收。时隔2个多月，根据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曾提出新中国应该办一张主要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报纸的意见，中共中央指定由中高级知识分子云集的中国民主同盟接收原北平《世界日报》的产业及人员。《世界日报》是由中国新闻史上唯一一人办三报(《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的报业家成舍我于1925年2月创办的民营报纸。该报除了主要进行军事、政治新闻报道外，同时还兼重教育新闻报道。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不久日本占领北平，《世界日报》停刊。此时《世界日报》是北平发行量最大的日报，社会影响极大。其规模、设备、编辑、作者队伍堪称全国一流水平。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20日于北平原地复刊。当时民盟集中了较多的中国教育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素有办报的传统，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办报经验。1949年5月14日下午，民盟总部在北京饭店举行第11次会议，商讨接手、改造《世界日报》的事宜，就当时黑暗的旧中国面临灭亡，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中国的未来充满着光明的政治背景，会议通过决议将报名定为《光明日报》，同时决定5月16日正式接收报馆，社址仍用原《世界日报》西长安街的社址。创刊报头由郭沫若先生题写，也有人认为是沈钧儒先生所题写的，两者之中无论是谁题写的，这一报头一直使用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新中国成立前后毛主
席先后题写了上百家报纸的报头，《光明日报》却是极少数非毛主席题写报头的报纸之一。一切准备就绪之后，6月16日新报出版，由民盟总部所主办的新中国第一张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于北平横空出世。
办报伊始，《光明日报》每天出版对开四版，星期六增出对开四版称之为增刊，主要有“学术”、“新语文”、“历史教学”、“文学评论”等。版式上采用传统的仍是竖排法。1955年1月1日，《光明日报》率先对排版格式进行改革，开国内报纸横行排版的先河。众所周知，在此以前，我国报纸历来都是竖排版的，没有横排的先例。当时《光明日报》的地位和前苏联的《消息报》很相似，于是把《消息报》作为参考标志进行文字排版改革，最终全国第二大报《光明日报》成了中国第一份文字改版的报纸。到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也改为横排，紧接着全国报刊积极响应。直到反右运动开始前，《光明日报》虽说是由民主党派主办，但同时也接受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的领导。办报经费按照公营报纸实行“供给制”政策，中央人民政府拨给办报所需要的资金和设备及工作人员的基本生活费用。社长由民主党派人士担任，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是第一任社长。历任总编基本上是由具有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员双重身份人士担任，如第一任胡愈之，第二任邵宗汉，第三任常芝青除了是民主党派人士外都是共产党员，第四任储安平则只是民主党派人士。
《光明日报》创办之时就将主要读者定位为广大的知识分子。报道内容除了重要的国内外时事之外，主要是有关知识界的各种情况。随着1952年4月全国新闻工作会议根据民盟的政治任务明确规定：《光明日报》以文教工作的宣传报道作为报纸的中心内容。此后，文教工作的宣传报道内容每期几乎占1/4的版面。加上《光明日报》拥有诸如包括郭沫若、费孝通、范文澜、翦伯赞、茅盾、老舍、巴金、梅兰芳、程砚秋、俞伯平、沈从文、钱伟长、谈家桢、苏步青、丁石孙、叶剑英、陈毅、董必武等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革命家大批著名的精英作者。《光明日报》办得有声有色，在全国众多报纸中特色鲜明，受到广大读者的深深喜爱。1953年1月，《光明日报》改由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联合主办。此时正值抗美援朝之际，为大力报道抗美援朝内容，《光明日报》的副刊除“历史教学”外全都被取消了，但不久之后《光明日报》又陆续创办了“史学”、“文学遗产”、“哲学”等一系列具有浓厚学术色彩的副刊。从1954年春到1957年上半年反右开始，《光明日报》副刊的发展进入到“文革”前的巅峰时期。《光明日报》在全国非常畅销，成为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影响最大的报纸。
1956年4月，毛主席提出了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使知识分子能感到自己拥有足够的言论自由权，促进“双百方针”的顺利推进，毛主席及党中央充分利用报纸这一宣传工具来调
动知识分子的激情。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特别邀请新闻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问及时任《光明日报》总编常芝青：“《光明日报》是民主党派的报纸，你一个共产党员在那里当什么总编辑。你撤出来，找一个民主人士去当总编辑。”不久之后，中共中央撤销了《光明日报》的党组。让民主党派独自办报。4月1日，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储安平正式就任总编辑，章伯钧仍继续就任社长之职。紧接着在随之而来的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将文艺、学术思想问题的“争鸣”转变为鼓励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向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对此毛主席又一次专门召开了新闻出版界代表的座谈会，其中就办报而言，他认为“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现在是外行领导内行”。这样一来，在“整风”、“鸣放”阶段，党外人士、知识分子们显出了无比的热情，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政策。储安平以《光明日报》名义，派出大批记者到全国九大城市采访，召开民主党派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鼓动他们向共产党提意见，并亲自安排版面“发表座谈纪录11次，共占了12个版，约13万字”。在整风发言中民主党派人士充分地发表自己的看法，章伯钧、储安平分别提出了“政治设计院”、“党天下”的言论。以此同时，《光明日报》作为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成当时全国两份最活跃的报纸之一，大胆刊出各种“鸣放”声音。6月8日，《人民日报》发
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了“反右派运动”的序幕。《光明日报》被定为推行“资产阶级方向”的两家报纸之一，成为新闻界的“毒蛇”，被点名批评：“利用百家争鸣和整风运动，发表大量带煽动性的报道。”1957年6月至7月，《光明日报》有18人被划为右派，章、储两人均被当作“大右派”揪出，名列中国十大右派之榜。
