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政治笔记免费阅读（3篇）强国政治笔记免费阅读 关于政治的读书笔记 【篇一：《国际政治理论》读书笔记】 《国际政治理论》读书笔记 《国际政治理论》作者是肯尼斯华尔兹，本书的出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强国政治笔记免费阅读（3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强国政治笔记免费阅读
关于政治的读书笔记【篇一：《国际政治理论》读书笔记】
《国际政治理论》读书笔记
《国际政治理论》作者是肯尼斯华尔兹，本书的出版标志着结构现实主义学派的确立。书中，作者首先花了很大篇幅去阐述“什么是理论？”并检验已有的重要理论和方法，然后修正现存理论的缺陷从而构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最后又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适用性进行检验。
作者首先指出许多国际政治学者未能厘清“规律”“理论”等词的科学应用规则，导致词汇的错用、滥用，这就导致了理论的瑕疵与缺陷。作者所认为的国际政治理论应当是高度抽象的，不能将理论希望解释的东西添加到理论中去。一种符合科学哲学标准的理论，其概念和假说必须客观、精确、和可测量。“规律”是对事实的一种观察，而“理论”则是对规律的解释，或者说是为了解释事实而进行的思辨过程。作者反对将理论视为关于某一特定行为或现象规律的结合或系列，他认为这一做法只能收集到更多数据并从中总结出更多的关联性，但不能给出任何对原因的解释。也就是说这种方法得到的所谓的理论其实质仅仅是规律。因此作者反对归纳法，因为归纳法只能解决问题的片段，而将这些片段相加并不能给出任何对事物的解释，因为要被认知的课题是无穷的，我们无从知道该将哪部分相加，也无法得知这种相加是否合适。同时，理论与现实相关，然而理论本身需要独立于现实世界。事实不决定理论，对同一个事实可以有多个理论适用，理论可以被不断替换，而现实世界的规律将永久保持不变。
关于检验理论的方法程序上，作者在给出检验程序的同时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要用足够清晰可信的方式来发现和表述理论，以使检验值得进行。而国际政治领域内现实却是很少有理论能够清晰并符合逻辑地定义其术语，指明各理论变量间的关系。
国际政治是一个过于复杂且庞大的领域，作者认为仅用还原方法不足以构建一个有力的解释，因而需要采用一种系统分析的方法。作者以霍布森-列宁帝国主义经济理论为例讨论了还原主义理论方法的局限性。作者通过自己的理论检验程序对霍布森-列宁帝国主义经济理论的三个基本假设在逻辑上提出质疑，并用史实和现实观察反驳了这三个基本假设，也就是说霍布森-列宁帝国主义经济理论本质上
是一个经济性的理论而不是政治性的理论，而列宁的帝国主义战争论和资本主义灭亡论根植在其经济理论之上，从而也就否定了这一理论在逻辑上的有效性。作者通过这一例子指出了还原主义方法的缺陷：还原主义方法的实质是通过研究各个组成部分来理解整体，然而通过这种方法得出的理论在宣传具有普遍性的同时其本身却往往只是一个片面的理论。因此作者主张采用系统方法，在阐明系统方法是什么的之后将其与分析性的方法相比较。分析性方法是常用的科学研究方法，其实质是将整体还原为分离的个体，然后检验各部分的性质和彼此间的联系，而对整体的理解是通过对处于相对简单状态的各要素的研究以及对其联系的观察得来的。作者指出分析性方法是有效的，然而只有在系统层次的影响不存在或是异常微弱的情况下分析性方法才是充分的。而倘若结果不仅受到变量性质以及彼此联系的影响，那就应该采纳系统方法。
作者将系统定义为一系列互动的单元，也就是说系统一方面要含有一个结构，另外一方面要含有互动的单元。这里所说的结构是指一系列的约束条件，结构限制的同时也塑造了行为体和机构，并促使行为体和机构在存在差异的前提下运作出同质的结果。结构不是政治机构的集合，而是他们的排列。不同方式的排列和组合的单元具有不同的行为方式，在互动中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作者通过对三个被认为是系统理论的国际政治理论进行分析，批评了过去流行的几种系统方法。对于理查德.罗斯科兰斯的理论，作者认为缺乏一个系统层级的概念，只构建了一个框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系统理论。斯坦利.霍夫曼理论的问题则在于将结构定义为一个诸多项目的集合，由此导致了原因的混乱以及原因结果的混淆。作者重点分析了卡普兰的系统理论，认为卡普兰混淆了国际系统与其所处的环境，同时也难以确定国际系统的特性，再者卡普兰未能将系统的特性与系统的环境以及该系统的各组成部分清晰的区分开来，从而严重制约了其理论的解释的范围。
理论解释行为的规律性，使人们预期互动单元所产生的后果将发生在某一限定的范围之内，但国际政治行为体的行为是不确定的，国际政治理论必须要对这些不确定的行为加以解释。行为主义方法通过建构关于国家行为互动的命题来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然而，单元层次的论述并不能解释在系统层次观察到的现象。由于国家行为者及其行为的多样性无法与结果的多样性相对应，因此，系统在其中
发挥着作用，因而国际政治系统理论是必要的。作者所说的系统理论能够描述既定系统内国家行为和互动可能产生的后果的范围，显示这一预期范围如何随着系统的改变而改变，同时也能反映出不同结构系统回去产生、施加什么样的压力，提供何种可能性。
作者认为不管在有无政府状态下暴力总是存在的，无政府状态也并不等同于混乱、毁灭和死亡，这适用于国际系统。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区别不在于是否使用武力，而在于结构的不同以及二者处理暴力的组织模式不同。在这样一个自助系统中，每个单元都要花费部分精力来发展自卫手段，而非用来促进自身福利，即使国家置身于不断加深的相互依赖之中（或者说合作之中），但因为在自助系统中，对安全的考虑仍然会迫使经济利益服从政治利益。此外结构可以通过改变单元之间能力的分配而改变。作者认为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即无政府秩序以及系统由谋求自身生存的行为体构成，均势政治就会盛行。国家的首要关注不是权力最大化，而是维持自身在系统中的地位，即国家谋求权力制衡，而非权力最大化。结构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体系的变化，是由各单位实力对比的变化所造成的。简单讲，是由大国数量的变化而造成的。大国数量减少时，相互依赖也倾向于随之减弱。作者以美国经济为例论证了经济相互依赖随着大国规模变化而改变。又以美苏为例解释了系统中只存在两大强国的优点，即两极世界优于多极世界。
【篇二：施米特《政治的概念》读书笔记】
对自由主义国家观念的批判——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
舍勒在柏林德国政治研究院1927年年度庆祝大会上应邀发表演讲——“协调时代中的人”。在这次演讲中，舍勒认为，现时代的总体趋势是“协调的时代”，而且协调本身并不是我们选择得来的，而是不可逃避的命运；不久之后，施米特也应邀到该学院演讲，演讲的题目是“政治的概念”，认为政治的本质是划分朋友和敌人，这种政治才是人类不可逃避的命运。施米特在这次演讲的基础上整理了《政治的概念》，最初刊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1932年施米特出版了单行本，修改了原文中对自由主义政治论迁就的立场，增补了三篇附论和一篇1929年发表的《中立化和政治化时代》的论文，1933年版时取消了32年的附文，36年重印时恢复了32年的版本，并撰写了新的序言。《政治的概念》对于施米特就如《利维坦》对于霍布斯一样，迈尔曾说过：施米特之所以声名鹊起或者说是恶名昭著，正是因为他的《政治的概念》，而非别的什么著作。
在此，我们可以将施米特的国家学说解读为民族国家（之所以认为施米特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主要还是从《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中解读出来，在政治的概念中施米特虽然一直强调国家和主权，但他并没有像韦伯一样——明显地以德意志作为分析标的并直接表达其对于德意志发展的担忧，施米特在本文中所论述的是普遍意义上的国家），目的在于反对自由主义的国家学说的“政治不成熟”。当然这里必须得指明的是：到20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对于英法美等国家的国家建构主要起着积极作用，三权分立、代议民主等等都是自由主义的贡献。从他的民族国家的特征，可以分析出施米特对于自由主义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当时世纪初的德国的纯粹法学派和政治浪漫派。原因在于：一战结束以后，德国和战胜国签订一系列合约，废除了君主立宪制度，按照英法等国的民主自由思想建立魏玛共和国。但实际状况是当时的德国经济萧条，社会秩序混乱，政党政治高于国家政治。而政治浪漫派的特征在于：对政治采取审美的态度，处理政治问题的方式是交谈，对现实政治的批判的态度是反讽。这一切导致他们在政治上不可能成功，因为决定人类命运的事务进程的只能是那些能做出决断的人；而纯粹法学派企图用法律实证主义，把国家内部事务的法律权限限定在司法程序的范围内。二者都不能解决当时德国的困境。因此，施米特迫切希望建立一个权威性的政权以保证国家的强大。以此为核心理解《政治的概念》，我们才能体会为什么施米特一再强调政治、主权、对抗。
因此，在《政治的概念》中，施米特实际上就是以自由主义作为靶子进行批判。我们先从《中立化和非政治化的时代》开始分析：
施米特分析了欧洲精神在近四个世纪经历的几个阶段：从神学领域发展到形而上学领域，进而又发展到人文—道德领域，最终发展到经济领域。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人的嬗变从这几个不断转换的中心来理解的。
