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座谈会莫言发言（8篇）文艺座谈会莫言发言 好的文学也应该有怎么样的品质 ——莫言获诺贝尔奖后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稿 每次来北师大，心里面都感觉很惭愧，也很后悔，后悔当年没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文艺座谈会莫言发言（8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文艺座谈会莫言发言
好的文学也应该有怎么样的品质——莫言获诺贝尔奖后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稿
每次来北师大，心里面都感觉很惭愧，也很后悔，后悔当年没有认真学习。当我拿到教授证书的时候，心里的后悔感更加沉重。因为一个教授总是要开口说话，而且一开口说话总是要比学生高明。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没有足够的学问修养，很可能被学生轰下台去。所以我这个教授起码几年之内是不敢讲课的。我要向同事认真学习。这个教授实际上也是我获得的北师大“入学”通知书。我希望借这个机会，在北师大能够认真地学一点东西，跟同学们平等地交流，从同学们那里汲取一些灵感和学问，这个机会对我非常重要。
我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传开以后，很多记者去医院采访当时住院的我的导师童庆炳先生，他在病床上谈了半个多小时。我从网上得到这个消息，当时心里非常感动。老师就是老师，学生就是学生。每当学生得到荣誉的时候，老师就“退”到后面去；学生遇到困难，老师则会挺身而出。
我这样说并不是随口说的，是有事实依据的。
当年，童老师把我从即将离开学校的道路上拽回来，让我拿到了北师大硕士的毕业证书。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感觉到困难重重。因为写小说和做论文不是一种学问，写小说我可以一天写一万字，而论文我写了两个月，才写了一千字，而且这一千字也未必符合论文的规范。最后
我觉得快要放弃了，又是童老师说，“一定要把这个学位拿到。现在没有用，将来会有用。”后来我就“咬牙切齿”地继续坚持做我的论文，再后来童老师在我的论文中引经据典地加了很多内容。现在看来，童老师让我把这个硕士学位拿到手确实是正确的。因为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我在出版的书的扉页上印简历时，就一直“毫不客气”地印上“北师大文艺学硕士”。当然我也知道这是一个虚名，要真正达到硕士水平，还有待努力。今天我拿到这个教授聘书，就相当于拿到了“本科”的入学通知书，奋斗几年，争取达到“硕士”水平。
音乐作为一门艺术，非常抽象。在音乐的世界里，要悲切有悲切，要慷慨有慷慨，要激昂有激昂。它不需要翻译，而且弹性非常大，它是多解的。一个高兴的人可以从中听到让他高兴的音符，一个悲伤的人即使让他听一首欢快的乐曲也会听出眼泪。它的弹性非常大，诠释非常多，而且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学养，不同阶段的人，都可以得到全新的解释。
我认为，好的文学也应该具有这样的品质。
好的文学不应该那么清澈透明，不应该只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应该有其丰富性、复杂性，甚至暧昧性，它让每一个读者都可以从中看到他、读到他自己，它也会让每一个读者随着时间、随着各方面的变化而从同一本书里读出不同的感受。我希望我能够写出具有这样最大弹性、最大模糊性的小说来，我不希望我的小说是一目了然的。我过去的写作一直在追求这样的艺术风格，但是迄今我还没有完全达到。
当然，这也涉及到做人的问题。我知道，我得奖以后围绕着我的做人问题网络上开了“锅”。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至今身上还带着很土的泥巴味的这么一个会写点小说，会讲点故事的农民作家。如果一个人没有被人批评，这个人的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一个人之所以被“千夫所指”，被很多人议论，就是因为他身上带着非常复杂的特质，比较丰富。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丰富的人，我给很多人提供了“范本”，你们可以来解读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歪曲”我，或者正确地理解我，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这让我看到了无数我自己看不到的侧面。
关于文学作品翻译的问题也很值得思考。我的小说被翻译成外文，但我写作的时候没有想过国外的读者，我写的时候想到的就是我自己，想到的读者也是我们中国的读者，谁会想到我的小说要给外国的读者来看？所以这又涉及到创作出发点的问题：作家到底为什么写作？为自己写作，还是为读者写作？如果是为读者写作，到底是为中国读者还是为外国读者？是不是为翻译家写作？
我认为，作家为谁写作都可以，就是不能为翻译家写作，尽管文学走向世界必须经过翻译家的翻译，必须经过他们创造性的劳动，但是作为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如果想着翻译家，那势必使自己的艺术风格大打折扣，势必会为了翻译的方便而降低自己的写作难度，所以我坚决地说什么人都可以考虑，但千万别为翻译家考虑；什么人都不能忘记，但
是一定要忘记翻译家。只有如此，才能写出具有个人风格、具有中国风格的小说来。
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我认为大家不要小题大做，因为不论我在高密、北京，还是瑞典，我的内心一直很平静，甚至有一点点歉疚，因为我深深地知道在全世界、在中国有许多好的作家，他们都有资格，甚至比我更有资格获得这个奖项，他们之所以没有获得这个奖项，是因为还没有到时候，或者说去年我的运气很好，本来是很多人有资格获得的这样一个奖项却落到了我这样一个人身上，我也觉得很惭愧。我也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作家能再次登上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
篇二：文艺座谈会莫言发言
百年巨匠观后感（精选5篇）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记录下来很重要哦，一起来写一篇观后感吧。千万不能认为观后感随便应付就可以，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百年巨匠观后感（精选5篇），欢迎阅读与收藏。
百年巨匠观后感1把文艺先贤还原为鲜活的形象，讲述他们的艺术、人生和深远影响，《百年巨匠》可以说是一部视觉版的近现代中国文化史。
在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日子里，《百年巨匠》创作团队自豪地宣告，经过8年艰苦奋斗，这套以110集规模摄制43位20世纪中国文艺领域杰出代表的大型人物传记纪录片终于全部摄制完成!可喜可庆!百集大型人物传记纪录片《百年巨匠》美术篇第一、二部已在央视和各地卫视播出多次。近日，在“百年巨匠——四十三位文学艺术大师作品展”开幕之际，《百年巨匠——梅兰芳》《百年巨匠——关山月》在央视纪录频道首播。本人先睹为快，为之激动感慨。前者透过大量存世的文献、影像资料，全面展现梅兰芳的生活及从艺经历，揭示他如何由一个“祖师爷不赏饭”的世家子弟，一步步成长为一代京剧表演艺术巨匠的人生传奇。后者展现了岭南画派旗帜性人物关山月的艺术人生。他一生饱经风雨，用艺术见证了启蒙救亡的百年沧桑，见证了一个民族崛起的历史进程。他痴心不改，将个人的创作紧贴时代脉搏，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珍贵的画作，也为我们留下了波澜壮阔的时代记忆。
《百年巨匠》从2010年开始筹划，彼时为填补空白，创作团队计划创作一套完整记录12位20世纪中国美术大师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分3部摄制，每部4人。2012年第一部摄制完成，在央视和北京卫视黄金时间播出后受到各界观众赞誉，在美术界引起热烈议论和好评，在社会上掀起了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创作团队为本片取名《百年巨匠》，是考虑到这12位美术大师引领了近百年来中国美术创作潮
流，而他们活跃在中国画坛的年代正是近百年中国社会沧桑巨变的特殊时代，他们用自己的精彩人生和非凡的艺术创作写下了不朽的篇章。创作团队坚持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创作团队在学习中深受鼓舞，决定将原拍摄计划扩展到其他文艺领域，分为美术篇、书法篇、京剧篇、话剧篇、音乐篇和文学篇，大规模、全方位拍摄代表20世纪中国文艺最高成就的文坛泰斗和艺苑大师。
本片创作团队在创作拍摄之初就提出“国际水准、精品意识、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创作原则，摄制组汇集了国内纪录片界的创作摄制精英，各篇总导演均为中央电视台和中央新影集团的优秀纪录片导演。本片通过精心构思的镜头和言简意赅的叙述把逝去的文艺巨匠还原成鲜活的形象，生动地展示他们不朽的文艺作品、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画卷，反映他们文艺生涯中对文化史有重要贡献的事件，讲述他们最具价值而又精彩纷呈的人生故事，深层次探索他们的内心世界，表现他们创作的艰辛和传承创新的精神，以及他们对近现代中国文艺产生的广泛深远影响。《百年巨匠》可以说是一部视觉版的近现代中国文化史。
这部系列电视纪录片，大量运用巨匠们的人物和作品影像，呈现他们使用过的原物和旧居等，并巧妙组合，将他们人生重要经历进行场景再现。摄制组为此不惜工本，到国内和海外追寻他们的踪迹，现场拍摄真实场景。巨匠们生前去过的地方，摄制组能去的几乎都拍了一遍。摄制组采访人数之多，采访地域之广，在传记纪录片中可以说是创纪录的。本片还穿插了巨匠亲属、弟子、友人和后人、相关历史事件亲历者和见证者口述内容，展现了一些珍贵影像资料，不仅提供了可信的事实依据，还揭开了尘封多年鲜为人知的故事细节，而对于无法拍摄还原的特殊场景，则通过三维写意手法营造氛围和意象。
本片形象生动而明白地告诉观众，巨匠们生活在一个沧桑巨变的时代，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如此巨大的社会形态跨度，对他们思想行程和文艺生涯影响至深。他们大都出身贫寒，但是具有远大的志向和理想，有着对国家的深厚情怀和对民族的强烈责任感，把个人的荣辱得失和文艺创作同祖国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用自己的文艺作为影响变革现实，实现理想。他们怀有远大的抱负和超凡的意志，刻苦钻研，努力创新。他们充满强烈的时代感，不仅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立足现实，从内涵到形式，从题材到技巧，都有自己的独特创造，开创近现代中国文艺事业之先河。他们既是巨匠又是凡人，既是杰出的文艺家又是谦逊的学者，艺术风格和人格魅力各具特色、丰富多彩，堪称一代楷模。本片还突出表现巨匠们自身厚重的文化功底，他们或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博闻强记，国学底子深厚，或对古文、诗歌、书法、收藏等下过苦功。本片还突出表现他们的人生历练。他们或走南闯北、或游学海外、或辗转飘零、或流浪颠簸，自身厚重文化和岁月历练成就了他们文艺创作的底蕴。
本片中还出现了许多当今知名文艺家和学者，他们深入浅出地解释巨匠们不同年龄、不同阶段、不同风格代表作品，并且把许多作品联系起来解读，阐明巨匠们的文艺造诣、创作风格和美学理念以及他们为什么会成为巨匠，解读精彩动人，简明扼要。这些文艺家和学者是本片创作摄制的坚强后盾，他们不仅进行了各自独特的解读，而且参与策划和创意，提出了许多重要而中肯的建议和意见，保证了本片的学术和专业水准，反映国内外对巨匠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反映当今时代对巨匠们的理解和诠释。
此外，本片的旁白和解说严谨恰当，简洁明快，朗朗上口，既有文学性又注重口语化，观众一听就明白，思量回味还觉得很有分量，让懂得文艺和不大懂得文艺的人都产生兴趣。
综而观之，《百年巨匠》思想性和艺术性皆强，而且纪实性和现场感俱佳，给近现代中国文化史的研究留下不可多得的实录文献。本片格调高雅，故事精彩，人物丰满，叙述巧妙，镜头精美，可看性强。摄制组创作态度严肃认真，坚持去伪存真，没有录入无法考证的民间