1957年反右开始不久，《光明日报》改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与中央保持步调一致。1958年全国进入“大跃进”时期，为了更好地宣传“大跃进”，新闻界内部也开展了“大跃进”运动。1958年2月27日。人民日报社宣布了《苦战三年工作纲要(草案)》，这个纲要其中强调了“千方百计地利用广大读者的来信，使读者来信真正成为丰富报纸内容的源泉，每月争取刊用读者来信600件至1000件……”。在《人民日报》的带动下，新闻界掀起了相互竞赛的热潮。《光明日报》也不甘落后，一改“同人办报”、“专家办报”的作风，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开门办报。“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在各地文教部门建立了五百多个通讯组，发展了近两千名通讯员”。这样一来，稿件猛增，篇幅显得紧张，于是10月25日编委会在报上登出《本报五种专刊停刊启事》，毛主席看了这个启事后，认为“《光明日报》的副刊和‘哲学’、‘文学遗产’等，应继续办下去，不要停刊”。根据主席的意见，11月2日’又登出《本报“哲学”、“文学遗产”等专刊继续出刊启事》。大跃进时期，报社内也搞大
跃进，如排字房案提出“比干劲，放‘卫星’，排字案工显奇能；不论编辑删、倒、花，政治挂帅克服它!”校对室提出“质量要好保时间，分分秒秒都抢先，政治挂帅鼓干劲，校对卫星飞满天”，如同其他报纸一样，《光明日报》也成为推动“大跃进”的有力工具。
1967年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纸问题的通知》，其中提到省市报可以停刊闹革命，但是不应当停止代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到1968年底，大多数报纸停办，全国报纸数量降为历史最低仅42种，全国性报纸只剩下4种，《光明日报》便是能保留下来为数不多的全国性报纸之一。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形成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的宣传机构，负责披露“最高指示”、新的运动口号以及运动的最新“战略部署”。“两报一刊”成为全国舆论的指挥棒，是全国人民了解“中央精神”最主要的渠道。当时全国报纸的内容及版式皆以“两报一刊”为样版。内容上，《光明日报》的副刊和专刊全部取消，大量转载刊登政治性的文章，学术色彩削弱，内容单一化。版式上，以《光明日报》报头为例，原本在反右运动开始后为改变“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急先锋”的形象，就有人提出换掉以前的报头，请毛主席题写。直到1964年夏天，报社穆欣同志为此专门向毛主席写过报告，而毛主席认为(《光明日报》)原先用的报头是郭沫若写的，他曾说过，凡是报上用的鲁迅、郭老写的报头，都不再写。
情况并非这样，郭老只题写了“文学遗产”专刊的刊头。经过说明以后，仍然没有应允，这事便拖下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为避免因《光明日报》报头非毛主席所题写，而遭到“造反派”的挑剔，以保证报纸的正常出版，1966年12月24日，报社同志用毛主席1963年1月9日手书《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的词末注明“郭词见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光明日报”中的“光明日报”四字制成报头，将所制的版样送请毛主席审阅后，于1967年元旦开始使用，此后沿用至今。
1976年，十年浩劫结束，新闻界努力加强自身建设，逐步恢复中国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1978年杨西光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于5月份对《光明日报》进行改版，使之成为以宣传科学、教育为主的文化战线方面的报纸。在国内报业中第一家提出不刊登一般性时政经济新闻，增加科技新闻内容，最先取消报眼处每日刊登的毛主席语录，把马、恩、列、斯、毛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引语由黑体变成宋体，随后其他党报纷纷效仿。改版后的《光明日报》在将科学、教育和知识分子问题放在报道的重要地位的同时，保持报纸的学术色彩，对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思想问题发表意见。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全文刊发了了由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揭开了解放思想大讨论的序幕。“同一天，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全文，第
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7家省市报纸均转载了此文。到5月底，全国共30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随着这次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全国的逐步开展，形成了广泛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完成了思想理论与舆论上的准备。1982年11月，《光明日报》明确为中共中央领导和主办。1993年，总编辑徐光春提出了改革报纸宣传的十二个转变，其中一切的关键是实现“变科教文报为综合性报纸”。1994年8月，党中央批准光明日报社为中共中央直属事业单位，是中央宣传部代管的新闻机构，《光明日报》成为全国性重要党报。1978年以来，《光明日报》虽然几次调整办报方针，但努力把报纸办成“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这宗旨始终没有变，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这一鲜明特色没有变。
篇十四：储安平的党天下
储安平向毛周提些意见节选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
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
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重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党走，但跟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没有做好工作，而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