到了19世纪，技术主义与作为一种“工业主义”的经济学说保持密切联系——技术的进步业已令人叹为观止，甚至波及社会经济状况，乃至一切道德、政治和社会、经济问题均受其影响。一种“新的宗教”应运而生，它承诺所有问题都能通过技术进步得到解决。20世纪不仅成为技术的时代，而且成为把技术作为宗教信仰的时代。施米特对所谓技术时代的历史解释就是：19世纪欧洲的自由主义国家把自己描述成处于不可知的中立状态，并以为其存在的正义性恰恰出于其中立性。
最终的中立性基础，因为显然没有比技术更中立的东西了。技术服务于所有人，解决所有争议，成为达成普遍协调的基础（舍勒在1927年的演讲）。
施米特认为：技术始终只是一种工具和武器，恰恰因为它服务于所有人，它不具备中立性。从技术本身不能产生任何决断——技术本身既可以是革命的，也可以是反动的；既可以为自由服务，也可以为压迫服务；既可以用于集权，也可以用于分权。事实上，纯粹技术原则和观点中，不能产生任何政治问题，也无从产生任何政治答案。
这里“技术性”我们认为，很明显不仅仅指科学、经济、军事中的技术，还包括政治、神学、道德的技术。从政治上来说，启蒙运动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设计的一整套关于国家建构的理论、以及纯粹法学派的法律实证主义都属于施米特定义的技术。从施米特的逻辑，我们可以推论出，理想的制度设计的确有利于政治的发展，但是无论多么精妙、完善的制度构建，如果缺少了脱离了国家、主权、斗争等基本命题，很难真正起作用。尤其是在“非常情况”下，迷信技术会使人无法决断，纵容那些利用技术侵犯人的行为。
（本书共分为八部分：一，“国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二，“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三，“战争是敌对性的显现形式。”四，“国家是政治的统一体，因多元论而出问题。”五，决断战争和敌人——“战争法权，即在特定情况下决定谁是敌人的现实可能性以及运用来自政治的力量与敌人作战的能力，属于在本质上作为政治统一体的国家。”六，“世界并非政治的统一体，而是政治的多样体。”七，政治理论的人类学始基——“所有的国家理论和政治概念均可按照它们所依据的人类学检验之，并由此分为两类，即那些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假定人在本性上是恶的，以及那些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假定人在本性上是善的。”八，“伦理与经济的两极导致的非政治化。自由主义运用某种特定的系统方式改变了所有的政治概念。”）
施米特写作本书时显然是从他认为最重要的概念开始的——国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政治最重要的标准在于敌我的划分；战争是敌对性的显现形式；决断战争和敌人的权力属于政治统一体的国家；世界是政治多样体，永久和平是不可能的；人性恶是理解政治的基础，等等。但我们发现如果将本书的顺序颠倒一下会形成新的似乎更严谨逻辑：由于人是危险的存在；敌我、战争就不会消失；政治就成为人类的生活方式和人类无法摆脱的命运；作为政治统一
体的国家必须拥有绝对主权，否则民族、国家将不可能有尊严的生存，甚至无法生存。
下面我们重点分析施米特国家建构逻辑中的几个关键环节：
一，施米特的人性论
施米特认为：所有国家理论和政治观念均可按照它们所依据的人类学来检验，并由此分为两类，即那些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假定人在“本性上是是善的”以及人在“本性上是恶的”。也就是要回答：人是否是一种危险的存在的问题？
施米特首先指出，坚持人性善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都不是一种政治理论，也不是一种政治观念，因为他们没有提出一种实际的国家理论，也没有靠自己找到改革国家的途径，它只是试图把政治限制在伦理领域并使之服从于经济。这里我们认为如果将“自由主义界定为”当时的德国自由主义学说是合理的，如果界定为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自由主义是过于偏颇的，施米特接下来以批判的口吻论述了“自由主义创造了一套权力分割和平衡学说，即一套监督和制约国家与政府的体制。这既不能看作一套国家理论，也不能看作一套基本的政治原理”，但施米特所批判的恰恰是自由主义的贡献。无可置疑的是现代国家的一切理论、制度甚至思想都是自由主义的，斯特劳斯认为施米特本人也只是在自由主义的范围内批判自由主义而已。
施米特指出所有真正的政治理论均假定人性邪恶，也就是说人绝不是一种没有任何问题的生物，而是一种危险的动物。接受这一观点的伟大思想家包括马基雅维利、霍布斯、黑格尔以及基督教的神学家等，当然也包括施米特自己。在施米特看来，政治领域最终为敌对的现实可能性所决定，所以政治概念和观点不能完全从人类学的乐观主义出发，这样会消除敌对的可能性，并由此消除所有的政治后果。而且善与恶不能用一种简单的伦理学二分法来定义
——恶能够以腐败、软弱、怯懦、愚蠢或者残忍、肉欲、冲动、无理性等面目出现；“善”则可能以种种相应形态如合理、完美、能被操作、传授以及平等面目出现。显然，在施米特这里，恶并不是一种道德性，而是对于我的危险。如霍布斯笔下的具有狼性的人——每一个人都想占有同一件事物，但资源是有限的，于是有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你很难界定这究竟是不是道德意义上的恶，就像无法界定一只狮子要吃一只兔子是不是恶一样。施米特所定义的恶借助了霍布斯的“自我保存”理论，因为人是危险的动物，侵犯
了我的自我保存，所以人是恶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保存自我而侵犯他人，所以人性是恶的。正如基督教的原罪一样，因为，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偷吃了禁果，所以人生来就是有罪的，而不论你是否犯罪。
二，敌我划分与战争
通过对施米特人性论的解读，我们了解施米特坚持性恶论，但他所定义的恶是生存意义上的恶而非道德意义上的恶。基于此，我们就能理解其朋友和敌人的概念。
施米特指出：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朋友和敌人的概念必须在其具体的生存意义上来理解。从这里，我们可以对施米特的敌友观念做三方面的概括：
1，朋友和敌人的划分是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的具体政治性划分，即敌我划分是讨论政治的基础。施米特指出，政治造成了最剧烈、最极端的对抗，而且每一次具体对抗的程度越接近极点、即形成敌—友阵营，其政治性就越强。当这种敌对蜕化各种谋略、实践、竞争和阴谋时，最初的敌—友阵营便只剩下某种对抗的契机。这里施米特对自由主义将政党政治代替国家政治进行了嘲讽，他认为一切概念都包含敌对性，一旦敌—友阵营的划分消失，政治就变成了幽灵般空洞的抽象。
2，施米特敌友的划分不是基于道德意义上的。朋友和敌人的划分表现了最高强度的统一和划分，联合和分裂。它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独立存在，而无须同时借助于任何道德、审美、经济或其他方面的划分。也就是说政治敌人不一定非要在道德方面是邪恶的，或在什么方面是丑陋的；他也不一定非要以经济竞争者的面目出现。在此，施米特批判了自由主义试图在经济学的立场上把敌人变成竞争对手，从知识的角度把敌人变成论争对手。这样，就将政治概念与经济、道德或其他概念想混淆了。实事上，政治不是一个与道德、审美、经济并列的领域，而是存在于一切领域之中。这表明政治就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存状态，是人类不可摆脱的命运，所以，任何中立化和非政治化都是幻想。
3，敌人的概念是基于生存意义上的。在施米特敌友模式中，显然，敌人是占有更重要地位的，这正是施米特区别于其所批判的自由主义的地方。但施米特对于敌人的划分有着自己独特的标准：首先，敌人为什么会出现？施米特认为敌人毕竟是外人，非我族类；他的本性足以使他在生存方面与我迥异，所以，在极端情况下，我就可
能与他发生冲突；判断哪些人是敌人，在于实际参加者的正确认识。理解和判断具体的情况并解决极端的冲突问题。其次，如何认识敌人？施米特认为，在道德上邪恶、审美上丑陋或经济上有害的，不一定必然成为敌人，划分敌友基于政治固有的客观本质和自主性；最后，哪些人是敌人？敌人不是指那些单纯的竞争对手或泛指任何冲突的对方，敌人也不是为某个人所痛恨的私敌。只有当一个斗争群体遇到另一个类似的斗争群体时，才有敌人存在。敌人只意味着公敌。敌人的划分
不是基于道德意义上的而是出于生存意义上的。只有当其他人侵犯到我的生存时，他才是敌人。
基于以上施米特对于敌友观念的划分，我们能推倒出他对于战争的看法——战争是敌对性的显现形式。由于存在生存意义上的敌友关系，每个人基于自我保存的天性必然会卷入战争之中，而战争作为一种始终存在的可能性，典型地决定着人类活动与思想并造成特定政治行为的首要前提。反而推之，如果世界没有战争而是永久和平，那么引起战争的敌我阵营就不可能存在；而一旦作为政治划分标准的敌我划分不存在，那么施米特的整个政治体系就不可能存在。所以，对于舍勒等人所颂扬的协调、永久和平思想，施米特必然持批判观点。
自由主义否定敌人的存在，认为在经济学领域没有敌人，只有竞争对手；在彻底的道德和伦理领域没有敌人，只有论争对手，一切冲突、矛盾无不可以通过理性采用包容和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和平主义形成一股潮流，日内瓦国际联盟的成立就是最显著的证明。
施米特认为永久和平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多元的而非统一的政治世界不可能存在一个统一的权威，朋友与敌人的划分也必然存在。施米特指出日内瓦国际联盟并没有消除战争的可能性，正如他没有废除国家一样。而且他制造了新的战争的可能性，不但允许战争的发生，认可联盟战争，而且通过把某些战争正当化以及授权某些战争而扫清了走向战争的许多障碍。这里施米特显然是指日内瓦国际联盟滥用“人类”名义发动战争的虚伪性——联盟表面追求世界和平，但在现实政治中并没有真正消除战争发生的因素，并且以人类的名义发动战争。在施米特看来，人类是无法发动战争的，以为人类没有敌人；以人类为名义发动的战争，其实质是一场某个具体国家试图篡取这个普世概念以反对其军事对手的战争。更为严重的是，一