传说和夸大其辞的故事，没有低级趣味和低俗噱头。摄制组在贯彻执行既定创作原则上是成功的，本片堪称倾心打造的精品力作。百集《百年巨匠》全部摄制完成，仅仅是成功的开始，关键是要持之以恒地把《百年巨匠》成果运用好、发挥好，为此今后还要走很长的路。
百年巨匠观后感2《百年巨匠》国际宣传片21日在京启动。作为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组织实施的“纪录中国”传播工程项目，该片浓缩中国百年文艺发展史，走近中国文艺界大师，展现巨匠风范、中国风采。
《百年巨匠》国际宣传片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电视台、中央新影集团、中国民生银行、百年艺尊(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担任总撰稿，著名导演张艺谋担任总导演。取材于百集大型系列人物传记纪录片《百年巨匠》，将分为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俄语、法语等8种语言，展现鲁迅、梅兰芳、林风眠、张大千、吴作人、徐悲鸿、刘海粟等10位蜚声世界的艺术巨匠的丰富人生。
据介绍，《百年巨匠》国际版以文化为媒介，通过亲民易懂的镜头语言、传世珍贵的影音资料、在世大家的倾情讲述，向全世界介绍中国20世纪的文化艺术成就，以及造就这些辉煌成就的"中国文艺界巨匠。
百年巨匠观后感32017年1月21日，在《百年巨匠》国际宣传片启动仪式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艺术基金理事会理事长、《百年巨匠》总顾问蔡武等向张艺谋颁发聘书。
百集大型系列人物传记纪录片《百年巨匠》国际宣传片在北京启动。《百年巨匠》国际版取材于百集大型系列人物传记纪录片《百年巨匠》，是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组织实施的“纪录中国”传播工程项目，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担任总撰稿、著名导演张艺谋担任总导演，分为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俄语、法语等八个版本，拍摄包括鲁迅、梅兰芳、林风眠、张大千、吴作人、徐悲鸿、刘海粟等十位蜚声世界的艺术巨匠。这部《百年巨匠》国际版将浓缩中国百年
文艺发展史，让人深入解读中国文艺界大师，一睹巨匠风范。此片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电视台、中央新影集团、中国民生银行、百年艺尊(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摄制。
本片将会把握好中国与世界的利益交汇点、把握好国际舆论议题的聚焦点、把握好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情感共鸣点，将中国百年来文化艺术界的巨匠，带到更多的国家，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
百年巨匠观后感4纪录片《百年巨匠》国际宣传片启动仪式21日在北京举行，张艺谋将担纲《百年巨匠》国际宣传片总导演，莫言则将担任《百年巨匠》国际版的总撰稿。
《百年巨匠》国际版分为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俄语、法语等八种语言，第一季共10集，每集52分钟，拍摄鲁迅、冼星海、梅兰芳、焦菊隐、林风眠、张大千、吴作人、徐悲鸿、刘海粟、启功10位蜚声世界的艺术巨匠。
在启动仪式上，张艺谋表示，这些文化巨匠为中国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我们要尽力做好这件事，给历史一个交代，给后人一个启迪，留下一份宝贵的遗产。
莫言在致辞中表示，撰稿首先是个反复的过程，面对这些大师的辉煌业绩、不平凡的人生道路，让我们产生很多联想和对自己的观照;其次，撰稿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面对这些前辈在中国近现代波澜壮阔的历史中艺术上的创造，以及纪录片的艺术创作，对我的文学创作也产生很大的影响。
《百年巨匠》国际版取材于百集大型系列人物传记纪录片《百年巨匠》。该纪录片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全方位拍摄制作的关于20世纪中国画坛巨匠、艺苑大师、文坛泰斗的人物传记纪录片，分为美术篇、书法篇、京剧篇、话剧篇、音乐篇、文学篇六个篇章共计四十余位中国文艺领域的杰出代表。《百年巨匠》国际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电视台、中央新影集团、中国民生银行、百年艺尊(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摄制。
百年巨匠观后感5提到“匠人”，大家眼前似乎都会浮起差不多的画面：幽静安然的小屋里，穿着工作服的匠人或写或画或动，专心于自己的这门手艺，管你屋外是春色盎然还是冬雪纷飞，只是心无旁骛、几十年如一日地专注在自己的领域里。
渴望匠人精神的回归是当下浮躁社会中人们的精神诉求，遗憾的是，提到“匠人”，许多人第一反应都是日本或者德国那些精益求精的手艺人或者工程师，而淡忘了自己民族千年历史中那些闪耀的巨匠。
百集大型人物纪录片《百年巨匠》应运而生。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电视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作厂(集团)等部门联合摄制，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全方位拍摄制作的关于20世纪画坛巨匠、艺苑大师、文坛泰斗的纪录片。
还原真实生活，描述巨匠精神
《百年巨匠》分为美术篇、书法篇、文学篇、京剧篇、话剧篇、音乐篇，以百集的规模拍摄43位20世纪中国文艺领域的杰出代表。其中美术篇包括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张大千、潘天寿、林风眠、傅抱石、李可染、刘海粟、吴作人、关山月、吴冠中、李苦禅、蒋兆和、石鲁、黄胄;书法篇包括于右任、沈尹默、林散之、沙孟海、舒同、赵朴初、启功;京剧篇包括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话剧篇包括欧阳予倩、田汉、焦菊隐、金山;音乐篇包括萧友梅、刘天华、贺绿汀、黄自、冼星海、聂耳;文学篇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
因为巨大的拍摄规模，有人称《百年巨匠》为一项“工程”，在九十岁高龄的表演艺术家、《百年巨匠》宣传片代言人蓝天野看来，这不仅是工程，而且是一项抢救工程。“如今见过这些前辈大师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拍摄以来，这些采访对象已经走了好几位。抢救任务迫在眉睫。也正是通过这些与前辈亲身接触过的人的讲述，这些巨匠被还原成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他本人也亲自践行着匠人精神，在美术、戏剧等领域的拍摄中接受采访时间长达12小时。
《百年巨匠》美术篇第一、二部日前已在国内外40余家卫视播出，并获得五项纪录片奖项。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教授刘羽在采访中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深入直接地用史实说话，是《百年巨匠》的重要特点及优点之一。“用原貌、原作、原物、原址和情景再现的方式还原了巨匠们的人生奋斗和家国情怀，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力求以客观的视角和平视的角度，还原巨匠本色，重塑大师形象。”
为了真实完整地还原大师生活，摄制组花费了一番大力气，拍《齐白石》，去了湘潭、长沙、北京、西安;拍《徐悲鸿》，去了宜兴、上海、南京、合肥、北京、法国巴黎、美国丹佛;拍《张大千》，去了重庆、成都、西安、兰州、台湾地区，法国尼斯、巴黎，美国蒙特雷、旧金山、洛杉矶;拍《黄宾虹》，去了安徽、浙江、上海……几乎无所遗漏地重走了大师路，只为最真实地还原与记录。
“另外一个特点便是大量的采访，而且是极有价值的采访。”刘羽强调。《百年巨匠》的采访对象包括艺术家亲属及其后人、弟子，还有友人及其后人、历史见证者、研究学者等，不仅有独家珍贵的口述历史资料，也有深度独特的专业见解。
不封神，只纪人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以及智能终端的增多，现代人可以说每时每刻都在接受着轰炸式的种种信息。原本门槛很高的视频内容也是一样。花费一两个小时之后发现自己看了一部“烂片”，是很多人最尴尬的体验之一。
如何拍摄出受观众喜爱的纪录片，这对摄制组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资深导演，曾执导过以色列、摩洛哥等跨国纪录片的吴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市场化的竞争对纪录片带来相当大的冲击，但随着《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纪录片的热播，证明了在小众市场中还是有竞争潜力的。“总结下不难发现，这些受观众喜爱的纪录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人情味儿，最忌讳的就是裹脚布式又臭又长的东西。”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百年巨匠》出品人连辑也强调说，43位巨匠身上既有时代造就的共同特征，也有各自的鲜明个性。他说道：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革命文化碰撞的痕迹体现在了这43人中，纪录片全面梳理了百年来文化的维度与历史，从中可以找到当代文化的基因，启发大众认知社会。他们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姿态，远远高于当今很多小众的个人主义的创作，为大众提供了精致的文化产品。”
“但每个人又都是个性化的，他们树立的文化标尺与今天千篇一律、千人一面、抄来抄去的文艺创作截然不同。未来，《百年巨匠》将走进校园，我们也将以此为基础继续文化精英们的资料整理工作。”连辑说。
增强文化自信，传递人格力量
对于喜爱韩剧以及欧美流行乐的年轻一代来说，发自内心的以本民族文化为傲、热爱民族文化是一件略显陌生的事情。而这也正是《百年巨匠》系列纪录片的另外一个重要诉求。
连辑指出，解放初期不少中国传统的东西逐渐地被淡化甚至边缘化，有些画家有段时间在学校都没有事干，因为都教西画不教中国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文化自信在哪里?通过这个片子我们就可以很有力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百年来形成的巨匠的群体，他们代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延续，是当今的中国传统文化软实力的具体表现。你树立文化自信没有实例是不行的，把这43个人集中起来看，我们的文化软实力非常之强大，不输给任何一个国家。”
除此之外，传递巨匠们的人格力量也是《百年巨匠》系列纪录片的重要诉求之一。《百年巨匠》的总监制贾磊磊表示，自己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从片子中“找到了一种人格的力量”，“在43位伟大的艺术家身上我们感受到他们的人格力量，无论处在什么样恶劣的历史环境，每个人都非常坚强、自信”。他强调，在某种意义上突出体现了纪录片的两个主题——
一个是创作艺术美学，另一个就是人格。
篇三：文艺座谈会莫言发言
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争议，大致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来自民间，认为莫言的作品语言冗长怪诞，充满对丑恶事物不加掩饰的描写，以猎奇粗鄙为卖点，获奖是因为这些东西刻骨地出卖中国底层的丑陋，“能博洋大人一笑”。另一种声音则来自于知识分子的批判，这后者又有两种名堂。其一以德国汉学家顾彬为代表，认为莫言“写的就是荒诞离奇的故事，用的是18世纪末的写法”，迎合大众对民间野史的消费需要；认为现代小说应该更看重对人性的刻画，应该去学习普鲁斯特和乔伊斯。另一方则将矛头指向作家本人的“真诚”，对莫言参与手抄延安文艺座谈讲话的行为表示失望，指责他作为作家—名副其实的公共知识分子，却没有恪守“内心的价值底线”。可以说，这三种争议将莫言的获奖归结为“媚洋”、“媚俗”、“媚上”的泛政治化结果，这三种不同的指责，归根结底为一句话—对批评者来说，他们在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身上，没有看到作家个人的道德立场和超然品格，这不符合他们对诺贝尔文学奖抱有的期望。
