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启示3篇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启示 “西安事变”的影响及意义 1936年12月，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蒋介石不顾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启示3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启示
“西安事变”的影响及意义1936年12月，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要求，继续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将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统领的西北军调到陕甘一带攻打红军。张、杨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认识到“剿共”没有前途，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多次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坚持其反共内战政策，拒绝接受张、杨多次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建议。12月初，蒋介石再次到西安督战，逼迫张、杨加紧“剿共”。张、杨出于爱国热情和对蒋介石倒行逆施的激愤，在“哭谏”无效后，毅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于12日清晨在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囚禁了十几名国民党军政大员，并随即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救国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企图取蒋而代之，进一步扩大内战。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了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应张、杨的邀请，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调停。周恩来等向各方面耐心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蒋介石进行谈判。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25日，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它对推动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和团结抗日起了重大作用。西安事变是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民族战争的转折点。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被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转折关键。
篇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启示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经过及其意义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史称“西安事变”，又叫“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的存亡面临新的严重危机。在中国共产党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下，以“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为起点，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但蒋介石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坚持“围剿”红军。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被蒋调到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张杨的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部队，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之后，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张、杨因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都均被拒绝。蒋蒋介石不仅拒绝了张、杨的要求，而且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使其继续进攻红军，蒋介石盲目的内战更加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12月4日，蒋介石飞往西安督战。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蒋坚持不改“剿共”政策。9日，张向游行示威的学生表示，一周内用事实答复他们的爱国要求。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在华清池武装扣留了蒋介石，囚禁陈诚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十余人；并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随后，张、杨又采取了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由张、杨担任正副委员长的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解散国民党省党部，成立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等重大军政举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映，形成了极其错综复杂的紧张局面中国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首先，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一直是虎视眈眈盯着中国局势的发展，力图借此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磨刀霍霍乘机大肆侵略中国。第二个集团是以国民党南京政府中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立即调遣军队，竭力策动“讨伐”张、杨，轰炸、进攻西安，扩大内战，汪精卫、何应钦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南京政府于16下令讨伐张、杨，任何应钦为讨伐军总司令，汪、何蠢蠢欲动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第三是亲英美派的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希望和平解决事变，同时英美为使其在华利益不受损害，也主张与张、杨妥协，继续保持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并派出代表团赴西安谈判，是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积极努力。
另外，中共中央从民族利益出发，应张学良、杨虎城电请，派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西安调停。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周恩来等于16日到达西安以后，做各方面的工作，提出：只要蒋答应抗日就释放他。并于15、19日通电南京国民党政府，促其接受张、杨主张，和平解决；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南京方面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的态度后，于２２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谈判。