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提倡能够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编辑注1），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编辑注2），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编辑注5）。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位（编辑注3），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编辑注4），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养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党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储安平在1957年6月1日在中央统战部的发言，发表于《光明日报》。
编辑注
编辑注1：六个副主席：朱
德
刘少奇
宋庆龄
李济深
张
澜
高
岗（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前两位和最后一位为党内，后三位为党外。
编辑注2：四个副总理：董必武
陈
云
郭沫若
黄炎培（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任命），前两位位党内，后两位为党外。
编辑注3：一个副主席：朱德（1954年9月2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
编辑注4：十二位副总理：陈云
林彪
彭德怀
邓小平
邓子恢
贺龙
陈毅
乌兰夫
李富春
李先念(1954年9月2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
编辑注5：第一届政务院组成人员中，其中的21位政府部长中，有10位是党外人士。他们是：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部长梁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司法部部长史良。政务院下属34个机构的109名正副职位中，党外人士占49个，这当中就包括前面提到的10位部长。1952年，将原来贸易部底下的粮食公司和财政部底下的粮食总局合并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章乃器出任首任粮食部部长。1956年，为了安排罗隆基，从林业部划出一部分业务，建立森林工业部，让他兼了部长。反右派之后，1958年2月，撤销了右派三部长（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的职务。交通部和粮食部都任命了新部长，森林工业部却不必再宣布新的任命，因为部的建制也撤销，所有业务又重新并入林业部了。
文章背景
《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即著名的“党天下”发言），作者是储安平，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光明日报》总编辑（1957年4月1日-6月8日）。这文章是1957年反右前由中共召开的座谈会上，储安平做的发言，在此文章中，储安平公然提出了“党天下”并要求中共改正，而毛主席在看了这文章后好几天都没有睡好。
这个座谈会从5月8日开始，开了13次，都是号召民主人士，尤其是知名的民主人士，来开诚布公的谈对共产党的建议，民主派各巨头也被中国共产党的诚意所感动，畅所欲言。当然他们没想到，这个系列座谈会从最开始就是圈套，在56年开始的百花齐放到57年，社会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已经触动了高层最敏感的神经，为了将民主党派从昔日的朋友塑造成现在的敌人，毛主席决策让民主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出来“闹一闹”，引蛇出洞，在系列座谈会召开中的5月15日，中南海紧急秘密召见两位民主派人士中的元老人物，获得了“东南风转西北风”的天气预报。他们立即三缄其口，静观以民盟、农工为舞台中心，以
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角色的一台践踏知识分子、打击民主党派的惨剧。那边厢，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还在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整风号召，大讲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光明未来，宣传“鸣放”，鼓励“监督”。当然，一心为国家的高级知识分子们，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受到了惨烈的打击，而本文的作者储安平在受到残酷对待后，在某天离家出走，从此下落不明，一直到现在。而身为民国七君子之首的章伯均，1957年6月8日成为中国头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虽然没有遭到迫害，但是就此退出政治舞台，右派的帽子至今没有摘下；而同为七君子的王造时就没这么好运了，被迫害至死，死前还在大声的喊“毛主席，救救我”。
到1980年5月8日最后一批右派摘帽，约53万余顶右派帽子几乎全部一风吹去。但最终“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约100人，其中“大右派”5人，“普通右派”90多名。
5名“大右派”分别是：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
某网友评论:
知识精英群体拒绝共产党在战争期间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多数人利益优先原则，他们总体上希望的是一个政治上可以进行轮流坐庄或者实现公开分赃的欧美精英阶层民主的政治模式，实现精英阶层的整体化。然而在战争年代备受考验的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深知不能抛弃多数人的利益，在感情上也无法舍弃或者背弃对工农的解放承诺，足以促进精英阶层整体化的民主协商政治很快就有名无实，知识精英群体对共产党的不满也日益外露。1957年的大鸣大放就为他们表述自己意愿提供了机会，这一表述应该说是不彻底的，也是遮遮掩掩的，但是毕竟都是高手过招，相互知道对方的后手和引而不发的部分，结果这个事件被官僚精英群体利用成为打击右派的由头，反右扩大化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官僚精英群体要捍卫自己的地位和既得利益，不容批评和挑战。在这一次运动中，陆定一布置收集并编辑的右派言论，决定了毛泽东必然地要据以同意部署反右运动，得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之后，共产党高层官员中最积极的是邓小平和彭真，彭真首先在北京搞按单位下指标和比例，邓小平则积极地通过自己掌握的党务体系，把彭真在北京取得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各地，各地的当权派则在巩固自身既得利益的积极性驱使下，积极地加以执行和贯彻。这一次反右运动的后果是严重的扩大化，各地的当权派都非常积极地执行了这一有利于巩固自身优势地位的“反右扩大化”政策，扩大化自然有官僚精英群体的目标在内，此后再也少有人敢于公开批评当权派的了，当权派的从此可以比从前更放心地为所欲为。相比较而言，工人农民提意见远远没有知识精英群体的眼光，也没有他们那样具备良好的表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