这种争议是否合宜？笔者认为，讨论文学奖与作家与政治、道德的关系，还得回到文学本身来考察。
川端康成的启蒙
莫言的文学起点，始于1981年在《莲池》上发表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此时的莫言，是在部队里辛苦熬着提干的士兵。从1981年到1985年，莫言发表了10几篇短篇，这些小说都以军队生活或农村改革为题材，在当时的环境中，不折不扣地属于主流文学。
然而，莫言对文学的追求显然不止于此。1999年莫言在京都大学作了名为《我变成小说的奴隶》的演讲，明确提到了自己当时在文学创作中遇到的困惑。
“我刚开始创作时，中国的当代文学正处在所谓的‘伤痕文学’后期，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在控诉‘文化大革命’的罪恶。这时的中国文学，还负载着很多政治任务，并没有取得独立的品格。我模仿着当时流行的作品，写了一些今天看起来应该烧掉的作品。”
1984年冬天，莫言读到了川端康成的《雪国》，这段经历同样被他写到《神秘的日本与我的文学历程》中。他读到了这样一句：“一只黑色壮硕的秋田狗，站在河边的一块踏石上舔着热水。”莫言感到眼前出现了一幅鲜明的画面，仿佛能够感受到水的热气和狗的气息—原来狗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写进小说。
就在这一天，莫言写下类似的一句开头：“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难再见一匹纯种。”这是他的小说中第一次出现“高密东北乡”，这时是1984年冬天。这篇小说就是后来与《透明的红萝卜》并称莫言早期代表作之一的《白狗秋千架》。而直到第二年的春天，莫言才接触到了日后被认为对他的文学风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马尔克斯和福克纳。
与川端康成作品的接触，无疑成为了莫言最早打破小说现实主义束缚的一个催化剂。这并不是偶然。1985年左右，川端康成的作品在中国得到了比较系统的翻译引进。与莫言同为1985年文学先锋派的余华则早在1982年就读到了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在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都在学习川端康成的写作方法。对这一批新锐的文学力量来说，当时流行的川端康成作品，与稍后进入视野的卡夫卡、马尔克斯、福克纳一样，同时成为了他们对抗教化意味浓重的现实主义文学，消解在文学创作中过于浓重和功利的载道传统的工具。
这一趋势，正好与20世纪20年代以川端康成、横光利一为代表的“新感觉派”的文学取向相一致。“新感觉派”认为文学的象征远比现实重要，他们否定一切旧的传统形式，主张进行文体改革和技巧革新。
这种主张，恰恰契合了莫言、余华这一批作家的需求。相比起1985年前的张贤亮等“右派”作家和韩少功、王安忆等知青作家，莫言和余华、刘索拉更为年轻，受“文革”的政治
冲击较为轻微。面对物质水平逐渐提升、外来事物冲击更直接、社会变革更为激烈的新时期，这一批年轻人迫切需要从承担政治任务的文学立场中脱身，用更直接更有效的方式来描写自己的人物和社会。
1985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座谈会上，莫言针对《高山下的花环》作者李存葆的新作发表了批评，他俏皮地表示，这篇类似报告文学的小说“有一种连队小报油墨的芳香”。莫言的发言是这次座谈会上唯一的批评意见，会后受到极大的压力，为了证明自己，莫言交出了一篇新作，发表在1985年第二期的《人民文学》上，这篇小说叫做《透明的红萝卜》。
按照惯例，军队出身的作家写出的作品，当时都应该属于军旅文学。然而，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军旅文学，不仅没有歌颂高尚的军人或者先进代表，连时代背景都淡化到了无关的地步。
《透明的红萝卜》在当时的文坛形成了轰动效应，拉开了1985年中国先锋文学“爆炸”的序幕。这篇改编自莫言亲身经历的小说之所以造成巨大的影响，在于它营造出强大的象征氛围，具有细腻又浓烈的表意能力。这个通过孤儿黑娃的眼睛展现出来的通奸与爱情故事，通过各种爆炸般的感官描写，获得了极为炫目的艺术效果，黑娃眼中那个“被火光舔熟的透明的金色萝卜”，象征着孤独孩子眼中最为绚烂的人间诱惑，用当时《人民文学》的编辑朱伟形容，“在1985年，还没人能用文字，写出这样一种油画般的感觉”。
莫言在小说里描写人性的兽性、人性的奴性，他还通过叙述者黑娃的视角，来描述残酷的现实，通过儿童视角的过滤，让笔下的世界笼罩了一层魔幻、荒诞的色彩。朱伟后来描述他对莫言的认识，认为“这种孩子的视角本身是一种病态，以这病态故意去践踏实际对美的向往，而这病态恰恰来自过度的自卑与自尊”。
这种审美上的追求，使得莫言在后来的创作中，在很多方面上呈现出与川端康成的相似。比如捕捉瞬息即逝的自然感官感受，用新奇的文体表现小人物扭曲、压抑的心理，热衷于自然主义的描写等等。然而，莫言毕竟不是川端康成的私淑弟子，农民出身的莫言语言恣肆汪洋，想象力充沛，与川端康成细致、遁世的气质全然不同。也许，川端康成对于莫言的意义，在于打开了一扇窗口。这扇窗口指引莫言走向了一条不同的道路—文学不需要“载道”，而是忠实于作家自己的经验。
重返农村
莫言与川端康成毕竟不同，他不是出身于城市破落家族，而是不折不扣的中国农民。
成名之后，莫言在北京和高密县城都有家。他最早的阅读，是《聊斋志异》、《水浒传》，从小听得最多的，是充满聊斋般想象的鬼故事，还有水浒般彪悍豪义的土匪传说。
这些传承，在莫言的写作经验中成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虚构神话的一部分。
1990年，曾经的先锋作家们纷纷下海。而莫言则退回到故乡高密县，买了栋房子，每天发呆，剩下的时间就用来写《酒国》和《十三步》。在经历过《红高粱家族》的大红大紫和《欢乐》、《天堂蒜薹之歌》饱受争议之后，这两部小说在国内并没有获得成功，却反而被翻译到国外，获得一些口碑。莫言在这两部作品中做了大量的文学技巧的实验，曾经有国外读者抱怨，自己用了5种颜色的笔来标记句子，才勉强能读懂《十三步》，而莫言则回应道：“如果我现在来读，恐怕要用到6种颜色的笔才能弄清楚我当时到底写了什么。”
当年通过阅读马尔克斯、福克纳获得的经验，已经逐渐融入莫言自己的写作风格之中。这之后的莫言，也尝试过写城市题材的作品，如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幸福时光》的《师傅越来越幽默》。然而，这些作品并没有如同他的农村题材作品一样受到欢迎。
这大概让莫言坚定了，自己应当自觉地定义为农民。而后，从《丰乳肥臀》开始，到《檀香刑》、《蛙》、《生死疲劳》，莫言迅速地重回农村叙事中。
在这几部作品中，莫言已经明确了自己的野心：要重建自己的民间叙事。他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文学世界：在这里，畜生、野兽与人共同繁衍，充满怪力乱神，凭借野性和充沛生命活力生存的主人公们，用各种技艺、本能和心机维系家族或者灵魂的传承。
这确实如他的批评者所言，至少在表现的形式上，民间野史构成了莫言作品的基本骨架。然而，这并不妨碍他的“真诚”。
莫言并不避讳时代的变革对他的高密东北乡的冲击，恰恰与此一致，他积极地将变革投射到东北乡神话中的每个人物的身上。这些时代强加的东西恰恰组成了这些人物人性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的人物身上，多少总会带有或多或少的政治性。然而，莫言构建的这个文学世界，毕竟离政治体制的核心比较遥远，充满荒凉野蛮的气味，基本上不是一个现代政治能够插足的世界。正是在这样光怪陆离的世界里，莫言用荒诞的视角，对主流和现存的话语体系、社会状态进行了无畏的颠覆和尖锐的质疑。
他可以让母亲在充当叙述者的儿子眼中变得丑陋不堪，“跳蚤爬满了那个我的脑袋曾经从那里出来的阴道”，同时又在儿子的心目中显得无比伟大。每一个叙述者掌控的小说，都充满了这种不稳定的、有时候自相矛盾的语言结构。
莫言的小说中担当叙述者的人物，常常暴露出自身的不足、缺憾、失误。在这些叙述者的眼里，社会现实也往往呈现出扭曲、残暴、丑陋的一面。在这些农民和农民知识分子的叙述者身上，莫言自觉投射了对自己身处的这个族群的理解：淳朴、野蛮、狡黠、坚忍、懦弱、鲁莽、固执、残暴、温顺、无知以及具有天生的敏锐，各种矛盾如此和谐地统一着。
他并不回避敏感的政治问题，只是，以作家本人的生活经验，他只能将各种社会矛盾投影到自己熟悉的农村环境中，投射到广阔的历史语境中。莫言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描写群体性事件中人的群像，在《蛙》追问生育制度在历史中的意义，试图在文学作品中还原这些即使放到微博上都是敏感政治命题的社会现实。
也正是在《蛙》中，莫言甚至还专门用了一章来描写被称为知识阶层的群像。这些曾经积极支持计划生育的知识分子，在具有经济基础后仍然不能摆脱“传宗接代”的传统思想，不惜花钱支持“代孕”产业。这对下层知识分子的“心口不一”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知识分子的自觉与作家的体验
当然，作家莫言在农民莫言的身份以外，还有着知识分子这一特殊身份，这也是他的矛盾之处。
作为知识分子，对底层的苦难，他必须拥有置身局外的清醒，以便能做出鞭辟入里的评判。而作为作家，更重要的是作为农民作家，他又必须对苦难有切身且感性的体认。
日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非常欣赏莫言。在与大江健三郎交流写作经验时，莫言曾说道：
“我是从乡村出发的，也坚持写乡村中国，这看起来离当今的现实比较远，如何把我在乡村小说中所描写的生命的感受延续到新的题材中来？因为我写的是小说，不是写大批判的文章，后来我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找到了一个诀窍，这就是把我要写的内容全部移植到一半虚构一半真实的高密东北乡来。《天堂蒜薹之歌》本来是发生在山东西南地区的一个故事，后来我把它放在我的家乡来写，一下子找到了感觉，儿时那种对生命和大自然的感受在这种政治题材的小说中得到了延续。我写这类政治小说还是植根于乡土的，它不是为了事件而事件，而是充满了一个作家对生命的深刻体验，有了这些东西小说就会有感觉。”
也正是因为这种投入，莫言近年的写作也陷入一种两难的境界，要忠于自己对生命体验的真实，就不能回避一些真切的痛苦。莫言近年的写作中对自然主义近乎病态的执著，导致了他的小说中充斥着超乎常人能够容忍的丑陋与残酷，不加节制，这多少损伤了莫言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但无论莫言使用了多少表现的手段，魔幻现实主义也好，“新感觉派”也好，“猫腔”也好，“章回小说”也好，要表达的无非是一个母题—人，生存之不易。在中国的农村，这种生存不仅是不易，更是真实的苦难，真实到了极其残酷的地步。
这种文体，这种主题，注定不可能让普通的读者能消遣地阅读下去。这样的作品与其说
是“媚俗”，还不如说是激怒世俗。与其说是道德缺场，毋宁说是作家本人采取了让作为知识分子的作者退场的手段，而将属于作家自己的文学现实直接呈上，这或许才是真正“真诚”的表现。
篇四：文艺座谈会莫言发言
莫言之言作者：暂无
来源：《检察风云》2012年第21期
莫言这位文学大师也曾是检察战线的媒体人。他的文学生涯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莫言大部分文学力作。本刊特邀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郏宗培先生与奠言的文学对话，编撰本文以飨读者。
记者：是什么让你走上文学之路的？
莫言：可能是孤独吧。小时候我的作文还不错，应该说还是老师喜欢的。但我从小就喜欢用另外的声音说话，不愿意跟在老师后面人云亦云。那时我就想着占领舆论阵地，办了一个《蒺藜》早饭小报，也就是黑板报，专门写那种浑身是刺的打油诗，后来被学校开除。后来复课闹革命，我也因为有“前科”而不能上学，只能去放牛。一个人牵着牛从校门口经过时，心里倍感凄凉。在田野对着天空的鸟、河沟里的青蛙放歌，革命歌曲唱到第三段就改成自己的歌词了。那时赤脚光着脊梁，一副前路茫茫的样子。但也因此，我有了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时光。可以说，从开除校门到长到十六七岁，我跟牛羊待的时间远多于和人相处的时间。为把牛羊放得更肥一些，还会到更远的荒地去。母亲用手绢包着玉米饼或地瓜给我做午餐，但我常常在路上就吃光了。饿了就到地里找野果子吃，还吃过刘连仁吃过的野韭菜。渴了就喝河沟里的水，经常把小蝌蚪喝下去。