旦垄断了人类这个概念，就可以否认敌人具有人类的品质，宣布敌人为人类的犯罪；借此，一场战争就会变得极端非人道。
因此，除非国际联盟能够真正成为一个政治统一体，而不仅仅是一个松散的国家联盟，否则，就不可能消除敌友关系，也就不可能消除战争的危险，永久和平只能是一种美好的乌托邦。
三，作为政治统一体的国家
由于人性恶的本质，敌我、战争并不会消失，因此每一个国家都必须作出敌我划分和战争准备，否则就会被其它民族侵略和压迫。
施米特首先对政治统一体进行了界定：任何宗教、道德、经济、种族或其他领域的对立，当其尖锐到足以有效地把人类按照敌友划分成阵营时，便转化成了政治对立。所以，如果一个宗教群体发动了反对其他宗教群体成员的战争，或参与其他战争，他就成为了一个政治统一体。真正按敌友划分阵营是人类决定性的阵营划分，即政治统一体。而只要这种统一体存在，它始终是主权性的统一体，就占据主导性的地位，因为在关键时刻的决断必然永远处于政治统一体。因此，决断敌友的权力只能属于政治统一体，即国家。
既然国家作为决定性的统一体，拥有了主权。那么自然而然的，战争法权——即在特定情况下决定谁是敌人的现实可能性，以及运用来自政治的力量与敌人作战的能力——只能属于在本质上作为统一体的国家。对于国内而言，国家必须拥有宣告谁是敌人的垄断权，如果被国家宣告为敌人一方态度强硬，就极有可能导致内战，使国家解体。因此，只要作为政治
统一体的国家尚且存在而且拥有战争法权，那么非政治的阶层就没有宣告谁是的人的权利；对于国际而言，即一个民族国家对其他民族国家而言，这个民族必须由他自己来决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是一个民族生存本质所在，一旦它不再拥有做出这种划分的能力或意志，它将在政治上不复存在。
在施米特看来，一个民族不能做出敌我划分有两种可能：一是他希望与世界其他民族和平相处。但是这种中立化的声明只能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相信一个民族通过宣告它与全世界有好相处或自愿解除武装就能完全排除敌友的划分，是一种错误，世界并不会因此而非政治化，也不会因此而进入一种纯道德，纯正义或纯经济的状况；二是这个民族国家没有能力做出决断。然而，一旦它不再拥有做出这种决断的能力或抑制，将在政治上不复存在。如果它容许其他民族来替自己做出这种决断，那么，它就不再是一个政治上自由
的民族，而是已经被纳入另一个政治体系之中，庇护与臣服的关系也就出现了。
作为政治统一体的国家必须拥有绝对主权，否则民族、国家将不可能有尊严的生存，甚至无法生存。
以上就是我对于施米特《政治的概念》的一个简单梳理。其中有几个重点内容需要进一步指明：对于自由主义的批判，生存意义，民族国家。因为仅通过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一书不一定能读出这几个概念，我们需要结合施米特所处的特殊的时代背景以及其他的著作来解读。在这里就不一一详论。
【篇三：政治类著作读书笔记】
[政治类著作读书笔记]政治类著作读书笔记中国经济取得持续高速发展，举世瞩目，政治类著作读书笔记。国际上有人提出了所谓中国奇迹或中国模式，对之称赞不已。
真实的情况是，中国的改革与经济发展是在黑箱作业下做起来的。这便于权钱交易，便于侵吞国有财产，致使国有财产大量流失。尤其以建设为名，大搞圈地、圈钱，实际上是对人民的一种掠夺。这跟原苏联不同，他们是在现代民-主转型中改革的，是公开发股票，每人一份，虽也有贪污腐-败，但都受公开舆-论监督，又有多-党相互竞争，谁也不敢作得过分。俄罗斯改革曾一度振动较大，但现在他们的经济也在高速发展。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了，现代政治也转型了。
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苏联的私有化改革和经济发展不管有多少问题，但毕竟是在有公共监督和民-主参与的前提下进行的。在那里，人民有发言权，有投票权，这就使得那里的改革——作为一个过程——具有一种基本的合法性。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的改革完全排除了公共监督与民-主参与，等于是一场公开的大抢劫，所以它的结果就不可能被民众所承认，由此形成的财富分配格局也就不可能被民众所接受。
权贵们要抢走属于人民的财产，手里不拿着枪怎么行呢?所以我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持枪抢劫。
关于政治改革
短期内中共领导者不可能推行政治改革，读书笔记大全《政治类著作读书笔记》。过去认为强人邓-小-平走了，今后中央会有不同政见者出现，从而发生互相制约。现在看来，这个看法错了。一旦当政，都会形成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这个集团的既得利益，对外也就都一致起来。因而，无论谁当政都会这样那样的要来维护这个体制。
中国模式的经济改革已经造就了一个紧密勾结的利益集团，就是一些受过西方民-主文明熏陶的留学人员也加入这个利益共同体，被权力化了，即所谓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形成三位一体。正是这些利益集团是中国的改革深入不下去，同时也制约着国家的政策路线的走向，使之向着既得利益集团的方向发展。
关于中国的将来
照目前的方向继续走，首先会使整个社会腐-败下去，不得了，会使整个体制烂掉啦!再是贫富悬殊这样厉害，两极分化这样严重，广大人民群众能承受几十年吗?当政者不是采取疏通的办法给人们以希望，而是采取高压态势加剧矛盾，形成社会严重对立，这样能不反弹吗?遇有突发事件，就会发生社会爆炸。
假如中共凭藉高压成功地维持了政权的稳定，一方面通过时间使黑钱漂白，一方面使贫富差距有所缓和，那祇会使它对人权、民-主和正义等更加蔑视。我们将面对一个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骄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强权。这样一个骄横强大的专制政权必然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构成更大的威胁。
篇二：强国政治笔记免费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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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和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1）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
（2）经过延安整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成为全党的共识。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中央七大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理论上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毛泽东思想也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记忆重点:不同时期的主要人物、提出的重大理论）--
（1）
形成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
（2）
形成邓小平理论.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
（3）
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4）
形成科学发展观。以胡锦涛为代表,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关系到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2)—（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形成于不同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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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但它们的基本点都是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一要点将在本资料第二章展开论述。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和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可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途径这一角度去记忆。可细分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的革命实践、历史传统、民族文化相结合这样三个方面。）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提升为理论.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引着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提供了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精神支柱。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倡导和体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延伸】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呢？（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