12月23日，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举行谈判。周恩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边关以东；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吸收抗日分子；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实行合作。如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上述六项，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外。经过以后的几次谈判，南京方面基本同意接受这些主张，于24日达成了以周恩来提出的六项主张为基础的协议。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尖锐地指出，目前的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必自速其亡；只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停企内战一致抗日，才是惟一的出路。蒋介石表示接受谈判达成的协议，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并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
25日蒋介石获释，由张学良陪返南京，“西安事变”到此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合力作用的结果，事变能够和平解决其经过是复杂多变的，推动事变和平解决的思想基础主要是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团结。
首先是张、杨起的主导作用，张、杨两人发动西安事变不是要杀蒋介石，其目的是“逼蒋抗日”。正如张学良对周恩来说:“这次蒋介石来西安后，逼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去打红军，不捉他就无法改变他的主张。捉了他，可以促其反省，逼其抗日。”“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释放他，还拥护他做抗日领袖。”谈判达成口头协议后，张学良召集会议表立即释放蒋介石，他说:“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引自《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龙福元）张、杨是爱国主义者，他们不是爱哪一党哪一个派，他们爱的是国家和民族，任何对国家和民族有益的事，他们都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去做。“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同胞遭蹂躏，他们不忍再看到自己的同胞互相残杀，削弱抗日力量，所以他们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张、杨这种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敢为天下先、勇于自我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内在因素。
西安事变不朽的功绩就在于它扭转了在曲折道路上艰难前进的中国历史。西安事变，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实力派中的一部分人不满南京政府的亲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发动这次事变的动机是要抗日救国。当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之后，电邀中共前去西安共商大计之时，中共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以推动南京政府走上抗日的道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战奠定了政治基础。
与此同时，爱国救亡团体和民主进步人士对事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救亡团体发表通电，竭诚拥护张、杨的救国行动和八项主张，呼吁全国人民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挽危亡，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宋庆龄提出建议：在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下，可以释放蒋介石，并表示愿前往西安斡旋此事。国民党内的冯玉祥、李济深
分别致电张学良、杨虎城和国民党政府，支持张、杨主张，反对武力“讨伐”，力求和平解决。事变后蒋介石有“怒不可遏，闭口不愿发一言”，到被迫口头应允六项条件，以“领袖的人格”担保兑现，客观上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了配合作用。
总之，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它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它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由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
参考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0-1981年出版。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出版。
罗玉明：《西安事变新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黄道炫：《西安事变：不同抗战观念的冲突》，《历史教学》2002年第3期。
篇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启示
西安事变观后感（一）：红色电影《西安事变》观后感1000字
观看完西安事变这部激情昂扬影片后，情绪久久不能平静。为张学良、杨虎诚这两位民族英雄的勇气和大无畏精神所折服。由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决策，导致东北三省相继沦亡，被日本关东军践踏在铁蹄与炮火之下。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昭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更使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旧中国摇摇欲坠。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仍然置大众的生死于不顾，处在极度的花天酒地之中，人民的鲜血化成了他们杯中的美酒。
这是，陷入水深火热的中华民族需要一个伟大的人，一个英雄来促成国民党放下错误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一道发奋，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带着国恨家仇，伟大的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发动起撼动历史的西安事变，将反动派蒋介石软禁起来，使他放下自己原有的错误主张。二位将军冒着生命危险，他们深知，倘若再不抵抗日本鬼子，东北三省的死亡惨剧将在全国上演，张学良将军再也不愿意被老家人成为不抵抗将军，发动事变最后成功将蒋介石软禁，用真诚几经周折没有感动蒋介石，不得不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来做蒋介石的工作，在周恩来总理和所有坚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人一道发奋下，蒋介石最后口头答应：放下原有的不抵抗政策，联合共产党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鬼子赶出中国。然后，张学良将军冒着大无畏精神将蒋介石送回南京。
整个影片让我感动最深的是张学良将军的一句话：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自己的，更不是打大学生的，我们是打日本人的！英雄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签名
我想，作为一名成长在新中国光辉下的大学生，不用经历战火，也没有机会像张学良将军那样在战场上报效祖国，但是我们能够在学习上在工作上在生活中一切以国家的利益为重，以国家的大局为重，发奋学习，踏实工作，为共和国的建设添砖加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出应有的力量。没有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我们国家的伟大进程不会有这么快，他们是共和国的功臣，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世世代代怀念和敬仰！
西安事变观后感（二）：
《西安事变》观后感800字坚持的名言