这段时光对我后来的写作起了决定性作用。一个人最早写作时，往往离不开自己的童年经验。我也是这样，想早期从儿童视角写的《透明的萝卜》，小孩打铁的事，我自己就有。曾经在一个桥梁工地上给一位师傅当小工。评论家往往认为大自然、动物是我作品的重要构成，这其实就是那段经历造成的。因为天天就是和大自然打交道，一起笔就能感到它们向我的作品里跑。写出来后听到的好评很多，以至于我的创作一度有些不加节制，写了七八章了人物还没出来。后来意识到这样有意为之远没有自然流露好，现在反而主动节制了。
记者：在文学发生过程中，在接触某个现实情景之前，有一个想象，后来在现实中碰到了，这对你以后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莫言：我在上世纪80年代曾口出狂言：没有见过大海的人写出的大海更壮阔，没有谈过恋爱的人写出的恋爱更美好。经常在海里打鱼的人他同惊涛骇浪作斗争，他对大海很麻木甚至很厌烦很恐惧了。谈过很多恋爱的人他对爱情的酸甜苦辣品尝得太多，绝不如一个没有感情经历的人把感情想象得那么完美无缺。就文学而言，完全对一个事物不了解是无法想象的，要有想象的素材。我毕竟要见过雪，见过雪的颜色，知道雪的六角形状，这些关于雪的基本常识我应该知道，然后我再想象雪落在原野上，降落在黑色的森林上，降落在起伏的山峦上，降落在尖顶的塔楼上，降落在平顶的房屋上，在街道上，在柳枝上。
记者：也就是说你80年代的文学观念得修正？
莫言：也不是说得修正，80年代之所以说这样的话，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所谓现实主义做一种反抗。中国文学理论曾经是现实主义一统天下，从上个世纪50年代现实主义一直是主旋律，每一个作家都必须按现实主义的金科玉律写作，必须忠实于生活，要把作品当作对生活的模仿。改革开放后，人们禁锢已久的思想得到了解放，文学理论也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革。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任何事物都有一种矫枉过正的说法，为了表示对现实主义的反感和反抗，所以我口出狂言，说我没见过的事物写出来也许更加美好。但是军事题材的老作家
对我们这些年轻作家发出疑问：我们经过了战争的考验，现在我们老了，写不了了，你们没有经历过战争，怎么能写军事题材的小说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为此写了—篇论文。
记者：你的小说《檀香刑》在故事的构架上很精彩，是不是你把故事的结构搭起来之后，在描写上特别注意，有意识考虑怎么让它能飞起来？
莫言：一个作家在构思一个故事过程中也需要想象力，写小说像盖楼房一样需要一个基本的结构，盖五间还是盖八间，房顶是尖的还是圆的，这都需要想象。我构思一部长篇，第一要有人物，第二要有故事，还要有历史背景，这些一旦确定后就可以开始了。长篇小说的结构本身也需要想象力，例如拉丁美洲作家略萨，他的最大强项就是每一部长篇在结构上都要出新，有人称他为结构现实主义。考验小说家的另一个标准是对细节的描写，好的小说家和差的小说家即使写同一个故事，由于细节的处理不同，作品依然会有很大的差别。比如一些作者在面见编辑时，常常说，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我一边写一边流眼泪，但旁人看来这小说却极其虚假：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就是因为它没有细节描写，产生不了说服力。
记者：前一段时间，有人曾批评当前中国小说缺乏故事眭缺乏想象力。写小说的人需要想象，编小说的人也需要想象。你对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有什么意贝？
莫言：这很难回答。实事求是地评价，从80年代起，中国的文学逐步回到文学的本位，过去很多不属于文学的东西被带到文学里，现在大家都慢慢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学，像大浪淘沙一样一步步过来，80年代很多红得发紫的作品，现在已经无人问津，作者自己回头看，也会觉得自己浅薄幼稚。改革开放初期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希望作品能成为拨乱反正的工具，能够提出时代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后来大家渐渐认识到，这些恐怕不是文学要承担的责任。我的观点大概是唱反调，不合时宜。
前不久有人提出，中国作家缺少思想，我认为不是缺少思想，而是思想太多了o很多作家经常把自己错以为是国家领导人、救世主，肩负着改变社会的历史责任。而且经常在作品中灌注那些所谓的伟大思想，结果就是思想伤害了艺术。好的小说是作家无意识中完成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作家高举着思想的大旗，发誓要写出一部伟大作品时，那基本上是在发疯，伟大的作品、有思想的小说，从来不是这样的人用这样的方式写出来的。
所以我讲，作家最好没有思想，思想越多越写不好。这一观点经常被很多人批评，被很多人嘲笑。我实际上也是一种拨乱反正。我觉得现实情况是，浅薄的思想太多了，深邃的思想太少了；装模作样的思想太多了，实实在在的思想太少了；虚伪的思想太多了，诚实的思想太少了。
记者：在你的一些文章中，经常提到母亲，但提到父亲比较少，你能说说这是为什么吗？
莫言：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母亲对我的影响比父亲对我的影响大。在传统的家庭里，父严母慈。我父亲是非常严厉的人，他跟我们儿女从来都不苟言笑，我们在他面前也不敢撒娇。我父亲是家族里特别有威严的人，不但我们怕他，就是家族中血缘较远的人也怕他。我小时候如果在干什么调皮捣蛋的事，要是有人喊—声：你爹来了！我会吓得—下子立正，一身冷汗。他其实也不怎么打我们骂我们，但就是让我们望而生畏。这样孩子们自然就会向母亲靠拢。母亲负责打理日常生活，像换衣服之类的，如果感冒了或者哪个地方不舒服了，都是向母亲说。母亲言传身教，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记者：你对张艺谋的作品有什么评价吗？
莫言：关于张艺谋的作品，近年来确实有一些不太好的评价，而且，媒体制造出对张艺谋万众声讨的态势。我觉得不要苛求一个导演，一部电影作品只要有一点抓人，它就是好的。我
想，张艺谋也没有想通过他的电影来教育中国人民，他只是在制造一些热闹的东西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我第—次去美国使馆签证。他们问我，你认识张艺谋吗？我说，不认识。遭到拒签。我后来马上给美国邀请我去的人打电话，说，他们拒签了，他们说我不认识张艺谋，不让我去。对方听了很愤怒，说，你马上再去签，你拿着那个带子（《红高梁》）给他们放。第二次，我再去，他们又问我，你认识张艺谋吗？我说，我不但认识张艺谋，我还认识巩俐。结果，给了我一个三年多次往返的签证，随时欢迎你到美国来！你看，哪有一个中国人像张艺谋这么有影响力。
记者：在你的写作生涯中，有没有想过追求不朽？
莫言：没有，从来没有。而且，我还经常产生巨大的疑问，我是不是浪得虚名？像我的《红高梁》出来后，我暗自思量：这是一部好小说吗？我真的成了一个作家吗？现在有人把一些夸张的字眼加在我头上，我感觉到无比的惶恐。另外，不朽不是追求来的，本来想不朽，却可能遗臭万年。没想不朽，却真的不朽了。我记得马尔克斯写了一个短篇，说一个人的小女儿死后尸体不腐，但渐渐失去了重量，这个人就抱着女儿的尸体，每年都到梵蒂冈去登记，希望梵蒂冈把他的女儿封为圣迹，结果却把他封为圣者。不朽大概都是这样得来的。
我自然渴望能写出一部真正不朽的作品来。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我写出的所有小说离这个标准都还差得很远。究竟是—种什么样的力量鼓励我这样一个人写了这么多年的小说还在不断地写作，而且把写作当做这么重要的事情来做，那就是对小说本身这种完美的追求。但能否写出不朽之作，既要有经历，有才华，还要有运气。这就像我在前面说过的，发誓要写伟大作品，很可能写出垃圾，无意之中，却很可能写出精品。
篇五：文艺座谈会莫言发言
关于莫言演讲发言稿精选5篇莫言演讲发言稿篇一
我是念文学出身，三十年前对文学创作曾有过关注，写过文章，出过书，有一点发言权。近三十年一直致力于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对当代文学就没有发言权了。当然认识一些作家，王蒙、王安忆、贾平凹等，有的保持了联系。和莫言认识的很晚，见过，但真正认识，是他调来艺术研究院以后。参加一些会，听他的发言。三年前在湖南召开两岸经济文化论坛，我们都参加了，他对我多所照拂。
莫言的作品触及到了乡土中国社会经络的痛閾，写出了人性的挣扎与坚韧。他的文学是有力量的。很多作家在生活面前、在现实面前采取的是妥协的态度。但莫言的创作是不妥协的。不妥协的文学就有力量。包括《生死疲劳》和最近的《蛙》，都是这样的作品。
因此莫言的获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尽管对诺贝尔奖有各种说法，有多少潜台词，多少潜规则，钱锺书先生甚至说诺贝尔这个人，一生做的两件事都不怎么样，一是发明炸药，二是设立诺贝尔奖。钱先生说，诺贝尔文学奖的危害比发明炸药的危害还大。后来知道，这个话萧伯纳也说过。但是这一次，这次莫言的获奖，我认为是给一个真正的中国作家的，是给中国文学的。
当然一切荣誉都是外在的，也许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刚才莫言的发言，似乎有这样的意思。祝贺莫言！为你高兴！
莫言演讲发言稿篇二
尊敬的国王、王后和王室成员，女士们先生们：
我获奖以来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由此也可以见证到，诺贝尔奖确实是一个影响巨大的奖项，它在全世界的地位无法动摇。我是一个来自中国山东高密东北乡的农民的儿子，能在庄严的殿堂里领取这样一个巨大的奖项，很像一个童话，但它毫无疑问是一个事实。
我想借这个机会，向诺奖基金会，向支持了诺贝尔奖的瑞典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要向瑞典皇家学院坚守自己信念的院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感谢。
我还要感谢那些把我的作品翻译成了世界很多语言的翻译家们。没有他们
的创造性的劳动，文学只是各种语言的文学。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劳动，文学才可以变为世界的文学。
当然我还要感谢我的亲人，我的朋友们。他们的友谊，他们的智慧，都在我的作品里闪耀光芒。
文学和科学相比较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文学的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
谢谢大家！”
莫言演讲发言稿篇三
“作为一个从中国一个遥远的县城——高密东北乡走来的农村孩子，今天能够站在世界知名的大厅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这简直就是一个神话故事，但是当然，这一切都是真的。
我清楚地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作家比我值得获得这个奖项。我坚定地相信，只要他们继续写作，只要他们还相信文学是人类和上帝给予的权利的美化，‘她必将花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
我同样意识到，文学对于政治争议和经济危机的作用微乎其微，但是对人类的影响却是古老的。当文学存在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但是当它不存在了，我们的生活会变得粗鄙而野蛮。因为这个原因，我为我的职业而骄傲。
最后，我想感谢我在高密东北乡的父老乡亲，我永远都是你们中的一员。”
莫言演讲发言稿篇四
这是我的创作《蛙》出版近两年，期间多次接受过媒体采访，许多人也问我这部小说到底写什么的，我说写人，写姑姑这样一个从医50多年乡村妇科医生的人生传奇，她的悲欢离合，她内心深处的矛盾，她的反思与忏悔，她的伟大与宽厚，她的卑微与狭隘，写出她的职业道德与时代的对抗与统一，写的看似一个人实则是一群人。《蛙》其实也是写我的，学习鲁迅，写那个躲在旗袍里的小我，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写他们、写外部事件，这次写自己、写内心，是吸纳心情、排除毒素，揭露社会阴暗面容易，揭露自己内心阴暗困难，这是人之