(1)它是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2）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
（3）它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现实要求。
4、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毛泽东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1）
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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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时代的主题，这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2）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化来源。
（3）
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以及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工人运动的发展，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物质基础和阶级条件.
（4）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
（1）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的萌芽。毛泽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通过调查研究，深刻论证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2）
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到遵义会议—-毛泽东思想基本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理论上论证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1930年初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实际上确立了“以乡村为中心”的观念，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理论。1930年5月的《反对本本主义》，首次明确的反对教条主义，提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提供了认识依据。具有中国革命特点的基本模式即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以及相关思想、政策的提出,则是毛泽东思想形成最主要最根本的标志。
（3）
遵义会议直至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成熟。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正确的思想，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1945年十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4）
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思想继续发展。提出要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任务，并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5、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重要内容、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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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1）
其主体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独创性发展的六个方面，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
（2）
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
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
（1）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基本观点：第一，农民不仅是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最忠实可靠地同盟者，并且是这个革命的主力军；第二，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在特殊条件下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第三，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农村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战略基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第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并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准备条件。
（2）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他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丰富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重要的政治条件。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他提出关于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及其他各项工作中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等一系列正确方针。
（3）
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
他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规定了是党指导枪而不是枪指导党等重要原则.强调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提出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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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制定了在敌强我弱形势下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4）
政策和策略的理论
（5）
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
例如，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
（6）
党的建设的理论
总结了党三大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存在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的错误，他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1）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2）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
（3）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作出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6、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历史根据、现实根据
时代背景：时代主题的转换(二战后，时代的主题开始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
历史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其它社会主义
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
现实根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经验.