总的來说，该剧依然秉承几十年來大陆主流观念对西安事变的评价，即认为该事件促成了国共合作全国抗日，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但是，该剧不像以前的一些侑关影视剧那样把蒋介石丑化成不堪入目的卖国贼，也不再把西安事变完全归结为张学良受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感召，這使它减少了一些与历史真相的隔膜。但另一方面，该剧仍然侑意无意地隐去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历史事实，比如共产国际在中共从反蒋抗日联蒋抗日转变中的关键作用，张学良、杨虎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决策最初是出自于一些长期隐藏在其军队中的中共党员和一些被称为托派的中共左派反对派，等等。因此，作为一部历史剧，它带给观众的历史认识仍然不免肤浅和偏颇。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中华民族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期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來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尙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侑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侑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侑道理，只是祂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状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但是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侑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祂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能够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尙的表演都侑其合理性，這合理性既包括祂們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祂們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這些在必须程度尙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在剧中，胡军扮演的张学良英气、帅气、刚毅、果断、霸气，些许匪气，豪爽伟岸，尽显男子汉的阳刚之气，又不失儿女情长，想象当年的张学良似乎就应当是這样。杨虎城老谋深算，沉稳睿智，可歌可泣，令人敬仰。蒋介石两面三刀、阴险狡诈。宋子文眼界开阔与大气沉稳，宋美玲外交风范与茖人魅力，赵四小姐纯情温柔与坚贞不渝，陈诚聪明俊拔与唯命是从，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來：政治是无情的。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尙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后來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們透过对西安事变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此刻和将來的社会发展方向侑所思索，這却是十分必要的
西安事变观后感（三）：
弘扬爱国精神
观《西安事变》有感
在1936年12月12日，是中国濒临种族危机的一个转折点，正因当年日寇侵犯我国领土，但我国当时中处于国共内战时期，战火激烈，日军趁着中国内战时期，对我国东北领土进行了强占。就在这段时期，拥有强烈的爱国精神的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和十七路军杨虎城十分不满蒋介石所推行的政策攘外必先安内十分不慢，他们就撇开了成见，在中国***建立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感召下，毅然对蒋介石进行了兵谏
刚看完《西安事变》这部电影，深深地被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爱国精神所折服，他们明知道以下犯上是不允许的，一旦兵谏不成功就意味着他们会面临着人头落地的危险，但他们为了整个中国，整个民族的存亡，宁可冒着生命的危险而去进行了兵谏，他们的爱国情怀是多么的深，中国哺育了他们两个，他们誓要保卫自己国家的领土，保护自己的民族，保护自己的国家的尊严。这是多么伟大的爱国精神啊，身为和他们相同种族的中国人的你我，难道不就应弘扬爱国精神吗？
他们为了国家的存亡，最后却落得客死异乡的收场，但相比之下，使我想起了那个可恶的中国汉奸川岛芳子，中国可恶的女汉奸，纵观她的一生，同样是中国人民，但她却丝毫不爱国，多次策划大阴谋，完全不把国家人民的生命当作一会事，多次卖国，真是令人发指。她的爱国精神去了哪里？竟然为了利益而放下自己的祖国，试问这与杨虎城和张学良根本是天壤之别。身为现代主义的中国人，我们务必向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强烈爱国精神学习，大力宣传爱国精神，了解中国当年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的史实，知道他们的英雄事迹，学习他们的精神、弘扬爱国精神。
虽然在社会飞速发展的这天，也许不再需要学《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和杨虎城那样为中国而献身，但是我们有职责爱国，在胡锦涛主席所提出的八荣八耻当中也有提及到了以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因此弘扬爱国精神是现代社会中不可却少的，我们虽然是未成年人，但也务必拥有爱国精神，也有职责去弘扬爱国精神，使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使中华民族成为屹立在世界强大民族之林吧！
西安事变观后感（四）：
西安事变观后感
近来无事，我就观看了《西安事变》这部电影，看完之后，深有感触。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即蒋介石），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理解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1935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用心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在《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看到周恩来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西安后，联想到国民党中那些所谓哥们的表现，说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话：共产党最仗义！而重新拍制的《西安事变》也以雄辩的事实说明，在国民党内部，最讲民族大义的张学良也是最讲哥们情谊的人。张将军为了抗战，扣压了他的大哥蒋委员长，就应说是一种为民族大义牺牲哥们情谊的表现，但是从以后的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他的这一壮举也是最够哥们的，由此成就了蒋委员长的历史地位。试想，如果不是在张学良、杨虎城的兵谏促进下，经过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和谈，蒋介石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怎样能成为抗战的总司令，又怎样能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必须地位呢？直到这天，陈水扁将蒋介石的灵堂拆除，人们还能对他表示同情，也正是由于他在抗战中有一些名副其实的表现。如果当年他没有转过来抗战，继续打内战，他就会像汪精卫那样成为不齿于中国人的狗屎堆。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状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但是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能够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必须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影片中的国民党政府的晚宴更是层出不穷，没有为国民做过什么实事。此时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却艰苦的为人民的完美未来奋斗，为将日本帝国主义军队赶出中国而做了不懈的发奋，但是应对军事力量强大的法西斯日本，中国共产党的军力也是不能抵的，此时只有联合国民党，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将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但是要想蒋介石放下原有的错误思想是何等的难！(fwsir)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抵抗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他们的心里只有争权夺位，人民的死活和安慰不是国民党反动派所思考的。这时，伟大的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发动起撼动历史的西安事变，将反动派蒋介石软禁起来，使他放下自己原有的错误主张。二位将军冒着生命危险，他们深知，倘若再不抵抗日本鬼子，东北三省的死亡惨剧将在全国上演，张学良将军再也不愿意被老家人成为不抵抗将军，发动事变最后成功将蒋介石软禁，用真诚几经周折没有感动蒋介石，不得不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来做蒋介石的工作，在周恩来总理和所有坚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人一道发奋下，蒋介石最后口头答应：放下原有的不抵抗政策，联合共产党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鬼子赶出中国。然后，张学良将军冒着大无畏精神将蒋介石送回南京。整个影片让我感动最