常情。作家写作必须洞察人之常情，但又必须与人之常情对抗，因为人之常情经常制造罪恶。在《蛙》中我自我批判的彻底吗？不彻底，我知道今后必须向彻底的方向努敢对自己下狠手，不仅仅是忏悔而是剖析，用放大镜盯着自己写，盯着自己写也是盯着人写的重要步骤。得了茅盾奖当然是好事，但得了奖则忘乎所以是可耻的行为，必须清楚的知道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好小说还没被发明出来，要把目光往那个方向看，盯着那个在荆棘丛生没有道路的地方，那里有绝佳的风景，那里有伟大的小说在向我们招手。
最后感谢中国，感谢读者、感谢评委，感谢那些批评过我、表扬过我的朋友们。感谢那些用他们的真诚情感不断激励我写作的朋友们！
莫言演讲发言稿篇五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女。但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据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边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透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
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但对识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地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儿，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的说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有我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
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想。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做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得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
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
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
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
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x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地，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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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六：文艺座谈会莫言发言
中国作家莫言个人简介色彩的描写，绘划出一个盛产名酒地方的故事。《红树林》实现了小说题材的时空转换和创作方法的探索更新，是对自己的一大超越。
无论故事的情境气氛是华丽炫目、荒诞无稽还是鬼灵精怪，莫言的丰富想像空间与澎湃辗转的辞锋总是能叫人惊叹不已——诚如张大春在为《红耳朵》作序时所言：“千言万语，何若莫言”！
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认为，莫言是中国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选。
2012年10月12日消息，在诺贝尔颁奖前，亚马逊网站上莫言的作品销售即已呈现增长，获奖后无论搜索率或销量皆显著暴增，一天内即有4本莫言作品登上亚马逊图书排行榜前10名。
主要作品
《檀香刑》《断手》《生死疲劳》《丰乳肥臀》《红高粱家族》《透明的红萝卜》《锁孔里的房间》《蛙》
《丰乳肥臀-增补版》《藏宝图》《四十一炮》《天堂蒜薹之歌》《白狗秋千架》《食草家族》《白
棉花》《红树林》《月光斩》《会唱歌的墙》《良心作证》
1997年
以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夺得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获得高达十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2000年
《红高粱家族》获亚洲周刊选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
2001年
《檀香刑》获台湾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文学类最佳书奖。
2006年
出版第一部章回小说《生死疲劳》获颂福冈亚洲文化大奖。
2008年
《生死疲劳》获第2届红楼梦奖首奖。
2011年8月，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读者评价
莫言，中国当代最好的小说家之一。
我崇拜他痛恨他，所以给他树碑立传。
《群像》第一篇写谁，我考虑了很久，最后选择了莫言，幻剑诸君谁想知道什么叫暴力什么叫
血腥什么叫变态什么叫魔幻什么叫妖魔横行的世界，去看我老乡莫言的大作，决不会失望。当然，假如您有心脏病，我劝你尽量离他远点。
莫言总喜欢把人写成妖魔，下笔极其血腥残忍，穷凶极恶屎尿横流极尽渲染之能事，中国作家里没谁比他更擅长写杀戮写酷刑，他把变态升华成了美学，字里行间透着血腥和疯狂。
莫言说他受日本文学影响很大，事实正是如此，作品里总是影影绰绰闪动日本美学的魅影，相比之下，马尔克斯的影响只是表面现象，看完他的小说总忍不住怀疑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嗜血魔王，是个恐怖的文字暴徒。他在《生蹼的祖先们》里大肆叫嚣“食草家族子孙拉得屎比进口香蕉漂亮为什么不能大声赞美”，这已经不止是间离而是对读者阅读快感对传统美学的赤裸裸的挑衅。
莫言曾说文学是一种悲愤的抵抗，可是他的抵抗未免有些过火，抹煞了一切关怀和温情，中国传统文学里的含蓄美被他全盘破坏，一切情绪全用魔鬼般的疯狂来展现。
莫言喜欢大篇幅写景，写景中肆无忌惮的使用通感，用混乱的色彩进行渲染，叫人看着触目惊心。
不管《丰乳肥臀》还是莫言的其他作品，统统充满了过于横暴的力量，他是个精力充沛的家伙，他的作品同样精力充沛并且过于充沛，大红大绿大仇大恨大喜大悲被浓墨重彩涂抹的淋漓尽致，泛滥的激情淹没了叙事，有足够热烈的爱和恨却严重缺乏悲悯与温情，这一点他还不如余华来得聪明。
莫言还说纯文学应该学习武侠小说的技法，这一点在他的创作实践里有明显体现，《红高粱家族》与《丰乳肥臀》里都出现了日本兵杀人的描写，那种钢铁般冷冽的笔法在我看来远比任何武侠小说里的打斗场面更恐怖更真实，那是真正的杀人现场，相比之下，金庸小说中你来我往的过招算得上文质彬彬，古龙笔下的剑客刀客也委实有点艺术家的情调，只有莫言是真杀人，真把杀
人与酷刑当成乐趣来享受，与之相比温瑞安不过是小儿科。
《红高粱》剐了一个罗汉大爷，《二姑随后就到》里天、地兄弟展示了多姿多彩的屠杀技巧，《丰乳肥臀》一开篇就对驴生骡子女儿临产进行了血乎淋拉的自然主义的描写，《檀香刑》干脆就把酷刑作为标题。有时候人不够杀作者就拿畜生充数，狗和乌鸦是他笔下经常出现的牺牲品，杀法千奇百怪精彩绝伦。
莫言受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作品里魔幻气息很浓重，《生蹼的祖先们》里表现的最突出，那个鬼魅横行的红色沼泽与红树林之间栖息着生蹼家族与食草家族，前者酷似恐怖电影里的妖魔鬼怪，后者完全是土匪世家。同时来自拉美文学的影响还有结构主义理论，先是《红高粱家族》被切的七零八碎，空缺无处不在，现实逻辑在他作品里遭受了不屑一顾的待遇，与此同时，叙事获得了最大程度的自由。
每次读完他的东西，我总感到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跟我所在的山东不在一个地球上，那简直是妖魔横行的地狱。我这里不好摘取作品原文，免得影响列位就餐。
以上主要针对长篇，莫言的中短篇又是一种风格，与长篇差别很大。我喜欢《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让我了解到嗜血魔王也有幽默的一面。不得不说莫言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
莫言回应
第一反应
据媒体报道，诺贝尔奖委员会成员、文学奖宣布者对记者说，当他电话告知莫言获诺贝尔奖消息时，莫言的反应是：hewasoverjoyedandscared。(他狂喜并惶恐)父亲反应
莫言先生的父亲今年已经有90岁了，老人家身体很硬朗，当谈及自己的儿子有可能今天问鼎诺贝尔文学奖时，老人家很淡定，表示如果获奖当然非常高兴。
莫言在开奖前回到了老家高密，在获奖后他在高密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他表示对自己的主要
11作品比较满意，称“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奖项，但不是最高奖项，只代表评委的看法。”希望低调处理能安心写作，他还说自己至今仍用纸笔写作。
我们应该看到其实还有很多像莫言这样的作家在为了文学而写作，不是为了市场而写作，是为了良心在写作，不是为了外部的声誉或者读者叫好在写作。——莫言在北师大文艺论坛上演讲
作文素材：莫言（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角度：
事件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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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1、酷爱阅读。小学三年级时读了《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受到文学启蒙。12岁时读小学五年级，因“文革”爆发辍学回家，以放牛割草为业，闲暇时读《三国演义》、《水浒传》，无书可读时甚至读《新华字典》。
2、书架上只剩经典。谈到阅读，莫言说，现在的书太多了，但是他基本只读经典。“我这两年一直在书房里做减法，每年会清理出一批书来送给一些学校，现在把书架清理得就剩100多本书，都是经典。比如说中国几部古典小说，比如说鲁迅、托尔斯泰的作品。我觉得这些书实际上就足够了，因为每次拿起一本书来，还没有读一半就被别的事情打断了，等你下一次拿起另外一本书来，又把前面的书忘掉了。我觉得越是经典的书越耐得住重读。”3、孤独是一种财富。莫言在很多地方重复过一句话：“海明威曾经说过：‘不幸的童年是作家创作的摇篮’。”莫言这话多少有些冤枉双亲，因为比起从小失去父母的川端康成和有一个酒鬼父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来说，莫言的那点不幸实在可以忽略不计。莫言常说，饥饿与孤独是他创作的财富，其实莫言童年时候正是中国最困难的时期，饿得面黄肌瘦、痛苦不堪的人比比皆是，但是最后能饿成作家，特别是像莫言这样有名的作家，屈指可数。他的不幸，也是他的财富，在于他的孤独。4、面向苍生背对文坛。莫言曾说：“背对文坛是我对自己精神上的一种提醒。不要被这些文坛上的名和利控制了自己、左右了自己。应该知道作家最神圣的东西是什么？作家应该追求的是什么？这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醒，并不代表一种行为。”。也许正是背对文坛的“莫言姿态”，让他获得了更多的时间和更自由的空间沉浸到自己的文学世界中去。5、写作源于生活。《蛙》是莫言的代表作，小说通过讲述一位乡村女医生的人生经历，既反映了乡土中国六十年的生育史，也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这部作品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长篇力作。他说，触发自己写这样一个故事的动因并非因为其敏感，而是人物：“生活中一些人物感动了我，触动了我的心灵，引发了我的创作冲动。我是先被人物感动，然后才去关注事件的。”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姑姑”的人物原型，是莫言大爷爷的女儿。想以姑姑为原型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由来已久，以前莫言也在一些中短篇里写到过一些，而这次的出手，莫言称之为“算总账”。6、媒体上很少露面。2011年茅盾文学奖的获奖名单出来，其他获奖者接受采访的时候，莫言正悄悄地待在山东高密老家的村子里，记者们几乎找不到他。他说自己不是低调，也不是不看重茅盾文学奖，只是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对作家来说，写作是最难的，但也是可控的，写完了之后读者买不买，能不能得奖，就不是作家能决定的了。”7、当今为何没伟大作品？莫言:作家应从自身找原因。