识记内容补充：
1982年十二大，邓小平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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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十三大，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1992年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系统概括。
1997年十五大,正式提出“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概念,写入党章。1999年，载入宪法。
7、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和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
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
8、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重要内容、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
(如何记忆？教材从三个层次进行了概括:第一，哲学基础，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其精髓;第二，基本原理，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三,实践形态,即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以及基本战略和基本政策，是以基本原理为依据而制定的.）
(1)“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
（2）邓小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3）邓小平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
（1）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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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是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点
（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把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长处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1）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科学认识。
A.
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B.
它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C.
它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
D.
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新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2）
邓小平理论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
（3）
邓小平理论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9、“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和现实依据
（1）国际局势和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2）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和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完整版)政治理论重点笔记
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识记补充：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仍是党在21世纪伟大而艰巨的三大历史任务。
(3）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
【释义】教材提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中“党的历史方位”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①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②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实行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10、“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主要内容、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三个代表"的形成和发展：
-2002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第一次提出“三个代表”的要求。同年5月,他又指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2001年在纪念建党80周年大会，江泽民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
—200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
-2004年写进宪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
(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集中概括的内容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2）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发展先进文化的基础，是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是做好其他各项工作的决定性因素。
（3)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灵魂和保证，只有发展先进文化，才能更好地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的需要,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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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核心和目的，发展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
（1）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
（2）
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
（3）
关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思想.
（4）
关于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思想；
（5）
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
（6）
关于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思想；
（7）
关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思想。
（8）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
（9）
关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
（10）关于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的思想；
（11）关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的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表明党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指针。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
11、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依据、现实依据和重要借鉴
(1）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是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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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在新世纪新阶段的阶段性特征是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现实依据。
（3)当代世界的发展实践和发展理念是提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借鉴。
识记补充: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科学发展观。
—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写入了党章。
12、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核心、基本要求和根本方法
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13、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基本要求和重大意义
（1）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
第一、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
第二、以人为本，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第三、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第四、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
（2）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A.
这就是要求我们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
B.
要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大力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是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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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