深的是张学良将军的一句话：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自己的，更不是打大学生的，我们是打日本人的！英雄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大学生，不用经历战火，当然也没有机会在战场上浴血奋战，但是我们能够在学习上在工作上在生活中做出贡献。因此我们要发奋学习，踏实工作，为共和国的建设添砖加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出应有的力量。
西安事变观后感（五）：
西安事变观后感
这个星期天，我观看了一部电影《西安事变》。它讲述了西安事变这一爱国户外的起因，经过、结果，让我更加的了解了当时中国的局势。
西安事变的起因就是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夜，一声巨响，南满铁路柳条湖一小段铁轨被炸，打破了东北大地的宁静，原来是日本侵略有预谋制造的，但他们的目的却是侵略东北，他们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城。九一八事变爆发了，而这件事变的真相在战后才被揭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想法是借用日本人的刀杀掉共产党。只是出于这一目的，他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他密电给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
予抵抗，力避冲突，只有四个多月，东北一百多平米的锦绣河山，全部沦于敌手，但是当时中国还有局部的抗战力量。东北人民和未撤走的东北军部队，组织起抗日义勇军，抵抗日军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派杨靖宇等在东北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东北沦陷以后，日本企图把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1932年，日本扶植早已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博仪，在长春建立起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从此在日寇的铁蹄下，东北三千万同胞过着耻辱的亡国奴生活。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又出现了西安事变。
日军占领东北后，又将侵略魔爪伸向华北，在中华民族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
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停止向红军进攻，并亲临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进攻陕北的红军。
为了逼迫蒋介石抗日，1936年12月12日，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杨虎城联合行动，扣押了蒋介石，实行兵谏。他们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后，西安局势极为动荡。处死蒋介石，中国就有可能陷于纷争四起，群雄割据局面而内战一齐，必使虎视眈眈的日本有机可趁，从而利于其进一步独霸中国，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不记宿怨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的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向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方向转变。
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方面的发奋。蒋介石被迫理解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张学良释放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观后感（六）：
西安事变观后感
有关西安事变的图书资料、影视剧已经出了不少，我也看过一些。从我所了解的来看，至少有三点是能够肯定的：一是蒋介石也是想抗日的，但他的计划是先统一中国（主要是消灭共产党红军）后再抗日，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二是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发动西安事变确实是受到了共产党的感召和影响，西安事变前张杨已经分别同共产党接触并达成了停战的默契；三是张只是逼蒋抗日，并没有想要杀蒋或者是长期囚禁蒋已到达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只是一次兵谏。从这几点来看，该电视剧还是基本贴合历史的。
我一向认为，任何人作出的任何决定，都是他在当时所处环境和各方面条件制约下，他所认为的最佳选取。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也好，张杨的兵谏也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好，都是如此。西安事变是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是非自有历史评说，因此我在那里不想去探讨各方的功过得失，我的水平也不足以去探讨历史，只是想说说自己的一些感想。
一是关于时刻的感想。
蒋介石想在消灭红军后再去抗日，这种策略也是能够明白的，但历史没有给他这个安内的时刻，西安事变就发生了。其实即使没有西安事变，蒋的这一策略能否付诸实现也未可知，正因红军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消灭的。如果不能很快消灭红军，久拖不决的话，根据当时国内的形势，那就有可能会出现其他的什么事变来。在西安事变之前，已经有一个两广事变了，即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在1936年6月起兵反蒋，要求北上抗日的事变。因此说，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想法很好，但没有时刻去实现。历史上类似的例子不少，如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时不我待啊！
现实生活中这种状况也比比皆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很好的策略，却没有时刻去实现。比如有人说，等我赚够了钱，我就到世界各地去旅游。想法很好，但等你赚够了钱，你的身体还能够支撑你去全世界旅游吗？或许到时候你的大脑还会不会有类似的思维都不必须。这还是比较简单的需要时刻来实现的想法。
如果你的很好的想法牵涉到别的人，时刻上就更难说了。比如感情上的问题，你说：妞妞，等我事业有成，攒够了钱，我就来娶你。想法也能够明白，但对方能等到你事业有成的时候吗？即使她愿意等，她所处的环境容许她等吗？文艺作品中的类似的变故太多了。(fwsir)《西厢记》中张生与崔莺莺私下幽会并订了终身，但等到张生进京赶考，半年后得中状元再回来时，莺莺已被母亲许给他人，幸好张生及时归来，才使有情人终成眷属。苏三起解中的王公子和玉堂春，两人情投意合，海誓山盟定下了终身，等到王公子回金陵老家苦读圣贤书，准备求取功名后再来娶苏三时，王公子自己却被父母逼迫先娶了妻，回到京城再去看苏三时，苏三也已被人贩子拐卖到他乡成了别人的小老婆。但是经过一番磨难，两人最终的结局倒还不错。但能够看出，很多好的想法是需要时刻来实现的，但现实能不能给你这个时刻却不必须，个性是在当今人心浮动的年代。
二是关于勇气的感想。
张学良在做出扣留蒋介石的决定之前，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的。他知道犯上作乱的后果。有可能人头落地，即使能苟全性命，但他此刻拥有的一切都将付之东流。知道这种后果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勇气实在可嘉。而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又毅然决然地护送蒋回南京，把生死置之度外，这更是需要勇气。我看那时候的地方实力派和军阀中只有张汉卿能做得出来。抛开张发动西安事变的是非功过不说，就凭他这种敢作敢为的勇气，也足以令人钦佩。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虽说没有能改变历史的事情发生，但很多事情也是需要勇气的，得失之时的选取，荣辱之间的态度，都需要勇气。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你能做到淡泊明志吗？你能放下现有的一切去追求自己喜爱的生活吗？你能真正做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吗？得和失同样需要勇气。
推荐访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启示 西安事变 启示 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