14莫言表示，关于“伟大的时代没有伟大的作品”，这是近些年反复提到的话题。我们这个时代到底是什么时代？莫言说，狄更斯在《双城记》，阿斯塔菲耶夫在《鱼王》中都曾罗列一些对立、矛盾的话语，来描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们关于时代的矛盾的描述，“也完全可以移植到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
莫言认为，在今天这个对立矛盾现象比比皆是的社会，“我们还要发现这个社会的主流”。什么是这个社会的本质？对于作家来讲，社会上的各种现象，确实会令人眼花缭乱。但记录这些眼花缭乱的现象并不是一个作家的职责，记录这个社会发生的各种怪现状也不是作家的职责。莫言说，这个时代到底是不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和答案。但是总而言之确实是一个波澜壮阔的、空前绝后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作家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因为这样的时代为作家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因为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人的丰富性得到了最强烈、最集中的表现。就是说这个时代具备了产生伟大作品的物质基础或者资源基础，剩下的就是作家的胸襟、气度和才华。8、谦虚。尽管作品在世界文坛的影响和声望足以让莫言骄傲，他仍然常常怀疑自己配不配得上“作家”这个称号。有时候，他会说自己是个写小说的，他甚至不太愿意用小说家这样的字眼。他的谦虚不是表象更非伪装，只有对自己、对他人有充分认识和了解的作家才会有这样谦和又自信的胸怀。莫言曾说“不能因为名声大一点就目空一切，应该对别的作家、别人的作品持有尊敬的态度，不是伪装，而是发自内心。只有看到别人的长处，你才有可能进步。如果把自己的作品看得比谁都好，那这个作家也就到此为止了。”9、获奖不能代表什么，将会继续努力创作。莫言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表示，“听到获奖的消息，我很高兴。但是我觉得获奖并不能代表什么，我认为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优秀作品也可以被世界所认可。接下来我还是会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新作品的创作上。我会继续努力。”
遵守诺言就像保卫你的荣誉一样。
——【法】巴尔扎克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中国俗语
对人以诚信，人不欺我；对事以诚信，事无不成。
——冯玉祥
信用既是无形的力量，也是无形的财富。
——【日】松下幸之助
良心是我们每个人心头的岗哨，它在那里值勤站岗，监视着我们别做出违法的事情来。
——【英】毛姆
15走正直诚实的生活道路，必定会有一个问心无愧的归宿。
——【苏】高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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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七：文艺座谈会莫言发言
摘要：莫言新作《锦衣》,一经刊出,收获众多读者和评论家的重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五年之后,莫言以戏曲文学剧本的形式最先出现在读者面前,不仅是个人剧本创作的水到渠成,而且还完美地实现了戏剧家的梦想,更是作家忠于民间的艺术表达、向我国传统曲艺靠拢的表现。《锦衣》文本中所含的民间性、故事性的特征和崇尚人性的主题,与读者的期待视野达到了深度的契合;其惩恶扬善、黑白分明的戏曲主题给观众和读者畅快的视听享受;历史传奇与鬼怪故事的结合、冲突的情节,始终扣人心弦。作为新时期作家为数不多创作戏曲剧本的莫言,凭借独特的才华和艺术素养,为茂腔的发展与创新尽心竭力,也以其创作延续了古老戏曲的发展。关键词：《锦衣》;莫言;戏曲;民间;
Abstract：Itscarcelyhasdrawnmuchattentionandcritiquefromafleetofreadersandcritics,whenJinyi,MoYan"snewwork,cameoutafterhewontheNobelPrize5yearslater.Thefeatureofthefolklore,thestoryandthethemeofhumanityinJinyicorrespondindepthtotheexpectationofthereadersandaudience,whoappreciatethethemeof
maintainingfairnessandjusticeanddistinguishingrightfromwrong.Besides,thecombinationofthehistoricallegendandtheghoststoryandtheplotsgripstheheartsofreadersallthetime.Asoneoftherarewritersinthenewperiodwhocomposedramascripts,MoYanhasdedicatedtothedevelopmentandinnovationofMaoqiangOpera,facilitatingconstantdevelopmentofthisancientChineseopera,withhisvirtueoftheuniquetalentandartisticaccomplishment.
Keyword：Jinyi;MoYan;opera;folk;
时隔五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终于在万众瞩目下推出新作:《人民文学》2017年第9期于头条位置,发表了莫言戏曲文学剧本《锦衣》和组诗《七星曜我》,第11期发表新作《天下太平》;《收获》在同年第5期刊登莫言短篇小说“故乡人事”系列,包括《地主的眼神》《斗士》和《左镰》。由此,莫言再度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其中戏曲文学剧本《锦衣》,以我国传统的曲艺为文体形式,内容具有民间性、历史性、故事性的特征,字里行间推崇以人性、真情为核心的主旨。这部作品的诞生,不仅实现了莫言
成为戏剧家的野心和信念,同时也满足了读者猎奇的阅读心理。本文旨从《锦衣》的叙事特色、莫言的创作动机和作品的突破与超越三个方面入手,来具体分析莫言新作《锦衣》。
一、《锦衣》的叙事特色
故事依旧发生在高密东北乡,清末之际,民不聊生、污吏横行、百业凋敝、妖孽四起,留日爱国青年季星官和秦兴邦,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后,痛恨清政府腐败,乔装夫妇,设计易旗革命。同时,苦命女子宋春莲被王婆骗嫁季家,与作为季星官替身的公鸡,拜堂成亲。随着剧情的发展,两条线索一明一暗、一隐一显,交织并进。知县儿子庄雄才和衙役王豹,以缉拿革命党为名,多次欺辱季母和春莲。季星官则潜入家中,假扮鸡精为春莲疗伤,两情缱绻,却被好听墙根的王婆告发,知县带官兵捉拿。三堂会审时,革命党趁虚而入攻占了县衙,故事在春莲与季星官共舞中完美落幕。
这个剧本的故事原型,莫言选择了将“革命党举义攻打县城的历史传奇与公鸡变人的鬼怪故事融合在一起”[1]。历史传奇与鬼怪故事作为莫言的文学启蒙,引入作品并赋予
浓厚的现实意义、加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已成为莫言诸多作品的创作模式,而历史取材的真实性更加印证了莫言创作准备时的谨慎与客观。莫言曾表示,自己在写作时,手边会放一本《高密县志》,以便随时翻看,确保作品的真实和可信度。山东的胶州半岛在清末时期,曾有很多青年男女远渡重洋,接受同盟会的新思想,回国后组织一起推翻清政府。这作为“大事记”和“重要兵事”在县志中有记载:“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刘冠三在济南加入同盟会,创办山左公学,宣传革命,培养人才。1912年(民国元年),1月27日,王麟阁、班麟书等发动高密独立,逐走知县王鉴清”、“1912年1月27日夜间,班麟书等10余人由青岛来县,埋伏在城里的义士敞开东门,起义人员攻入县衙,逐走县官王鉴清”。[2]尽管时间前后相差一两年,但文学作品毕竟不同于史类传记,需要适当虚构和想象来顺应作家的思路。不仅如此,剧本中公鸡变人、与人相恋的奇幻传说,也曾出现在莫言2001年的著名演讲《用耳朵阅读》1中,谈到这个故事原型时,莫言强调了幼时用耳朵阅读的重要性,还声称这是他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故事之一。时隔多年,莫言再次把这个素材跃然纸上,而且他保留了故事原型的真实度,未多加修改后移入了剧本当中,可见其对于传奇故事的特殊情结。莫言巧妙地将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故事,凭借卓越的想象力,融合成了一个探究近代中国革命与社会问题的戏曲文学
剧本,既生动地再现了近代社会的各种弊病,揭露了人性的致命缺陷,又深入揭示了社会变革的深层原因。
回到《锦衣》的文本内部,我们可以发现,面对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作者将更多的笔墨放在了充满民间生活趣味的那一部分,这符合莫言所述“作为老百姓的写作”[3]的自我定位,推动着他在叙事中突出地表现民间性和故事性,也使作品符合更广大读者或观众的审美需要。有学者表示:“戏曲是演故事的,如果戏曲抽去了故事,那就与歌舞没了区别。”[4]可见精彩的故事情节在戏曲中的突出地位。那么故事性极强的《锦衣》,内容上极具民间特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作者所表现的世态民情活灵活现,和春莲、季星官、季母、王婆,以及神奇的锦羽鸡等,一起构成了一幅中国近代社会的缩略图。
公鸡的传奇化与人兽交融的设置,是剧本内容吸引人且颇具莫言特色的部分,由于故乡高密是个泛神论的地方,使当地百姓对万物生灵心生敬畏,赋予众多生物以神秘力量,这对莫言创作产生巨大的影响。剧中的锦羽鸡,不仅扮演着伸张正义、保家护院的角色,还在剧末部分,与季星官人鸡幻化、人兽相恋,充满启蒙意味和神怪色彩。公鸡,在我国民俗当中,本就是为人民驱邪避恶、降魔卫道的“灵物”
[5],故被尊称为“天鸡”“鸡公”“金鸡”“神鸡”,称鸡为“阳鸟”,有阳刚之气,能降妖、除祟、祛厄[6]。莫言在《锦衣》中试图寻找鸡信仰的源头,借其充满正能量的高贵品质来警醒世人。锦羽鸡在剧中象征着正义,为保护季母与春莲,始终与邪恶势力做抗争,面对刘四的骚扰、庄雄才的无理纠缠、王豹的欺诈,多次向恶棍们发起攻击,并在剧终与季星官幻为一体,以革命的成功,代表着真情、真义、真仁、真谛终将战胜邪恶。锦羽鸡的角色安排无疑是剧本中不可或缺的,它以禽体蕴含真挚的人情,讽刺地对比了人性中的兽面。
《锦衣》内容的民间特性还体现在剧中突出表现的社会各阶层日常关系中,例如封建社会的婆媳关系、感情纠缠中的男女关系、旧社会的官民关系,等等。季母在剧中作为顺发盐铺掌柜和春莲婆婆的双重身份,可牵出不同的关系谱系,从她身上我们可以正面观照到旧社会的风貌。季母是封建社会典型的婆婆形象,在好财贪婪的媒婆的哄骗下,为保自家安稳、求儿平安,买了烟鬼女儿宋春莲作儿媳妇,以公鸡代季星官拜堂成亲。过门后季母交给春莲沉重的家务压力,甚至在“官二代”庄雄才的威逼利诱下,曾劝说春莲改嫁庄雄才。简短的叙述便可看出,春莲在季家的生活并不顺心,季母的爱儿心切建立在摧毁她人幸福与尊严的基础上,
但是面对庄雄才候补知县和盐务局局长身份的压制,又不得不做出退让。季母的一系列行为,既表现了市井百姓在权贵面前的无奈与顺从,又反映了笼罩在旧社会上空的阴霾氛围对底层人民的影响,浑浊的社会环境带给他们的是无尽的痛苦与折磨。莫言借助众多人物形象与奇特的公鸡意象,使我们通过十四场剧看穿近代中国社会的世情百态。