A、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B、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C、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1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
（1)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些理论成果都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都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A.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B.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基本理论问题，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C.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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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密结合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任务,继续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2）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发展观之间既是一脉相承又是与日俱进的，是一个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前者为后者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后者是在继承前者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它们辩证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备注：(1）（2）两段是回答的要点,中间1、2、3、4是对（1）的展开论述。
15、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一理论体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方法，创造性地运用它们分析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实际，作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概括；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根植于人民的政治立场，贯彻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对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进行了理论上的总结和升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巨大勇气。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篇三：强国政治笔记免费阅读
政治历史类读书笔记【篇一：读书笔记——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读书笔记——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有一部在古希腊思想家最重要的政治学论著——《政治学》。读《政治学》，便不得不介绍其作者——亚里士多德。首先，我简单叙述下亚里士多德生平。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古希腊斯吉塔拉人，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马克思曾称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恩格斯称他是古代的黑格尔。亚里士多德一生勤奋治学，从事的学术研究涉及到逻辑学、修辞学、物理学、生物学、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美学等，写下了大量的著作，他的著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据说有四百到一千部，主要有《工具论》、《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诗学》等。其对后世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有人说：如果说柏拉图的理想国为人类国家的政治体制开启了一扇窗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为国家政治体制撑起了一片天。在西方历史上，亚里士多德对后世欧洲的影响仅次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既师承柏拉图，又有独创性的发展。那么在这里我与大家简单分享下我读著作《政治学》的总结和感想。《政治学》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创之作。它所建立的体系和一系列政治观点，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全书在对100多个城邦政制分析比较的基础上，从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这一前提出发，系统论述了什么是对公民最好的国家。全书共8卷103章，按内容可分4部分。①第1、3卷，探讨城邦、政体等基本理论。认为城邦是至高而广涵的一种社会团体，追求最高最广的善业。人类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经家庭、村坊而组成城邦。政体按其宗旨及最高统治权执行者的人数，分为正宗与变态两大类。前者为君主、贵族、共和3种，后者为僭主、寡头、平民3种。②第2卷，批驳取消私有财产和家庭的主张,评析当时的各种政制。③第4、5、6卷,论述现实中的平民、寡头、共和等政体的具体形态、变革原因及其防范措施，提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是最稳定的政体。④第7、8卷，论述理想城邦中的道德、人口、疆域、民族性和教育等问题。《政治学》主要强调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提出和谐发展教育观和教育年龄分期。
在书中，他和他的老师柏拉图一样，把教育视为奴隶主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强调教育的政治意义，要求由国家创办并管理学校教育。他还把心理学引进教育学的讨论中。他首次提出的教育须依靠并适应自然、发展儿童天性中的潜在能力的思想，开启了后代资产阶级遵循自然教育思想之先河。他最早依据儿童发展顺序作了划分教育年龄阶段的尝试，并从理论上论证了和谐发展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在西方教育史上，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并论证了教育要适应儿童自然天性发展的思想，并以之确定了教育的年龄分期，对各年龄阶段教育的要求、组织、内容和方法等具体措施提出具体意见，要求成人应根据儿童年龄特征对其进行教育。他认为人不同于其他动物，身心具有作人的某种特性。因而只有遵循这种特性，教育才能卓有成效。他把一个人从出生到21岁期间受教育的年龄按每7年为一自然阶段划分为三个时期：从初生到7岁为第一个时期；从7岁到14岁(青春期)为第二个时期；从14岁到21岁为第三个时期。他把课程分为有用和文雅两类的文雅教育思想支配欧美中等和高等教育达两千年之久。亚里士多德及他的《政治学》，既影响了阿拉伯的文化教育，促进了中世纪欧洲学校教育的发展，又对文艺复兴以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生及发展，起了相当大的启示作用。他对幼儿教育的专门论述及在道德教育中注重躬行实践的思想对今天的教育实践仍有借鉴作用。须指出的是，他的整个教育体系，体现了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其
中充满了阶级的偏见和反动思想，这些都要需要批判的。
这也正是说明了在该书中也存在许多不足取之处。不过这大部分体现在他对政治体制方面的论述。亚里士多德在书中提出了“人从本性上说是政治的动物”的命题，阐述了城邦的起源、性质、目的、任务和活动原则，提出了关于公共权力、政体、法治等方面的理论。亚里士多德将政体分为四种：寡头制、民主制、混合政体、僭主政体。例如在谈到奴隶制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亚里士多德不是一个信仰平等的人。纵使承
认了奴隶与妇女的服从地位，但所有的公.民.在政治上究竟应该不应该平等，还仍然是
个问题。他说有些人认为这是可以愿望的，根据的理由是一切革命的关键都在於财产的规定。他反对这种论证说“最大的罪行乃是由於过多而不是由於缺匮；没有一个人是因
为要躲避冻馁才变成为一个暴君的”。在我看来，他的诸多观点也是矛盾的！比如：
亚里士多德说，选举行
政官的办法是寡头制的，而用抽签来任命行政官才是民主的。在极端的民主制裏公
民大
会是高於法律之上的，并且独立地决定每一个问题。雅典的法庭是由抽签选出来的大量
公民所组成的，而不需任何法学家来帮忙；这些人当然易於被雄辩或者党派的感情所左
右。所以当他批评民主制的时候，我们必须理解他所指的是这种东西。他强调要以统治政党的经济地位来区别寡头制与民主制：当富人完全不考虑到穷人
而统治的时候便是寡头制，当权力操在贫困者的手裏而他们不顾及富人的利益时便是民
主制。君主制比贵族制更好，贵族制比共和制更好。但是最好的一腐化就成为最坏的；因
此僭主制就比寡头制更坏，寡头制就比民主制更坏。亚里士多德就以这种方式达到了一
种有限度的为民主制进行辩护；因为绝大多数的实际政府都是坏的，所以在实际的政府
中，民主制倒也许是最好的。
民主的政府比寡头制更不容易有革命，因
为寡头们彼此之间可以起纠纷。寡头们似乎都是些精力旺盛的家伙们。他告诉我们说，在有些城邦里寡头们宣誓说：“我要做一个人民之敌，我要竭尽全力设法来对他们加以
一切的伤害”。亚里士多德把国家的整体是建立在社会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上，在此基础上探讨国家的问题，他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认为人按照其本醒必须结合成共同性才能生存，国家也由此产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人，人是社会的产物，具有社会性的。哲学最大的魅力就是它能把把看似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复杂的世间万物抽象成具体的东西。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体制并非完美无暇的，它有一个致命的硬伤，他在国家的必备条件里说过，一个国家只有广阔的土地是没有什么益处的，但广阔的土地又是必要的条件，他眼中国土的最大限度是：能让所有的公民都可以互相了解，能够在一起召开并便于管理会议。这不仅让人有点失望，他所提出的政治理论尽限于雅典这么一个小城邦，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但是不具有一般性，根本不可能进行推广的。具体后人有没有借鉴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学说付出实施我也不知道的，即便是有我敢肯定也是失败的，因为这一些的理论看似和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自由平等很是雷同。但二者存在质的差别，那就是两种看似相同的政治制度建立的经济基础不同。前者是建立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奴隶制生产方式上，后者建立在高速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亚里士多德天才地指出人类与政治的内在相联性,并精确地预言了政治的基本主题——公正,精辟地指出了社会中法律、正义、智德的作用。但是,他也只是指出了政治研究的方向,未能深入剖解古代西方政治生活。时迁势易,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复杂性的充分显示,人
类的政治认知水平大大提高。现代政治学以社会科学的深入发展为借助,已能较为清晰地给我们展现人类政治生活画卷。
古人的政治探索为现代化政治体制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在《政治学》中我们也受益匪浅，从教育到政治。不过对我而言，我们从中学习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探索精神。怀有他一样的执着，我们也定当有所成。
中国需要理性务实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且需采取一种政治上适当集中、经济上向市场体制迈进的改革策略
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的不断提高相适应，因而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这一点，党的十七大报告已经讲得十分明确。另一方面，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要求，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人民更加幸福和更有尊严的必由之路。
政治体制改革改什么、怎么改，人们有着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是，应借鉴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实践经验及体制架构，在中国实行普选制和多党制，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等。另一种主张是，中国现行政治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政治体制改革只需在现有框架内进行即可，无需吸收借鉴西方的政治文明成果。
对于前一种主张，赞成的人不多。据前述环球网的调查，仅有15.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推行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究其原因，一是人们担心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引入中国可能会发生“水土不服”的情况；二是激烈的变革容易使现行社会秩序和运作陷入混乱，进而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对于后一种主张，人们主要担心的是其改革的力度和成效是否能充分到位，是否能满足中国向现代强国和公民社会转型的民主与正义需求。
种种迹象表明，围绕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争论有意识形态化的趋势。而这种趋势蔓延下去，势必会延误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增加未来改革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为了使政治体制改革在可控、有序的前提下进行，我们主张，遵循现代民主政治的一般规律，本着实事求是原则，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务实地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的发展阶段和现实国情，要求我们采取一种政治上适当集中、经济上向市场体制迈进的改革策略。我们认为，在未来30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内，要使经济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健康快速成长，中国应实行适当集中的政治体制与较为分散的经济体制相搭配
的发展模式。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都曾经实行过这样的模式。我们的考虑是：第一，实行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是解决二元结构转型时期复杂经济社会问题（如收入差距拉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等）的保证。第二，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是保证国家平衡发展和加强民族亲和力的制度条件。第三，较为集中控制而又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有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第四，政治体制的构建，要融于基本国情和民族的传统文化文明之中。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在推进执政党自身改革、加强人大政协的地位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
顺应社会期待，破解改革难题，我们可以设想，下一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当在以下方
面不断取得突破。
推进执政党自身改革。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时期，适应建立一个适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在此前提下，党要着力推进自身改革，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在这方面，首先，要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要确保党的活动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党的政策和主张通过合法途径上升为国家意志。理顺党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努力实现科学执政。其次，要推进党管干部的科学化。要从对干部个体管理的具体事务中摆脱出来，更多地转向通过政策导向来保证干部队伍的质量。第三，要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的领导。尊重新闻自身发展的规律，通过法律手段引导和保障新闻媒体健康有序发展，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第四，要发展党内民主。重点是完善党内差额选举制度。
加强人大、政协的地位。从实际运作看，全国人大如何更充分地行使权力，充分体现其宪法规定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有许多问题需要破题。包括：精简代表名额、逐步推行人大代表专职化、政府和检察院、法院代表逐步减少并退出人大、建立人大会议辩论制度、以差额选举的方式产生代表等。人民政协制度是体现协商民主的先进制度。遵循协商政治的一般规律，提升政协组织的地位，需要在以下方面大胆探索：逐步引入竞争选举机制，增强政协委员的民意代表性；调整政协的组织构成，容纳地区、民族的代表，发挥政协解决区域纷争、促进地区和谐稳定的作用；赋予政协一定的立法权，硬化政协的地位。
实现立法的民主化。立法民主化是时代的潮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距离立法的民主化还有很大差距。实现立法的民主化，需要对现行立法原则和程序加以调整和完善。如扩大提出议案的主体范围；法律法规的制定要公开、透明、民主；消除部门立法的弊端；强化立法的法律监督。
推进政府的改革。其重点是：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改革财政预算制度，形成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公共预算以及向人民公开透明的阳光预算。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既保证中央的权威和国家的统一，又发挥地方的活力，调动其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的积极性。
推进司法独立。我国现行司法体制存在的弊端，概括起来，是司法的等级化、司法的行政化、司法的商业化和司法的地方化。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增强司法的独立性，需要建构符合司法内在规律的法官和检察官管理制度，实现法官和检察官制度的现代化；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执行机制；实现法院、检察院人事和经费垂直管理。
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发展社会组织，是落实公民结社自由权利的具体体现。从政治角度看，执政党发展社会组织的导向已经十分明确。推动社会组织发展，需要在体制政策、发展环境、结构治理等方面予以突破。具体来说，一是要突出发展重点。大力发展各类工商技术协会、社区自治组织、慈善组织、中介服务组织。二是要创新发展环境。包括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从一些社会领域退出；放宽准入条件，加强监管；增强社会组织的民间性和自治性等。三是引导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公共管理。四是完善社会组织立法，保证社会组织的法定地位。
政治体制改革是民意所向、大势所趋。清醒地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任务，坚持务实渐进的改革策略，有利于中国平稳地走上民主政治的坦途。对此，我们坚信不疑。
【篇二：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读书笔记】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读书笔记
王翰文1132900023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粗读完了《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这本书中主要讲述和分析了中国从鸦片战争到北洋军阀统治末路这九十余年间的中国政治形势。
这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形势可分为三大段落：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为第一个段落；从甲午后维新变法运动到辛亥革命，为第二个段落；从民国成立到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为第三个段落。
第一阶段为外力入侵、西法模仿阶段。1840年至1895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初步形成和深化时期，也是中国开始向近代化迈进的阶段。工业革命时期,列强疯狂对外扩张,抢占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由此发动了对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逐步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八五〇年，就有了洪杨革命军（即太平天国）的崛起，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入侵，咸丰与英法结盟，平定了太平天国。之后，所谓中兴的新人物中颇有感觉西方军事技术的优点的人，讲求所谓洋务，在造船、制械、练兵、裕饷上，尽力模仿西方。所以，由同治到光绪中期可称为洋务运动时代，也就是西法模仿时代。但是，这种单求皮毛上的模仿并不足以抵制西方的入侵，到一八九四年，由于疏忽练兵以及日本的偷袭，致使中日甲午海战挫败。至此，中国只学习西方皮毛的弱点完全暴露。