为了更流畅得叙述,为了符合戏曲唱词充满音乐感的特征,莫言在剧本台词设置中,通篇用韵,使其文顺音谐,富于音乐节奏,诵唱顺口,好唱易记,为原本就精美的故事情节锦上添花。细读唱词内容,合辙押韵,且多压“an”“ing、ang、eng”几种鼻音尾韵母。例如春莲挑盐路上对影叹息,唱词的押韵更显其孤独与苦命,“一口蛋噎得我肠搅胃翻(fan),身上冷心里暖珠泪涟涟(lian)。看人家夫唱妇随相依相伴(ban),我一人如孤雁形只影单
(dan)。看人家粉琢的婴儿怀中安眠(mian),我只有一只鸡立在身边(bian)。不怨天不怨地怨我命蹇(jian)。”[1]再比如:王豹鹰眼识破秦兴邦身份,蛮横语调暴露出他的警惕与刁钻,“看您辫子粗又长(chang),看您两眼放蓝光(guang),看您唇红齿不黄(huang),看您手指细又长
(chang),哪里像个画子客(ke),分明是个读书郎
(lang)。”[1]不同人物的定制语调与唱词,使社会各层的声音莫不音韵铿锵,剧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不仅如此,剧中“数板”的配合,也起画龙点睛之效。这种“声音的诗学”确也体现出创作者不凡的艺术功底。
总之,不论是传奇的故事情节,还是充满韵律的语言,都是为了突出鲜明的戏剧主题。莫言的创作始终致力于挖掘人性的自然美和心灵美,如早期小说《丑兵》,作品主人公内在的质朴善良弥补了形体上的瑕疵。《锦衣》中的锦羽鸡,虽为鸡身,却勇于与权贵相抗衡,是正义的象征;春莲本是多情善感的柔弱女子,苦难临头,却能挺起腰杆与命运抗争,在爱情中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相反,庄雄才好色贪婪,蛮不讲理,依仗父亲的职权为所欲为,是名副其实的“装雄才”;王豹满腹机巧,见利忘义,见风使舵,是乱世的生存能手。作家黑白分明的人物设计,加以曲折离奇的情节,共同谱写了一曲亦真亦幻的警世文本。
二、莫言的创作动机
《锦衣》发表之后,莫言接受新浪媒体的访问时谈到:“戏剧创作一直是我创作中的重要方面,我的处女作其实就是一部话剧剧本。”2由此可见剧本写作在他创作生涯中的重
要地位。从早年练笔,逐渐走向成熟,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参与编辑的剧作数量不少,剧本创作的盛产曾被人称:“莫言,其实他是一个编剧”3。的确,编剧莫言在剧本创作方面拥有不菲的成绩,他最早创作的戏剧是《离婚》
(1978年),当时他在黄县当兵,由于看了一部叫作《于无声处》的话剧,又读了曹禺、郭沫若的作品,便模仿了一把,1982年,他不能原谅自己写出“那么差的东西”,就付之一炬了。紧接着,莫言最早改编的戏剧应该是样板戏———《沙家浜》,真正跟戏剧影视结缘是因为《红高粱》
(1987年),在那之后有剧本《英雄浪漫曲》(1988年)和与刘毅然合作的《大水》(1989年)均发表在《中外电影》上;此外还有《锅炉工的妻子》《姑奶奶披红绸》(与懿翎合作)、电视剧剧本《红树林》(后整合为长篇小说)、《雪白的墙》和《梦断情楼》等作品[7],只不过并未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出现在大众面前,所以不被读者所熟知。2012年,作家出版社编《我们的荆轲》一书入莫言文集,收录三部剧作,与读者见面,并获得好评。可以说,在漫长的文学生涯中,莫言始终没有放弃对剧本创作的执着与热爱,一贯坚守着成为戏剧家的梦想。这样看来,时至今日,他的戏曲文学剧本《锦衣》便是水到渠成之作,是在多次的磨练试笔与学习中,重磅推出的、向传统戏曲回归的大作。
从最新推出的几部作品可以看出,年过六十的莫言,创作热情并没有减退,并且还保持着文体多样化的个性特征。这次他的首献礼选择了戏曲文学剧本,不单是个人创作顺理成章的结果,更是对家乡曲艺的回馈与报答。莫言从小是听戏长大的,故乡高密的地方小戏茂腔,已不止一次被莫言在访谈中提及,并且在小说创作里也发生了作用,例如《檀香刑》《透明的红萝卜》里都有涉猎。确实,茂腔在莫言生命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于农村的落后和童年生活的单调枯燥,听戏便成为那个年代孩子们的乐趣和依靠,久而久之,对声音文字敏感的莫言就可以记住曲调唱腔,还能改编唱词、参演茂腔戏;看了苏联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莫言自编茂腔:“列宁同志很焦急,城里的粮食有问题。马上去找瓦西里,让他下乡搞粮食……”[8]2他带着用白线染黑的胡须在学校操场的领操台上表演。童年的特殊经历使莫言成为民间戏曲的发烧友,这地方小戏尽管在他人眼中悲切难懂,却在他心中扎了根,也成了最难以割舍的、对故乡的特殊情结。茂腔对莫言的影响正如张宜琦的表述:“由于自幼耳濡目染、心诵口唱,茂腔成为莫言心中高密东北乡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也成为多思与敏感的他所依附的高密东北乡文化里的一条精神之根。”[8]5茂腔在莫言心中,是高密的象征,也是追寻故乡的源头。所以,面对当代80、90后目光转向影视娱乐和流行音乐,茂腔发展处于瓶颈期的现状,
莫言对振兴茂腔寄予厚望并施以实际行动。在2008年2月高密文艺座谈会上,他说:“我觉得我们茂腔要振兴,首先就是应从剧本上来突破。我们的茂腔能不能在近期内,就是在三五年内,打造这么一台具有高密特色,表现了高密文化特点的,表现我们高密历史现实的,当然也表现我们高密现代精神风貌的这么一台戏,让这么一台戏成为我们高密的一张名片,我们走出去,到北京、到上海、到济南、到外地演出。我们的眼光放得更加长远一点,随着高密进一步发展,随着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我想会有更多外国朋友来到高密。除了让他们看我们的山山水水,让他们欣赏我们的美食,欣赏我们的城市美景之外,还要让他们看一看我们的茂腔戏。我觉得这是我们奋斗的一个目标。”[8]84在2010年央视戏曲频道的“燕升访谈”节目中,莫言更表示,在剧本创作方面,要建立起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联系,有较高的思想性。4这使我们看到《锦衣》的价值所在,其中接地气的人物情节设置、宣扬人性真情的警世文本,用它发表后的流光溢彩向我们证明了,莫言借助茂腔再一次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茂腔依仗着莫言的眷恋,以崭新的面貌走出高密,走出山东,走入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视野中。从这个角度考虑,这应该是《锦衣》最感性的创作动机,同时也是最崇高的创作动机。
莫言在2012年获诺奖之后,“接下来的作品”便成为媒体和评论家共同关注的重点,五年零作品发表,某些媒体为制造噱头,称其遭到诺奖魔咒。其实,莫言在期间多次访谈中曾表示,为了创新,为了令人瞩目,为了不重复自己,他一直在寻找自己写作的个性化与特色,并没有停止创作。他认为:“中国文学要在世界文学大格局里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必须写出中国特色。”[9]莫言的中国特色即是在创作中带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在学习西方写作理念后,回归到本民族的土壤中。所以,他在作品中深刻地表现了民族精神本身,挖掘了农民身上潜在的、充满野性的生命力,以揭露的方式试图拯救衰退的民族精神。民间艺术,作为民族化的形式资源,逐渐地被借鉴到莫言的笔下,其中表现最突出的便是《檀香刑》。《檀香刑》在结构上以“凤头部———猪肚部———豹尾部”呼应古戏曲理论中的故事结构,小说里的戏词来自茂腔剧本的选段,还在每章正文前都有一段茂腔唱词,以制造舞台效果的虚拟化,使整本故事如一台大戏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刑场便是舞台,受刑者、施刑者、观看者等均参与了表演。《檀香刑》以其创新的小说形式和独特的叙事探索,向传统艺术形式致敬。在小说后记中莫言提到:“《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尚的书。《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可惜我撤退的还不够到位。”[10]如果说《檀香刑》“撤退”得不够到位,仍受到
小说文体方面带来的多方面限制,那么《锦衣》则初步实现了他的梦想。《锦衣》全面向传统戏曲复归,展现出山东民间文化的丰沃,茂腔、柳腔等唱词中氤氲着民间戏剧的生命底色,一曲京胡奏响底层百姓的命运交响曲,涵盖了当地百姓的婚丧嫁娶、方言俗语、道德观念等等,延续着他在《檀香刑》中的茂腔、《蛙》中的多幕话剧等的精神血脉。
在谈到《锦衣》时,莫言这样说:“由于受过民间文化尤其是戏曲的滋养,我一直想做这样一个尝试,也作为我对民间文学的报答。”5《锦衣》以我国传统精粹艺术为形式,以民间传奇故事为原型,以普通百姓的日常为画面,以当地民风民俗为衬托,用作品完美地阐释了其“报答民间文学”的创作目的。“作为老百姓写作”的莫言,始终不忘自己民间文学家的身份,用众多作品构建起“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的同时,也利用民间资源向我国传统文化、民间文学致意。总之,莫言选择了茂腔、选择了剧本创作、选择了民间传奇和鬼怪故事的结合、选择了弘扬人性真情为主旨,便是他不忘初心的结果;他对剧本创作多年的坚守、对成为剧作家的强烈期盼、对振兴茂腔的殷切希望、对民间文学文化的回馈与报答,就是他编写《锦衣》最核心的创作动机。
三、《锦衣》的突破与超越
《锦衣》的出现,不论是莫言创作水到渠成的显示,还是对故乡茂腔艺术发展所做的巨大贡献,亦或是在受到民间文化感染的情况下,对民间文学的报答,这部戏曲文学剧本都让我们发现,莫言在将全新的内容移入他的王国、拓展他的疆域,他在用新的创作方式来树立自己的个性化特征,他在新时期以来,戏曲、戏剧发展滞缓的条件下,为古老戏曲的发展注入活力。
每当莫言拿起笔,每当新作问世,“高密东北乡”的字眼就会出现在大众面前,莫言无法割断与这个地方的联系,也无法在下笔时脱离它的束缚,在莫言看来,从母亲将你生下的那天开始,就和这片土地有了无法割舍的联系,熟悉这里,书写这里,都是人之常情。新作《锦衣》再次将故事发生地安排在高密东北乡,是莫言的常规手法,而超越故乡作为他始终贯彻的创作理念,也使《锦衣》拥有了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效果。《锦衣》中,莫言将祖母讲的鬼怪故事和革命党起义的传奇历史融合在一起,用自己的想象力给它插上翅膀,用记忆重塑故乡,还原清末宣统三年,百姓的生存面貌和情感历程,官员的昏庸无能以及革命党的英明神武,拓展了莫言创作在历史时间轴上的范围。他在用自己的方式重写高密,让他一手建起的“高密东北乡”不仅在内容上更加饱
满,也在历史上更加厚重。
在读者看来,莫言的作品,不变的是高密东北乡,变的是别出心裁的写作技巧和文体样式。纵观莫言多部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文体形式的创新是有目共睹的,在论述莫言的文学成就时,王德领表示:“一个作家不光是要把内容呈现给读者,还要有独创性,莫言的独创性就在于他的文体意识,独一无二的感觉描摹以及对历史、人性命运的洞察。”[11]仅从莫言的几部长篇小说,便可以看到其在文体方面的创新意识,例如《檀香刑》以“猫腔”这种戏曲结构谋篇布局,作家以“现代说书人”身份直面读者,绘声绘色地讲述百姓抗德的英勇事迹;《蛙》采用四篇书信与一部多幕话剧的形式,展现了新中国近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天堂蒜薹之歌》每章开篇都有一曲瞎子张扣的说唱,以民间叙述角度来看待蒜薹事件等等,这些都被众多评论家认为是创新。莫言在有意地用独特的方式来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使自己在中国作家群体里与众不同。此次莫言推出戏曲文学剧本,无疑是他文学创作的一次飞跃,尽管之前也创作过多部剧本,涉及电影、电视剧、话剧等领域,但是真正作为文学意义上的、从文学审美角度出发的、公开发表的戏曲剧本,《锦衣》还是第一部。对此,莫言表示,这是一种尝试,同时也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试图开拓他艺术创作的领域。对作
家而言,重要的是找到新领地,不去重复别人,莫言的《锦衣》不论是对于莫言个人创作而言,还是对于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而言,都是全新的,这种个性化的写作更像是一次冒险与挑战,这样的挑战是有意义的。享誉全球的莫言,发表了戏曲文学剧本《锦衣》,这是一部将中国元素、中国文化面向世界的作品,是用中国的声音与世界对话的作品,“千百年来,戏曲作为我国的传统文化,它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品貌形态,逐渐成为中国人思想观念和人生感悟的载体,保存了我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的典型特征”[12]。莫言用《锦衣》再次将高密东北乡的痛苦与欢乐,呈现给各个国家的读者,是用戏曲这种独特的文化样式,代表着中华文化与世界进行交流的最好表达。