第二阶段为革命势力进展，满清政权颠覆时期。由于甲午战败的刺激，惹起士大夫阶级里面一部分人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怀疑，于是就有了维新变法运动，到了一八九八年的百日维新使维新运动达到了最高潮。百日维新失败后，由于《辛丑条约》的耻辱，清政府开始感觉到维新变法的必要性，而且在一九〇四年日俄
战争日俄国战败后，清政府更感觉到君主立宪制优于君主专制，于是派遣五臣出洋考察宪政。一九〇八年，光绪帝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宣布改为君主立宪制，但由于议会中多半以上为皇室成员，国民对于满清政府的虚伪愈加不满。同时，一九〇五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立宪的虚伪，一天天的暴露，而革命的势力一天天膨胀。到一九一一年，武昌革命便爆发，由此带起了全国性的大革命。
第三阶段为革命势力与满清残余的军阀势力斗争时代。从一九一一年到中华民国成立，政权由满清政府转移到了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手里。很多人会疑问，为什么孙中山会乖乖将权力交给袁世凯呢？道理很简单，袁世凯手握重兵，而当时的革命党人的军事实力很薄弱，孙中山只好将大总统职位交给袁世凯。一九一二年，中国同盟会经宋教仁的带领下改组为国民党，与北洋军阀袁世凯展开了斗争。后因“宋教仁案”惹起了赣宁之役，国民党失败、国会破裂。后来袁
世凯图谋帝制、尊孔复古，第一步修改约法、第二部成立筹安会，到了一九一五年，袁公然称帝，革命派发起了护国运动，与袁世凯决斗，在全国一片骂声的压力下，袁世凯被打倒。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的势力依然顽固，但无人具有足够能力统领整个北洋军队及政权，各领导人以省割据导致分裂，以军队为主要力量在各省建立势力范围。从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三年，可谓军阀大混战时期。一九二四年，为讨伐军阀，孙中山建立了黄埔军校，蒋介石出任校长，并成立了国民革命军。到了一九二七年，北洋军阀嫡系势力终于被消灭。
纵观百年历史，引起中国社会剧变的是国外势力的入侵、西方先进的技术、先进的思想的入侵，而更根本的是人民与政府的内部矛盾。中国有学习西方的技术到学习西方的制度再到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是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必然导致
越来越激烈的改革直至革命的爆发，这一切是有规律可寻的是矛盾长期积淀下来的而不是偶然发生的，所以我认为重读近代史。更有助于现代我国政治的发展，我们能够并一定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来以史为鉴。
【篇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
我们的传统让我们总有一个“宰相”
吴悠201601276历史书上无数次提到宰相位高权重，旁边总是配上皇帝和宰相或站或坐的画面，用以说明天子和他的政府首脑的关系。最初只是觉得那是考试必背，也只是觉得宰相能够阻碍皇帝的权力肆无忌惮不受约束，但通读这本书，顺着历史五千年的脉络一点点摸下来，这才渐渐对于“位高权重”有了更深的理解。
在中国历史的幼年期，所说的禅让制下的贤人政治似乎没有很明确的天子概念。因此在历史长河中总是和“皇帝”这个概念相辅相成的“宰相”这个名位，也就很难说在这时是存在的了。
皇位不可转移的特性让皇帝给人一种君权神授的神圣感。因此不论这位皇帝是贤明与否，人们还是习惯性说他是天子，而非天生贤人，因此为了治国，天子是需要贤人来辅佐的。这就有了宰相和百官。周朝没有宰相，只有太宰。西周时期最高官职是“三公”，也就是太师太傅太保，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之中发挥着很重要的用途。但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是，那时候分封制之下，各诸侯本具有很大的政治权
利，因此三公的作用相对应比较小。而太宰总管朝政，这就意味着一定程度上来讲，中央的权力越大太宰的地位越上升。
前面说到，高中历史课本中最长形容宰相为“位高权重”的两个时期，一个是汉初一个是明初。汉初宰相地位高有很强的历史因素。不仅因为秦朝时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基础，让宰相的地位得到上升，也不尽因为李斯本人能力强大，还由于楚汉战争多年，不管是布衣皇帝还是西楚霸王，最初都不能说受过很好的教育，在古人看来或许有勇或许有统帅之才华或许有招揽贤人之德，但绝不是本人有贤能的代表。因此，他们格外需要一位贤德的宰相（虽然在战争时期，这些角色更类似于谋士或军师云云）。
后来汉朝建立国家统一，但同时经济凋敝百业待兴，刘邦的子孙们并不是每一个都像他们的先祖那样能干。所以有宰相建议实行的“萧规曹随”，也有了汉初百年的休养生息。可以说，让大汉能迅速在汉武帝之前恢复元气的重要因素中，宰相的观念绝对占了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都知道，汉朝的皇帝们对待自己的宰相十分尊敬。那时的君臣关系更像是一种合作伙伴而并非是上下级之间。如我们所知，在秦朝就有的三公九卿之中，绝大多数是为皇族服务的而非为政府服务的，到了汉朝，许多相当于是掌管皇帝自身皇族内务的官吏（九卿之中的绝大多数）都置于在想的统一管理之下。这样一来，宰相不仅可以通过自身的正当权利成为政府事务的总领者，更能够通过对皇帝身边儿人的控制达到对皇帝的影响作用。其中当然也有外戚当政或者宦官专权，但这毕竟都是后话。至少，在汉朝制度还很适合当时的情况下的时候，宰相的地位是如日中天的。
然而中国一直都是个保有中庸思想不那么喜爱变革的国度，再加上我们归为天朝上国太习惯了强大和富足，很多时候只要一个制度能够沿用，我们就不会想着去找一个更好的变革方式把我们的制度变得更加适应时代的潮流。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再次就算笔者不举例阐释，我想读者也能想到许许多多。
唐宋时期的宰相因为权力的分散总显得不如他们的前辈们那样位置尊贵，单分他们全力的是他们彼此，而不是皇帝。这就好比本身有一个已经相对平衡的天平，汉朝的时候，两侧都是两个大铁托，彼此之间势均力敌。到了唐宋，天平依然平衡，不同的是，代表皇帝的那一侧依然是一个大铁托，而代表宰相的那一侧却不是一个完整的大铁托而是很多个小铁托。
但问题在于，并不是说大铁托变成小铁托所有的权力除了分别给的人多了就没什么变化。好比我们在把大铁托切割成小铁托时总会有一部分铁作为废料被不经意的弄掉。三省的长官们在彼此制约和配合的过程中，也难免会出现一线权力界限的不明朗，而这些模糊暧昧的界限。除了依靠中国惯有的道德的手段进行约束，避免争执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这些圈地划归皇帝所有。一来二去，宰相们对皇帝的调解作用好像就没这么强烈了。这可不好了，毕竟宰相们是百官之首啊，他们对皇帝的约束作用一旦减少，那些小官儿们又怎么能有立场和力量去和皇帝做“合作伙伴”呢？只能是慢慢变成了上下级的关系吧。
同时还有谏官这个特殊的团体。最初作为监督皇帝而存在的这群人在历史不断的洗牌之中，莫名其妙慢慢转变了职能，最终变成了皇帝监督宰相的喉舌。就算不是监督宰相，为了献出自己敢于直言而不惜处处反对以宰相为首的政府势力的决策（耳不闻这些决策是否真心对于帝国有利），无疑给国家的治理反推一把。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算是再怎样贤德的宰相，好像都没办法真正一展身手。而在想不能一展身手，政府的力量转弱，这就给了皇帝更大权力和集会——毕竟中国的历史上最终渐渐演变出了“家国一体”这样的思想，皇帝管自家的事情和管自己国家的事情之间的界限，本来也没有那么明确。
明朝之后，“宰相”这个职位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前面说到，中国向来是很少主动采取什么政治上大动干戈的变革的，但是明太祖的这个做法，却让人并不意外。不管是之前宰相的势力已经明显让皇帝感到不安，还是胡惟庸专政的直接导火线索，抑或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渐渐达到巅峰的趋势，都给了明太祖让众人足够能接受的废除在想的理由。当然不乏人反对，但时间毕竟已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了，皇帝拥有真正至高无上的权力，一人之话，有千斤之力。
不管是当时还是后世，对废除宰相这件事的评价大都还是弊大于利，宰相的废除大大削弱了官僚体系对皇权的调节作用，让皇帝们更加能够为所欲为。把最重大的权力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带来极好的太平盛世，要么带来极坏的鸡犬不宁，因为这时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皇帝本人的素质。而历史上贤德的皇帝是有限的，明朝中后期很多的皇帝就属于这样的反面教材。
但很多制度存在的久了，虽然它貌似不在，其实依然有一些什么制度在代替它而行使差不多的职能。明朝的内阁首相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例子。
而现今社会之中，这样的事情其实依然以奇特的形式存在着。我并不是说现在依然有什么封建制度，我只是说现在依然存在着两个相互制约的权力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西方，或许是因为他们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历史没有发展出像中国这样持续了很多年的金湖湾闪电封建文明，所以他们的权力的制约要相对简单，法律意识也要更强。而中国受传统文化影响极其深刻，骨子之中法礼一体，虽然有法律的一套约束，但是道德层面也有自己的运行法则。有些在法律还不够完善的权力边缘地带，就变成了利益团体相互争夺的肥肉。一方还未唱罢另一方就急着登场，彼此之间所想并非相互配合，而是如何从对方手中撷取更多利益。
这一点在农村更为常见。
越是偏远闭塞的地方，越容易有那种类似于现今社会中“皇帝”的角色。这个人可能算是这个小村落之中举足轻重一言九鼎的大人物。纵然身边也有贤德之人（比如各种乡官等等）的辅佐，但归根结底，很多决策依然是凭借着他一人喜好定夺。国家推行大学生村官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基层行政人员的素质水平，打个不见得十分恰当的比方，这些大学生村官是那个小山村里的“宰相”，但是也的确有的村落中至今仍然留存着很多实行“皇帝”职能的人。不同的村落条件不同，就好比他们处在汉朝唐宋或者明清，因此大学生村官们能发挥的作用也不相同。另一方面，村中原有“皇帝”自身能力千差万别，大学生村官对其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
至于现今社会中的这些“皇帝”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像是个复杂的问题，不同的地方也会有完全不同的答案。乡村中的名门望族可以是，村支书可以是，德高望重的老人可以是，村委会主席可以是??一切都以时间地点为转移。
当然，我不是说西方社会就没有这样的事情，很明显，权力此物，一直是人们追逐的对象。但在中国，这些问题或多或少带着过去的影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才能摸着历史书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或者“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我们也应当承认，双面性的传统文化带给现在而中国社会方方面面不可磨灭的影响，我们所能做的并不是崇洋媚外刨根弃祖，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在想制度遗留下来的“贤人政治”之美德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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