《锦衣》作为一部全新的茂腔剧本,也是对传统茂腔的突破。在莫言看来,茂腔唱腔悲凉,旋律婉转凄切,如妇女哭泣,多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传统题材。新时期新形势下,旧题材戏曲的受众群体已越来越少,如何使当地曲艺与时俱进,保持先进性和开放性,成为当务之急。在此之前,为了茂腔推出新剧目、走向全国,莫言曾亲自担纲创作现代大戏《刘连仁》,现在又推出戏曲文学剧本《锦衣》。《锦衣》在题材上已走入近代,内容贴近百姓日常生活,把多部民间生活场景与当下现实相勾连;板式唱腔也较传统剧目丰
富多彩,例如《锦衣》中数板的运用,以板击拍节奏,语调轻快押韵,剧中数板由王婆演唱,滑稽刁蛮的语言在数板的配合下,尽显其巧舌如簧、贪图小利的个性特征;剧本思想性、立意性也与时俱进,在现代化、快节奏的当下,人与人的时空距离越来越近,但心灵距离却越来越远,宣扬人性便成为新的时代主题,以达到崇尚人与人之间真情相待、和谐共处的目的。为满足新时代观众的需要,茂腔尽管对题材、唱腔和唱词都有不同程度的改进,但不变的是其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更有道德教化的功用。有关茂腔传承的价值和意义,有学者作如下表述:“茂腔始终贴近民众生活,内容涵盖当地百姓的婚丧嫁娶、道德观念、日常生活、方言俗语等等,作为一种本土文化,宣扬的是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贬斥的是假、恶、丑现象,格调积极向上,对增强人们道德观念、提高公民的文明素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3]《锦衣》这部警世文本,以其独特的叙事特色充分挖掘了传统茂腔的价值,也在单纯的惩恶扬善等基础上彰显了人性向善的本质。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戏剧大国,我国戏曲作为世界戏剧的三大渊源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十分辉煌与繁荣的,从宋元南戏、北杂剧到明清传奇与昆曲时代、再到国粹京剧的出现。莫言在一次演讲中也曾引用陈独秀的话阐释戏
剧的重要性:“列位啊!有一件事,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不喜欢,无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个个都诚心悦意受他的教训,你知道是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唱戏的事啊!”“无论高下三等人,看看都可以感动,便是聋子也看得见,瞎子也听得见。”6但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快节奏生活的人们便难以接受戏曲这种以慢节奏为主的艺术形式,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已经与戏曲的慢节奏格格不入;另一方面,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和娱乐方式,使单一、模式化的戏曲淡出人们的生活。所以,观众的脱离成为戏曲发展面临的最大的现实问题,随之而来的便是新剧本数量的锐减、戏剧的边缘化等接踵而至的发展困境。对此,莫言《锦衣》迎难而上,以莫言的“中心效应”带动起边缘文体的创作,他充分发掘民间的戏曲资源,并尝试对旧戏和民间戏曲的审美创造性转化,使它成为当下戏剧创作地源头活水,成为对于新时期文学史戏剧史的补充,以引起更多观众和评论家对于戏曲的重视。
《锦衣》,这部来自高密东北乡民情、民性和民魂的戏曲文学剧本,莫言借此完成了对于民间资源和民间传说的借鉴与发挥,续写了对于故乡、童年执念的篇章,从真正意义上再次为高密文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锦衣》,这部来自古老戏曲繁衍下的新型现代戏剧,以大团圆的结局、跌宕起
伏的情节走向、音韵铿锵的唱词语言等,向传统文化致敬,向新时期戏剧文学靠拢,并以此为代表再次与世界文化相连接。《锦衣》,这部来自快时代下的产物,其中披露的人性的致命缺陷、近代社会的种种弊病,宣扬的世道人心、伦理观念,都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是民之所向。在不久的将来,这部戏曲可能会以舞台演出的形式出现在更多市民百姓的视线中,舞台的幻化效果、茂腔的凄切唱腔、充满音乐感的唱词语言等等,定会给我们带来一场完美的视听盛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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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元白.写给老师的中国戏曲史(前言)[M].杭州:浙
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
[13]庄妍.茂腔的演变与艺术价值[J].中国戏剧,2016(6):58-59.
注释
1详情参见莫言:《用耳朵阅读》——2001年5月在悉尼大学的演讲,选自杨守森:《莫言研究三十年》,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第26页。
2《莫言谈戏曲文学剧本<锦衣>:这个故事是我母亲跟我讲的》,来自新浪,2017年8月31日,网址:http://tran.news.so.com/ctranscode?u=http%3A%2F%2Fnews.sina.com.cn%2Fo%2017-8-31%2Fdoc-ifykpzey3312627.shtml&m=172f13446801d07581695aa47b2030f9149a7841&q=%E8%8E%AB%E8%A8%80%E5%B8%A6%E6%9C%89%E6%88%8F%E5%89%A7%E7%9A%84%E4%BD%9C%E5%93%81&t=news&sid=25ab4d29215227b64ac65ae85594242c&tc_mode=news_recom。
3《莫言,其实他是一个编剧》,来自网页,网
址:http://ent.ifeng.com/zz/detail_2012_10/13/18226230_0.shtml。
4《莫言的乡音乡情——高密茂腔》,CCTV11戏苑百家——燕升访谈。
5《莫言谈戏曲文学剧本<锦衣>:这个故事是我母亲跟我讲的》,来自新浪,2017年8月31日,网址:http://tran.news.so.com/ctranscode?u=http%3A%2F%2Fnews.sina.com.cn%2Fo%2017-8-31%2Fdoc-ifykpzey3312627.shtml&m=172f13446801d07581695aa47b2030f9149a7841&q=%E8%8E%AB%E8%A8%80%E5%B8%A6%E6%9C%89%E6%88%8F%E5%89%A7%E7%9A%84%E4%BD%9C%E5%93%81&t=news&sid=25ab4d29215227b64ac65ae85594242c&tc_mode=news_recom。
6莫言的《锦衣》和高密的客人,来自凤凰网,2017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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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八：文艺座谈会莫言发言
在“祝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座谈会”上的致辞作者：王文章
来源：《艺术评论》2012年第11期
尊敬的莫言先生，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在这里举行祝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座谈会。欣闻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消息让大家欢欣鼓舞。莫言获奖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特别是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莫言的各位同仁，我们更是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为莫言获奖感到高兴，发自内心地祝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想今天的座谈会，就是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同仁向莫言同志祝贺的一个座谈会。同时我们还邀请了院外的一部分著名的作家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我想大家坐在一起是作为一家人来表达我们对莫言的祝贺之意。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应该是实至名归。现在是我们中国当代的文学创作、文化发展的形势、成果和环境最好的时期。莫言的获奖也说明了我们这个发展时期、发展成果，得到了国际间的普遍认定。当然，不论国际社会认定或者不认定，我们都在发展，但是国际社会的认定也是非常重要的。当今整个国际社会一体化发展，在这个世界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时代，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融入整个世界发展的格局是十分重要的，会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作出重要贡献。我们不能孤立自己，我们的文学、我们的艺术创作成果，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定。我想这次莫言获奖，就说明了国际社会对莫言文学创作和我们当代文学创作、以及中国文化的发展，在关注、在肯定，这个很重要。莫言获奖后，莫言的文学作品，会得到世界上更多读者的关注和阅读，也会带动世界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创作和发展的关注，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应该感谢莫言，因为他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这个杰出群体里最优秀的代表之一，为我们中国人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由此，带动中国当代文学及中国文化在与世界对话中的意义不言而喻。我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拥有莫言这样一位举世瞩目的优秀作家深感骄傲。莫言获奖后，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许多同志给我来电都表达了这样一种心情，并建议要开一个座谈会为莫言祝贺。我今天在这里特别代表中国艺术研究院所有的同仁，发自内心地祝贺莫言获奖。我想莫言创作的成绩，今天我们很多的评论家会加以总结。莫言同志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的院长，跟我院所有的学者和作家、艺术家一样努力尽职尽责，为我们这个时代文化艺术的发展在奉献他的聪明才智。
去年范曾先生获得法国总统骑士勋章，我们也开了座谈会。我们院里很多的学者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和专家。我想这次莫言的获奖，给了我们更多的激励，激励我们更好地发挥聪明才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为我们的文学艺术创作以及我们的学术研究，为我们国家和时代的文化艺术发
展贡献力量。我简单做一个开场白，代表中国艺术研究院所有的同仁真诚地祝贺莫言获奖，他为我们国家和中华民族赢得了荣誉，我们应该感谢他。希望莫言同志不断有新的创作成果问世。谢谢大家！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
王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